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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岸彼岸  他说,他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去了那个“自由世界”……1947年秋天,人民解放军的脚步声已经响遍大半个中国。一个历尽劫难、遍体鳞伤正从血泊里挣扎着站起来的民族,在听到“上帝”把一个王朝的丧钟敲响时,已经望见了新中国的曙光……此时,就职于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外科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的盛志勇要横渡大洋到美国去。  那年他27岁。口袋里装着中华民国的护照。他由著名外科学专家沈克非教授举荐,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医学院外科研究室进修。  一些同事朋友疑惑不解地问:  快要解放了,你为什么还要出国呢?  是那个富有美利坚浪漫情趣和探险精神的“彼岸”,对你太有诱惑力吗?  你这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  他背起了行装,什么也没说。  细雨绵绵,洒下无限依恋。当远行的身影闪出自家门槛的时候,当海外游子的故事就要在上海外轮码头后程的时候,他只是低声对父母、对妻子说:“我是去进修。”说罢,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如今他的夫人张韵秀还清楚地记得他们告别时的情景。他走得很快,一直走到轮船上连看都没再看她和孩子一眼。  呜——轮船一声长鸣,他仿佛感觉到妻子和父母的心里的颤动:你这一走,真的能回来吗?  1948年冬天,修业期满的盛志勇准备启程回国,可是,他遭到拒绝。是他的导师颇斯(POTH)先生不让他走。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你为什么非要回国?难道……难道这里不好吗?”颇斯先生耸着肩头,执意挽留的表情里不免夹带着遗憾、责怪的色调。一只手牢牢地搭在他肩上,好像一松手生怕他溜走似的。  不能不承认,这里的确很好。在这个国度里,他为医学科技之发达、自己术有专攻时欣喜,却又为在这个“自由世界”里看到那么多的不平等和种族歧视而迷惘郁闷。比如上厕所也分白种人专用和有色人种专用,就连乘公共汽车也区别得黑白分明。  盛志勇曾对周围的同行说:上帝也分白人黑人吗!  同行们无言作答。  显然,他周围的美国同行都是白人,包括他的导师颇斯先生。而颇斯先生对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是友善的、信任的——正是这位黄皮肤的中国人靠自己的智慧与勤奋贏得了导师和同行们的青睐。进修不到半年,导师就把重要的研究课题交给他,并邀请他给美国学生上课(他的英语讲得很流利),还破例让他参加临床手术(按规定,进修人员是不允许的,包括进修的美国人)。导师又答应给他一定的酬劳,如果他愿意可以延长进修期限或者长期留下来,这一切都由导师亲自为他办理——但他都一一谢绝了。导师一次又一次地耸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你为什么要回国?”美国同行们这样问他。就像一年前国内的一些同事朋友问他“为什么要出国”一样。而且此时,有不少的中国人士像逃难一样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祈求得到“自由的庇护”。  美国同行告诉他,修业即满,他这位黄皮肤的年轻人就可以成为令人羡慕的外科主治医师。要知道,在美国考取一张行医执照是很不容易的。而主治医师的年薪是1.5万美元到2万美元,那时花1500美元或2000美元就能买到一辆漂亮的小轿车。今天,据说一位外科主治医师的年薪已达15万元美金(如此设想,倘若他在美国至今,该是早已不止千万的大富翁了)。  多么令人骨酥身软的诱惑啊!  但它却永远无法超越历史在一个中国人心中的沉淀。  祖国与民族不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他懂得她的含义,更懂得一个残破的中国、一个贫穷积弱的民族统一在五星红旗下将意味着什么。身在异国他乡的莘莘学子,就更知道她的分量。  弟弟来信了。  弟弟在信中说,东北、华北已经解放,人民解放军的旗帜已在北平的上空飘扬,百万大军很快就挥戈打过长江,全国的解放亦指日可待了。  弟弟劝他赶快回国,像钱学森、李四光等许多爱国学者都陆陆续续回来了。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会有用武之地。  他知道,弟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新四军。弟弟的来信是在帮他指点迷津。  其实,在进修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那个被西方称作在世界各地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从这个宣言中看到了与《圣经》不同的真理的光辉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在此期间,他也得知曾是“上医”校友计苏华等留美学生,在芝加哥、华盛顿发动学生和华人上书美国政府及总统,反对美国向国民党提供借款援助打内战。  时局已经很明朗,国内政权更替在即,中美之间随时可能断航……他毅然打点行装,归心似箭。  他驾汽车抵达纽约,然后从东海岸一直奔波到西海岸的旧金山,在这个“自由”的国度里寻找一个中国学者的自由。几经周折,终于买到了回国的船票,并且是“总统号”客轮。可是,就在这当口,西海岸爆发了工人大罢工,所有的航运都停。旧金山以它的阳光、沙滩、蓝蓝的海湾著称。那荡漾着缠绵柔情的海湾哟,却无法使这位中国学者平静,哪怕只是瞬间。  他的心在冒汗……  他的心在呜咽……  他的心像暴风雨中的大洋,波澜翻卷着波澜……  他在码头附近一所小旅馆里住了十多天,等待了十多天,煎熬了十多天。“那真可谓是度日如年啊!……”他唏嘘不已。  归去来兮,镂骨铭心的情思,血浓于水!  他像蛰伏在那里的一头困兽,一有动静,迅即出击。他每天都要去码头打探消息,眼睛盯着那个过关的通道。他以近于祈求的口吻对航运调度的一个老板说:“不管什么时候开航,我都会等下去,哪怕是一只小船,我也愿乘坐。”  突然一天早上,他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眼前人头攒动!他本能地掂起行李向码头狂奔而去……他终于搭上了最后一班小型旧客轮。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颠簸,在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解放军的炮声响彻在长江北岸的时刻,这位中国学者回到了上海。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他喃喃地像是自语,眼眶里含着的是一个中国儿子投人母亲怀抱的热泪……  2.莫干山之“剑”  1920年7月1目,盛志勇出生在上海市一个自由职业家庭,但他的故乡在浙江德清县庾村。那里有一座很著名的山叫莫干山。他父亲就是从那山坳里爬出来的苦孩子。家境贫寒,父亲7岁时就给人家当放牛娃……牛在山坡上吃草,放牛娃就被莫干山的传说熏陶。那是个被血染透的故事。在放牛娃的瞳眸里,是因为有了这个故事的浇灌,才生长出这漫山遍野的翠竹、绿树、青草。  相传春秋末年,吴王阖闾下诏,操练兵马,争雄天下,传令剑师莫邪、干将夫妇率上百入门弟子在此山中炼石铸剑。莫邪、干将夫妇采塔山之精石,冶炼七七四十九天,打造出一柄锐利宝剑。吴王闻之其喜,遂召莫邪、干将夫妇晋见献宝,不料想忽传来噩讯,莫邪、干将折剑自刎,弟子们亦随师傅慷慨而去……  由此,后人便将此山名为莫干山。  莫邪、干将打好了宝剑,为什么又把剑毁了而死呢?……  牛在山坡上吃草,放牛娃也一遍又一遍、一天又一天咀嚼这个故事……  倒下的身躯化作了群山,不死的精神承载着一个血染的故事从古传到今……  盛志勇记不清多少次梦回故乡,去寻觅父亲儿时放牛的是印,登山膜拜那故事里的先人……那是十多年前在上海参加完一个国际医学大会后,他偕夫人张韵秀回了一趟老家,依然感受到家乡的泥土里,处处散放出先人们侠骨丹心的香气。盛夏的莫干山凉爽如秋,山间多修竹、清泉,古木参天,云雾出没,如梦如幻。有诗云:  参差楼阁起高岗,半为烟遮半树藏。  百道泉源飞瀑布,四围山色蘸幽篁。  当年莫邪、干将磨剑的剑池仍在,池水清澈。上有飞瀑悬空泻下,水经石限,形成三迭。旁有亭栏磴道,上下盘旋。四壁摩崖题字,多属近人文字。登山眺望,峰峦罗列,拱揖于前,太湖波平如镜,湖上山岛如青螺浮现水面,历历可数。运河如带,天目如屏,钱塘江绕其东南汇入大海……他依然感受到儿时的父亲登上山顶眺望时放飞的心情:一个放牛娃何时能走出莫干山,上看一看山外的世界……  似乎是一个晴朗而平静的上午或是下午,这个穷苦的放牛娃走进了一位美国传教士的视野。  离庾村不远的三桥埠有个教会学校,放牛娃每每赶着生路过校门口吋就好奇地往里张望,张望……牛在山坡上吃草,放牛娃就在教室外偷偷随着那些上得起学的伙伴背诵老师教的内容。  “你为什么不上学呀?”传教士问。  “家里穷,上不起。”他说。  “想上学吗?”传教士又问。  “想上啊!做梦都想上学……”他怯生生地说。  “那好吧,明天你就来学校。”  “真的吗?”  “愿上帝保佑你,阿门。”  传教士在他脑门和胸前画十字,又在己脑门和胸前画十字。  放牛娃上了教会学校。从那天起他有了自己的名字——盛清诚。  这个赤足走在田埂上,入学后才知道那长着四个轮像甲壳虫到处跑的怪物称作汽车的乡下孩子,便如此执著地在人生的启蒙中领悟耶稣殉道的大慈大悲和莫干山故事的真谛: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后来他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医学院,并与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的罗静安结为伉俪。只因罗氏家道败落,其父抽大烟连家门口的石墩都卖掉罗静安被迫中途辍学,与盛清诚在上海杨树浦开了一个小诊所行医。  杨树浦是外国资本家开办的一个工业区,那些挤挤挨挨破陋不堪的工棚里居住的都是贫苦的工人、童工和难民。  盛清诚夫妇从一张病床干起,扶贫济困,治病行善,逐渐发展到100多张床位,药房、化验、x光透视、手术室……一英俱全。小诊所也取名叫“沪东医院”。  父母的仁爱之心、行善之举和那不朽的莫干山故事,使盛志勇幼小就深受沐浴和启迪,萌发了不小的抱负,立志要成为一一位名医,悬壶济世,普度众生。  冥冥之中,古老的传说和苍苍的京杭大运河之水化为他们父子的血脉,铸造了他们父子的心灵,是自然又不是自然天成。——莫干山传奇与京杭大运河都是人开凿的智慧和良知的酿造,这人造化出的伟岸给予人的只有不间寻常的追索与艰辛。  十年寒窗,盛志勇报考上海医学院。考生近千,录者六十,他欣然考中,名列榜前。时为1936年,他仅16岁。走进医学殿堂,承载的负荷并不轻松,8年的学业,6年必须完成,而且课程除语文外全部用英语授课,择优而学。一年之后,就淘汰了近一半,6年下来,全班只剩23个人了,其中3人还是上一届的留级生。他说,有些同学并不是成绩不好,只是因为英语不过关而被留级或退学。他之所以能顺利过关,是因为上的是美国办的沪江大学附属中学,开设英语课打下了功底。所以,他说“上大学时就占了便宜”。  如今已是85岁的步礼生老人(原上海电子实用研究所工程师,1982年退休),回忆起他和盛志勇在沪江中学学习的情景,一对要好的少年身影仿佛从“昨天”清晰而矫健地走来。  步礼生说:“我俩同班,我在甲组,盛志勇在乙组。我比他大3岁,他只有13岁,是全班同学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最活跃的一个,可他学习蛮用功,人也很机灵。因为这个学校是美国人办的,用的课本是英文,所以有的学生学起来很费劲儿,而盛志勇学得蛮有兴趣。每当开新课,老师提问某个问题,他都能用英语回答,让同学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所以大家就叫他‘英语通’……”  步礼生回忆说,那时同学们大都知道盛志勇家办的沪东医院,因为沪江一带既是工业区,又是贫民区,他的父母亲就在那一带行医,给那些有病无钱治的穷苦人瞧病,很多工人、贫民也都乐意去沪东医院就诊,平常,同学们患了什么病需要什么药,盛志勇都蛮热情地给予帮助,或拿来药,或领着同学去瞧病。“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这跟他家庭的熏陶,父母的职业有很大关系。”步礼生则考入沪江大学(与盛志勇的姐姐盛敏珍是校友),从事电子工程研究了。  步礼生老人激动地对笔者说:“请一定代我转达对老同学盛志勇的问候与敬意!”  我说:“一定一定。”  他说:“我为中学时代的伙伴盛志勇如今成为共和国的院士、著名烧伤外科专家感到由衷的目豪和骄傲!同时也祝愿他健康长寿!”  1942年7月,盛志勇以优异的成绩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十年磨一剑”,他和父亲一样拿起了手术刀。  莫干铸剑即折剑自刎,是要制止人类的相互争战与杀戮,希望人们都相安无恙地生活着;而他操“刀”,是为那些活着的人医治因战争或非战争劫难带来的创伤与病痛。  那时的许多热血青年、有志之士都把“实业救国”作为人生奋斗的夙愿。  父亲问他:你是在本家行医,还是想另立“门户”?  他说:儿虽承袭父业,但我想自己去闯一闯。  3.镂骨铭心的校训  直到与盛志勇教授深入交谈,我才有所了解,目前中国的前辈西医学家大都是从“协和”、“同济”、“湘雅”、“小河沿”等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医学院走出来的。一如旧时中国陆军的“黄埔”、“保定”、“讲武堂”之分。除同济是德国人创办的之外,剩下的多为“美、英、法”派别。比如小河沿为苏格兰传教土创办;协和的创办当然属美国人的事;而湘雅实为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的一所分校(即现在的湖南医学院),美国总统小布什的老爸老布什以及克林顿皆分别就读于耶鲁大学。  医学上不同风格的演绎,即透示出各自民族不同的文化精髓,又体现出本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与渗透。同济授导的保学风格自然要与协和、湘雅、小河沿有所不同。比如对常见的骨折治疗,美、英、法派主张开刀复位,而德国人则主张手术复位加牵引。在外科手术方面,美、英、法派很注重“形”,刀开得漂亮,结打得潇洒;而德国人则讲究简练,像踢是球,三传两递,便到了中场,拔脚便射,几乎没有废动作。德国人向来以稳重、秩序著称,一个科室只一名教授,教授即为科里的头儿,兼管行政。而在美国,一个科室里好几位教授,并且所有的人看来都决心要管人,而不要被人管……似是后者竞争意识强、发展快,技术的更新换代也快。  盛志勇就读的上海医学院,院长是中国医学教育奠基人颜福庆,曾任职长沙湘雅医学院校长。颜福庆当时有个志向,说一定要办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于是,几年后就有,国立上海医学院,颜福庆出任院长。学习的内容和教学方式基本上跟协和、湘雅相同,授课的老师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但大都在国际国内颇有知名度。  盛志勇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年颜院长在他们入校新生的一次校训会上讲的话:  中国现在不是医生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少什么?少好医生、名医生,少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很有建树的医生!而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医生却是很难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点什么!  ……  当时只有16岁的盛志勇并不十分领悟,这位严肃而富有激情的老先生正在把精神火炬传递给他们这群“新生代”,并寄予那样的厚望;倒是觉得怀里像揣着一盆炭火,浑身都在发热,却又感到背后一阵阵发凉。  也许,这是布衣少年第一次承载沉重历史使命的感受。从那时起,他对那次校训镂骨铭心。  盛志勇大学一年级刚上完,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东北、华北遭受了本帝国主义铁蹄的摧残和蹂躏。相继,日寇又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他父亲苦心经营的沪东医院损失殆尽……  上海,这座东方“大世界”再也摆不下一张学习的书桌了。国民政府决定将上海医学院迁到昆明。而上海至昆明却没有陆路交通,只能乘船从海上行至越南,然后从越南登陆到达昆明。  临行那天早上,父亲被一家居民请去看急诊,只有母亲来送他。母亲焦虑的脸上挂着愁云,抚摸着他的肩头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啊……出这么远的门……”  “娘,您放心,我会学会生活的。您看,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好几位同学。”他轻声说,样子很自信。  这声音,在母亲耳畔,却听得那么响,那么大。这声音是那般陌生,又是那般的不容怀疑,不由得睁大眼睛打量着这个“年少未知愁滋味”的儿子,像不认识他,又像在这瞬间发现儿子长大了,成熟了,人生的担子如此之快地落在他那还很嫩弱的肩上了!  船已经起锚,它要向彼岸驶去,尽管前方浩茫,尽管有风有浪,尽管那船布满补丁颠簸摇晃……  “娘,您回去吧!”  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母亲那企盼的目光……  1941年12月7日,了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大战爆发。日本侵占中国后,开始进攻越南、缅甸等国。上海医学院在敁明已岌岌可危。这座素有“春城”美称的城市上空,不断响起空袭警报。碧蓝的天空飘浮着朵朵白云,一群群绿色的、双引擎轰炸机从薄薄的云朵里秃鹫般地朝城市俯冲而来。机翼上的红膏药标记清晰可见。警报器凄厉的嘶鸣被疯狂的爆炸声淹没,狼烟冲天,四处都在起火……  “有一次真惨哟,成堆的人被炸死,树枝上、房檐上都挂着血肉模糊的衣衫和断肢……我们学生一听到警报就挤进狭窄阴暗的防空工事内躲避炸弹,有时都疏散到荒郊野外读书,等待着空袭警报结束再返回学校去……也许是那惨烈的生死场面激发了人的强烈生命意识,学子们都抱定一息尚存、发奋苦读的决心。”  而此时,盛志勇和学子们的心在颤栗:上下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啊,你的伟大在于古老!你的悲哀也在干你的古老吗?  面对外国列强野蛮入侵,一个残破的中国,一个扛着贫穷和烟枪的民族能战胜什么呢!  这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国耻。  这是用血泪和屈辱浸泡的历史!  上海医学院被迫从昆明迁徙重庆,校址就在歌乐山。在日寇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前夜,实为流亡的国民党政府已搬到重庆。  这年暑假后开学,盛志勇和他的两个同学乘船返校,船已过广台湾海峡才得知,日寇已控制了越南的海防口岸,学校已从昆明搬到重庆。他们二人只好随船又返回上海。去重庆的交通线路也被日寇占领。几经周折,他们只好借读在上海美国人办的圣约翰医学院攻读尚未完成的学业。后来从重庆又过来几位同班同学,他们聚合在一起,这几位上海医学院无法在母校学习的学子,奋发图强地硬是完成了母校赋予的学业。  盛志勇说,国难当头,风雨如磐,更要抓住时光咬紧牙关去学,饱尝了日难与战乱之苦,才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救民族于危难、救同胞于水火的那种情感!一边学,一边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做实习医生。毕业后他和几位同学就留在了红十字会医院。  4.似乎一个偶然,当了外科医生  作为实习医生,内科外科都要干,到毕业分配时方可申报志愿从事内科或者外科。盛志勇毕业时选择的是内科。尽管从事内科的要求条件很严,只在毕业的实习医生中录用5名,但他还是递交了从事内科的申请。当然,他知道大家都在争抢那个“位置”。  内科主任是著名的心脏内科专家乐文照。  还是在临床实习期间,他就对盛志勇的毕业答卷很欣赏,并就临床诊治的诸多问题对他的这位学生进行过严格、细致的考问(大家都晓得乐教授是个十分严厉而挑剔的人,严厉得近乎不近情理,挑剔得你无一点细小的缝隙吋钻),但盛志勇都“理论联系实际”地顺顺溜溜地过关了。  乐教授表情严肃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说:“看来,你是干内科的材料。”  盛志勇说:“我会干好的。”  教授没有点头,依然一脸严肃地走出病房。一直走到门口,突然回过头来说:“你这个学生我要了。”  盛志勇就要当内科的住院医生了,大家为他庆贺。  他坦率地毫无掩饰地对笔者说,当时他曾偏颇甚至错误地认为,干内科比干外科好。外科只是开开刀就完了,没有太多或太高的学术上的追求;而内科呢,则可以搞研究,可以对某种病症进行课题攻关,可以尽可能早地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人的生命体内,是一个广袤而神秘的世界。医学家的使命,是在不断地揭开人类生命的秘密。  他就要到内科上班了,但就在这当口,情况发生了逆转一一在外科公示的录用名单上,赫然写着盛志勇的名字。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感到惊讶。  盛志勇也感到挺纳闷:我明明申请的是内科,并且内科主任也已经拍板了,怎么会又被外科录用呢?这不行,我得去问个究竟。  还没等他行动,外科主任邵幼善教授亲跑来找他了。  这位有名的外科“一把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说:“你不能去内科,要到外科来!”  盛志勇说我填写的申请是内科,也已经被内科录取了呀!  邵教授说:“这我不管,你必须来外科。”  盛志勇感到很为难:“这……这……”  邵教授不听他解释,也不容他申辩,样子很倔强很固执地说这不用你管,也不用你去说,我找院长去说!  至于邵教授是怎么跟医院院长说的,又如何跟内科协商的,就不得而知。反正小伙子就这样被“一把刀”教授拉了过来——这么一拉,神秘的外科之门便悄然地向他洞开。他从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外科生涯。  到了外科,到了“一把刀”手下,盛志勇才知道邵教授为什么执意要他,硬把他从内科“抢”过来:在当实习医生期间,他的临床课做得很出色,外科教授和内科教授一样,对他的临床毕业答卷很满意,并且因此把他作为最佳的外科“选手”记在心上,——这也许是在时间上邵教授先于乐教授录用这个青年医生的理由吧。盛志勇甚为感动。  他说,就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做了外科医生。  是“偶然”吗?  答案,就隐含在那个“抢”字上。  也正是从事外科之后,盛志勇对外科重新有了再认识:对人的生命很多最基本的生理、病理以及生物、化学的研究,是要外科来探索来完成的。外科和内科是构筑人体医学生命研究的两大支柱。  也就是从这一时刻起,他用理智和良知反省了自己以前的偏颇与误解乃至他那个浪漫美好的初衷。  他矫正好了自己脚下要走的路,从此走得义无返顾。  一个人最质朴的表露,毫无顾忌的自我剖析,貞诚的渴望和坦荡的心灵独白,也许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动情的篇章 。  2002年3月中旬,笔者与杜淑芬、雷永升根据盛老提供的采访对象,进行了一次“波音”速度的“铿锵二人行”。医往重庆、上海叩访盛老当年的老同学老同事。盛志勇说,书中不能光写我,还要写写他们,事业是靠大家干出来的。他又说,你们要赶快去见见他们,如今都是古稀之人了,见面的机会一天比一天少了。  在上海中山医院,我们见到了原中山民院院长裘麟教授和著名心血管外科专家石美鑫教授(原上海医学院院医)。  已是84岁高龄的裘麟教授身材矮小,精神矍铄,耳垂儿长,颇有佛相,一见面他便快言快语地话说当年:“1945年我来华山医院(原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外科任住院医生,盛志勇任住院总医师,他每次查房很认真,一丝不苟,有两件事使我感受极深,至今不忘。一次是我主刀给一位患者动手术,也知道做手术时要无菌操作,可是,偏偏我的鼻子长个疖子,痒痛难忍,就不由自主地抬手挠了挠。盛志勇着见后,当时并没有说什么,就把我替换下来。事后他找我谈话,说鼻子长疖子是难免的,但是为了避免病人切口感染,不能上手术台。另一次是一位同事第一次上手术台给患者做腰穿,结果没做好,我就去帮他做,锥针插进一半时怎么也揳不进去了,想拔又拔不出来,就有点慌了,赶快向盛志勇汇报。他一看什么也没说,马上采取措施,很娴熟地给患者做了手术。事后他对我们讲,做手术,说白了就是对人体的一种损伤,其目的,是以最小的损伤为患者换取最大的健康。所以做手术时一定要规范操作,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千万千万马虎不得!……每逢做手术,他总是那样热情认真地给大家做示范,手把手地教,毫无保留。不久,他晋升为主治医生,我就升为住院医师,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既是珠联璧合的同事,又是情深意笃的朋友。后来我当院长时就对大家说,新手犯第一次过错可以原谅,可以理解,再犯同样的过错就不允许了,必须杜绝。我就讲我这两个过失,讲盛志勇怎样帮我纠正。这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这就好比修改文章 ,有人喜欢用修正液涂改,把错的或不需要的地方覆盖住,这固然可以,但我还是喜欢用橡皮,擦得干净,改得彻底……”  石美鑫教授比盛志勇年长两岁,身材高挑而不驼背,华发皤然,眉须修长,颇有仙风道骨之相。他说,当年在上海医学院读一年级时与盛志勇同班,1938年目本占领上海沿,学校先迁至昆明,后又转移到重庆,作为流亡学生,几经周折,等后来再见面时,他比盛志勇低了一个年级,但毕业后又同在上海红十字医院和中山医院。“上海解放前夕,盛志勇从美国间来,我俩就在一个办公室。上海组织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我们又都报名参加了,回来后因从事不同专业,我们才分开,他搞创伤、烧伤外科,我搞心血管外科。他给人的印象是待人谦和,开朗热情,治学严谨,为人正直。有一年,他向我讲到一个假博士虚报成果的事情,要我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反映,表明真相。后经查实,果真如此,这是我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4年里,处分的惟一的一个假博士事件。哦,前年(2000年),盛志勇非要推荐我参加何梁何利奖的评奖,我说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奖,也没有要过什么奖,只有三次被评为全国劳模。他说,你一定要参加何梁何利奖的评奖,你研究的成果医学界共知,理应中报获此奖项。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报了,嗨,还真得了这个奖。最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他把他在烧伤领域研究的关于多器官功能衰竭发病机理的论文寄来,让我这老同学提提意见和建议。我一看,不仅为他在烧伤领域的前沿探索研究之深、理论之高而深表钦佩,同吋为他的谦逊、博学、为人坦诚的品格而深怀敬意。可以自豪地说,盛志勇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优秀的代表!”  5.相爱,以悖于常规的方式  白皙娴雅而端庄的张韵秀医师,谈起她与盛志勇教授的“罗曼蒂克”,只是淡淡地笑。  “他这个人很执拗,要办成一件事是定要办成不可的,是他追我,要跟我好,所以就这么成了……”她就这么淡淡地笑着说。  淡是别样的浓,谈到他们年轻时的相爱……  张韵秀是与盛志勇同年毕业的上海红十字医学院护校女生。说起来,她也是苏州城的“大家闺秀”,其父是当年海关总署的一位官员,吋惜英年早逝,随之家道中落。张韵秀在上海某教会学校就读,没等上完中学,家中无济,她只好报考护校——当时在上海最知名的红十字会医院护校,并且考了个全校第一名。毕业考试和会考又取得上海市第一名。  她说,其实,他们二人早在学习阶段(即1940年)就认识了。  她认识他,不仅是因为他学习拔尖,“小伙子也是一身的帅气”。——这从他家珍藏的老相片上可以看到他那时的形象:修剪得十分潇洒的三七开的小分头,戴一副细框边眼镜,凸现出开朗的眉宇和专注的眼神。西装白衬衣领间,系着一条丝光熠熠的领带,很是英俊,风度翩翩……  他认识她,同样不仅是因为她学习上出类拔萃,“她是颇受男生青睐的一枝校花”。——这从他家珍藏的老相片目可一睹她当年与盛志勇结为伉俪的风采:乌黑的秀发,宽亮的额头,黑葡萄似的眼睛,一日洁白的贝壳似的牙齿;穿一件修长的色礼裙,看上去宛如出水芙蓉,亭亭玉立。  张韵秀说,这些,对于她和他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彼此都有着一颗同情、怜悯的爱心!他们太看重这个作为医务人员,爱心是首要的。  至今,张韵秀依然将当年铭刻在心灵上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自白”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现专业之标准,竭力协助医师诊疗,务谋病者之福利……”  按大学、医院的规定,上学期间不准谈恋爱,即使毕业后当实习医生要做四年住院医生,再做到住院总医师,也一律不准结婚,没有相爱的权利。爱,是属于获得资格的高级医师的。这个带有外国教会色彩且承袭得森严壁垒的传统,让一些大龄的住院医生多有不满,但无人敢于触犯。  偏偏,盛志勇与张韵秀相爱了。一个是外科住院医生,一个是放射科的护理兼技术员。尽管是“地下”的、秘密的、不公开的,但那相爱更殷切、更执著、更经得起风霜雪雨的考验而闪烁着人类灵性的光辉!  “真可谓胆大包天啊!……”盛老追思起那美妙而甜蜜的时光,不无幽默地自嘲道,“其实,那是缘分,很正常,在一块交谈很投机。”  一次,他勇敢地向她发出“约会”的邀请,理由是他妹妹的生日,清她到家里去。其用心显而易见,是想让父母二老见见这位未过门的儿媳妇。  聪颖的张韵秀积极响应“赴约”,但她心有灵犀,觉得独一人前去,会招惹耳目,引起麻烦。于是就拉了一帮姐妹前去为他的妹妹祝贺生日。在这种惟妙惟肖的“庇护”下,既达到了他们二人“约会”的目的,也使父母大人一饱眼福。而那些姐妹都跟着叽叽喳喳凑热闹,却不知被蒙在鼓里,实在看不出这对恋人的“良苦用心”。  而最早的一次“约会”竟是在二人即将毕业时候。张韵秀以总评考试成绩名列全校第一,盛志勇向她表示祝贺。但祝贺的方式“别出心裁”:他发动她的那些姐妹把她关到宿舍里,不请客不让出来。她说好好好,我请客,我请客。  当天,她邀那些姐妹——当然少不了盛志勇这个别出心裁的发起人,去了附近一家茶馆,喝茶、吃点心。大家喝饱吃是,散了,掏钱买单自然由盛志勇来完成。接下来的时间便属于他们二人支配。他们倾心交谈……谈得更多的是学医之后的抱负、理想与憧憬,如何以医“救国”和“救人”。谈孙中山、谈鲁迅、谈郭沫若等,谈他们最初也都学医,虽然我们救国切感力微,但我们从事的医学则能更透彻地了解人的生命观象和创造生命的奇迹。这是因为——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起源的探索。  张韵秀说,她的愿望是能做名妇产科医生,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盛志勇说,他从内科被抢到外科去了,因此也就只好干外科了。  张韵秀说,这就对了,你应当干外科,这更符合你的个性。  盛志勇问,什么个性?  张韵秀说,敢作敢当,进攻的个性啊!  张韵秀又说,你外科,我妇产科,这样的结构配置类似传统的“男耕女织”式的分工,多好啊!  盛志勇笑了:好啊,好啊,那就这么定了!  1943年10月9日,盛志勇与张韵秀结为伉俪。同事们感到吃惊,他们二人的相爱速度太快了!  殊不知,他俩已经暗恋了四年。而他俩速配成婚的理由是无可挑剔的:盛志勇要做四年的住院总医师,被医院提前晋升为主治医师。  从时间的意义上讲,二人的成婚是对传统的一个破例。  他们是胜利者。  亚当夏娃的胜利。  再听听这位年逾八旬老人的声音:爱情,是助你事业成功的推进器。  青年盛志勇小露锋芒,就是他那种像操握的手术刀一样棱角分明的个性。  他深深地爱着妻子和孩子,可家庭包容不住他一往情深的求索。在他执意去美国求学之际,张韵秀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要上班,要为她那个诺言付出心血学习,又要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常常把孩子哄睡了再爬起来熬夜读书。可丈夫决定要走,他认定的事谁都拦不住,做妻子的只好依他,默默地把这一切负担背在自己身上。她安慰自己说:为了丈夫的事业,你需要做出牺牲……  那一年,她辞去了工作。  6.结识沈克非  盛志勇入上海医学院学习时就听说了沈克非的名字。但那时他还不知道,在他从医生涯之初,将与大名鼎鼎的沈克非教授不期而遇,一起走过一段战火洗礼的岁月……  1946年9月的一天,已任外科主治医师的盛志史,得到这样一个消息:出席在秘鲁利马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外科会议和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卫生组织成立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沈克非,回国后即去南京辞去卫生署副署长的职务,并同时辞去中央民院、湘雅医院、贵阳医院外科名誉教授,到上海专任华山医院院长和外科主任。  而当时的华山医院就是上海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即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也就是说,青年盛志勇和他的同事们要在这位卓越的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外科学的开拓者麾下,耕耘、开创外科领域的新天地。  盛志勇深感荣幸。  他期盼着沈克非的到来。  未见其人,盛志勇对这位即将赴任的外科教授已有所了解:沈克非和他是同乡,浙江嵊县人,家境清寒,父亲是小学教师。沈克非3岁丧母,随父亲到上海的教会学堂求学,靠半工半读勉强读完杭州之江大学附属中学。1916年考取北京清华大学庚子赔款预备生,学费全免,但全年膳食费共30元的支出仍感拮据,幸由伯父接济才维持到毕业。后获得公费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俄亥俄州西余大学民学院(全班56人中仅有他一个中国人,其余都是美国人),获医学博士学位和美国医师执照。1926年得到返美休假的北京协和医院美籍外科主任赏识,邀请他到北京协和医院丄作。他欣然同意,立即启程回国。  在协和医院,沈克非结识了儿科医师陈翠贞,二人结为伉俪。协和医院的条件虽好,但处处都受外国人的摆布,总有仰人鼻息之感,他忍受不了,便应邀赴芜湖弋矶山医院任外科主任。但在这所美国教会陝院里,他仍看到洋人蔑视中国员工的种种事实,他感到愤懑不平。  不久,时任同民政府中央为生署署长的刘瑞恒(原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请他去南京,一起筹建一所中国人自己办的综合性医院——国立中央医院。沈克非欣然领命,说不管它英美派还是德日派,我们要创“中国派”!当时大城市私立医学院校相当多,它们大多是牟利性的,设施简陋,师资多为兼职,招生过滥,待别是缺乏临床实习条件,如此培养出来的医生何谈造福于民众!担任中央医院副院长的沈克非决心整饬医学教育,就以这些医生为对象招考入学,给以严格的培训和临床实践,使中央医院成为国立医院的典范。  闻讯七七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沈克非即中止为期一年的赴欧洲各国考察,带夫人陈翠贞回国,把中央医院病床从350张扩充到1200张,大量收容治疗重伤病员,直至战火逼近南京,他才和最后一批医务人员撤离。中央医院迁至湖南长沙,但未及一年,武汉陷落,战事南移,中央医院再次被迫西迁至贵阳。尚未喘息,惊悉重庆遭日寇空袭引起大火,伤亡惨重,他奉命把中央医院大部人员和设备移至重庆成立分院,与已迁来的上海医学院合作,建立救治中心和临床教学基地……  盛志勇感到遗憾的是,因返校路途被日寇封锁,他未能到达重庆,聆听这位学识渊博、技术精湛的外科教授的教诲,领受他在医学和临床上的卓越指导。  不过,这不要紧。他很快就要与教授见面了,而且朝夕相处。  前不久,他在由沈克非努力下复刊的《中华医学杂志》上看到了沈克非率医疗队随中国远征军奔赴缅甸、印度战场出发前的宣言:“我国近百年来由于不平等条约所受之影响,以致国民体格日就萎弱,并以一般青年健康之不易保持,为民族之最大危机……两年来,敌寇之蹂躏我国土地如故,敌寇之荼毒我同胞也又如故,胜利虽已在望,而决战之国后关头,犹有待我全国人民之努力奋斗,是以我医界同仁,当兹全而抗战之前夕,国家之需要于吾人确能负起为前线将上救伤之责任,至为迫切。我医界同仁,实不容再有徘徊瞻顾,趔趄不时之余地。我人自当剑及履及,勇往迈进,以能服务前线,为我浴血将士解其苦痛为无上之光荣,为应有之天职。此种为国家、为民族果敢牺牲之作为,应为此后我同仁所必须具备之精神……”  听来犹如铿锵的号角之音,他感到心灵被震撼:这位未曾谋面的外科主任,不仅身怀“绝技”,而且还有一颗尊贵的灵魂!  这是很普通的一天,盛志勇主刀为一位病人施行胃次全切除术。施行手术的医务人员已陆续赶到,换衣、洗手、消毒、麻醉,一切准备妥当。走上手术台,大家配合得很默契。他身边的助手医生动作娴熟沉稳,手术护士递器械轻快敏捷……整个手术进行得十分顺利。  等到手术完结,摘下口罩,脱去手术衣和手套,他始才发现给他当助手的医生是张陌生的面孔,在向他微笑,且走过来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膀说:“解剖层次清楚,操刀干净利索,手术的进程和结束都把握得不错。哦,你选择外科是对的,怎么样,不后悔吧?”  接着又风趣地对大家说什么叫外科?外科就是内科加开刀。说此话时,他右手贴近嘴边,好像这话别让内科大夫听到了似的。  “但是,”他马上又一脸严肃地说,“为什么忽视了在胃体部覆盖盐水纱布?应当记住,凡是显露的内脏都应该用盐水纱布覆盖,予以保护,勿使干燥。”  还说:“在医院手术室,规定8点钟手术就是8点钟‘见血’,而不是8点钟才进手术室换衣、消毒、麻醉等。”  ——这就是沈克非教授,这就是新目任的上海第一医院外科主任,这就是“德弥劭而仰弥高”的中国现代外科学先驱之一的他,给盛志勇和同事们留下的最初印象。  盛志勇回忆起他的这位老师,脸上依然流露出敬仰、缅怀之情,他那音容笑貌仿佛隔日之事。  盛志勇说,沈克非教授是一位很注重医生仪表的人,他认为一个医生如果没有良好的形象很难贏得病人的信任。平时,他总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宽大的脸庞架着一副金丝框边瓶底式眼镜……他的长相和神韵酷似陈老总——陈毅元帅。  身为医院院长,沈克非每天总是准时到病房查房,看到医生们个个都换上干净整齐的工作服,皮鞋擦得锃亮,他嘴角上便挂出一丝微笑,算是对大家的一种表扬。一扫眼看到几位见习生四下里乱站,便说:“山羊归山羊,各就其位,各司其职。”一次,有位医生未来得及理发,头发蓬乱,躲在人群后面,但还是没有逃脱沈教授犀利的眼睛,严厉地说:“医院有的是凡士林,蹭一点抹在头上。”在场的医生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笑出声来。就是这样,不论你年龄、资历多高,如哪一点没有做好,就会被他抓住,当众让你下不来台,你也会永远记住他的教诲。他全方位地要求每一位在手下工作的医生,皮鞋不亮不行,衣服不平不行,学问不好不行。  他给大家上课,总是提前到教室,时间一到,他把门关目,迟到者是不准进来的。他告诫大家:“我8点钟上课就是8点钟开讲,而不是8点钟你们才陆续进教室。我一开讲,谁迟到就一律不准进教室,免得干扰大家听课。”  他讲课时穿着西装,双手腕部贴在胸前外侧,手指前伸,这是他配合讲课的习惯姿势。当讲得颇有兴致时,喜欢双手插在西装马夹内,踱来踱去。上课时他用两副眼镜交替使用,一次似乎看到后排有人在笑他换眼镜的动作,他便幽默风趣地说我已换上近视镜,坐在后边的各位可以放心,你们做什么我也看不清了。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讲课前,他征求大家的意见上海快解放了,我们已习惯用英文上课、听课,也该用中文讲了,不过许多医学调语用中文表达我怕一时有些困难,你们说今天用英文还是中文讲?  大家显然习惯英文听课,齐声说:“还是用英文讲!”他随即用流利而缓慢的语调,很清晰地讲解各种病症的手木和治疗。  一次,他一反常态,带了本汉语词典来到课堂,他说今天我不用英文改用中文试试。大家觉得他习惯用英文讲课,改用中文反而会不如英文讲得清楚。但令大家吃惊的是,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地道,从病理、病因、症状、治疗方法一条一条讲得非常明。大家不能不佩服他的中文表达能力竟和英文一样好。听课虽说是连续两个多小时,人人皆无一丝倦意。教室里除了他那浑厚而洪亮的声音之外,只听到极轻微的如蚕啮桑叶般的“嚓嚓嚓”的笔尖划纸之声……  沈克非就任外科主任不久,著名外科专家黄家驷也从美国回来了,就任外科主治医师。沈克非说,黄教授回来,我们外科就有了“台柱子”,现在应该考虑选派一些年轻人到国外去进修。  派谁左呢?  年轻医生都争着去。  挑来选去,沈克非推荐了一个人——盛志勇。  虽然关乎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已打到长江北岸,但国民党气数已尽,腐败的已经腐败,新生的即将新生,年轻的共和国一如“躁动于母腹的婴儿”就要分娩。沈克非通过多方努力,为盛志勇办好了一切手续,并与美方联系妥当。  盛老是这样讲述他的这次“远行”——  “联系好去美国的时间是1947年4月,当时沈克非教授的意见,须待陈化东(外科主治医师)从关日回国后才能让我赴美,因此我出国的时间延迟到当年9月。正要准备启程,不料接到美方发来的电函,负责接纳中国医生进修的塔塞斯医学院的外科主任辛格顿教授不幸突发心脏病去世。很遗憾,我没有遇到这位著名的外科教授。但是并不影响我的进修,因为我的导师是另一位著名外科学家颇斯教授……”  有同事劝他,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你还出国干什么?恐怕你这一去就回不来了。  盛志勇不语。他相信,只有用时间验证一个医生的良知。不管朝代怎样更替,做医生的职业就是治病救人!即使共产党平定了天下,千千万万的民众更需要医治被战争留下的创伤。  沈克非为他送行时说:记住,你是“中国派”。  他点点头。  一切都沉入相知相识的缄默之中。  这一种精神的传承“基因”,从此注入他的血脉中,在他的魂魄里打下了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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