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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国共生死大较量的历史  重温先辈们激情燃烧的岁月  1.毛泽东西柏坡策划解放大计  1949年的曙光还没有把大地完全照亮,人民用小车已经把解放战争的胜利推向长江!  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正规部队还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军,总兵力还有204万人,真正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已经今非昔比,许多是新建或被歼灭又重组的,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他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后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省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水面,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计飞机300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晴朗的天空乌云难以遮挡,我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和四野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蓄势待发——“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百万雄师将最后敲响“蒋家王朝”的丧钟……  岁末的寒流,滚滚而来。强劲的西伯利亚冷风从北向南,冻结了空中的水汽,一场瑞雪就这样飘飘洒洒地降到了人间。  西柏坡,如今中国人民心中一个祥和的处所,那个和延安窑洞没有多少区别的农家小院,中国人民深爱的领袖毛泽东,久久地站在冰雪中,心静如水地凝望远处被白雪覆盖的山峦……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首他数年前吟过的诗词,此刻正像一团火球在他胸中燃烧。这一天,农家小院的灯火彻夜通明,毛主席一夜未眠,他一生嗜好的香烟整整吸了一包。当黎明的晨光照进窗棂时,卫士轻轻地看到,主席的心血,化作一份手稿,他为中共中央新华社起草的1949年新年献词,墨迹未干地摆在桌上。  这是1948年12月30日前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以亘古未有的雄伟气魄,向世人昭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此时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  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绝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一语惊世: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这是一份宣言书,这是一份动员令。它宣布:中国人民决不怜惜像蛇一样的恶人,不管蒋介石及其同伙企图玩弄何种阴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除恶务尽,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这是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檄文。两年半之前,国民党、蒋介石以“统一军令”、“统一政令”为借口,凭借绝对优势的军事实力,发动了“剿匪戡乱”的反共内战。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饱经战乱的参战国都希望世界出现一个和平局面。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已经交出武装,接受了政府的“招安”,国内外的环境都对中国共产党人不利。就连以共产党世界领袖自居的苏联,也希望中国国共两党“和为贵”,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  然而,胸怀大志,性格倔强,视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蒋先生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就不信这个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为此,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告诫他的同志们: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决不能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就像滔滔不绝、一泻千里的黄河,它虽然注定要流向大海,但毕竟在东奔的遥远路途中,还要经过无数个“九曲十八弯”。  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惨遭失败后,不得已又重新祭起“和谈”这个法宝。  1949年1月3日,李宗仁尚未执掌南京“总统府”的大印,便积极展开斡旋,通过苏联驻南京外交使团,向苏联政府送交了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李宗仁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政府充当中国内战的调解人,支持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1月9日,苏联政府收到了这份备忘录。次日,斯大林亲自致电毛泽东,全文转达了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了苏联政府草拟的复文,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国开始由合作逐步转向对峙。苏联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虑,既不愿意得罪国民党政府,又不愿意给人留下苏联与中共有特殊关系的印象,更不愿让美国人再度插手中国事务。在得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积极谋求国共两党之间和谈的情况后,苏联政府显然不愿意反对和平谈判的建议。不过,苏方也要求国民党政府认清,这件事归根结蒂取决于中共的态度,而不取决于外国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在拟定的回复李宗仁方面的电文中称:苏联政府向来主张中国国内停战,并且建立和平,但是在未表明是否同意调解之前,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对方即中共是否同意苏联承当调停人。  但在给中共中央的建议中,斯大林明确主张进行和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方面竭力排斥美国充当调停人。电报说,“如果征询你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如此答复:中共向来赞成中国国内和平,但中国的内战不是中共开始的,而是南京政府开始的,它应当承担战争后果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赞成与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要那些掀起中国内战的战犯们参加。中共主张直接与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解者。中共特别认为这样的外国调解是不可能的,即它们自己以其武装力量与海军参加中国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这样的国家对于清除中国的战争不能认为是中立的和客观的。”来自远方朋友的关注,中国共产党自然十分感谢。但是,毛泽东对于电文中那些多少有些指手画脚的“意见”不屑一顾。  1月11日,毛泽东迅速就此作出了答复。复电称,“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之答复:即苏联政府自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的、民主与统一的中国,但是用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  毛泽东明确告诉斯大林:中国革命目前已经胜利在握,不必再用迂回战术。国民党的和谈建议,其实只是一种拖延革命胜利的阴谋。而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进行这样的谈判,只会推迟革命胜利的时间。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回击南京政府的“和平攻势”,充分揭露其和谈阴谋。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南京政府和谈呼吁,异常严厉地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声明中,毛泽东强调:“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么,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毛泽东的声明,雷霆万钧,气势磅礴,代表了正义、进步和人民的意志,把国民党方面玩弄的假和平、真备战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声明发布后,得到了全国人民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广泛拥护。  那一场大雪到年后都没有化尽,毛主席常常在院中伫立,望着残雪出神。傍晚时分,卫士小心翼翼地来到他的身后,轻声喊他:“主席,天黑了,外面很冷。”毛泽东似乎没听到。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衔在嘴上。“嚓”的一声,卫士帮他点着了火柴,他接过火柴,看着火光一直让它熄灭。  2.国民党内部上演“逼宫”闹剧  蒋介石针对毛泽东开列的和谈八项条件,于次日召见张群、张治中、吴铁城等,商议对策,决定暂不马上表态。第二天,蒋又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和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命他们把存入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和谈成功后交给联合政府,这种大贪污、大盗窃的行为昭然若揭。  李宗仁见蒋介石仍迟迟不下野,即于17日派特使飞汉口,通知白崇禧,准备共同发起一次呼吁和平的运动,逼蒋下台。  19日,蒋介石于黄埔路官邸召开“御前会议”,孙科、张群、吴忠信、吴铁城、陈立夫等政府要员参加。会议决定由行政院发表声明,愿双方先无条件停火,然后再派代表协商。会上蒋冷冷地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大家想必都看了。他提出在八项条件下的和平谈判,这些条件太苛刻了,我是决定下野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判,谈妥了我再下野;另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来主持。”蒋介石的目光扫了扫大家,希望大家极力挽留他,但结果使蒋大为失望,大家面面相觑,半晌无言。  吴铁城首先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局面:“此事关系重大,是否召开中央常委会讨论一下。”听罢此言,蒋介石按捺不住怒火,愤愤地说:“不必,什么常委会!我如今不是被共产党打倒,而是被国民党打倒!”陈立夫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总统,正想说什么,蒋介石立刻不耐烦地猛然起立,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我决心采取第二条办法,决定于21日下野。”  白崇禧则于20日至21日凌晨在武汉加紧磋商对策,并在电话中叮咛李宗仁要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白与大家连夜磋商后,归纳为三条意见:李宗仁必须当继任总统,而不能当代总统;必须改组孙科内阁,另组张治中和谈内阁;请何应钦出来任陆海空军总司令。这三条意见写好后,由邱昌渭和程思远带回南京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处处高李宗仁、白崇禧一着。当蒋决定下野后,不仅把黄金白银运往台湾,而且已完成了人事的调整和安排。  1月20日晚,蒋介石约见李宗仁,说明下野之意。次日上午10时,蒋介石在官邸召集要员开会。会上,蒋介石以低沉的语调说出引退和由李宗仁上台之事后,好几个人竟痛哭流涕。蒋于此悲痛气氛中,掏出早已拟好的引退文告,叫李宗仁签字。李在一片抽泣声中,也顾不得细看文稿,就签了字。  同一日,蒋介石召见浙江省主席陈仪,问陈对他引退的意见。陈仪向蒋微微一躬后,未加认真考虑,就说蒋的引退是“急流勇退,适当其时”。其实,这是陈不经意的一句顺水推舟的客套话,而蒋听后则脸色突然大变,缄口不语。陈因此话种下了杀身的祸根。下午4时10分,蒋介石飞离南京,到杭州后住在笕桥机场。陈仪赶快请蒋介石到楼外楼吃饭,为他接风。陈诚、蒋经国、俞济时、汤恩伯也陪同在座。但蒋不赏光,滴酒未沾,大家不欢而散。  蒋介石于杭州笕桥机场住了一夜后,次日晨乘机返乡。此时宋美龄还在美国未返,他更感凄凉和孤单。蒋的座机于宁波市郊栋社机场降落后,陪送和迎接的人很多,轿车队浩浩荡荡,直奔溪口而来。到溪口后,武岭学校的学生列队欢迎。蒋介石因心情不好,连手也没有抬一下,就过去了。  蒋在溪口的警卫工作由蒋经国编组的侍卫总队和国防部“绥靖”总队担任。起先,俞济时要安排88军担任,只因军长是程潜的干女婿,蒋未批准,并训斥俞济时:“你不知道他是程潜的干女婿吗?程潜可靠吗?”  蒋到溪口后,仍在幕后指挥军事和有关方面的事务。1949年1月25日,蒋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将长江防线分为两段,江西湖口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他估计白的人马还有75个师,45万人。关于作战计划,他指示各高级将领们:“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蒋介石明白:江西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控制,他无能为力,就幻想保住淞沪地区,作为台湾的桥头堡,再转而反攻大陆。至于南京,因为李宗仁上了台,他决心放弃,并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然后问汤听懂了没有?汤大声答道:“懂了!卑职一定遵守,不成功便成仁!”为此,李宗仁说蒋介石破坏了江防计划,非常气愤。会上,蒋介石还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对此,谁也不敢表态。为了鼓励士气,蒋又说麦克阿瑟曾表示,只要我们争取支撑一年时间,他们一定会全力支援我们。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  1949年1月22日,也就是李宗仁当上“代总统”的日子,李宗仁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划和平运动。同时,又命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和中共商定地点后进行和谈。又派邵力子到上海访见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润等人,请他们为和谈出力。回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近20年来,桂系曾几度反蒋,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李宗仁不得不承认其实力难与蒋介石抗衡。于是,长期以来,李、白忍气吞声,寄人篱下。而眼下,由于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再加上被美国看中,他们时来运转,终于将党内夙敌逼下了总统权力的宝座。但是,饱经宦海沉浮的李宗仁,对自己执掌“中华民国总统”大印一事并不太乐观。他明白,蒋介石虽然不当总统了,但他还是国民党总裁,依惯例,大政方针必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也就是中常委审议后方可实施。由黄埔学生掌握的几百万军队,仍然听蒋的指挥。特别是他那充满杀机的“元旦文告”,充斥着同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气氛。看来,是战是和,现在还很难预料啊!应该说蒋介石的“因故不能视事”及退隐故里,为国民党中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创造了“改弦易辙”的机会。但李上台后,蒋介石诸事不与其合作,并处处制造麻烦,蒋、李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同时,李宗仁幻想“划江而治”,实现“南北朝”。正是在此背景下,李宗仁开始了同中共的和谈。  3.李宗仁借假和赢真翻身  李宗仁分析了自己的和谈筹码:美国朋友鼎力相助,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军事实力,再加上与共产党旧恶不多,似乎还有回旋的余地。如果真能将和局谈下来,搞他个划江而治,自己岂不是成了党国的中兴之王啦……  正当李宗仁在南京总统府办公室作遐想之时,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把李宗仁从云山雾海中惊醒。电话是张群打来的,张群向李宗仁报告:“代总统,总裁有一个文告,要您过目后发表,能否一晤?”  这个张群,不仅是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的同学、党内斗争中的盟友,而且是主管国民党“喉舌”的宣传部长,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想到此,李宗仁尽量客气地回答:“岳军兄,不必客气,我立刻到府上去。”李宗仁乘车来到张群宅邸,张群出门迎接。李宗仁在客厅刚一坐定,张群便取出文告,说:“代总统,这是总裁的一份文告和他为您代拟的文告,请代总统过目。”张群用“代总统”一词,叫得李宗仁十分不舒服。李宗仁接过文告细读,脸色不由一沉。他抬起头,眼睛直直地望着张群,冷冷地说:“岳军兄,这文告颇有些不妥。”“怎么不妥,愿闻其详。”张群淡淡地问。李宗仁看上去十分激动,连话语中也带有颤音,说:“文告上说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其职权,那么今后蒋先生是什么身份?没说。应该加上‘引退’字样,如‘决身先引退’。第二,依宪法,蒋先生辞职,我就不是‘代行’,而应该是‘继任’,应该写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耐着性子听完李宗仁的一番牢骚话后,张群不慌不忙道:“怕不好更改吧?”事已至此,李宗仁也拉下脸来,气愤地说:“名不正,言不顺,与其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还是蒋先生自己干的好。”见李宗仁发火,张群面带难色地说:“文告是总裁亲自定的稿,不好改呀。”李宗仁愤愤地说:“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只是我深知蒋先生的个性,他分明是在文告中预留伏笔,好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而他在幕后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这样的事,我不干!”  见李宗仁态度强硬,张群也知道蒋介石做事太过分,本不想招揽这得罪人的差事,可无奈利害关系又在老蒋那一边,便以缓和的口气说:“德公息怒,容我与总裁再联系一下如何?”李宗仁起身告辞,等他回到总统府时,张群的电话也追了过来,报告说:“总裁说,遵照李副总统的意思修改文告,直到李副总统满意为止。德公,文告可否明日发表?”乍一听到电话中张群转述蒋介石的指示,一口一个“李副总统”,联想到刚才此公一口一个“代总统”,李宗仁心中火冒三丈,想骤然发作。可转念一想,眼下正是多事之秋,党国危亡,前途未卜,还是不计较为好。于是,便淡淡地应了一声:“就如此办理吧。”  次日早上,一到办公室,李宗仁便吩咐秘书拿来当日报纸,摊开读罢,气得他脸色铁青,浑身颤抖。原来,报纸刊载的文告,仍是昨日在张群处看的原样,绝无蒋介石“引退”、“辞职”等字样。  此外,更使李宗仁难受的是吴忠信以政府秘书长的名义,已于昨日将文告通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白纸黑字的通令上,赫然盖有总统的大印,而李宗仁事前竟然毫无所知。李宗仁立即传来吴忠信,拍着通令大声责问:“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前毫无所闻?”  吴忠信自知理亏,不由面带歉疚地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蒋先生已经下野了,连发道通令这样的事他还要管?他说要瞒着我,你就瞒着我,你眼里还有老朋友吗?”李宗仁愤怒地说。  吴忠信的利害关系在蒋介石那边,怎敢造次?便一肚子委屈地诉苦道:“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  罢了,罢了!李宗仁仰天长叹。“礼卿兄,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你看我如何能干下去?他也欺人太甚了,我不就职就是了!”  李宗仁伤心动气的一席话,引出了吴忠信的肺腑之言,他诚恳地劝道:“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民国十六年,咱俩就是一起共患难,虽不够情同手足,也是兄弟一场;我愿以老朋友的名义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留下的人,你还在争什么呢?争得不好,在这种局面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甚至连你自己的安全可能都没有保证。”  果然,吴忠信一席劝解,使得李宗仁清醒了许多。这位可怜兮兮的“代总统”铁青着脸,冷笑着说:“谢谢你直言相告。他蒋某人如此欺人,我是无法干下去的!”  初掌总统大印,李宗仁原本还多少有些信心。虽然他明白,老蒋不会让他顺顺当当地主政,但毕竟是大势已去,党心民心所向,再加上美国朋友的支持,他还颇有一番抱负。可是,当他真正坐到“总统”宝座上时,尽管宝座上还有一个“代”字,便立马感到了事情的复杂。主政总统府,开局还不到24小时,便接连碰了两个钉子,好不晦气!很快,“李代总统有职无权,一切军国大事还是总裁说了算”的议论传扬出去,南京城沸沸扬扬,民间舆论纷纷为李宗仁鸣不平。白崇禧从武汉打来电话,为李宗仁打气:“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  明眼人都感好笑,李宗仁身家性命均在蒋介石手掌之中,还奢谈什么“真皇帝”!其实,李宗仁的处境还不如“假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笼中皇帝”。  蒋介石归隐溪口前的一番精心安排,使李宗仁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蒋介石耳目的监视之下,权力不得实施,行动毫无自由。面对的是一个收拾不了的烂摊子,可是又不得不收拾。于是,立志在非常时期力挽狂澜,准备做党国中兴之主的李宗仁思虑一番,确定了三大要务:第一,与中共谋和,结束内战,其底牌是划江而治,搞他一个南北朝,这也是美国朋友最希望的;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第三,争取美援,制止比共军威胁更大的通货膨胀。  上台伊始,为争取军心民心,并向共产党方面表示友好的姿态,李宗仁先签发了两个手令:命令行政院院长孙科,立即自国库提款,“代总统”亲赴武汉前线犒赏三军;命令参谋总长顾祝同,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采取的这两个行动,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宣传价值,这是他上台后的“亮相”。前者是为了振奋日益衰落的军心,后者是为了在国人特别是共产党面前表示和谈的诚意。当然,他也不是不知道,释放张、杨二人无疑是在老蒋的伤口上撒盐,肯定会招来溪口方面的强烈反应。可是,搞政治,讲的是大势大局上的利害关系,还是应以党国大局为重。于是,斟酌再三,李宗仁还是决定打这两张牌,力图以点带面,加强自己的地位,捞取政治资本。不久,李宗仁的两个手令有了回音。国民党元老、行政院长孙科,板起面孔告诉他:国库已空,无款可拨,除非开动印钞机!参谋总长顾祝同向李宗仁报告说:代总统的手令已分别转给台湾省主席陈诚和四川重庆市长兼警备司令杨森。话虽然委婉客气,但仍是个软钉子。李宗仁不甘心,马上派秘书程思远飞台湾,当面向陈诚交涉释放张学良一事。一向待人谦逊的陈诚,这回却毫不客气地对程思远说:“张学良幽居新竹,受到很好的照顾,你就转告德公,不要再坚持了。”程思远无奈回到南京,把陈诚的话如实向李宗仁报告。李宗仁的劳军与释放政治犯两招,没想到一招也未落实。  李宗仁沉思良久,现在惟一可行之路,便是硬着头皮与共产党和谈。经过一番考虑,他吩咐程思远:“你起草一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就说我接受他们提出的和谈条件,希望尽快开始和谈。电报写好后立即发出去。”程思远迟疑地说:“和中共和谈,这样重大的事情,按正常程序应该先经过……”李宗仁挥了挥手,带着几多愤慨,说:“全免!要是和中常委、行政院商议,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我是总统,就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电!”李宗仁也不是庸碌之辈,他心里明白,局势错综复杂,危在旦夕,当前最紧迫的是阻止解放军的进攻,以获得宝贵的喘息时间。目前的局势已经不允许李宗仁在谈判的条件上讨价还价,惟一地选择是接受中共的条件,开始和谈。李宗仁对和谈采取的策略是:先谈起来再说,同时尽快争取美援。在李宗仁看来,美援是“惟一能使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  1949年1月27日,李宗仁向毛泽东发出了呼吁和谈的电报。在这份由程思远起草的电报中,他多少带有诚意地称:“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这个电报李宗仁未与孙科商量,也未经中常会和中政会讨论,蒋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和孙科联系,要孙抵制李宗仁,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孙科惟蒋命是从,便于28、29日和内阁要员离开南京到上海,并议决于2月4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蒋也决定将中央常务会议移往广州举行,以便进一步控制行政院。这种迁院决议,孙科连李宗仁“代总统”也不告诉,实在是根本不把李“代总统”放在眼里。但留沪多数立委,仍愿到南京支持李宗仁。  蒋“引退”后,把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搞得四分五裂,难以工作。此刻,李宗仁内心十分清楚,同意以毛泽东开列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是要换取国民党在目前困境下所追求的战略目标。而此刻,李宗仁所追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解放军不要过江,国共两党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但是,这个目标能否实现,他却心中无底。因为,一是不知道毛泽东的胃口有多大,二是怀疑自己有没有力量守住长江。第一个方面的情况是李宗仁最为担心的,毛泽东的态度似乎十分坚决,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当然,就这两句口号而言,它明白无误地显示了共产党的“胃口”。此外,以毛泽东的性格、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恩怨,共产党现在人多势众,人心民意所向,人家在顺境中能与你谈什么“划江而治”吗?扪心自问,三年前,共产党认真同你国民党谈停战并签订了停战协议,你国民党不是自恃人多势众,有美国人撑腰,以军事进攻作为回答吗?……可是,事在人为,想把共产党阻止在长江北岸,也不是没有可能。  首先,美国支持此方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竭力运作此事,并通过苏联政府方面向中共施加压力,也许这一方案会有一线希望。司徒雷登大使曾说:划江而治,搞一个国共两党“南北朝”,是他最大的政治抱负。美国人的一厢情愿,构成了李宗仁全部言行的精神支柱。第二个方面,李宗仁似乎有几分自信。蒋的嫡系和主力虽然已经基本丧失了,可他又加紧训练了200多万部队,加上原有的200多万,尽管部队素质不是很高,暂无法进行决战,但守长江总该可以吧?加上桂系的几十万精锐,同共产党隔长江对峙个三年五载总不会太难吧!  李宗仁在做一个梦,不过已经不是蒋介石的大一统之梦,而是抱残守缺的“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致毛泽东的电报发出后,李宗仁迅速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等人为政府的正式和谈代表,筹划和谈事宜。他还建立秘密的私人渠道,以求可以与中共最高层直接对话。1月底,刘仲华、黄启汉作为李宗仁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秘密到达北平。在西郊颐和园,他们向中共代表叶剑英转达了李宗仁、白崇禧两人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举行进一步的谈判。  李、白的具体意见是: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南京政府已经无力继续打下去。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具体办法是: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其次,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为了表明诚意,刘仲华向叶剑英进一步说明了桂系的军事力量情况。“李、白在京沪一带国民党国防部部署的15个军中,可以影响三个军;在侯镜如指挥的五个军中,可以影响两个军;安庆有两个半军,芜湖有一个军,另外还有第55、68两个军,两湖地区也控制有两个军。如果需要,这些部队可以配合解放军作战。”  此次谈话后,叶剑英迅速将刘仲华、黄启汉传递的信息电告了还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2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真、叶剑英电,明确指出:“李、白代表的谈话,反映出对国民党大有文章可做。应迅速令其告之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应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CC(国民党特务组织),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CC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对于中共的建议,刘仲华面有难色地表示:“李宗仁虽为总统,但在南京既无力量,亦无胆量逮捕汤恩伯、顾祝同等。”  与此同时,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得知:桂系兵力虽有50万,但汤恩伯全面控制着京沪杭地区的防守,汤恩伯部一面掩护蒋系部队后撤,一面监视李宗仁的行动。蒋介石本人也在三个师的保护下,于奉化老家继续控制着国民党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因而,李宗仁在南京实际上是光杆司令。  几天后,刘仲华返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李高兴地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然而,对中共的建议李宗仁深感为难,他声泪俱下地对刘仲华表示:极其痛恨蒋介石消灭异己,巴不得立即与中共合作,搞垮蒋介石;但若要现在动手逮捕战犯,后果不可想象。动摇、犹豫、观望,缺乏实务,不甘心失败,以及美国人竭力支持的那个“划江而治”的“南北朝”蓝图,使得这位“代总统”游离于共产党和蒋介石力量之间,难有作为。  4.“划江而治”如意算盘被看穿  2月6日,以邱致中、吴裕后为首的南京人民代表团乘飞机到达北平。2月14日下午,以邵力子、章士钊、颜惠庆、江庸为首的上海代表团又来到北平。  此时,在平山县西柏坡村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北平这场和谈的前哨战。他在审阅了关于北平的晤谈及对方的观点报告后,对代表团成员过高评价桂系作用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同样,当得知2月16日邵力子关于中共将来建设需要美国,苏联政府也希望国共双方直接谈判,中共一定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应当说服“左派”,努力同李宗仁坐下来和谈。高谈阔论之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邵力子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革命必须带点温和的色彩。”紧接着,又传来章士钊暗示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言论,毛泽东闻知大为不满,指出:“四人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  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明确指示叶剑英等中共代表,要求他们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全部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1月2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以‘千古罪人’相威胁,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凶神恶煞,桂系昨天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  毛泽东的用意在于反击和佯攻,目的是打掉桂系的傲气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要求在大骂的同时还应当把握一个原则,即:“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  在随后的谈话中,叶剑英等人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策略原则,同4位代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话。特别是当着邵力子和章士钊的面,把二人的话尖锐地顶了回去。不过,从“一打一拉,打是为了拉”的策略考虑,毛泽东很快表示同意代表团4人所提出的希望赴西柏坡的要求。  20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同意颜惠庆等4人和傅作义、邓宝珊外加北平方面一位负责人,总共8人前往西柏坡,与毛泽东见面。  22日上午10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两次会谈,毛泽东也会见了颜惠庆等,并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首脑接见“上海和平代表团”,使他们大出风头,令老先生们感到了中共中央对自己的重视。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感到不虚此行。为此,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协议要点,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一致意见。  4位代表于24日傍晚返回北平。27日,上海代表团携秘密协议和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返回了南京,迅即向李宗仁汇报了情况,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和双方商定的条件。当时,国民党内蒋桂两系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桂系首领李宗仁有联共、抑蒋等进步倾向,中共中央对利用桂系力量解决江南和孤立蒋系势力寄予希望。因此,极力催促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同时也与共产党有着秘密联系的刘仲容,尽快从上海经武汉前来北方与中共中央会面。这时,李宗仁对刘仲容的双重身份实际上也早就有所了解。因此,他要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他已决意和平,并且打算在蒋介石敢于破坏和平时,公开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在通过刘仲容转告中共中央的口信中,李宗仁希望中共方面给他们时间,他正极力促使蒋介石出国、逼迫反对和谈的行政院长孙科下台。  然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成功地搞掉了行政院长孙科,表面上开始控制政府之后,自以为羽翼渐丰,不甘心臣服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因此,李宗仁、白崇禧对“上海代表团”带来的条件不仅未置可否,甚至还企图拖延时间,以求多掌握一些力量,使得和谈结果能够对他们更有利些。对于国民党内部,李宗仁也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蒋介石已经众叛亲离,大势已定,不难对付。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为了取得军事上的实力和分化蒋系,李宗仁竟任命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来担任新的行政院长。李宗仁的这一举措,立刻受到各方面指责。对此,中共方面当然十分不满。  李宗仁在北平的代表之一黄启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3月11日致电李宗仁,警告说:“当兹和谈机会接近之际,行政院人选,各方甚注意,似宜以令争取和谈顺利进行者为第一前提,尤为避免引起误会是为幸祷。”但是,李宗仁却颇不以为然,甚至忘乎所以。他在3月13日对刘仲华、刘仲容说:“蒋介石完了,是条死蛇,无论军、政、经、党都已崩溃,大势已去,特务也不足为虑。何应钦是和平内阁,任命何出任行政院长主要是为了控制军队,便利将来改编缩军,希共方谅解。”  实际上,李宗仁起用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除了企图分化蒋系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进一步控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拖延时日,准备实现他“划江而治”的政治蓝图。为此,他通过电报及信件,反复交代其在北平的代表,特别强调说:希望中共相信他,他是诚意求和,但中共应当给他一些时间,让他用政治方法解决,尤其不要在和平谈判时过江,否则他没法交代,只好一走了之,结果白崇禧必定会打,蒋介石也必会复出,美、日均会放手干预。  实际上,中共方面清楚李宗仁还有自己的小算盘,但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对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寄予了某种期望。中共中央在3月22日密电李宗仁:  商谈;告白崇禧不要破坏平汉路。  对于中共方面用心良苦的忠告,李宗仁大都承诺并兑现,同意调兵,同意必要时自己直接与中共中央谈判,同意通知白崇禧不破坏平汉路。惟对解放军过江之事却避而不答。  3月25日,李宗仁通过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要求正在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瓜州附近泰兴之线大举推进的解放军停止前进,勿再向长江靠近,“以利求和,免生枝节,而顺民意”。不难看出,李宗仁仍死死抱定“划江而治”的“南北朝”梦。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桂系,等待李宗仁、白崇禧的觉悟,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推进。然而,中共方面的这一系列行动,并未引起南京方面的积极回应。  毛泽东、周恩来等心头雪亮,李宗仁利用美国人的暗中支持,仍然没有放弃“划江而治”的希望。桂系首脑人物的自作聪明,使他们错过了一次历史赐予他们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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