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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姜耕玉教授,是他把我介绍给东南大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匆匆忙忙路过南京,第一次上台连讲稿都没有,凭着记忆讲了一些中国古典小说和诗歌的艺术奥秘。出乎意料的是,受到欢迎,从那以后,每年都受到邀请。连续不断的厚爱,让我深感荣幸。东南大学早在五四时期就是名符其实的东南学术重镇,能在这样的学府作讲座自然有一种成就感。在这里受到欢迎,更是一种赏心乐事。当然,年届七十,年年往返,不辞劳顿,也是为陆挺先生的盛情所感。这个青年人显然对自己的工作,有着极其严肃的责任感,他对讲座的选择是严格的,对各路学者口头表达效果的品评,很少世故的奉承,相反,常常是直率中带着几分天真,有时令人不禁会心而笑。当他在会上宣布,明年请我开一门选修课程时,学生的掌声,令我想起台湾诗人的诗句:掌声如群鸽飞起。他在邮件里的一句话,我一直感到很受用:“直到最近,我才明确,那就是和我们有如此渊源的专家恐怕就只有你一个。”  连续六年的讲座,可谓与时俱进,最早在浦口教室里,后来到本部吴健雄纪念馆报告厅,如今又在九龙湖新校区人文讲堂。我不但见证了东南大学的跨越式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人文素质教育从规模到内涵的日新月异。讲座已经从最初的默默无闻,变成了后来的著名品牌。不管是瓢泼大雨,还是寒风凛烈,校内校外的爱好者,总是济济一堂。  到高等学府讲学,在我并不是稀罕的经历,但是,东南大学对我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冥冥之中还是一种亲和力,那里的学生,那里的听众(包括从外部闻风而至的)素质之高,本来就令人惊叹,这几年更是蒸蒸日上,我在台上的发挥,越来越得心应手,有时竟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我要承认,我的讲话语速比较快,加上有时涉及某些前卫理论,一般水平的听众要跟上我的思路,达到和我心领神会的境界是不容易的。但是,东南大学的学子,反应之快,有时近乎禅宗顿悟的程度。每有隐含的机锋,意在言外的幽默,他们莫不心有灵犀,瞬时在我留下的逻辑空白中和我会合,时而会心而笑,时而满堂开怀。当我的笑和他们的笑融在一起,我体验到在其他大学作讲座很难享受到的幸福。  最使我感动的是,讲座六年,所讲的一切,大都忘却了,只剩下电脑里简朴的提纲。绝对使我又惊又喜的是,东南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居然把录音全部整理成文。将近三十万字的篇幅,要耗费多少精力和心血啊。当我完成了这部演讲录的文字工作的时候,不能不从心底对那些年青人表示感谢。我希望本书的读者不要忽略他们的名字:  胡秀娟、游奇伟、王梦、商增涛、阎孟华、李国元、尤萌、赵丹、李福建。在他们之中,尤其是李福建,他还把文字作了初步的梳理,这就减轻了我许多负担。当然,我还对我的朋友毛翰教授表示特别的感谢,是他替我作了最后的校订,纠正了一些文字上的疏漏。  我衷心地告白,没有他们的辛劳,这本书根本就不会存在。  二  把这本演讲录音修改、补充成一个可以印行的稿子,其艰巨性出乎我的想象。记录稿里,逻辑中断,语法欠妥,修辞不当的地方可以说比比皆是。有时,情况严重到令人害羞的程度。真是有点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的讲话记录。连续六年的演讲现场,自己感觉一直是挺美的啊,反应活跃,掌声、笑声不断啊,东南大学素质教育方面的负责人士陆挺先生也屡屡告诉我“效果奇佳”。  等我把这个原始而粗糙的录音稿整理完毕,才明白过来,口头演讲和学术论文不同,学术论文是严密的、精确的,但是,如果把它拿到会场上去抑扬顿挫地念一通,其结果肯定是砸锅,原因就是学术论文是研究的结果,没有现场感,没有交流感,它只是单向地宣示自己的思想的成果。而演讲却不是单方面的传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和听众交流。讲者和听者的关系,不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而是在平等交流,共创的关系。不管后来记录的文字多么粗糙,只要有现场的交流互动,有共同创造的氛围,效果就非同小可。现场交流,不仅仅是有声的语言,而且包括无声的姿态、表情等等全方位的身体语言,甚至潜在的心灵暗示都会有助于强化心领神会的氛围。宣读论文是严正结论的告知,语言是现成的,而演讲则要展示过程,思考的过程,选择词语的过程,观念和表达猝然遇合的过程。过程就不是现成的,你在台上,要尽可能把初始观念、朦胧的语意,定位的犹豫和豁然开朗的喜悦和听众共享。现成观念宣示是单向静态的,而生成过程则是双向动态的,有时听众笑起来,并不完全是欣赏你的才智,而且也是意识到你的灵感,正是他们的反应所激发,你不过是迅速抓住了那电光火石瞬间,让语言及时投胎而已。  正是因为这样,在记录稿中,一些逻辑的断裂和语言的空白,在现场似乎并不存在。回忆起来,这些空白大都由一些心领神会、无声的姿态和眼神等非语言的成分填充到饱和的程度。西方有一种说法,在现场交流中,有声语言的作用仅仅占到百分之六十左右,其余都是无声的、可视而不可听的信号在起作用。如果这一点没有错,那么世上就没有绝对忠实的记录稿,损失四成以上的信息是正常现象。即使有了录像,可视形象得以保存,效果仍然不能和身临其境相比。这是因为,交流现场那种共创的氛围,那种双方心有灵犀的精彩是超越视觉和听觉的。正是因为这样,任何电视教学,都不能代替现场课堂教学。  这样,我就不由自主地被推向一个理论性的思考,那就是演讲作为一种文体的特点。  演讲,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其特殊规律的研究却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的领导、教师、经理可能多达几千万以上,在他们工作、生活中,演讲(作报告)中,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我们的集会上,在我们的课堂上,把演讲与写文章混为一谈的习惯势力从来没有受到挑战,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会议,念讲稿,眼睛不看听众,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常规。从理论上来说,这就混淆了为文与演讲的最基本的界限。在西方,演讲从古希腊罗马时起就是一门专门的学问,由于造纸技术落后于中国,演讲曾经是一门显学,就是在当代美国,在中学和大学课程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中国由于造纸技术的早期发展,把先秦诸子的口头游说忽略了几千年,造成了如今念讲稿的风行神州大地。对于演讲、讲座、讲课规律的轻视,造成了普遍的盲目无知。似乎演讲、讲座就是书面研究成果的传达。语音是唯一的媒介。其实,这是很片面的。早在古代希腊,人家就指出了,演讲的耸动听众的资源有三个方面,一是,诉诸人格的说服手段(ethos);二是,诉诸情感的说服手段(pathos);三是,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logos)。我们流行的念讲稿,却是把人家的三轮子的车子变成了独轮车。只要有起码的实践经验,都不难体悟到光凭诉诸道理的logos在台上是如何的尴尬,只有,把讲稿放在一边,把诉诸人格的ethos和诉诸情感的pathos调动起来,才有希望形成比较热烈的交流。  念讲稿,就是见稿不见人。演讲的道理,是人的道理,最动人的论断、用语,都和人格密切相关。演讲的人格,就是现场的不断变动着的语词、表情、姿态、躯体动作等。拿着稿子念,就把眼睛挡住了。而眼睛,是灵魂的窗子,恰恰就是最主要的交流渠道。美国卡耐基演讲术,甚至要求,演说都要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你看到了他,你的眼睛在和他作无声的交流。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其间隐含的道理很值得深思。  正是因为这样,修改记录稿的任务,其实不仅仅在文字上的补充和订正,而是交流的、共创的氛围的恢复。  作为一种交流文体,演讲语言和学术语言有着巨大差异。当时我这样讲到曹操:  《三国演义》,虚构了曹操(被陈宫逮捕以后)在死亡面前面,大义凛然,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他慷慨激昂地宣言:姓曹的世食汉禄——祖祖辈辈都吃汉朝的俸禄,拿汉朝的薪水,现在国家如此危难,不想报国,与禽兽何异啊?也就是,不这样做,就不是人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你们这帮小麻雀哪里知道我天鹅的志向啊!今事不成,乃天意也——今天我行刺董卓不成,是老天不帮忙,我有死而已!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形容英雄的话语来说,就是在死亡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啊。这时候的曹操就是这样一个英雄,“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完蛋就完蛋!”(笑声)没有想到,他这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反而把人家给感动了。感动到什么程度?这也是虚构的,说:“我这官也不当了,身家性命,仕途前程,都不要了,咱哥们就一起远走高飞吧!”从文学手法来说,这叫作侧面描写,或者用传统的说法叫作烘云托月,也就是写曹操,却用他在陈宫心理上的效果来表现。把曹操大大地美化了一番。  讲的是一千多年以前的政治斗争,如果完全倚赖古代语言,则可能导致现场听众毫无感觉。相反“拿汉朝的薪水”,“就不是人了”,“老天不帮忙”,“面不改色心不跳”,“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完蛋就完蛋!”“一副不要命的姿态”,“咱哥们一起远走高飞吧”,等等,这样的语言显然不是学术语言,甚至不是书面语言,而是当代日常口语。挑选这样的语言来表现古代的事情,是因为,原本的书面语言比较文雅,难以激发现场听众的反应,而当代口语则不然,它与当代生活和心理体验有直接的联系,因而,比较鲜明,比较明快,听众的经验和记忆比较容易迅速被激发。“面不改色心不跳”,“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这儿了”,“哥们儿”,绝对是曹操当年的人士绝对讲不出来的。这里,最主要的不是回到古代,而是带着当代的话语经验进入古代历史语境。工作就分成两步,第一,先要迅速唤醒当代的感觉。第二,形成某种对于古代观念趣味性描述,在这里,不可忽略的是,语言中带着反讽的意味。再举一个例子: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恶棍逻辑。我已经无耻了,不要脸了,我不承认我是人了,你把我当坏人,把我当禽兽好了,当狗好了,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用某些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听众大笑、鼓掌)  当代口语的反复叠加,好处就是把它挟带着的感情强化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保证其超越了古代语境,才能把演讲听众的互动效果推向高潮。我们的教师、学者在讲课、做报告前,明明早已有了著作,有了讲稿,为什么还是开夜车备课呢?主要就是作话语转换,把书面语言,转换成口头语言。口语当然不如书面语言严密,但是,他挟带的情感色彩,能够迅速引起共鸣,一般地说,演讲者和听众地位和心态不同,进入会场之前,心理距离是极其巨大的,首先就是对于演讲者的陌生感,其次就是对于题目的陌生感。最严重的还是,各人心里有各人的快乐与忧愁,家家都有一部难念的经。这就使得他们和演讲者期待其高度统一的凝神状态有极大的距离。演讲者必须在最短时间里,把他们五花八门的喜怒哀乐挤出脑海,以期缩短演讲者与听众的心理距离。古代的事情,离他们的切身感受很远,再用古代汉语来讲述,等于是距人于千里之外。用当代口语叙述古代的事情,不但把听众带进当代,而且把听众带到现场,让他们从你的用词中,感受到你的智慧和机灵,他们的陌生感才可能慢慢淡化,和你之间的心理距离慢慢缩短。  陌生感是交流之大忌,陌生产生隔膜,隔膜就是漠然,不为所动,就是互相没有感觉,书面语言,尤其是学术语言的过分运用,或者滥用,在演讲现场,容易造成隔膜,尽可能少用系统的书面语言,穿插种种当代口语,有利于缩短演讲者和听众的心理距离,使之在感觉上趋向认同。  《全相三国志平话》里讲到诸葛亮奉了刘备的命令,到东吴去说服孙权、周瑜和根本没什么部队的刘备(只有一两万人吧)联合起来抵抗曹操。就在人家的会议厅里边,曹操的来使带来曹操的一封信,叫孙权投降。当然这封信写得水平很低,根本没有曹操的水平。你拉拢人家投降也写得稍微客气一点,也要有点诱惑力嘛,这个曹操写的信怎么写呢?你赶快投降,孙权!你不投降,“无智无虑”,不管你有没有头脑,不管你是不是聪明,统统斩首——你如果不投降,我一到就不客气,通通的,死啦死啦的。(听众笑)孙权看了这封信,身为江东一霸(他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明孝陵的边上,吴大帝墓),这样一个大帝啊,讨虏将军啊,看了这封水平很低的信,怎么样?居然吓得浑身流汗。流汗流多少呢?“衣湿数重”,把衣服都湿了几层,这要有多少汗啊!(听众笑)我看肯定还有些其他的排泄物了。(听众大笑)  这里拉近的方法是,第一,是尽可能把感觉遥远的事情往听众的感觉经验近处拉,吴大帝的坟墓就在你们南京。第二,把套语转化为具体的感觉,“衣湿数重”,不但有汗,而且有其他的排泄物,还有红色电影里的日本鬼子的话语“死啦,死啦的”。这些话语的运用,其目的就是要把演讲者和听讲者之间的感觉合而为一。感性口语运用,就是遇到要上升到理论,也不可不坚持。如说到《三国演义》曹操杀吕伯奢的情节:  从艺术上来说呢?这样的虚构好在哪里?好在写他原来不是个坏人,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英勇无畏,慷慨赴义,这样一个热血青年后来却变成了坏人、小人、奸人。《三国演义》的了不起,就在于表现了其间转化的根源在这个人物的特殊的心理。这个好人,义士,心理上有个毛病:多疑。  就是讲比较抽象的理论,也不能用太多的理论语言,因为太抽象不容易理解,也难以感觉。这里的“好人”,“坏人”,就是要把抽象的语言变成感性的口语,把判断明快化,逻辑单纯化。为了单纯化,还把句法也单句化了,完全是简单句,短句,连接词统统省略。但是,在推理的时候,不惜作些排比重复(不是个坏人,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英勇无畏,慷慨赴义),这样可以加强感情的分量,又可以减缓节奏,为什么?和听众一起思考。  我们看《西游记》,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西天取经,一路上,都是打出了生活的常规的。妖怪很多,一个个妖怪都想吃唐僧肉,孙悟空顺利地把它打倒,打不倒、打不过,怎么办?很简单,找观世音,妖怪再胡闹,观世音就把它消灭了。再往前进,又碰到一个,老叫观世音不好,就再换一个人,如来佛,又把妖怪给消灭了。(听众笑)可是读者却连妖怪的名字都忘掉了。因为,在打的过程当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的精神状态,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变化。都是同心同德,一往无前。这就不是好的情节。但是,有一个妖怪我印象绝对深刻——白骨精。当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妖怪。前排的女同学不要见怪,我对你们印象比她还深。(听众笑)  从理论语言来说,这是比较啰嗦的,很明显,这是有意为之,这么不厌其烦、反反复复。一些地方,还插入了一些自问自答。这在论文中,可能是多余的,但在是讲座中,则有一种提神作用,同时也可以放慢推理节奏。面对东南大学这样重点大学的学生,这不是太婆婆妈妈了吗?不然,为了保证交流的全面性。会场上,几百人,你不能光和那些素质高,理解力强的、反应敏锐的听众交流,那样的人士最多只占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士,你落下他们,他们就可能要开小差,要做小动作,还要发出蜜蜂一样的声音。因而,需要等待。怎么等待?不能停顿下来等待,用层层推进的办法,语词分量不断加重、观念在排比中推进。这样,已经理解的,因为强化的层递性,理解加深了,不觉得重复啰嗦,而不那么敏感的,也可以在强化的过程中赶上你的速度。一旦可以下结论了,可以很干脆,不一定要拖泥带水,可以下得很明快,很果断。因为,结论在层层推理的后面,是演讲者和听众有序互动、共同思考的结果,而不是像某些论文,先把结论亮出来,然后举例子。先下结论后举例子,可以说是演讲的大忌。结论有了,听众从根本上就停止思考了,也就无法交流互动了。  在这些方面做得到位,可以保证交流的顺畅,但互动、互创的氛围还不一定饱和,还不一定达到高度和谐。为了创造出高度和谐和互动的氛围,就得有一点趣味,通常我们最为熟悉的是理趣和情趣,演讲的内容虽然是理性的,为了吸引听众,当然要争取把事情和道理讲得有趣。一般地说,这就是理趣。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其最后说到民有、民享、民治(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by the people)不但道理深刻,而且文字上,把那么复杂的事情,只用介词微妙的变化来表达,就充满智慧的趣味,这就叫作智趣,或者理趣。但是,光有理趣,或者智趣,很难形成现场交流的持久专注。现场的互动,需要更强烈的趣味,那就是情趣和谐趣。情趣当然是很重要的,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就用排山倒海的排比句,来表现激情,进行“煽动”。他面对十万听众,不这样不行。他不能不把情绪极化、强化,强调黑人的要求的很小。林肯早有承诺,但却拖延了一百年,至今没有兑现。这种风格,应该说,更适合于政治鼓动,而且如果没有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太过强烈、持久的煽情,会造成疲倦。而学术思考,要引人人胜,过度的抒情和鼓动,肯定是不宜的,抒情往往夸张,容易变成滥情,一旦导致滥情,很可能倒胃口。在当今的历史语境下,人们对夸张的滥情是反感的,因而从某种意义来说,学术演讲,似乎应该更多地依赖谐趣,也就是幽默。  《西游记》和《水浒传》(英雄仇恨美女)有所不同,它所有的英雄,在女性面前都是中性的,唐僧看到女孩子,不要说心动了,眼皮都不会跳一下的。在座的男生可能是望尘莫及吧,因为他们是和尚啊,我们却不想当和尚。孙悟空对女性也没有感觉。沙僧更是这样,我说过,他的特点是,不但对女性没有感觉,就是对男性也没有感觉。(大笑声)不过唐僧是以美为善,美女一定是善良的。孙悟空相反,他的英雄性,就在于从漂亮的外表中,看出妖、看出假,看出恶来。可以说,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假,以美为恶。你越是漂亮,我越是无情。和他相反的,是猪八戒,他对美女有感觉,一看见美女,整个心就激动起来。他的美学原则,是以美为真。不管她是人是妖,只要是漂亮的,就是真正的花姑娘,像电影中的日本鬼子口中念念有词的:“花姑娘的,大大的好!”(大笑声)他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唯一的一个唯美主义者。(大笑声)三个人,三种美学原则,在同一个对象(美女)身上,就发生冲突了。  这里的幽默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把事情说得和原文发生语义上的歪曲解释,如分别给《西游记》中三位主人公三种“美学原则”,而且把猪八戒说成是“唯美主义者”。这在学术论文中,是绝对不容许的;二是,来自于对听众进行轻度的调侃,前面一段,把对白骨精的印象深刻和前排的女同学相比,而且请她们不要见怪,“我对你们印象比她还深”。这一段说在座的男生见了女性绝对不会像唐僧那样无动于衷。这在学术论文中也是绝对不许可的,然而在演讲中,却是交流互动的亮点。  幽默在学术演讲中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其难能。其原因是,学术理性所遵循的是理性逻辑,是讲正理的,是要符合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而幽默逻辑是一种“错位”逻辑,讲的是歪理,是超越形式逻辑的辩证法的。我国相声艺人有言:理儿不歪,笑话不来。在演讲中,把正理和歪理,把理性和诙谐结合起来,不但是需要水准而且是需要一种把话语个人化的勇气的。在讲到中国女娲造人的神话和《圣经》上帝造人时,我得出结论:西方是男性上帝创造了第一个人,我们是女性(女娲)英雄创造了人类,接下去这样说:  当然,这一点不能说绝了。因为我们的汉字里,还有一个字,那就是祖宗的“祖”字。这个偏旁,在象形方面,是一个祭坛,而这边的而且的“且”字,则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的形象,里面的两横,就是包皮,很形象的。(笑声)不要笑啊,我据很严肃的学者考证啊,它的确是在座男同学无论如何,都要认真遮挡起来的那个部位。(笑声)这在今天来看,是很不严肃的,是吧?但在当时可能是很庄重的,是受到顶礼膜拜的。这玩意儿,有什么可崇拜的?可了不得啦!庙堂里那些牌位,包括孔庙里,祠堂里那些牌位,包括我们所有祖先的,为什么千篇一律都是那样一个样子?你们想过没有?就是因为,它仿照而且的“且”啊!(笑声,掌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是皇帝,还是老百姓,都要向这样而且的“且”磕头的啊!而且……(大笑声)这一磕,就磕了上千年。磕得忘乎所以,都忘记了这个而且的“且”原本是什么玩意儿了。甚至皇帝们称自己的前辈为太祖、高祖的时候,也忘记了,太祖、高祖的原初语义,应该叫人怪不好意思的。太,可能就是天下第一吧,太祖,就是天下第一生殖器啊!(大笑声,鼓掌声)而高祖,就是高级的那个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的嘛?(鼓掌声,欢呼声)据考证,东南亚一带,至今仍然有拜石笋的风俗,石笋就是而且的“且”字的另一种形象,不过那个很庞大、伟大,而且,(大笑声)你们不要笑,我说的这个“而且”,不是那个“而且”。(大笑声)一般人,没有那么庞大、伟大,就是了。(大笑声)而且,(笑声)好,糟了,从今以后,我不能再说这个连接词了,而且,(大笑声)连讲“祖国”都感到亵渎了。(大笑声)  这种演讲风格,好像和马丁·路德·金不太相同,马丁是面对广大群众的集体话语,而我这里,更多的是个人的话语,把表面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现象,用导致荒谬的办法,说得很可笑,完全来自个人的别出心裁,如果允许给以命名的话,应该叫作“即兴调侃,率性而言”。这肯定不是现成的讲稿早已准备好的,而是针对现场信息而随机创造的。正是这种随机的创造,通过错位的、歪曲的logos,把演讲者的人格ethos和情绪pathos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样的幽默的谐趣,完全来自个人的率性,这恰恰是学术所要防止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演讲虽然讲的是学术理性,但作为一种文体,已经不属于学术文类,更多的属于文学,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散文,和当前最为流行的学者散文、审智散文在精神价值上异曲同工。  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朋友张文质先生,他说,你的学术演讲,就是散文。我想他大概是对的,这不是一般的审美抒情散文,而是一种审智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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