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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女工程师自杀的真相  沉重的拳头急促地擂击门扇。房门依旧紧闭着。  她,北京化工七厂副厂长、工程师朱毓芬,明明没有起床出门,为什么屋里毫无动静?  人们的心紧缩起来,疑虑,焦急,面面相觑……  砰的一声,房门玻璃砸碎了。人们破门而入。  在场者愣住了。朱毓芬脸色苍白,和衣静卧在床上,仿佛还在酣睡。床前地上平摆两只瓷碗,碗里盛着乳白色的浓液……  厂长张全福呆若木鸡,僵立在门边。从周围投射过来的那些疑惑的目光,就象一支支大笔,在厂长的身上划着一个个问号。因为昨夜厂长同朱毓芬发生过一场异常剧烈的争执……  张全福蜡黄的脸上,瞳仁呆滞无光;肌肉痉挛抽搐……  朱毓芬的办公桌上,摊满工作计划图表的纸堆里,平放着三封字迹清秀端庄的遗书……  生命烛火在燃烧  敞亮,庄重的会议室里,同美国庄臣公司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  副厂长朱毓芬侃侃而谈,分析着合作生产化学清洁剂的技术细节。美方专家们频频点头,凝视着清癯而干练的主讲人,脸上浮动着对这位中年女工程师的洋溢才华的钦佩与赞赏。谈判双方的代表们都沉浸于紧张的思维劳动之中。  但是,中方参加谈判的厂长张全福居然打起盹来。  美方代表投过来诧异,疑问的目光;  中方代表流泄出焦灼、羞愧的神色。  张全福终于清醒过来了。然而,他却没摸清谈判的进程,更不谙熟业务,竟然当着外宾说出了一些不切题目的话来……  朱毓芬与同事们几乎无地自客了!  外宾离去后,化工七厂的技术首脑们陷入了痛苦的矛盾冲突之中。  “唉,与这样的领导一起同外商谈判,简直有损民族尊严,有损中国人的体面!”  “当领导的再不好好钻研技术业务,必然要被时代抛弃!”  “……”  背着厂长的面,人们抱怨着。  但一贯遇事认真,敢于直言的朱毓芬却顾不得领导的威信:“厂长,以后谈判注意点,别再信口开河了!”  语气重了。张厂长恍着被黄蜂的尖刺蜇了一下,脸唰地红到耳朵根。  “你当众驳我的面子……你不支持我的工作……”  “不对,你是厂长,应该有厂长的政治责任感,更应该有厂长的业务技术水平……”  啊——,这是一对内涵气质多么不同的共事者呀!  下属在认真做汇报。一串串数字,溶汇着财会人员多少心血,但在张全福的耳旁,却如同一阵阵微风,轻轻拂过。他的心在盘算着什么,只有能钻进他腹中的孙悟空可以揣摸得到,他的眼睛在注视着什么,却无法躲过人们的目光。  门外一支鸟枪晃了一下,掠过一个模糊的身影。眼尖的张全福霍地站起身来,大步跨出房门,居然不辞而别,把下属晾在屋里。  北京化工七厂静卧在京郊富有飞禽走兽的西山荒岭之中。厂长显然是跟人搭伴上山打鸟去了。  张厂长,一个50年代的中专毕业生,心眼看来并不弯曲歪邪。但是,不爱学习,不求进取,能力差,水平低,对事业缺乏责任心,马虎,敷衍……却是聊天消闲中的主力。  而朱毓芬恰恰相反,严格,认真,负责,细心,热爱工作,精通业务,刻苦钻研技术……  她,出身子上海一个富裕人家,小时几乎过着娇小姐的生活。然而,她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热爱事业,在长年的奋斗磨炼中,她的变化很大,浑身洋溢出来的完全是知识劳动者的崇高气质。她1957年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任过南京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技术员,参加过我国第一座尿素试验车间的设计、施工和试车;1959年调任二机部设计院技术员、工程师,参加过我国第一套原子能工厂的设计;1970年,随建设大军开赴北京西郊的荒山沟,参加化工七厂的建厂战斗。  在艰苦的岁月里,她同工人们一起住窝栅,吃冷饭;风里来,雨里去;泥里滚,土里爬;雨夜漏水湿被褥,枕边依旧“小夜曲”,忘却亲人的挂念,忘却家庭的温暖;严冬腊月,冒着凛冽的寒风,爬上高高的管道,缠扎保温的玻璃纤维(即石绵),俨如地道的劳动者……  先任厂技术组负责人后提升为副厂长的朱毓芬,在技术业务上从来一丝不苟,从不马虎。所有的设诗图表,生产数字,她都要一一过目,核校;排除机器设备中的故障,她更是常常跑在头里。四十几岁身患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她,还亲自钻进难以转身子的反应罐里,去实地测算数据。半个小时左右的闷罐操作,使她气闷胸塞,头昏眼花。她硬是顶了下来。  她是化工七厂的技术权威,市化工局所重视和外商所敬佩的女工程师。她如同海绵吸水一般,夜以继日地汲取着知识的营养。住在城里的职工每天都坐班车上下班,她却几乎常年住在厂里。每天从清晨到午夜,她轮转般地工作,学习。厂外,春天的绿草小路上,抑或秋天的金色夕照下,从来看不到她散步的身影,更听不到她谈天的笑声,厂内,最精彩的电视节目,也无法把她吸引过来。有时同事硬拉她来,也是坐不上三五分钟,便借口离去。她总是想:有这点时间,还不如看书。她好象没有什么生活情趣。除了工作学习,还是工作学习。  十多年来,她的笔记本堆满办公桌的抽屉和文件柜里,足有近百本。每本的扉页上都写着整整齐齐的指导思想:  刚正不阿,有法必循,上下一律;  严肃认真,周到仔细,稳定安排,万无一失;  应本着精心设计,精心施工,技术可靠,经济合理的精神,尽力采用新工艺,新技术;  为把首都建设成政治稳定,环境优美,科学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城市而奋斗;  ……  她的宿舍(兼办公室)除了到处摆满生产样品——各种烈性剧毒药剂,还有文件资料外,墙上一片粉白,床上一片灰色。她的身上更是几乎终年穿着宽大的蓝色工作服。她爱人说:“那么多好衣服放在箱里!可惜。”她回答:“穿工作服,工人们容易同你说心里话,工作也方便。”  她的身体不好,神经衰弱,时常失眠,往往靠安眠药保持一定的睡眠。  血压升高了,她自己没有觉察到;  心绞痛了,她吞点常备药,就熬过去了;  牙痛发作了,她也舍不得时间去医院;  ……  她总感到时间不够用。她恨不得伸手扯住钟表的指针,叫它不要朝前走……  一个星期日的寂静深夜,朱毓芬悄悄起身穿上衣衫,轻轻打开房门走出去。爱人怀国模以为她是上厕所,但大半天也不见回屋。老怀急忙起床,到隔壁书房一看,妻子正在灯下埋头写东西。  “怎么,有紧急任务?”  “不。整理一点技术资料。”  “难得回家一次,也不好好休息。”丈夫感叹了一声,“才三点钟,离天亮早着哩。”  “反正睡不着,躺在床上浪费时间。”  “这怎么行呀,清早你还要赶班车回厂。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  “不怕,人活着,生命的烛火就要时刻燃烧……”  啊,一支生命的烛火呀,你渺小而伟大!  1978年,朱毓芬升任副厂长后,更是感受到肩上的重任,她带着助手四处奔波,为工厂寻找出路,还不辞辛苦地亲自跑到一些医院去做试验。有人说,为了七厂,朱毓芬真是操碎了心……  引进项目的繁重负担,更是把朱毓芬推上了风口浪尖。厂长不熟识业务,也缺乏责任心,因此,几乎一切重担都压到朱毓芬一人身上:从技术谈判到陪同外商,从起草报告到筹建计划,从查阅资料到拟订合同,甚至抄写、校对……朱毓芬是多么需要有得力的助手,更需要有赤诚热心而高水平的领导。然而,她遇到的却是无知,甚至冷漠,刁难……  一天,张厂长突然匆匆忙忙找到朱毓芬,索要有关数字。  “现在,手头的事情放不下,我另找时间计算后送给你。”  “唉,大约就是了。”厂长想马虎对付。  “这怎么可以。简直无知,不负责任。”副厂长的话里长刺了。  张厂长恼怒地转身就走。  朱毓芬也气急了:“数字不是拍脑门拍出来的,必须经过复杂精细的计算!”  要设计筹建引进项目的一个新车间,决非一位副厂长和一个助手所能办得到的。朱毓芬汇报工作,请求增加人员,张厂长往往敷衍了事,搪塞过关;急需一个翻译,拖了许久都未能要到。朱毓芬忧心忡忡,常有孤军作战之感:“难死了,要人没人,要物没物。说不定哪一天我会支撑不住的……”  这是一次研究计划数字的厂务会。厂长张全福把他制的一张图表往墙上一挂,脾气急躁的朱毓芬,打开自己的笔记本,一核对数字,沉不住气了。她站起身来,毫不讲情面地说:“数字错了。”  “不见得。”  “一定错了!”  “你太自负了!”  双方争持不下,刀嘴火舌,话语越轨了。  “你对我搞技术封锁,要数字不给,外国资料也不让我看!”  “你不懂英文,又不学。英文资料我也得靠字典生吞活剥。只要翻译出来的,你要看都给了,怎么能说我搞封锁……你存心找碴!”  “好,我领导不了你!”  “……”  四化建设中,一些身居负责地位的领导者,知识不足,能力差,只要虚心求进,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学无术而故步自封,固执己见,甚至以势压人!  在千万个走上领导岗位的知识分子中,朱毓芬是一位先行者。她受到人们的羡慕,但她却在忍受着别人很少经历过的磨难。有人劝她离开化工七厂算了,她的内心有过斗争。她在七厂工作的艰辛,担子的沉重,生活的简朴,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同她一起前来建厂的骨干力量,大多陆续离厂回城工作了。可她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七厂生产上不去,工人手里无奖金,你拔腿就走,于心无愧吗!”  “我必须留下来,把引进项目搞好,与同事们工人们一起,为七厂打个翻身仗……”朱毓芬默默下了决心。  她又出入宾馆饭店,忙着谈判,陪同外商;  她又奔走于外厂研究院,忙着改进产品,接受新技术;  她又埋头于资料图表,忙着翻译,精心设计;  她又……  她那办公室里亮到深夜的灯光,仿佛不是电灯,而是生命的烛火在长明……  一面镜子照人心  朱毓芬的助手、工程师曹焕生,兴冲冲捧着出国制装费申报表,来找厂长张全福签字,意外地遇到了一个冷面孔。  “我不能签字。”  “为什么——?”曹焕生见厂长脸上乌云密布,嗫嚅地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轻步退出门去。  厂长办公室静极了。下属们仿佛猜到张厂长心绪不好,都不敢前来打扰他。  心情孤寂而紊乱的张全福,坐立不安。窗外,苍山连绵,阳光灿烂,晴空万里,云丝无挂。可他的心里却下着阴雨……  与美国庄臣公司谈判已经进入实质性的决定阶段。中方需要派人去美国考察技术并签订合同。派谁去呢?化工局领导正在征求意见,研究酌定。这次出国两个名额,谁都知道,朱毓芬是内行,外商器重她,考察技术和草签合同,离不开她,局里会派她去的。另一个名额呢?——张全福动心了,于是便制造舆论:“我和朱毓芬要去美国。”他企望能既成事实。  然而,上级想得更广更全面。局领导把张全福找了去,正式通知他:“厂里要抓生产,搞整顿……局党组决定你留下主持工作,朱毓芬出国考察,另配一名助手……”张厂长吃了一闷棍,不吭声了。  张全福怏怏不乐地回到厂里。私心杂念的“魔鬼”缠绕着他。他成天阴着脸。第二天晚上,他有意扬言不出席与外商的宴会,大发牢骚:“这次,我被刷了!”他还对另一位未能出国的工程师挑拨说:“要是我去,咱俩去最合适……”  自此,张厂长对外商谈判等事宜,热度骤降,冷若冰霜。  1981年接受市化工局的指示,搞引进项目,张全福的热心并不亚于朱毓芬。但是,他俩想的走的显然不是一股道……  朱毓芬隐约预感到出国问题的棘手,主动地找到局领导。  “出国,请老张去吧。”  “那怎么行。技术业务需要你。”  “我可以把有关技术,资料和计划准备好,交给出国的同志。”  “同志,出国去谈判,草签合同,不是去玩。这关系到国家的威望和信誉……怎么可以随便转让呀……”  朱毓芬再也没有理由推卸担当出国的重任了。  离出国的日子很近了,制装赞还没有拿到。怎么办?副厂长邢玉峰自告奋勇地接过制装和杂用费申报表,去找张全福交涉。  “张厂长,再不签来不及了。”  “没有正式文件,我不签。”显然是有意刁难。  “这不对,局领导当面告诉你,同时来过电话通知,而且有赴美的化工代表团文件,怎能说没有正式文件。”邢副厂长据理评说,“你不签,我签。我负责!”  张厂长哑然了。他只好默默地拿起笔,签了自己的名字。沉重的笔就象一把尖刀,戮破了自己希望的泡影……  张厂长的故意刁难拖延,造成了两位出国人员的极端不愉快。但朱毓芬竭力压制住个人的意气,积极筹办出国事宜。  她为了搞成本核算,去找张厂长索取一份有关资料。张厂长拖拉说,一时找不到。等她再次去索要时,他竟然说烧掉了。朱毓芬一听,气得浑身发抖:“这象个党员吗?象个厂长吗?因为不能出国,就把材料烧掉!”  出国前的一次碰头会上,朱毓芬希望后方抓紧配合,落实引进项目设计、施工的具体安排和部署。但张厂长冷然漠视,朱毓芬感到困难重重。张厂长完全失去了共产党员应有的胸襟,竟然在会上宣称:“谁出国草签合同,谁回来负责!”朱毓芬愤慨地同厂长争执起来,会议不欢而散。  “老张,你的态度是错误的,谁出国草签合同,都是对七厂负责。你是厂长,应负全面责任,要组织大家一起干,而不是靠某一个人。”同志们纷纷批评张全福。  张全福把自己淹没进个人主义的泥潭,而不肯自拔。  焦灼,担忧,劳累,使朱毓芬夜夜难以入眠,安眠药已经对她失去效用。肩上的重担,精神上的压力,使她觉得自己将要崩溃了。在这事关国家利益的大局面前,这位要强的女工程师显得有些心力不支了。在事业的进击路上,她裸露出精神上的缺陷。她反复几次跑去找局领导:“让老张去吧。不然,他会把一切事情都推到我身上。我实在负不了这么大的责任,我会被压垮的……”  大局,责任,需要,敦促朱毓芬登上赴美的旅程。  这是1982年10月,位于西半球的美国,风光宜人。可朱毓芬和她的助手无心浏览异国的风光,更无意观赏繁华的都市,而只是不分昼夜地一头扑进工作里去,考察有关技术,凝神于谈判,草签合同,连吃饭有时也很简单,泡一碗方便面就算早餐。她日夜挂念着国内的准备工作。一封飞回祖国的信件,捎来了她的一颗急切而赤诚的心:“合同已经草签了。我再也无心逗留下去了,再也不愿意去其他城市了。我恨不得快回国来,同大家一起研究工程进度、土木建筑,国内订货和明年夏天的产品上市……”  朱毓芬风尘仆仆回到北京,这是周末的夜晚。第二天是星期日,她在家里整理考察汇报材料。第三天便急匆匆赶回厂里去了。艰辛劳累,她不计较。她的心在激跳,她感到高兴,因为化工七厂有新产品可干了。  然而,她的心很快又沉了下来:她出国安排确定要办的几件事,居然还没有着落。找厂长,找党总支书记,得到的不是冷漠、搪塞,便是敷衍、拖拉……难道,真的一切都要由她一个人负责吗!难道,张厂长真要袖手旁观,看她的好戏吗!  朱毓芬是出国了,然而从国外带回来的似乎不是喜讯,面是重重的苦恼,烦闷,压力,气愤……  出国问题,犹如一面镜子,照透了两颗颜色多么不同的心……  道是无情亦有情  在北京化工七厂,朱毓芬是一个著名的铁面无私的副厂长。  一个年轻的车间主任随母亲(较高的领导干部)去北戴河游玩,超假三天。朱毓芬毫不留情地批评说:“你这样做很不对,你是党员、中层干部,影响更不好。要认真做检查。”  冬天暖气没有烧暖。朱毓芬检查了几次,依然如故。她发火了,责令管后勤的车间主任道:“再烧不热,你自己去值班!”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朱毓芬的形象着实有点令人惧怕。  也许是因为女主人过于严峻而凌厉的工作态度,使人感到难以亲近的缘故,七厂的人很少到朱毓芬家里来。  一天,她的一位助手来了。他的工作没有做好,技术不够过硬,一见面,朱毓芬就狠狠地克了他一顿。他踏进主人的家已经十几分钟了,热茶没喝上一口不算,连坐下的份儿也没有。他尴尬地站着,倾听脾气急躁的副厂长那毫不宽恕的训斥。  朱毓芬工作上细心周到,可思想方法却常是那样简单化,有时甚至很粗暴,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眼前的这位助手由于没有绘好她布置的工艺图纸,她居然直不隆咚地斥责:“你还算个工程师!”  自己业务水平高,工作能力强,严格拚命,也一味要求别人要同她一样,很少替人设身处地想一想,考虑考虑别人的能力,很少认真研究一下待人接物的学问,这是朱毓芬这位知识分子严重的弱点。  她的严厉,她的苛刻,逼出了一部分人的勤奋,也酿下了一部分人的积怨。  “朱毓芬只知道工作,不懂得生活。”  “朱毓芬眼里,人除了工作、学习,是不该有什么情趣和业余爱好的。”  “朱毓芬身上,早已消失了女性的温柔和人情。”  结论,朱毓芬是一个缺乏感情的人。  然而,人们哪里知道,只是因为工作,学习占据着她所有的时间,才使她几乎失掉了拔开感情闸门的能力。原来,她也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人性温情色彩浓烈的女人……  她在学生时代就狂热地爱上音乐艺术,曾经在钢琴前渡过美好的时光;  她曾经每个晚上护送一位一同工作到深夜的女友,回荒凉的厂外单身宿舍,直至女友消失在楼道里,才独自回厂办公室睡觉;  她曾经为手下受她克过的年轻技术员介绍对象,关心他的婚事;  她出国回来时,曾经把自己微少的零花钱为同事们买了物轻意重的礼品;  她也同别的家庭主妇一样,心灵手巧,持家有方。她曾经为女儿缝做过许多合身的衣裤,缝做过美丽精致的沙发套;  她也热爱养花,每次出差到广州,别的东西没买,却要带回几盆米兰什么的,还一再嘱咐女儿要按时浇水;  她的心里总惦念着养育她的老母亲,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捎去一些补品和老人家爱吃的东西;  ……  她的胸怀,情丝万缕,然而为了工作,只好忍痛切断。老母亲从上海远道来京,朱毓芬陪老人家到公园里匆匆拍了几张照片,便赶回厂里。老人家希望同久别重逢的女儿同住一阵子,共享天伦之乐。朱毓芬思考再三,觉得手头工作太繁忙,便恳求母亲说:“妈,您住哥哥那里去吧。要不我没功夫离开厂来照顾您,反而挂念分心……”之后,因为未能满足老人家的意愿,朱毓芬深深感到内疚,多次向老母亲道歉。  朱毓芬只有一个女儿,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可朱毓芬却很少有时间去关心女儿的成长。特别是接受美国庄臣公司的引进项目以后,她更是好象忘记了自己还有个女儿了。星期日她急急忙忙回来一天,三口之家舍不得时间去开小灶买菜,做点可口好吃的,而是从食堂随便买些什么回来。用过饭后,她便埋头扑到她的业务里去,丈夫也自己忙自己的。女儿见此情景,难过得流泪,嘟哝着埋怨道:“这个家,好象没有我这个人似的。没人过问我的功课,没人同我说一句话……”  女儿的话如同鼓槌,终于擂响了母亲的心鼓。朱毓芬痛苦地抬起头来,凝视着女儿,感情的潮水在心头汹涌:“女儿呀女儿,母亲的心实在狠了些。可为了工作呀!孩子,你大起来就会理解的……”  她竭力抑制着自己,生怕感情的闸门被冲开,悄悄拭去涌上双眶的泪珠,轻轻把女儿搂到怀里。她本想说句温柔的话,可不知怎搞的,话到嘴边,竞又变硬了:“瞧,你都快上大学了,还这么孩子气。妈妈爸爸都有繁重的工作,你自己好好抓紧时间读书吧……”  朱毓芬的心里,总觉得欠着女儿一笔债。女儿要考大学了。人家的孩子要考大学,父母亲人都下起紧急的动员令,可朱毓芬没能做到这一点。终于,女儿落榜了。她更加感到欠女儿的债越来越多越重,如不尽力做些补偿,那就是罪过了……  于是,每星期一清晨五时,她要去赶回厂的班车之前,便轻轻推开女儿的房门,亲亲孩子的胖脸蛋。偶尔女儿醒了,她就要反复嘱咐道:“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补习功课,争取明年再考大学。一定要上……”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女儿才感受到妈妈是温柔多情的……  1982年11月25日,朱毓芬在城里工作一整天,夜里顺便歇在家中。没料到夜里忙得太晚,隔天清早起床迟了,得立即出门赶班车。  只要妈妈回家住,女儿清早五时之前必定醒着,等待妈妈送来温情。这天清晨,她照样以热切的心情等待着,可妈妈的脚步声响到房门前便打住了,隐约感到房门开了一条小缝……接着,脚步声远去了,接着,是单元门开关的响声……  妈妈没进来亲一亲女儿。妈妈的时间来不及了。奔涌的感情的潮水溢出胸间,泪水湿透了女儿的枕巾……  女儿原谅妈妈,因为妈妈为国家挑着重担;  女儿也不能原谅妈妈,因为妈妈的最后一面没能见到,妈妈的最后一次亲吻和嘱咐没能得到……  应受震撼的灵魂  这是一次真诚恳切而又紧张激烈的谈话。  谈话的双方是,党员副厂长邢玉峰和非党群众副厂长朱毓芬。  谈话的主题是,朱毓棼的入党问题。  “支部书记觉得你脾气不好,难以谈得拢。我们两人都是直性子,我便担下了与你交换意见的任务。”  “我相信你的爽直坦率。我的入党问题拖了这么长时问,到底什么原因?”朱毓芬心中淤积着一股怨气。  “你工作学习的拚搏精神没得说。但思想方法太简单,群众关系有缺点。你过于自信,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有时做事说话太不注意方式方法,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心……”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方式方法……”朱毓芬有些沉不住气。  “你是副厂长,在入党问题上,要求应该更加严格,要让别人服气……”  “服气?入党是为了别人?为了个人?”朱毓芬的火爆性子炸开了。  “……”  朱毓芬似乎没能理解一些党员同志的殷切希望!  有一次,一位党员劝她:“你最好抽时间同每一位党员好好变换一下意见。”  “别开玩笑啦,为了入党,一个个去求人!有些人也没有什么具体工作联系,谈什么?我厌恶空谈,我不能浪费这种时间……”  知识分子的清高自信!个性决定命运,有时可能是有道理的。朱毓芬个性上的缺陷,可能在不少地方为自己的将来种下了悲剧的种子……  邢玉峰的苦口婆心,终于没有落空。朱毓芬的心开始平静了下来,答应好好认真清理一下自己的弱点,并且很快写了一个较好的检查。与此同时,她希望同与她矛盾最尖锐的厂长谈谈心,但却受到了敷衍式的拒绝。  张全福曾经欣然同意当朱毓芬同志的入党介绍人,并积极同另一位介绍人写了朱毓芬已基本符合入党条件的材料,送给组织。然而,随着两个人之间工作上的矛盾激化,特别是引进项目做法上的不同出发点,身为厂长兼总支副书记的张全福,态度发生了骤变。他多次有意流露:“做不做她的入党介绍人,我还得考虑。”  由此,朱毓芬的入党问题一拖再拖。她的入党志愿书填写一年了,还被拒于党的大门之外。  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如果要想卡住一个人前进的脚步,能够抓到的辫子可以很多!朱毓芬的入党几经周折,节外生枝,先是说她的父亲有历史问题,继而强调她群众关系不好,再则说她思想意识有问题……  朱毓芬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她热爱党,多么渴望成为党的真正女儿。参加化工局党校学习时,每逢周末,她看到无论老同志、年轻同志,无论职位高、职位低的,都高高兴兴地去过党的生活,唯独她这位中年知识分子的副厂长被撇在一边。她只好冷然独自拎起提包,悄悄离开党校。她羡慕党员同志的光荣和幸福,她感到孤独与苦恼,她难过地淌下了泪水……  压抑不住内心的向往,她提笔给化工局党组织写了信:  “看到党的路线正确,各项政策落实,我参加党组织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强烈了……”十年民族内乱之中和之前的她,曾是一位从不提及入党的“白专”技术员、工程师。但岁月的流水,把她的一颗心冲刷得越来越晶亮:“我的心情焦急。但我懂得,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只要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坚定信念,入不入党同样可以为四化做贡献……”  这位个性强而拚命干四化的中年知识分子热切的入党愿望,广大职工看到了,理解了:朱副厂长正派,耿直,吃苦耐劳,为七厂操碎了心,早该入党了。一些党外技术人员更是反响强烈,朱副厂长这样的人入不了党,化工七厂的知识分子就更没指望了……  然而,党内的讨论会上,与朱毓芬的关系有裂缝的个别党员竟然刁难说:“朱毓芬这样的技术干部入什么党呀?入‘九三学社’差不多。”“发展知识分子入党,赶时髦……”  等到支部多数通过后,又有人提出,朱毓芬同张厂长有矛盾,要看看张全福的态度再说。  张全福的态度很明确:朱毓芬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不得了,让她入党,尾巴就要翘到天上去了,那就更不好领导了……  张全福自甘落伍,把自己划到知识分子的队伍之外。今天的生活中,不是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吗?有些党的领导干部害怕知识分子上台:“他们上去了,我们就要看大门去了!”“知识分子坐江山,打江山的放到什么位置去!”  人们不禁要问,缺乏知识技术的党的领导干部,不管打过江山的,没有打过江山的,为什么不急起直追呢?  朱毓芬有缺点,身为上级的张全福不愿意谅解她,帮助她,教育她,而却阻拦她!加上化工七厂的党组织涣散,软弱无力,致使正副厂长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激烈化……  朱毓芬赴美考察前夕,党支部决定发展她入党,再次征求张厂长的意见。他说,太匆促,不合适,如支部一定要发展,我可以不参加支部大会或不表态。党支部被难住了:作为总支副书记、厂长兼介绍人“三重身份”的人不参加不表态,这……  路,又被堵死了。朱毓芬想入党,但感到大门被一个关键人物封住了!她在拚命劳累工作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又陷进了入党问题上的痛苦折磨之中……  1982年11月26日夜晚,朱毓芬主动找张全福商谈引进项目的设计,施工以及生产准备,培训人员等事宜之后,又倾谈起她的入党愿望。  然而,一提及这个问题,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在朱毓芬的办公桌前,两人对坐着。明亮的灯光下,一颗心是赤诚的,一热切的,激跳的;另一颗心却是冷漠的,麻木的,甚至阴暗的……  两人终于谈崩了。  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越来越激烈。附近值班的同志隐约听到朱毓芬激动高亢的声音:“我从美国回来这么些日子了,你一直没有找我安排工作。今天要不是我找你,你才不会找我呢!这能说你对我没有什么看法吗?”“你关心过我吗?”“就是你不同意我入党,就是你不愿意……”  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翌日清晨,便发生了人们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悲剧,朱毓芬口服过量敌敌畏中毒身亡。  她在给市化工局领导的遗书上写着:“今晚有人这么打击我,我是不能忍受的。很抱歉我不能很好再来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对于逼我走上绝路的人,我请求您给我作主。”  她在留给化工七厂职工的遗书上说:“感谢党、人民和你们的帮助,使我成长到现在这样能为人民做点事的人,但有人对此是这么惧怕和仇恨。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屈辱,所以还是离开好……”  她的与亲人诀别的遗书上泪迹斑斑:“有极个别人非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快活,我实在忍受不了,所以只能离开你们了……”  在人世间跋涉了四十八个春秋的朱毓芬,就这样走了。悄悄地走了!  张全福已经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  然而,朱毓芬走得该不该?张全福要负什么责任?化工七厂的党组织要负什么责任?请读者们自己来作判断吧。  不过,有一条,记者是要提醒的:她走了,却留下了重担,留下了抗议,留下了遗怨,更留下了深思……  不难想象,拚命工作的朱毓芬,很少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她的心一直笼罩着一层阴影……  假如,朱毓芬身负重任时,能得到厂长的支持和合作,而不是离心与刁难;假如,化工七厂的党组织坚强,能够及时排除正副厂长之间的矛盾,及时地解决朱毓芬的入党问题;假如,张全福这个厂长有着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业务领导能力和党的工作者应有的风度,假如,朱毓芬同志有着宽阔的胸怀,远大的目光……悲剧将不会发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勤奋正直的,也常常是稚嫩软弱的。他们需要的不仅是业务技术上的重用,生活上的照顾,更需要的是政治上的重视……这种知识分子的心理,在朱毓芬的身上反映得格外鲜明而急切!但愿朱毓芬的自杀是一声响雷,能够震撼一下那些麻木的甚至是妒贤嫉能的领导者的灵魂……  (与洪天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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