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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闲置在我阳台上的那把铁锹头已然是锈迹斑斑了。几次收拾阳台上的卫生,我都涂上些油脂一类的防锈剂,力图保持它昔日光洁,但没能成功。随着台历翻飞、日月轮回,那把锹头全然没了它往昔的锃光瓦亮。  它是我一九六八年在茶淀劳改农场“修理地球”时使用过的一把锹头。之后,随着中国政治气流阴晴寒暖,我在风沙弥漫的驿路上,虽然不断更换劳改生涯的驿站码头,但我始终没有舍得把它遗弃。之所以对这把锹头如此厚爱,叫它一直伴我返回京城,因为那斑斑的锈迹里深埋着我作为人的一次精神蜕变。  那年炎夏八月,其热无比,用“天下火、地冒烟”来形容毫不过分。茶淀农场的“西荒地”,因其地质含碱量极高,长不成一棵可以遮荫的树。偏偏在391的一天下午,我们那个五毒俱全(地、富、反、坏、右)的班组,奉命去加宽一条深两米的洗碱水渠。站在地面上一动不动,已如进了蒸锅,跳到两米深的沟底,犹如进人火炉炉膛;而当天劳改队长下了铁令,必须使沟渠和银钟河水接通,以引进河水洗碱。  我头戴一顶破了檐的草帽,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短的裤衩挥锹挖渠。汗如雨淋而下,不一会儿连裤衩都被汗水粘在我的胯上,裆中的男具,被裤缝磨得红肿生疼,加上汗水一腌,简直如上宫刑。  “喂!穷酸脱下那块遮羞布吧!”姓刘的组长对我吆喝,“不然该把卵头磨烂了!”  我抬头一看,一字排开在沟底的“同窗”,不知何时都脱得一丝不挂,赤裸着全身在挥舞铁锹。尽管这儿是男儿国,我也属于男儿国中的一个,但我还是迅速地低垂下脸颊,视线躲开那一个个男人才有的玩意儿。始自一九五七年的改造,到一九六八年整整十一个年头了,劳改队五花八门的事例,我一览无遗,唯独裸体大战,这还是生平第一次观摩。  “喂!别摆臭老九的清高了!”  “活该,叫他自作自受!”  “光膀干活是一会儿的事,磨损了那东西可是一辈子的事!”  “脱吧!”  “他不脱给他‘开瓜’(扒光)!”  “别等我们给你动手!”  1963年,我被允许第一次回家探亲。这是与六岁的儿子从众合影。  嘻笑声夹杂着汗珠坠地之声响,一齐飞进了我的耳朵。与其说是“同窗”启示之功效,不如说胯裆疼痛难耐更为确切,我犹豫了片刻,终于拿出“跳河一闭眼”之勇敢,脱下我腿裆之间那湿如雨淋的布头。我想:我算什么?不过是比他们多喝过两瓶墨水的臭老九之一,我们同睡在一个号子里的大炕上,同喝一个大铁锅里的稀粥;在劳改队里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加低贱,被“同窗”之间的其他异数(流氓、小偷)称为“吃屎分子”。达尔文早有名言留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出污泥而不染”的书生清高,在这蛮荒的盐碱滩上,留之还有屁用?!  脱下那块遮羞的短裤,虽还心存自责之内疚,但赢得了轻松和免去了宫刑般之绞痛。  “怎么样?舒服一点了吧?”那姓刘的头人喊叫着,“记住,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在这囚笼里边,多一分穷酸气,就多一份罪受!”  “瞧,秀才的屁股比咱们的白!”  “白和黑卖一个价。”  “要是个妞儿屁股就好了,可惜也带个棒儿。”  该轮到我到沟渠上边去休息喘气了。头人所以采取轮流休息的办法,实因火烧火燎的大地上没有躲避炎阳喷火之树阴。头人发现离沟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曾经埋过死人、后来死人又被野狗叼走的空棺木,但里边只有容纳一个人的空间,只好运用了倒替着钻进棺木歇歇的法儿一一我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是人?是鬼?不知道。  尽管棺木里恶臭扑鼻,但对比被毒阳直射之苦,还是要容易承受一些。当我赤裸着胴体平躺在遮阳的棺木之中时,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像蛹变蛾,这是我的一次蜕变!”  “这到底是一次精神升华,还是一次精神堕落?”  “我要记住这个日子。”  “我要保留下这把铁锹。”  铁锹我一直保留下来了。但那是一九六八年八月哪一天,随着岁月如逝水东流,我已然遗忘了。  返回京华文坛之后,每到夏季三伏,当汗滴滴落在我笔耕的稿纸上时,我常对自己讲述这个流逝过去的故事:我是经过火焰山的孙行者了,在我面前再不会有真正的炎夏……  一九九二年夏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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