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不管怎么说,终于进来了。  李养顺咽了口唾沫,长长地舒了口气,踏上了白色的石阶。  他没想到,进入日本驻华使馆这么难,费了多少口舌,拿出多少证据也感动不了门口那个中国警察,最后他报出日本籍贯和父母姓氏,经验不足的警察才眼睛半睁半闭地给了通融,这实在是破天荒了……  小时候他常往这儿跑,一天三趟,没谁挡着拦着。那时候这儿还没盖什么大使馆,是一片阒无人迹的乱葬岗子,荒草半人高,风一吹,刷刷地疹人。那坟头,东一个西一个,瘪塌塌的,象发霉搁陈了的窝窝头,磕头碰脑都是人的大腿骨、下颌骨,没点儿贼胆子的还真不敢来,常听说有做小买卖的打这儿过碰见鬼打墙这号子事。他跟三儿、狗子、大摊儿却是这儿的常客,这儿没人,可以蹦着高儿扯足了嗓门骂马老师那个女丫挺的,因为那个女丫挺的成天逼着他们。什么狗屁玩艺儿!他告诉大摊儿们。这神模鬼道的是小日本发明的——他妈针线笸箩里有个夹鞋样子的大书,书上也描着这样的字。中国人学日本话不成汉奸了?他不学。大摊狗子三儿们也不学,马老师让念,他们就振振有词地:“婆婆摸佛,爷爷饿了……”惹得全班都跟着“爷爷饿了”。老师自有老师的辙,看家的本事是找家长。他妈也有他妈的招儿,一句话不说先抄鞋底子。在李养顺的记忆中,那本写着鬼子话的书底下老压着一只永远纳不完的鞋底儿。屁股上的嫩肉与麻绳勒就的鞋底硬性接触不是件愉快的事,产生不了任何幸福的美感,更何况与此同时还伴着一通劈头盖脸醍醐灌顶的臭骂。事完之后,他和那小哥儿几个总要聚在烂坟地,将在鞋底下积聚的能量释放出去,不骂个花哨干脆不解恨。  坟地东面是日坛,有皇上那会儿是祭太阳的地方。比那天坛可差远了,大概自打建成以后一个皇上也没来过,颓垣败壁,破得连李养顺这样的人都不屑一去。坛西北角,紧靠他们学校南墙有个大碑挺醒目,碑上写着“马俊烈士之墓”,还刻着红五星儿。凭他和三儿、狗子肚里那点水儿,只认得出个“马”字儿,这还是沾了那个“女丫挺”的光,因为她姓马。于是断定,这下头埋的准是“女丫挺”的爹,冲她对日本文的那个孙子样儿,她老子是断无脸活在世上的。  他在这块地界儿逮过蛐蛐儿,翻过骷髅,套过野狗,装过吊死鬼儿,练过拳,拉过屎,后来知道搞对象了,便把自认为班上最可心的女孩儿刘梦莲朝这儿领……这儿是他的领地,他在这儿打滚儿比在家里的炕头上打滚儿还舒坦自在。  李养顺擦擦脸上的油汗,推开了那扇沉重的茶色玻璃门。凉气由里面吹出,带着一股似香非香,似药非药,在中国压根就没闻过的气息,大概就是日本味儿了。许是闻了这陌生气味的缘故,他停住脚步,慌惑地回过头去——大使馆的花铁栅栏外,“马俊烈士”的身后头隐着他老婆刘梦莲。梦莲一手扶着儿子胜利的膀子,一手扯着4岁的丫头卫红,正伸着脖子朝这边看。高大的柏树,青森的石碑,晃得娘儿几个的脸瘆瘆地发绿,让人想起戏里的秦香莲来。他朝“马俊烈士”扬扬手,做出了满不在乎的神气,那边大手小手立即以极高频率挥动起来,后来还加上了小手絹儿,到底是女人,心思太重,为今儿这事昨天夜里足足跟他闹了半宿,坐起来躺下,差点儿没把床板砸塌了,死活一句话,不许他上这儿来。  凭什么不来?又不是当汉奸里通外国,又不是牵线接头私奔海外,怕什么?爷们儿家,讲究清白刚正,什么事儿,摊上了,不推;不是,也甭想往他头上扣屎盆子。李养顺不是瘪茄子。  当然,这些事儿的起因还是他妈那本夹鞋样子的日文书——  红卫兵破四旧,根本没他们家什么事儿,他们老李家楚两代老贫一代工,打老祖宗那辈儿就闯关东,父亲挖煤,先在抚顺后在京西门头沟。“汗水流尽难糊口,地狱里头度岁月,不知冬夏与春秋”,绝对是那样子,他妈说柯湘是唱他爸爸呢。1950年他爸爸死于矽肺,干一辈子矿工的主儿,不是砸死就得栽在这病上,可惜的是刚赶上好日子头儿。挖煤的爹实际是他继父,他妈说他亲爹是离哈尔滨不远芳井囤的农户,1945年日本撤退时让鬼子机枪扫了。虽说是农民也是殉了国难的,做儿子的也是时时不可忘记的。这也是他恨日本的一个原因,杀父之仇哪!忘了,叫什么爷们儿!打小他就盼着中国侵略日本,他好在小鬼子的地界儿也杀他个昏天黑地,就跟与狗子们打架似的,一比一平,谁不欠谁的,然后再讲什么友好。  他妈拉扯他不易,老太太没文化,全凭给合作社做补花。补花是北京一绝,尤以朝阳门外头的最为出色,大闺女小媳妇谁都会。做时先把色布后头贴上纸样子,再沿着样子把布一块块剪下来,抹上稀浆子拿扁铁棍儿把毛边往里拔,粘成各种花瓣,再把花瓣拼凑成一朵或数朵完整的花,粘在桌布、碗垫上,用各色彩线锁边……一个人往往很难完成全过程,多是由合作社组织起来,有人做花,有人粘花,有人针凿。发活的日子一三五,各领各的料,拿回家去干,不耽误家事。吃完晚饭,一家大小一齐上手,掷骰子斗十胡般地开心热闹。二四六交活,大小包分类,花梗、花朵、枝叶按类验收,论张开钱。李养顺的母亲是做补活的,就是把粘上花样的各类布料缝制成成品,一件大桌单的工钱是五毛,老太太一个月至多缝十几件,挣七八块钱,日子紧巴巴的。他妈是要强的人,那时候正抗美援朝着哪,街道上积极分子成天动员捐款。人家常香玉一张嘴捐了一架飞机,谁人不敬佩?同是老娘儿们家,他妈一咬牙把家里的座钟端出去卖了,换回一张纸片贴在墙上,逢人就说,也为打大鼻子出过力啦!老太太别的不懂,只认一个理儿,大凡侵略人的,准不是好东西。过了没几天,国家又号召啦,“吃窝头啃咸菜,千万别忘了买公债”,他妈愣是勒着裤腰带从牙缝里省钱,买回15块债卷儿,没钱就翻出来瞅瞅,过过钱瘾。  干什么都怕落后,“文化”一革命,老太太就动了心思,寻思沾了文化边儿的都不是好的,听完动员报告,回家就一通翻,儿子的中小学课本,铰来的鞋样子,墙上的年画儿,交活取活的单据,都交出去了。  麻烦事儿来了,来了伙子人,为首的是街道治保主任黄文英,外号叫大马牙的,她拍着那本日本书非让老太太讲清来历。李养顺想,凭着一本破书料也定不了什么里通外国的罪,何况他妈苦大仇深,跟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就鼓动着让他妈实话实说。谁料,他妈死活不张嘴,硬让那帮人围在中时推来搡去。老太太越不说话问题越严重、越复杂,当下便有人提出潜伏下来的女特务之类的严肃问题。老太太属鸡的。一推算,抗战全面爆发那年整27,27的女人不当特务当什么,电影上的女特务都是这个岁数。立时,有人拿来了推子,要给老太太剃阴阳头。老太太拿胳膊护着脑袋直往下蹲,李养顺扯过黄文英的脖领伸开巴掌就要扇,上来几个穿黄军装舞宽皮带的,甩着膀子左右开抡,也不管是李养顺还是黄文英,尽在皮带弧线之中,不得逃脱。媳妇刘梦莲敢做敢为,挺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扑上去一把抱住老太太,劈着嗓子喊:“谁再动手我操他姥姥!”  穿黄衣裳的红卫兵头儿问是谁家娘们儿,大马牙黄文英用手捂着被抽肿的嘴唇说是李老太太的儿媳妇,东城织袜厂的工人。又打听出身,说是小业主。这下糟了,三五个半吊子男女一拥而上,把媳妇按在地上,肚子朝下,又骑上去一位,拿过推子便给剃头。梦莲在底下破口大骂,操了几遍在场所有人的十八辈祖宗也不顶事儿。大马牙自有绝招,伸出手去拧梦莲大腿里联儿。李养顺红眼了,抄起菜刀就往骑在媳妇身上的假小子脑袋上砍,被人挡在空里。几个人又来抢刀,死活掰不开李养顺的手指头。红卫兵头儿看他不是个善茬儿,料硬闹下去不会有香饽饽吃,就回过头来给老太太说好话儿,说都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为这本书闹得鸡飞狗跳墙让阶级敌人看着笑话不好。李老太太吃软不吃硬,人家几句好话竟哄出一件让她儿子、媳妇大吃一惊的事儿来:  李养顺是日本人!  真名中野太郎,父亲中野和一,母亲中野秀子,老家在日本福岛县。  这下炸锅了!破四旧竟破出个日本人来,大马牙立了功一般,洋洋之状露于眉间。倒是红卫兵头儿有政策水平,说外国人受大使馆保护,对他们不可轻举妄动,闹不好会挑起国际纠纷。当时正值芦沟桥事变多少周年,这位头儿才读罢报纸,对该事件全过程记忆犹新,向大家发表了一通即兴演说,首先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自然这些罪该由李养顺兜着,又说芦沟桥之战就是日本人以丢一名士兵为借口打起来的,从此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眼下,决不能因这一小小的中野太郎而失误,上了阶级敌人几十年前设下的圈套,为敌人挑起中日第二次战争制造借口。这事没完,待回去请示红卫兵总部再做处理。于是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领土上滚出去!”  口号内容新颖,与喊顺了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相比颇有新鲜感,仿佛人人都过了一回抗日救亡的瘾,个个都如电影上英姿飒爽的学车一般,挺帅。  一队人,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雄壮的歌曲中,鸣金收兵了。  李养顺可是傻了。  他站在院子当中半天没能挪窝。  他爸爸是让日本人杀的。  他爸爸是杀人的日本人。  整个儿一个大掉个儿,就象他是他爸爸的儿子,可忽然有一天人们说,错啦,你爸爸是你儿子。  他问他妈是不是真的。老太太说是。  他又问他妈是不是让人家逼糊涂了,瞎说呢?老太太说没有。她还是看媳妇的大肚子让人压在地上,怕伤了未来的孙儿才说的,反正这事儿在她咽气之前迟早得摊牌。  媳妇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跟个鬼子睡了几年觉,怎么愣没觉出来?  连他自己也认不得自己了。  中国意念中的日本人,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国意念中的日本人,多以《红灯记》中的鸠山,《平原游击队》里的松井为基准,这么一来,李养顺的祖宗便被归入那种“血压升高手冰凉”的类型,更有酷爱美术,对日本深恶痛绝的革命小战将在他家大门上画了个留仁丹胡的鬼子军官,眼斜眉掉,大牙猛龇,裆下那玩艺儿拉得老长,还猛烈地喷射着液体。唯恐人们不认识,又歪歪扭扭地写了“鬼子兵李养顺”几个字,自此他便门神似地站在那里了。  李养顺在朝阳门废品收购站上班,家住南营房,相距不远。说是收废品却不走街串巷,是把收来的工业废料按类分堆打包,力气活,成天跟铁什么的打交道,浑身铁锈味儿。  有一天,大摊儿寻到废品站,在废铁堆里刨出李养顺,挺郑重地问他是不是藏了把日本军刀。又说,就是有刀,只要实说了他们还是朋友,要是藏着刀愣说没有,他就跟他搿了,从此再不来往。李养顺向毛主席发誓,说他打小就没见过什么军刀,甭说日本刀,连日本剪子都没见过。大摊儿说:“外头传得挺厉害,人家说你不光有刀,还有军服呢,都是你爸爸留下来的。有人说李玉和就是你爸爸杀的,现在李玉和的后代正追查这件事呢,虽说不是父债子还,也得留点神。”  李养顺一听脑袋就大了。说,李玉和的后代不就一个李铁梅嘛,还不是亲的。李铁梅不好好唱戏查什么军刀哇。  但是不管怎样,他也向人们解释不清,既没法儿说明白他爸爸不是杀李玉和的大战犯,又没法儿说明白他爸爸是杀李玉和的大战犯。他回去问妈,李老太太说只见过他妈,没见过他爸……  李养顺窝憋得慌,他不是那种对什么事都无所谓,对什么事都可以稀里糊涂的屎蛋,他是个认真而重感情的汉子。他给日本国福岛县县长写了封信,让县长帮着了解一下中野和一这个人,他是他儿子,作为儿子有必要知道父亲的情况。信写好了,装了耐磨不怕水的牛皮纸信封,贴了两块钱的邮票,郑重其事地扔进朝阳门大街的绿邮筒里。  没出一个礼拜,单位的李头就把他找去了。  进了全站唯一的那间办公室,他才发现废品站15个人都聚齐了,中心位置坐着李头,手里正掂着他扔进邮筒里的牛皮纸信封。李头拿手指头弹了弹信封,很庄严地咳了几声才说,李养顺小子活闷了,想起给日本县长写信,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上头来话儿啦,让给他办学习班,这些日子不许他回家,好好交待问题,又说现在革命形势是大好不是小好,是真好不是假好,正因如此,大伙儿才更要警惕披着羊皮的狼和化妆成蛇的美女,要学习白求恩备战备荒为人民。  接下来是群众发言。  大伙儿都不太上劲,胖大姐儿坐在炉子跟前甩鞋跟把脚底下的煤球一个个碾碎,象是对自己也象是对屋里的人说:“当干部就要拉车不坐车,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没人吭声,大家都知道,无论开什么会,胖大姐儿都爱说这两句,放之四海而皆准。今天她又额外地补充了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完又用鞋踩煤球。李头说:“你打算把一箱子煤都踩碎了怎的?”胖大姐儿瞪了李头一眼,把椅子掉了个个儿,屁股朝着李头,脸正对着管过秤的大个儿老万。老万正对鼻子眼里的鼻涕牛儿产生了无限感情,挖得热烈而认真,掏出一块送到眼前仔细瞅,仿佛欣赏故宫珍宝馆里玲珑剔透的象牙球。门房赵四爷一个劲儿地往灶子里灌酽茶,涩得苦着脸直吐舌头。张大鼻抄着手斜倚在门框上,看着顶棚上的黄水渍发呆……  李头环视了一下他的兵,先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又问还有没有发言的。依旧没人言语,因为谁也没闹明自李养顺给日本县长写信说了些什么,连李头也不知道,人家只给了他一个信封作批判用。李头让李养顺说说写信的动机和主要内容,他说了,还是没人发言,因为谁在爸爸问题上也不存在疑问,李养顺存在,李养顺便该问,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谁发言?”李头问。  半晌,张大鼻说了——  “顶棚上的水印儿象不象个驴鸡巴?”  大伙儿轰地看“驴鸡巴”,有的说象,有的说不象,有的说太长,有的说太扁。乱哄哄中李头一声石破天惊的大吼:  “鸡巴散会!”  临出门,李养顺怯怯地问李头,什么时候回家扛行李。李头眼一瞪,“扛个鸟!你来了赵四爷睡哪儿?睡你炕上去?明儿早晨照钟点儿给我上班来,你亲爸爸爱是谁是谁,你他妈是日本天皇,你也得在这捣腾破铁!”  后来他才知道,那封发往日本的信甭说中国,连朝阳区都没出就让人卡下来了。  他还是不服。  1972年恢复中日邦交,眼瞅着日坛西边那块地被圈起来,竖起沙杆,盖起楼房,装上铁栅栏,栽上绿草鲜花,飘起了太阳旗。他再也不能象儿时那样自由自在地朝那儿跑了。  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站在清洁明亮的日本使馆大厅里了,地板亮而滑,象细木头拼的,让人不敢迈步。厅里没人,右侧有楼梯,左侧有沙发,周围有不少小门和书报架子。他有点发毛,后悔没让大摊儿一块来给自己壮壮胆儿。原地转了几个圈儿才看清了,旮旯小桌后头坐了个女的,正低着脑袋写什么。他走过去,尽量把脚步放轻,把翻弄铁块的架式收起来。  一声“同志”刚要出口,一想不妥,跟资本主义的女人称同志,他成了什么人了。于是立即改口,叫“小姐”?呸,无产阶级顶厌恶的就是小姐太太,才子佳人,让外头人知道他李养顺进了日本大使馆没两分钟就变了味儿,算什嘛东西。挺作难。得了,索性来硬的。  “喂——”他朝桌子后头打招呼,理直气壮。  对方惊奇地抬起头,原来是个涂了一脸白粉抹了口红的老太婆,卷花儿头,珠子耳坠儿直晃悠,穿件不衣不裙的大袍,这打扮,空前绝后。他怕对方把他当成修水管、安玻璃、通下水道的,便赶忙说明来意。见那女人仍愣愣地朝着他看,想必是不懂中国话了,不禁有些失望,遂一字一板地说:  “我—是—日—本—人。”  “明白。”老女人用极标准的中国话回答,“战时我也在中国东北呆过,很让人同情哪!”  李养顺惊喜一进来便遇到知音,激动地请女人为这事多操操心,又问在日本福岛找中野和一这个人是不是很困难。  女人说,只要是上了户籍的,无论搬几次家搬到哪儿都能查出来,日本的户籍制度是世界最严密最完整的,要查谁只需打个电话就可以了,现在有些地方使用了电子计算机,那只是几秒钟的事,几十年前的人也能查出来。又说,没想到当年留在中国的日本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更没想到会在使馆里见到他,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请您随我来。”女人说着领着他款款地上了二楼。楼梯拐角的墙上挂了一幅字,完全是用墨汁甩上去的,又洇开来,象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又象个没有圆点儿的大句号。他想,日本人也是怪,连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也往墙上挂,真不如家里那幅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好看呢。  来到二楼,女人让他坐在沙发上等。厅不大,陈设也极为简单,地上有地毯,墙是木头板儿的。楼道里安了个曲尺型柜台,专门办理护照签证事宜。眼下,柜台里外个人没有,看来这儿的买卖也不咋地。女人进去了,半天没出来,他不敢造次,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等。  窗外,白炽的太阳猛烈地照着,树上的蝉扯足了劲儿地嘶叫。外面正值盛夏,房内却清爽得如同立了秋,他又嗅到了“日本味儿”,站起来朝外看,以图能看见石碑后头的“秦香莲”,下头是一片绿,新栽的小树已经枝叶茂盛,柏油马路上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小车缓缓走过,扯出长长的嗓门:  “小豆冰棍——”这个窗户是朝南的,他的媳妇和孩子在东边,看不见。走回来又坐进沙发,用屁股使劲往下压了压,挺软,这东西在外国电影里见过,是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里头有个漂亮的女学生米拉·葛拉妮让德国少校汉斯·斯多斯杀了,斯多斯坐的就是这样的沙发。因为没的可看,翻来复去就这么几部外国片,《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都看腻了,不光人名记得住,连里头的主要台词儿都背得下来。他用手轻轻摩挲着沙发面子,面子是皮的,细而软。右前方从地板里伸出个高脚金属小碗,两尺多高,不知作何用场。往小碗里瞅,净是烟头,遂明白是作烟缸之用,却又立即为烟灰如何倒出费了一会儿脑筋。茶几上搁着画报,洋文的,色彩鲜亮,印刷精美。一条女人的腿,精光,大腿根处有一辆汽车,开车的爷们儿正从车里探出脑袋打招呼……他赶快收回目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红卫兵上这儿来破四旧一破一个准儿。  从里面出来个男的,穿着一般,铁青着脸不见一丝笑模样,攥个小本硬梆梆地问:  “姓名?”  “李养顺。日本名中野太郎。”  “这个待会儿再说,职业?”。  “工人。”  “工作单位?”  “朝阳门废品收购站。”  “电话?”  “440296,我们单位没电话,这是隔壁粮站的,有事可以叫。”  “住址?”  “日坛北,南营房57号。”  “为什么闯驻华大使馆?”  “我没闯,是从门口心平气和走进来的。”李养顺对接待者的冷漠、刻薄十分不快,“我来找大使,是想托他在日本国内查查福岛县的中野和一,他是我爸爸。现在中国不是正搞文化革命嘛,文化革命您知道?”  大使馆的说知道,他是中国人。  “这就好说了,”李养顺虽然有些失望,但看那人认真地往本上记也不好再说什么。“现在每个人都得把自己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不是,尤其是自己的爸爸。我爸爸是日本人,叫中野和一,人们都说他是战犯,为这个我请求日本政府协助调查。”  “说你是日本人,有证据吗?”对方为李养顺自称日本人后代显然气愤了。  “是不是日本人不是我说的,是我妈说的。”  “你妈?”  “对,确切说是我的……养母。”把母亲第一次称养母,李养顺的心针刺般地疼了一下。  “证据?”  “是她把我从日本人那儿抱来的。”  “时间地点?”  “1945年8月,黑龙江芳井囤。”  “证明人?”  “我妈。”  “我说的是旁证!”  “没有。”  “行了,回去吧。”男的合上小本,率先站来起。这么三言两语就算完事了?李养顺挺不满地站起来。“还有什么补充么?”对方问。  李养顺细想想确也说不出什么来了,便问“我什么时候能得着信儿?”  对方说:“等电话吧。”  从大使馆出来,太阳不过偏西,李养顺向“马俊烈士”那边搜寻,没看见梦莲娘儿三个,正待朝家走,一辆小车开来,在他跟前停住,下来两个人,连让带推将他“请”入车中,汽车飞一样朝前驶去。  石碑后,梦莲咬着牙没哭出声来。她早料到会有这一步,不让他去,偏不听,鸠山就鸠山,她都认头了,他还较什么真儿?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