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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团下榻在东京代代木青少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宿舍楼里,走廊阴暗夹长,酷似国内的单身搂。食堂的掌勺专门请的是会做中国菜的厨师,主食也是米饭、面条,大家都有宾至如归之感。不上街,谁也感觉不出是在日本。  顶不安分的是李养顺,几次三番往外跑,要去看街景,均被孙树国严厉喊回,代表团纪律严格,不允许团员私自外出。李养顺兜里揣着日本政府给的两万块零花钱,自是有些烧得慌,他算计至少得给老太太带回一包日本点心,给他的三个儿女带回一架CNKA。现在,整天闷在小孩子们练操的地方,陪着笑脸接待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言不由衷地说一些痛苦呀,思念呀之类的话,实在非他所愿。访日日程为10天,除了去京都、奈良游览,去电视台录相外,每天都要在前面灰楼的大厅里接待来访者。说是大厅,实际是个大教室,前头黑板上被孩子们抹得乱七八糟的画儿还未被擦掉,课桌、椅子散乱地堆放着,人们也随便地或站或坐,不拘礼仪。来访者什么人都有,多是看了电视赶来的,慰问的,认亲的,探询的,猎奇的,谁愿意来谁就来,谁想来谁就来,谁在家实在想不出事儿干了谁就来。  真正认亲的决不当众进行,而是经过详细了解后到教员休息室个别接触,大厅内时常保持了鸡尾酒会般的热闹。  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是谁使你们成了孤儿?是谁使你们流落异邦?是俄国军队的火炮,是中国人的无情掠夺……太平洋战争,我们有71万人死在中国,71万哪!我们记着他们,记着他们无畏的开拓精神,他们是民族的精英,是大和族的魂魄……”  “他说的是什么?”李养顺问在机场认识的小老头。小老头是个退休职员,干了一辈子邮政,年轻时也到过中国东北。此次充当翻译,凭的是一股热情和半吊子协和语,驴嘴不对马嘴地翻,80%是靠个人猜测和感觉再加上10%的想象所以,看着翻得挺顺溜,其实是蛮拧。  慷慨的这段话从老头嘴里变成中文,则成了:中国人抢东西杀了大批日本人,俄国人又拿炮轰,造成了历史的悲剧。  李养顺听了,将胳膊朝胸前一抱,斜着膀子插过去。  “这位,刚才您说是谁制造了历史悲剧?”  小胡子把话译了,慷慨者点着头掏出名片,“木村昭志,大东株式会社社长。”  李养顺说他不要名片,是想跟对方论说论说制造悲剧的事。木村昭志说如果有时间不妨去他的公司参观,他们是专门生产儿童用品的,从服装到尿布,型号齐全。  李养顺说日本人在中国南京,一个月的工夫就杀了30万中国人,这些人活得好好儿的,没招谁没惹谁,一大早门踢开了,进来了日本人,就把他们杀了。日本人是哪儿来的?决非中华产物,是日本政府拿大轮船运过去的,专门为了杀人。出现一个日本孤儿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几百个中国孤儿。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或许还有父母兄弟,然而那些中国孤儿却是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任何亲人了。  李养顺的讲话引起共鸣,拍巴掌的大多是代表团成员。那位慷慨者也夹在其中使劲儿抡着大巴掌。李养顺心里直纳闷儿,不知小老头是怎么翻的。  有位老太太,乘着轮椅,颤微微地说:“我曾经在满州失去了儿子,那是我们左滕家的长子啊……”  “翻译!”李养顺喊,他对小老头的水平已拘怀疑态度。  跑来个孩子般的女翻译。  “……1945年我带着谦一随开拓团由吉林沿铁路往四平撤。前头的路不通了,人也走不动了,带队的说日本人必须表现出大无畏的武士精神,肉体垮了,精神不能垮,要大家以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为榜样,用集体自杀来效忠天皇。妇女、孩子都平躺在铁轨上,长长地排下去……谦一躺在我的左边,他8岁。孩子知道,火车压过来就死了,问我,是从头上压过去好还是从肚子压过去好。我抱着他,哭得说不出一句话,我是妈妈啊,孩子依赖的妈妈啊,却救不了他,让孩子提出了这样沉重的问题……见我没有回答,谦一就往下躺了躺,将头枕在钢轨上……我的心碎成了千万片,再也收不起来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死,我没这个勇气,于是我把他从左边移到右边,车来了先从我身上压过去……换了位置,我发现左边也是个孩子,梳着短发的女孩儿,她不断地变换着位置,使自己躺得更舒服些,又尽量把那条皱皱巴巴的裙子扯平。女孩儿见我看她,朝我嫣然一笑。我问她多大了,她说13,又说13是个不吉利的数儿,果然应了。头下的钢轨震动了,似乎有隆隆雷声和隐约的悲惨呻吟,我躺在两个孩子中间,浑身颤抖。谦一紧紧抓着我,脸上没一点儿血色,惊恐地朝车来的方向望,我侧过身子,紧紧地搂着他……惨叫声越来越响,撕心裂腑的哀嚎仿佛就在身后,日本人驾驶的车轮在日本的妇女儿童身上碾过,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开车的红了眼,精神失常了,一味地加煤,朝前开,开……我抬起身子看了一眼满州的原野,陌生的,无垠的黑土,是与家乡吾妻山地截然不同的景色。太阳正从地平线升起,映得天地一片通红。我想,今天的太阳已不属于我,不属于躺在钢轨上的任何一个人。太阳神的子孙竟在太阳的照耀下悲惨死去,太阳却依旧冉冉升起,依旧光芒四射。我怀疑了,怀疑这个古老传说的本身,怀疑这种做法的对错。就在我要起身寻找领导者时,一股温热喷向我的脊背,巨大的鲜红的车轮已碾过来。女孩的头与躯体分开了,那双依旧睁着的眼里映出了一个金灿灿的太阳……我赶忙转身护儿子,汽浪从后面推来,轰隆隆的声响压盖了一切,脑子嗡地一声,眼前一片漆黑,无尽的黑暗使我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苏醒在俄国人的医院里,这场战争,我失去了丈夫、儿子和一双脚……刚才那位先生提到了谁制造悲剧的问题,依我说,不是俄国人,不是中国人,是发起这场战争本身的责任者。满州不是日本领土,却为什么出现了大批的日本人?四十几年前,动员开拓团进军满州的时候说得多么好听,又是多么的站不住脚?当年,那位被人称为‘移民之父’‘开拓之父’的加藤完治说:满州国的天地为神所有,而决非中国人所有。向神的土地乞求衣食吧,满州的原野在企盼着优秀的日本农民去开发!满州的土地难道真非中国人所有?这不是明目张胆的侵略煽动又是什么?‘开发’满州,看看吧!孩子们,你们和我以及死去的谦一便是这‘开发’的代价……看见你们,我如同看到了谦一,看到了那个眼里含着太阳离开人世的女孩儿……现在,我无儿无女,孩子们,替我的谦一叫我一声吧……”  有人用日本话喊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日中不再战。  李养顺想应,张了张嘴,学不出来,便三步两步挤到老太太跟前,用两只磨出老茧的手将老人那双多皱的,生满老人斑的手紧紧攥住,抬起脸,缓慢清晰地叫了一声:  “妈。”  两行清泪由老人眼内簌簌而下,嘴角急剧地抽畜着,哆哆嗦嗦地说:“……谦一小时候也是这样叫的……不叫妈妈,叫妈……”  推轮椅的妇女让老太太仔细认认,莫不真是她的谦一呢。  老太太悲苦地摇摇头,“死了……我知道……”  有个中年人站在黑板前头发表了一通感想,说是停战以后处于极限下的日本人自己活着尚不能够,哪里还顾得上孩子。将孩子留给中国人抚养,是使他们唯一能存活下来的出路,这些妇人和孩子是战争的直接牺牲者,为此日本政府应作刻深反省。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战后几十年了,日本政府仍将自己的子民丢在中国不展,实在是奇耻大辱,作为日本国民也觉脸上无光。目前,首要问题是让残留孤儿们如何赶快回国,无论是否寻找到亲人,都应回来,让他们回到祖国怀抱是日本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立即有一位职员模样的在后面站起来反对,他说孤儿们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有的干脆就是在中国出生的,孤儿们熟悉适应了中国的一切,回来怎么办?语言的障碍,生活习惯的不同,价值观的差别等等,使得这些人对日本这个高度信息发展的社会将会无所适从,制造出新的悲剧。况且中国父母含辛茹苦,养育了他们,眼下这些人的父母大都已年逾古稀,正悬用着儿女的时候,40年的恩情一旦割舍,未免残酷……  各有各的道理,下面议论纷纷,有主张回来定居的,有主张继续留在中国的,也有主张认亲而不定居的,更有主张两头跑的。  “李先生,外面有位中野胜治先生想跟您交换一下看法。”工作人员虽是俯在李养顺耳边低语,还是被敏感的代表团员们听见了。  李养顺懵懵懂懂地跟着那人出去了。李秀兰朝激动不已的向郑丽荣做了个斗鸡眼儿,“本代表团身元确认第一号李养顺——中野太郎。”  郑丽荣说:“指不定是什么事儿呢,并没说要认亲的话儿啊。”  “你没留神来人的姓?”李秀兰谲诡内行地压低了嗓门“中野胜治,李养顺本人就姓中野,不是他的本家找上门来又是什么?”  “真要是敢情好,”郑丽荣髙兴地说,“老李他爸爸的事就清楚了,省得再背鸠山的锅。”  李秀兰说:“是好是坏得两说着。老李一大家子人,都搬到日本来?这儿可不是找饭辙的地界儿,说白了,谁不愿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平白无故地冒出一大帮穷亲戚,搁谁也不乐意。”  “那到底是有血缘关系连着哪。”郑丽荣至今对自己在电视台的举动后悔不迭,千里迢迢,飘洋过海来日本不就是为了寻亲?怎么在关口上自己竟犯了迷糊呢,回去让乡亲们知道了,不骂自己是窝囊废才怪哩。那天从电视台出来,她把照片捏了又捏,想拿回去让人再拿机器照照,脚却随着大伙哗哗地朝外走,几次回头寻花格子,那脾气暴躁的东西早没了踪影,只好一声不响地跟大伙儿上了大轿车。每每想起来,心里老不是滋味儿,拣了什么又象丢了什么。  李秀兰说,能不能相认得看两方面情况,有一方不愿认也不成,要是双方都愿认也不一定认得了。  “为什么?”郑丽荣不解地问。  “还得进行科学验证哪。光凭嘴说不成,得拿出证据来。”  门口一个穿花绸衫的老太太朝李秀兰点点头,李秀兰站起来对銻丽荣说:“来了个朋友,我出去一会儿啊。”  “老孙要找你我怎么说?”  “一时半晌他顾不上我,没看见么,他让报社漂亮的女记者缠了两个多钟头了。”  郑丽荣看着李秀兰轻盈的背影,越发觉得自己象个傻呵呵的土狍子。人家李秀兰,才来三天,便交上了穿花绸衫的日本朋友,李养顺也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管陌生人叫妈,就是黑不溜秋的孙树国,也能引起女记者的兴趣,她算什么,来日本实实是多此一举……  南窗下,孙树国跟穿绿羊毛衫的女记者谈得正热火,翻译已经翻得口干舌燥,颇有些心不在焉了。其实孙树国本人也早就烦了,然而这位叫石川冬子的报社记者一直纠缠不休,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问,不给他丝毫闲暇,什么对认亲的看法啦,被抱养的经过啦,对中日战争及战后关系改变的想法啦,对日本母亲拋弃他的态度啦,是否结婚,夫妇关系如何啦……搞得孙树国头昏脑胀,暗自叫苦,巴不得谁能过来给他解个围。明天代表团要去京都,他还有好些事得办,得起草对地区欢迎会的答词,得安排晚上的小组讨论,另外,那首《拉网小调》的歌也得让大伙再抓紧练练,在欢迎会上演节目不能搞得太不象话,尤其得加强女声的力量,郑丽荣几个唱歌老不张嘴,张嘴的又是蚊子似地哼,硬是跟着粗门大嗓的李养顺跑,跑得连调都找不着,整个儿是男女声大混唱,词儿不淮没关系,调儿跑了多丢份,让人看着一大帮子人都五音不全。  “孙先生,请您谈谈石姥姥的长相。”女记者仍在穷追不舍。  “……石姥姥么,我也没见过。”尽管是不耐烦,脸上也得堆着笑,充分表现出男人的气度和代表团团长的矜持。“我母亲抱养了我以后搬了几次家,后来全家又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听母亲说,石姥姥是山东人,缠脚。东北旗人多,缠脚,所以石姥姥的那双脚在女人堆里挺扎眼……”孙树国搜肠刮肚,说不出有关石姥姥的更多情况,便脸儿平平地盯着对面的白墙来是思索,其实是跑神儿,“孙先生对日本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听到日本话,有没有一种返回母体的感觉?”  “没有。”  瞎扯淡!孙树国对石川冬子的问题越来越反感,外国记者也忒邪性,这些问题也真难为她想得出来!什么叫“返回母体的感觉”?谁说得出?离开生母他不过是三天婴儿,三天的孩子知道个屁。  “孙先生要是找到日本血亲打算怎么办?”石川冬子的记录本又翻过一页,她把新的一员抚平,认真做好记录准备办。  “不知道。”  “再提一个问题。”  在孙树国被石川冬子磨得焦头烂额时,金静梓正在走廊里看墙报。她的日文基础不错,读起来也挺顺当,没多大困难。  墙报在批驳一种“无感觉论”。是说不少日本人对战争孤儿的认亲持冷漠,无动于衷态度。墙报末尾,是几个日本母亲寻找孩子的启事。  “中国残留孤儿”,奇怪的字眼儿,不知谁出的馊主意这样称呼,其实他们不仅日本的双亲有可能健在,就是中国的养父母也有不少还活着,叫“孤儿”实在欠严密。  金静梓正想着,翻译让她到办公室去。  办公室虽然只有几张办公桌和椅子,却是团员们向往的所在。去那里,意味着来日认亲的成功,官方非经过反复审核决不安排双方接触。能够见面,多是在材料充足,无甚出入情况下才被允许的。  金静梓不相信有人会来认她,单凭那个破烂的包袱在日本便会寻到亲人简直不可思义,闹不清是来认亲的错了还是母亲的记忆力错了,60名来访者中,幸运之神的箭偏偏射中了她。  她在办公室门外站了好大一会,终于鼓足勇气推门进去。  房内一男一女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将她反反复复地打量着,好象要看到骨头里去。  金静梓浑身不自在,也皱着眉头打量着这对男女。  男的40多岁,西装笔挺,神采奕奕,嘴唇紧紧地抿着,一双黑而亮的眼睛带着几丝紧张,凝神望着她。女的较为年轻,站在男的身旁,双手谦恭地搭着,腰微微向前探,脸上堆着笑,是典型的日本主妇形象。  男的鞠了个躬,说他叫吉冈信彦,旁边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吉冈枝子。这次到代代木体育中心来是承父亲的委派来寻失散了40年的妹妹吉冈静子的。因为在电视里听说金静梓在被收养时缝在衣服上的名子就是静子,又看到绿底白钩的包揪皮,便认定是吉冈家的静子无疑,因为操印染业的吉冈家族,在昭和十年时印过一次这种图案的布料,因为配料错误的更改,这种数量极少的花布便被家庭内部使用。现在,静梓的父亲尚健在,在家中急切地盼着女儿的归来……  没想到又冒出个父亲来,金静梓感到心理上实在难以承養,在心神被紧张镇摄住的一霎,却一下被日本女人搂住,避贴着脸,对方亲亲热热叫了一声:  “静子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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