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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隔多年,当重新见到张家山时,我仍然对这个人物感到迷惑和诧异。他头上扎着一顶羊肚手巾,双手在背后反剪着,腰有些驼,正一闪一闪地,顺着山路,绕过一个峁子,向我们走来。  陕北人扎羊肚子手巾的扎法,和别的地方的人迥然不同。别的地方的人,是向后扎的,在脑后挽个结。陕北人则是向前扎,那结是挽在额头上的。毛巾的两个边角,像羊角或牛角一样,向左右两边乍起。这种结叫英雄结。戏剧人物有时候这样用它。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扎法。相信李自成做赶牲灵的脚户的时候,就是这样扎的。  张家山的前庭饱满,四阁方圆,相对应的,后脑把子很平。陕北人的这种头型和脸形,一半的原因得于遗传,一半的原因得于后天的抚弄。孩子出生后,到满月这一段时间,家长要给他的脑后枕一个用小米缝制的枕头,头的两边再放两个,令头不要乱动。那两条腿,则用绳子捆紧。这样一个月下来,脑把是平的了,额颅则高挺起来,两条腿则一生都是笔直的。陕北人走到人面前,有一种高贵的感觉,这与他们月子里的这一番抚弄,不无关系。  张家山的大脸盘子,大约与匈奴人有关。我们知道,匈奴人在陕北这块地面上,留下了深深的踪迹。而他那大鼻梁子,则与党项人有关。陕北高原在一个时期,曾是这些从青海过来的党项人的老巢。而在西夏王朝灭亡后,相信有不少的流民重新回到这里。据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有三十多个游牧民族从这块地面潮水一样漫过。所以一张陕北人的脸,就是一部陕北高原史,一部仍然鲜活的二十四史。  张家山那大鼻子,在年轻的时候大约生过螨虫。如今连螨虫也不再光顾这一张老脸了,或者换言之,这酒糟鼻子好了,不再红了。但是,那个蒜头上还有一些痕迹,而鼻子以至整个脸面,毛孔很粗,见两口酒以后,发红发亮。  他的嘴很大,正是老百姓说的男人嘴大吃四方的那种。那嘴里长着一个大舌头,这大舌头正是为说白道黑用的。或者用老百姓的话说:满嘴跑大舌头。不过小说中红嘴白牙这句话没有说准,因为在我们的小说所写的这个年代里,张家山的嘴里,已经没有几颗牙了。  他还长着两只招风大耳。  那张家山的服饰,则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他当过村干部,所以这上衣通常会有个口袋,那口袋上还会有一支笔。这笔用不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着,以示和别的拦羊老汉之类,有所区别。陕北人的服饰,还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北京知青来了以后。这变化反映在张家山身上,是在脚,那脚上的那双鞋,知青叫它懒人鞋。  不过张家山在年轻的时候,穿过一件叫百衲衣的上衣。那衣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种棉袄。但是这棉袄,是像纳鞋底一样用倒勾针的纳法密密匝匝地纳过一遍的。这种衣服实受,一件要穿人老几辈。用它背柴,不怕挂了,耕地累了随便往地上一个连身躺,也不怕脏。时代不同了,这衣服不要说穿,现在连见过它的人,恐怕都不多了。  在修订这部易名曰《最后的民间》的小说时,张家山这个人物,始终活灵活现地在我的面前站着,哈哈一面大笑,那笑声响彻了我这小小的写作间。  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他们固执。他们天真善良。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他们是斯巴达克与唐·吉诃德性格的奇妙结合。他们是生活在这块高原的最后的骑士,尽管胯下的坐骑已经在两千年前走失。他们把死亡叫做上山,把出生叫做落草,把生存过程本身叫做受苦。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而在陕北,则生活了三十多年。我见识过许多的张家山这样的集滑稽与崇高于一身的人物。他们是高原的产物,是环境的产物,就像土地上自然而然地生长出的庄稼一样。  那一年在延河注入黄河的那个地方,我遇到过一位拦羊老汉。那老汉在放羊途中,用一生时间写出一本名人名言,然后把这一堆纸背了,交给县长,让县长找个地方出版。我们能想见,在这闭塞的环境中,在这缺少沟通和提高的背景下,这一堆纸也许只是一堆废纸。所以,当自命不凡的拦羊老汉,将这一堆纸背给县长后,县长说:只有名人说出的话才叫名言,你老人家一个拦羊老汉,说出的话这不叫名人名言。老汉争辨说:是先有名言,然后再成了名人的!县长则反驳说:是先成了名人,他说出的话才叫名言的!双方争执不下,这时我来了。于是县长便把这堆纸推给我。县长走了以后,这拦羊老汉望着县长的背景,把他最精彩的一段名言放在这时来说:我本来还想告诉你点什么的。现在,我不告诉你了,让你永远糊涂下去吧!  拦羊老汉灰塌塌地走了。他将老去,在那群山环抱中,在他的羊旁边。他的一个梦想破灭了,支撑他的精神的那个东西消失了。他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穷的人,最卑微的人。而在此之前,当他背着他的《名人名言》,走进县长办公室时,他不是这样子的,那时他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他的。  类似这样的人物,在陕北高原那些大些的村庄,那些集镇,那些县城,你随时都可以遇到,他们是高原的一部分,是高原土生土长的植物。  那一年在榆林,我遇见一位长相和张家山十分相似的高身材老汉。他是一位治沙英雄,刚从联合国领奖回来。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这块地面的治沙,为地球处于同等环境下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他见人哈哈一面大笑。他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全国人民都在因为我骄傲,但是,我很清醒,我自己不能骄傲!  这话,也许只有那些最高超的语言艺术家,才能把话说得这么圆,这么活泛。那话里饱含着无尽的自负和张扬,甚至狂傲。但是他是这样说的,以一种最谦虚的口吻说出来的。你的脑子得拐三个弯,才能将这句话传达出的精神实质抓住。  这就是我的张家山的口吻和行为做派呀!  类似这样的具有夸饰色彩的人物,可以说遍布高原。  记得作家路遥生前给我说过一件事。  路遥从西安城回到家里,天已经黑透了。这时,有一顶灯笼从对面山上,摇晃着下了山,过了川,然后上了他家垴畔。这是一位农民,他来打问一件事情。啥事情哩!老汉说:听说美国换了个新总统。叫布什(老)!路遥说他当时深深地悲哀。他说你耕了一天的地,晚饭都没顾上吃,就为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翻山越岭地来打问吗?!它与你有什么相干!  这就是陕北人的天性。天性使然,由不得自个儿。  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村庄。类似张家山这样的理想家、幻想家、梦想家,已经越来越没有容身的地方了。世界正在变得更加功利,更加实际,更加富有和更加贫困。它正在无情地碾碎那些六六镇这样的古老村庄,它嘲笑张家山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让这样的村庄和这样的人绝迹。  所以这是最后的民间。  说完张干大,让我们顺便再说说谷子干妈这个人物。  谷子干妈这样的女人,在陕北高原上,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遍布高原。  她们是被陕北民歌那热烈的情绪和大胆的歌词所熏陶出来的人物,是高原的女儿。她们年轻的时候,漂亮、美丽,成为这一带的人梢子,成为那些光棍汉们的性幻想对象,成为陕北民歌新脚本的角色。唉,大自然嫌这山野太空旷和死寂了,嫌这生活太贫瘠、单调和苦涩了,于是常常打发这些花朵一样的女儿家,来点缀这北方的荒野。  当她们老了的时候,她们仍有另一种风韵。  就像我们的谷子干妈一样,细皮嫩肉,头发梳得油光,鬓边有时会别着一朵花。她们像猫一样卧在男人为她们遮蔽的这一片天空中,舒服地活着。她们崇尚英雄,她们明白自己来到这世界上,就是为陪伴英雄而来的。但是千万不要小觑了她们的力量,好男人是好女人培养出来的。没有谷子干妈,就没有张家山。张家山在这部小说中,他的所有那些英雄壮举,只是为了给一个人看的,他不能叫这个女人失望。他要叫这个女人在人前逞能说:瞧,我窑里的男人多么优秀!  干大干妈这个称谓,是陕北人对那些有了一把年纪的人的尊称。所以我们在叫张家山张干大的同时,也叫谷子为谷子干妈。  不过谷子这个称谓,却不是她的本名,而是乡人的一句侃语。那谷子是说,年轻时,她家男人下南路或走西口的时候,嫌自己婆姨过于招摇,于是抓一把谷子塞进那东西里,将那东西填住。谁知男人回来时一看,那谷子还在,只是已经被捣成米了。这话是说,男人不在家期间,不知道那地方被多少人捣过。  这是一句笑谈。单调的高原有时候需要有些颜色的佐料,这样才能鼓励人们一代一代有滋有味地活下去,所以才有那生命一代一代争先恐后地出生和无限留恋地死亡。  关于谷子干妈这个掌故,作者只是姑妄说之,相信读者也会姑妄听之。  一主二仆,这第三个人物叫李文化。  这是一个简单的年轻人,简单得一碗凉水能看到碗底。较之张家山的雄浑,较之谷子干妈的沉稳,他则更像一个没头苍蝇一样,四处碰壁,在这个世界上乱蹿。  他底气不足的原因是世界如此之大,但是他找不着自己的位置。因此他永远处在心理矛盾中,处于诚惶诚恐中。诚然,他在学习,腑下夹着一个黑皮笔记本,记那些格言和民谚。但是,智慧有时候并不是从书本上学的,碑载文化有时候会把人培养成白痴。民间智慧有时候是真正的大智慧。  因此上,当张家山和谷子干妈赶着毛驴,摇摇晃晃地重回他们那更深的山里之后,很难设想,六六镇这片天空,孱弱的、不谙事理的李文化能将它支撑起。  但是难说,人要开窍,有时候是那一瞬间的事情。  天睁一眼,有时候瓷瓷登登的一个人,突然心窍开了,于是一下子明白了事理,成为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  李文化会这样吗?也许会,也许不会,我们不得而知。那是他小子的命。  我怀着一种近乎于虔诚的心情,将这部原名叫《六六镇》,现名叫《最后的民间》的书修订完毕,然后将它交给读者。它也有它的命,让它去经历吧!  人生苦短,我明白自己的来日不会很多,而精力,也大不如前了,因此我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将它修订好。这是对社会负责,亦是对自己负责。  《最后的民间》是我的《大西北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则是《最后一个匈奴》。而三部曲的第三部,名曰《最后一次远行》,我下来将写作和修订它。  高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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