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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是两个状写高原的物什,《最后一个匈奴》气势逼人、目空天下,《最后的民间》则趋向于平和,归附于东方幽默。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的一株有些奇异的果木。且让它枝叶婆娑,招摇于高雅殿堂与市井地摊之间吧。  是的,我希望两个标准都能够接受它。我是诚实地写作的。不要为我所展现出的生活的庸俗、悲凉和无奈而惊骇。我没有增之一分,也没有减之一分,我只是诚实地勾勒出人类的生存图景、生活原生态,如此而已。  我的手工作坊是怎么生产出这样一件工艺品的?我有些诧异。我觉得我还不能完全地认识它。是孽种吗?我不知道。  本书最初曾拟名《花案》。这是因为,书中的许多花花绿绿的事情和案件,都因性的因由而发。后来考虑到这个名字太俗,所以放弃了,用了《六六镇》这个名字。后来又考虑到书的主旨,乃是为了塑造这个高原传奇式的人物张家山,而张家山是民间最后的传奇,故易今名。  传统在消失,古典精神在消失,昨天的文化在消失。张家山这样的人物,也许是游荡在高原的最后的骑士了。几十年几百年之后,孩子们大约只能从老祖母讲的童话中,见识这一类人物了。孩子这样想的时候,童年正在结束!这是杨争光先生一篇小说中的话。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这是一个大智慧,一个大幽默,一个额上印着悲剧印记的人。他的胸膛里,弥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堪让我们肃然起敬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善良。因为这个,所有的微笑便蒙上一层苦涩的意蕴。  我过去在报纸上曾经和读者谈过这个人物。我说:人类现阶段的无尽的烦恼,生活的纷纭万状,都要在这里来表现。有一个人物叫张家山,他运用人类现成的规则和各种反规则的方法,来处理这种种世事纷争,给陷入窘境的生活的齿轮上膏些油,让它吱呀有声,继续旋转下去。  张家山这个人物,令人想起那个西班牙苍凉高原上的唐·吉诃德。是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点,都高贵而善良、精明又愚蠢,都试图怀着中世纪的梦想,去匡正社会。只是,较之唐·吉诃德,张家山的时代,已经没有马可以代步了——连瘦骨嶙峋的、风一吹就倒的马也没有。因此,他似乎更为卑微和实际,深口布鞋上沾上了更多的泥土。  今天,全城的人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铁匠用锤子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姑娘们翩翩起舞,满城都在传递着一个动人的消息:他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发,去征服世界了。此一刻,在这个世界上,大约没有人比他更高贵的了!——这是人们用给唐·吉诃德的话。如果人们同样地将这话用给张家山,我将感激他。  本书的构思时间用了一年。一年期间,我和著名剧作家张子良先生,曾数度深入到陕北的最僻远的山村,采访和深入生活。接着,我们用搜集到的素材,基本上是各写一半,完成了长篇电视系列剧《好戏连台》。这个长篇小说《最后的民间》,是在我的那一半脚本的基础上,重新写作的。  我原先想将它写成一部轻松的、调侃式的、可读性强些的、具有票房价值的作品,但是,在写作途中,我明白了,我不可能浅薄。这部小说,在具有以上的特征之外,它还是一部深刻的和严肃的作品。我像一个视世界为掌中玩物的阴谋家,在自己的斗室里精心营造着它,夜以继日;并且手中叼着一支高档香烟,吞云吐雾。  作品完成了。我像交出一个自己生产出的婴儿一样,痛苦地交出它。它将离开我而独立存在了。此刻我眼睛有些潮湿,心中有一种失重的感觉。我是太累了,容我下一段休息休息,待体力有所恢复后,然后去新疆,完成我酝酿了二十年的另一长篇《要塞》。《要塞》的故事梗况,已先期发表在1995年第2期的《女友》杂志上。  再嗦几句。乌纳木诺曾经称他的国人唐·吉诃德,乃是西班牙的民族灵魂,西班牙委托一个叫唐·吉诃德的人做过的一个梦。这里,如果不算唐突的话,我想说,乌纳木诺的这段话,同样地可以帮助读者进入这个《最后的民间》。  锣鼓长了没好戏。谨赘言于上。  高建群  1995年秋稿成  2007年春稍作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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