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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杆幻化成鞭杆九五九年的马车惊魂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七曰目于冬日雨雪之中  人生如同一丝游云,一片落叶;云与天宇的相栖是短暂的,叶与树的相依是匆匆的。唯其短暂,人生四季的秋时,才有了特殊的音韵。果实成熟了,在枝杈间露出了迷人的色泽;但是那美丽的瞬间十分短暂,随着叶片的坠落,它告别母体的时刻已悄然来临。那是一种忧伤的别离,无论是醉红了脸的高粱,还是白了头冠的芦苇,它们从萌芽到吐穗,都经历春夏季节的风吹雨打,待到生命璀璨到极致的时刻,它们便到了与母体生离死别的日子。  我不敢说知识分子没有接触过马,可是知识分子中间,留下这么多人与马的悲欢记忆的,可以说“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了。我童年生活在农村,有过马背童真。但让我想像不到的是,儿时马背上的嬉戏,竟是我人生戏剧的序幕,之后压轴的大戏竟充满了人与马的世纪悲怆:一支文人的笔杆,突然幻化成一根马鞭’面前的稿纸,忽然变成赶着马车“破帽遮颜过闹市”的人生画面;劳改农场的一辆马车,鬼使神差般带着我,会见被虱子咬成肉干、即去天堂报到、一九五五年唯一为胡风辩护的美学家吕荧。今天回忆起来,如果我没有与一九五七年的苦难结缘,就没了这一曲二十世纪人与马的历史咏叹……  这匹马是棕黄色的蒙古马,与我童年骑过的那匹八岁口老黑马大相径庭。一九五四年我已然由一个山区的野娃儿进京成了一名党报记者。到了一九五七年,记者称号之外,我又多了一个副牌:出版了三本书的青年作家。一个每天挥动笔杆的人,之所以与那匹蒙古马有了关系,要感谢一九五七年那场人人皆知的“阳谋”运动。一场风暴来临,大树低头,小树弯腰,连我这棵文学小草,也被连根拔起,于是我在一九五九年冬天,成了摇着鞭子赶着大车穿街过市的一个车把式。至于我是如何在这场运动中成为网中之鱼的,已无兴趣回叙一一那已是老掉牙的故事了,但是赶着马车横穿闹市的经历,里边蕴藏着的中国历史经纬,至今反刍起来还有个嚼头——那是我还没有折进大墙电网,留在北京市内改造的一段往事。  最初我是赶小毛驴车的车把式,由于在建国门内大街一场车技“表演”,才升格为马车把式。那时京城的建国门内大街,没有林立的髙楼,没有长虹织成的彩灯,汽车、马车与自行车还能结伴而行。但是这条大街有着其他街道所不具备的地缘政治:那儿是北京车站拐向天安门和中南海的必经信道,因而便留下了我生命年轮中的这个绝笔。一九五九年,正是我国大饥饿年代的开始,人还常常要勒紧裤腰,那猪们就更缺乏饲料喂养了,我奉头人之命,赶着一辆毛驴车每天去东郊九龙山酒厂,拉回一车车的稀酒糟,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劳动基地,以解决猪们的腹中之饥。  那天,也许是天意让我难堪吧,我摇着鞭子经过建国门大街时,正好碰上了迎宾车队将从北京站开出来。车队接的是哪一位外国政要,这不关我的事,与我有关联的是,警察催我快把“粪车”拉走(车厢板上固定着一个大铁桶,桶上残留着稀酒槽黄黄的浆液,形态极像粪车)以防有碍观瞻。我本来就是被打入社会另册的“老右”,急忙挥鞭赶驴,真是应了老辈子留下的“人倒霉,喝口凉水亦塞牙”的古话,当我挥动鞭子催驴疾行的时候,可能是驴儿用力过猛之故吧,它腰下的那根肚带,“叭”的一声折断了。随着这一声响,车上那个装稀酒糟的大桶向车尾滑了过去一由于重心后移,驴车上两根长长的车辕失控地打了天秤,像两挺高射机枪似的指向了天空。老天!肚带在哪儿断了都行,为啥偏偏断在了这个节骨眼的地段呢!毛驴车是要靠肚带定位的,没了肚带的禁锢,车打厂前秤不说,那头毛驴便自由自在地从车辕里钻了出来。  “你这是咋搞的!”警察向我大声训斥,“车队就快从北京站过来了。”  “肚带断了,咋走?”  “哎呀!哎呀!”那警察着急地看着手表,围着车身乱转了一阵,不知如何是好。  时已深秋微寒,我被眼前的尴尬局面急出了一身热汗。情急之际,我解下腰里扎皮袄的麻绳,与断了的肚带打结接了起来,那警察帮我按下两个朝天的车把,两个人折腾了好一会儿,才让那头毛驴重新复位一一可是这一切都已然晚了,就在我俩刚刚重新套起酒槽车的时候,那迎宾车队拐出广北京站口,向西风驰而去。好在车窗上大都挂着布帘,我不知贵宾们是否看见了这辆“粪车”横在大街之侧。我想,如果从窗帘缝隙看见;”,那呰不谙中国国情的外国人也会把我当成一个青年农民一无论他的想像力多么丰富,也不会想到赶车人曾经是一个青年作家。  这次惊魂事件之后,我便鸟枪换炮,从驴车把式摇身一变成为马车把式了,可活儿还是毎天顶着星星起床,套上马车到几十里之外的九龙山去拉喂猪的酒糟。马车要往返经过永定门一一花市一—工桥——东黾——建国门大街的闹市,回到四路通已是黄昏时分。一天之内,与我为伍的就是那叩棕黄色的蒙古马和它拉着的那挂大胶轮车。这匹马可不像儿时的“老黑”那么安分,它有咬人的习惯动作,饲养它的老温被咬掉过上衣的两个纽扣;我最初驾驭的时候,它撕裂过我的衣袖,那是我准备套车去拉酒糟给它戴笼头的时候,它抗议的唯一方式。好在经过几年的改造,我已经认知了一条真理:尽管你是懦弱的书生,这个时代要求你必须做一个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两条腿动物,否则你就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是死不悔改的“花岗岩”,因而它用牙撕我的袖口,并不使我心惊肉跳。有了建国门内大街的惊魂,我也算是修炼出道了。我很体谅这匹儿马的心态:我不要自由,可它想要。但是不戴笼头是不行的,它咬了我没关系,要是行车在街市上咬了路人,我要为它承担责任不说,还要上纲上线:“仇视人民,纵使野马咬伤革命群众。”我既不如马勇敢,也没有它的反抗精神,头人让我挥鞭赶车,我则拉低了棉帽檐,穿上狗皮大氅,为了抵挡冬寒,腰里再扎上一根麻绳勒紧,俨然农村标准车把式的肖像。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我儿时在北国田园看见许多大车的车辕把上都贴有这样的吉祥祝福。  但这匹蒙古马实在不体谅我的苦心,第一次赶它上路,它就跟我“争取自由”了:那是我挥鞭走到花市南口,准备北拐奔向虹桥小街的时候,丁字路口一个交通警察站在交通台上,忙着疏导南来北往的车辆,尽管此时我早已跳下车辕,用手死死拉着马缰,那匹不知人间方圆的马,还是不会拐那九十度的弯,斜着向交通台闯了过去。我给它戴上笼头,防止它咬伤行人,但是此时我无力制服它的蛮力——它倒是从交通台一侧走了过去,后边的大车轮子“嗵”的一声撞在了交通指挥台上,那涂着红白道道的圆木台上的交通警察不得不急忙跳了下来,同时对我发出怒吼:  “你一一你一一你是哪个公社的车把式?你这是想干什么!”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你是哑巴?我在问你话呐!”他显然没有经受过这种侵犯,一只手用指挥棒指着我,另一只手掏出一个小本本,对我再次吼叫道,“你不回答,我扣下你的大车,让你们公社头头来取!”  我更无法回答他的质询了。我如果告诉交警我不是公社社员而是右派,那么这匹蒙古马闯下的祸就会立刻被认为是阶级仇恨使然。多亏当时给我配备了一个跟车人,他是当年“七月派”的老诗人晏明,此时他急忙打圆场说:“你别误解他,他不是什么公社的车把式,我们是《北京日报》劳动基地的人,这是他第一次赶马车去拉稀酒糟。我们基地养着几口猪,还靠那东西来喂养呢!真对不起,他初次赶马车,就撞了交通指挥台!”晏明人长得文质彬彬,戴着文化人的眼镜,一席话又说得温文尔雅,使人绝对不会感受到内有虚言。  交警阴沉的睑上出现了一丝阳光。他说:“在闹市上赶马车,不是闹着玩的事儿,建议你们明天换个能赶马车的车把式。”  晏明连连称是。我手忙脚乱地先帮交警把被撞出约有尺余的交通指挥台复位,然后拉起马缰继续赶路。这时我才发现,马路两旁站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我的心跳虽然平缓下来,睑却红涨了起来:如果那交警和围观的行人知道我是个公民之外的“另类”,该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前辈文化人晏明使用了“劳动基地”这个中性词汇,可谓恰到好处,客观上起到了掩饰我右派身份的作用,又不失其原则,因为当时各个机关的“劳动基地”都有下放干部与右派在一起劳动。  我很感激晏明为我解围,但也为他难过和尴尬一一因为当初如果没有他这个伯乐,我也许不会很快步入北京日报社。一九五三年的秋天,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晏明当时作为《北京日报》的文艺编辑,曾经从公共报栏上揭下了这篇东西向报社推荐。副社长周游来自延安鲁艺,是个十分爱才的人,市委宣传部一纸调令,我便来到了北京日报社当编辑、I己者。这则文坛佳话,让老诗人因为其伯乐行为而非常髙兴,但我却是个扶不起的文坛“阿斗”,青年作家的光环才闪亮了几天,便从九霄云天跌落人间深谷一一也真是一种命运的巧合,我头一天赶马车,他就被派来当我的跟车人。因而当马车在闹市穿行的时候,我觉得愧对了发现我的伯乐,实因我不是一匹丁里马,而是一头时代的瞎驹,真是被晏明和周游错爱了。这些心声,我又苦于难以出口,因为这些表达,有拉拢革命干部下水之嫌。他也常常缄口无语,以免感伤时说出些温情的话——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任何一句温情话都可视作立场问题。  长途赶车,只能对马儿挥鞭,倾听马蹄叩击洋灰路面和马儿因天冷而打着响鼻的枯燥声音,这是我行程中的最大痛苦。因为从我第一天赶车起,晏明一直跟着我的马车穿街过巷。实在忍无可忍之时,彼此说些今天天气好坏、可能刮风或下雪之类无关紧要的话,以打发路上的苦寂。至今,我还记得晏明和我在马车上的对话片断:“你穿的狗皮大氅,是哪儿弄来的?”我答:“我母亲从农村带来的。”  “它很挡寒。”  “是的。”  “你也应当多穿点。”我说,“我有时还要在地上走走,你坐在车上一动不动特别容易着凉。”  “我穿着棉大衣呢,这是北野(晏明爱人)特意给我买的。”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当天蒙蒙亮时,我看见东南浦起了黑云,“今天我们怕是要碰一雪天了。”  他说:“可別赶上下雪,路就难走了。”  如果你只会咀嚼往昔辉煌和今日失落的反差,悲叹风烛残年的不期而至;而不能舍弃昔曰轻车肥马之荣,跃马扬刀南征北战之威,则是自酿苦酒,自斟自饮,苦不堪言。如果你昨日并无辉煌,已虛度平庸半生,那也不必为此而感叹华庚早逝,花不再开;生命的法轮和自然法轮一样,都无法更迭和重新选择。前者和后者何不“自我解脱”一番,像蚕蛾飞出茧壳一般,去生活中找乐,过一个快乐逍遥、色彩缤纷的晚年呢?!  其实大自然中的风花雪月与文学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一个老诗人与一个青年作家,理应对雪天有着别样的情怀,但是在当时的年代,一切感悟文学的细胞,都被那寒冷的季节冻僵了——一我们在车上那些无聊的对话就是一个佐证。有时,我感到我们比那匹马更可怜,马儿拉动的是一车稀稀的酒糟,而我们背负着的却是一个失语的年代,每天像个两条腿的“人马”一般,背负着变了形态的苍天与大地。除此之外,我赶车还要百倍小心,冲撞交警指挥台的事儿可一不可二,再说车上还坐着个曾经当过伯乐的老诗人,任何一点疏忽,都可导致更大的危险。尽管我这个车把式已然全力以赴,但那匹蒙古马丝毫不解我的苦衷。记得一天黄昏,我赶着马车从九龙山回来,出了崇文门刚刚拐上了狭窄的虹桥小街,一辆有轨电车响着丁冬丁冬的铃声从马车后边驶了过来,其实马车并没有占据电车车道,而是缓缓地走在马路边缘,可是那位电车司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让铃声响个不止。那匹马先是竖直了双耳,后来便失控地惊了车一一还没容我从车辕上跳下来,又疯了般地狂跑起来。加上原来虹桥那条街是倾斜的洋灰路面,这一跑就失去了控制。此时正是上下班的髙峰时刻,马车两旁许多骑自行车的人,大惊小叫地向两边闪躲,有的连人带车倒在了马路牙子上,有的高声骂着赶车的我——而我在这一刻,神经早已错位,尽管两手拉紧马缰,还是无法让那野马放缓狂奔的四蹄。耳畔听见晏明高喊“拉住马的缰绳一一拉住马的缰绳一”我就是用尽三头六臂的蛮力,也无济于事了,何况我是一个摇笔杆的书生!  至今回想起这段往事,我还毛骨悚然。要不是那位电车司机在关键时刻停了铃声,那天也许就是我和晏明的寿日。就是我俩不死,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也要充当我们的替死鬼一因为那是一辆大平板车,占据了马路相当的宽度,而马车又是一路下坡,如果马不停蹄地狂奔下去,放倒几个是铁定的事儿。阿弥陀佛,那匹马终因跑累而放慢了速度。  “都怨那个电车司机!”晏明惊魂初定,擦着头上的冷汗说,“前边有马车,他踩什么铃铛?!”  我已顾不上擦汗了,连连自责道:“怨我!怨我!我这个车把式太不称职。”  “也真难为你了,你赶驴车还能凑合,这匹野马……”是不是他意识到这话对我的改造不利,因而说到一半就刹住了。  我身上被吓出的冷汗,虽然还紧紧地贴在内衣上,听了他同情的话语,心里当真升起一股暖流。是啊!右派中的那个头人,为什么让我天天与野马一起穿街过市,是不是恨我不死?我心里虽然这么想,嘴上说出来的却是另一番话:“分配我这个活儿的XXX,在五九年国庆摘了右帽,大概是急于想拉我一把,让我加快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进程吧!”我之所以这么说,既是阿0式的自舔伤口,又是为晏明寻找心理平衡——没有必要让曾经当过伯乐的晏明再为我不平则鸣,那是会惹火烧身的。第六感觉告诉我,那个极会运用谋略的头人正在把我引向一个不可知的深渊。要知道这次惊马在闹市狂奔,远比那次驴车打了天秤、马车冲撞交通指挥台要危险得多!难道不是吗?让一个摇笔杆子的书生天天干此营生,连个换班的都不安排,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然,何以让跟车的老诗人发此悲天悯人的感慨呢!  在我的人生阅历中,虹桥马惊一事,给我心灵刻下了一道常人所没有的悲楚印记,虽然它无形无影,但我一生难忘。之后,那匹蒙古种的儿马蛋子,由于与我的接触不断增多,似乎知道了一点赶车人内心的悲苦,再没有演绎出让我心惊肉颤的故事,连跟车的晏明,都对此有所觉察。有一天难耐行程的寂寞,晏明开口说:“这匹马,好像懂事多了。”  “大概是快结束儿马蛋子时期了。小时候我家里有匹黑马,在儿马时期,踢过我爸爸一蹄子,给我爸爸脑门上留下一个月牙形的印记,等到它老了的时候,不仅不再撒野,还变得非常仁义。”我给他讲了我童年过山看戏的那幕往事。我之所以敢于倾吐陈年旧事,是因为这故事充满童真的清纯,没有掺杂任何政治。  “是啊,马也应该和人一样,随着年龄阅历不断增加而变得懂事起来。”  我立刻敏感起来:这是晏明的无心自白,还是有意提示我?无论在生理年龄还是在文学年龄上,他都属于我的前辈,是否以老马识途,在警示我还是一匹儿马蛋子?不管出于无心还是有意,我都感到是对我命运走向的关注。因而,我也含蓄地向晏明表达了我的谢意,我说:“我还年轻,一定刻苦地向工农兵学习,争取早日改造成一匹识途的好马!”  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的年代,这已然是最高的表达形式了。一九五九年的冬天,是个奇寒的季节,尽管一些八哥似的文化人,还在表演歌舞升平式的颂歌大联唱,可是从河南、四川传来饿死了农民的消息(后来知道,那年全国农村饿死了几百万人,等于一场抗日战争的付出)。记得有一天出车,我遭遇了尴尬:头天是星期天,我回家休息时,街邻出干好心塞给我一本《北京文艺》,第二天由于出车心急,竟然还揣在我狗皮大氅的口袋里,搞得我在赶车时心里七上八下,之所以如此,因为那本《北京文艺》上有一篇老舍先生批判文艺界右派的文章,文内涉及我的一篇小说(即发表在《长春》上的《并不愉快的故事》),说“从维熙的小说,意在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平日我行车饿了,从兜里可以掏出事先准备好了的馒头充饥,那次出车由于兜里装有这本烫手的刊物,不吃也觉得饱了因为它太解饥了,只要是摇鞭的手停下,揣进大氅口袋,便立刻像触电一般缩了回来。晏明好心地说:“你没带吃的?”我说:“我不饿。”  “你要是没带干粮,我分给你一点。”他在车上十分认真地说,“我看你总在掏兜,想必是忘带干粮了!”  我认真地拍拍鼓囊囊的口袋说:“我真的带了,昨天休息,我母亲特意给我烙的饼。”  我本来是为让晏明相信我是带了干粮的,哪知在拍口袋的时候,晏明看见了我兜里还有一本书刊。出于长途行车的寂寞,他说他想看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都没有理由拒绝这位前辈的要求,可是无论怎么说我也不能让他看到令他伤心的文字——因为是他揭榜荐贤把我弄到报社来的,让他看到批判我的文字,无异于给他伤口撒盐,只会增加他的痛苦。怎么办呢?我斟酌了许久,还是以谎言掩饰了真诚,说那本本里夹着我的思想检查。为了使他不产生任何怀疑,我煞有介事地告诉他说:“国庆十年向党交心时,我交了真心。比如,对‘大跃进’我有过‘杀鸡取蛋’的反动看法,现在我正在用文字进行自我批判哩!刊物里夹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有兴致看,我拘给你。”  他说:“那就算了。”  不知晏明是否知道我的用心,但总算是搪塞了过去。这些,都给我冬日行车,带来天寒之外的心冷。当然,令人心寒的事儿还不止这些,老在街巷赶车,难免要碰上熟人。我虽然早就以鲁迅先生“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为生活蓝本,但知识分子的虚荣和自尊仍然常常咬噬着我的心。记得,有一次在拉稀酒糟的空闲时间,头人要我去拉一车城砖砌猪圏(那时北京正在拆除残破的旧城墙),我一个人正在旧城城根往车上搬砖头时,昔日在“北师”的一位女同学正好路过,她叫梁佩瑜,昔日学校文学组成员,因而很快认出了我。她伸出细嫩的手,与我的手掌接触的一刹那,因觉察我手上的老茧粗硬而吃惊地低下眼睛,看了看我那只黑黑的手掌。我如同受了电击一般,本能地缩回手掌,继而背过身子。我想,这不是在学校文学组讨论屠格涅夫《罗亭》、《贵族之家》的年代了,尽管我和她之间,并没有什么同学之外的感情,但我在这个特定的场景下还是想起了保尔和冬尼娅的相遇——觉得自己像是承受了很大的侮辱似的。她一定觉察到了什么,连忙说些安慰我的话。她说今天是周末,要乘火车回天津,去永定门火车站这里是必经之路,因而碰上了我。  我催她快走,免得误了火车。她问我今后能不能再见,并询问我的住处。我着实感谢她的热情,但我的身份告知我不能贻害别人一她是一个人民教师,一旦与右派有了往来,是自掘坟墓。最后,她奔向了火车站,我摇着鞭子赶车回我的劳动老窝。在分别的那一瞬间,我分明发现了她的感伤,但这是那个年代国人都要恪守的感情规则。多少年后,我一直为我那次的冷面表现而自疚,但在当时我却自认为是“思想改造的成果”。我心里只有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赶着这辆马车,期盼着通过如此严酷的劳动考试,尽快达到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标准。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爱做梦的——特别是文人,出于职业本能的驱使,常常以孟浪的人文感情,面对铁一样硬板而又变幻无常的政治。加上我当年年轻,还没走出儿马蛋子的圆周,根本想不到更大的人生危难在逼近我一一当我与这匹惊魂之马产生了相依相伴的感情并准备当好一个车把式时,我的梦破碎了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的早晨,我被勒令到报社开会——随着警车的一声长啸,我与那匹相依为命的蒙古马,以及那辆走过北京东城、南城多条街道的大车,永远地“拜拜”了。  我去的另一个生命驿站,通名叫“大墙”。  二〇〇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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