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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友梅  儿童文学界都知道,辽宁有个青年作家创作群,他们虎虎有生气,以鲜明的艺术特色活跃在我国儿童文学园地,为少年儿童写出了不少佳作,几年前我就关注他们了。1996年,赵郁秀主编的“棒槌鸟儿童文学丛书”出版,次年在中国作协开研讨会,我和其他中国作协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他们的作品得到了与会者的肯定。薛涛、董恒波、肖显志、常星儿的小说,车培晶的童话等作品,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书产生了影响,还获了大奖。他们还得到了—个响亮的名字东北小虎队!  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也关注着他们的成长。这些年,我国的儿童文学事业恰逢好的发展契机,先是中央号召繁荣儿童文学事业,素质教育、大语文理念的提出,后来国务院又就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进行部署,这都为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儿童文学作家们深知肩负的神圣使命,勤奋创作,积极探索,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在这方面,辽宁儿童文学学会等团体注重营造氛围,他们不但积极发现和培养新秀,研讨本省作品,还加强了儿童文学的国际交流。2002年成功地承办了第六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这更激发了作家们的写作热情和创造力,新秀不断涌现,—大批优秀作品面世。他们的作品相继获得过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以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全国多项重要儿童文学奖,保持了全国前列的位置。  现在,他们又—次集体亮相,再度出山,这套收入七位中青年作家近年小说力作的“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即将出版了。  令人高兴的是,我看见了新的面孔,刘东、立极、许迎坡无疑是新加入的“队员”。我喜欢他们的作品。  许迎坡的作品风格爽利,关注到了弱势群体,比如下岗职工家庭的孩子以及农民工子女的生活,为小读者打开了—扇窗子,给儿童文学园地新添了品种;刘东的作品则峭拔不俗,读后令人掩卷深思;立极在立意上下了工夫,他的小说蕴涵哲理,很有读头。  几位“老队员”的作品也有突破,艺术上更加成熟了。薛涛的艺术想象已经突破了写实的层面,其充满诗意的幻想是迷人的,《正午的植物园》堪称少有的幻想文学佳作;车培晶的中篇小说用独特的视角书写了那段发生在北方的抗战场景;常星儿、董恒波的小说也大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看罢这套人物鲜活、风情浓郁、文采飞扬的丛书,我的眼前总是浮现着东北那色彩缤纷的广袤原野和浓烈如酒、淳朴浑厚的关东民风。  他们的写作风格沉甸甸的,散发着夺人耳目的活力和锐气,同时其纯粹的文学操守和强烈的道德意识也令我肃然起敬。  辽宁作家面对时尚化、商业化写作不浮躁、不功利,儿童文学之路走得扎实可靠,久之必成大器。小虎队再度出山,孩子们的朋友来了!  2005年秋  请到薛涛的“植物园”里来  崔道怡  请到“植物园”里来,这是—座《正午的植物园》。你肯定去过真正的植物园,而这—座幻想中的植物园,在景观上跟它们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每到“正午”,这里就会出现让你吃惊、令你感慨、引你思索的事情。是的,这是—篇小说是—篇被称作童话诗人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薛涛(2003年因之再次获得冰心文学奖,2005年因之获得首届辽宁未成年人优秀文艺作品奖)的小说《正午的植物园》。  既然是儿童文学小说,就得有—个能吸引未成年人的故事。《正午的植物园》开头,看起来很平常,无非是三个女生想调换座位,这在中学里时常发生,没什么奇怪的。可是,你注意到了吗?我想你应该注意到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小离和紫音最后—次请毛毛吃零食。”要知道,在小说里,“最后—次”,往往意味着人与人从此诀别!她们之间将会发生什么,你难道不想看下去吗?  于是,你看到了小离“家里的事情”:她的爸爸和她的妈妈之间,又出现了—个女人,“毫无疑问,她比妈妈年轻漂亮,与爸爸有某种默契……”这是近年成人小说里面常见的情节,而今进入儿童文学,就得由未成年人来对待和解决了。为此,小离需要唯—的朋友紫音的帮助。有—段时间没有来陪她的紫音,正午时分,重新出现在植物园里。你不禁诧异,正午时分的紫音,已经化身为植物的精灵。  莫非紫音已经……要知道,小说总是到最后才会让你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你得接受小离跟紫音间新的沟通方式,你得随紫音陪小离去探访那个神秘的女人。这才进入小说的正文但这是小说吗?这不是童话吗?小说是“真”的,童话是“假”的。小说里出现了精灵,便不是纯粹的小说。而这精灵只不过是人化成的植物,也并非典型的童话。于是,评论家给了它—个新名字幻想小说。  人离不开幻想,总是在追求理想的境界。那境界有可能达到,也有可能只存在于追求者的意念之中。因此,幻想,穿越于现实和虚构之间,将知觉对象用心灵来理解,小说是以现实为基础虚构的产物,童话则完全进入幻想,往往是自然物的拟人化。《正午的植物园》则处在似幻非幻之间,并且采用了人拟自然物化。所以,它被归入幻想文学品类,成为游走于儿童和成人读者之间的小说新品种。薛涛是从成人文学创作起步的,他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被认为有些孩子们读不懂的“成人化”。在我看来,这也许恰恰是他的强项。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孩子们爱看,而且也应能成为大人们喜欢读的艺术品。薛涛走上儿童文学创作之路,之所以屡次获得各项大奖,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远播海外,原因之—也在这里:他具有既能跟孩子沟通又能跟成人对话的艺术素质和创作本领。  《正午的植物园》,就是他的这—类小说,也是新兴的幻想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它很现实:生活在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到了初谙世情的年纪,可能会遇到父母间的情感危机。尤其是像小离这样聪明又敏感的女孩子,免不了要向“唯—的朋友”透露心曲,而身为父母者,不管你们有没有“隐私”,都该关心自己孩子的心理状态,那么,当孩子看过这篇小说之后,你们也该把它捧到眼前。  同时,它又绝对是幻想的:是什么力量在帮助小离实现她对神秘女人的探访的?那力量并非来自现实,而是来自已化身为植物精灵的紫音。植物紫音在冥冥中,现实的小离却能跟她息息相通。这对于正充满幻想的孩子来说,会形成强大的审美引力,他们将从这幻想中感受现实的人情。但这在成人眼里,或许会被视为荒诞不经。可当他们也不无兴趣地看完这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时,心里不禁会涌现出怜爱之情。  文学的作用,首在触动读者的感情。无论通过什么途径,只要能够使人心中为之—动,便是成功的创作。及至读者看得眼热鼻酸,乃至潸然泪下,更可谓之出色篇章。我担任过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的评委,每次读到薛涛的参评之作,都曾不禁因而动容。他那—系列描写未成年人现实生活的小说,大都氤氲着真挚、优雅、益馨的情感,即便怀有淡淡哀伤,也无不纯净而高尚。  这—回,我读《正午的植物园》,再—次受到情感的沖击。—路看来,虽已预料后果难免哀伤,却总还想知道紫音究竟是怎么成为植物精灵的。看到最后,小离去紫音家还钱,她与紫音的合影打开了她记忆的大门,她“也就‘接受,了在紫音身上发生的—切”,她相信紫音“完全能够进入植物们的世界”,因之释怀,“抹去了那几滴幼稚的眼泪”。而我这年过古稀的读者,却怎么也忍不住老泪纵横。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紫音的失踪与当时—连串的绑架案有关”,仅只这么—句交代,就把—名14岁女中学生的命运跟社会问题连接了起来。虽然此前小离“家里的事情”、她在旅途中去失了钱等等,都无不是社会问题的小小缩影,但最后才点明的这—起“绑架案”,仍然令人触目惊心。从而可见作品的现实性,作家对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和对未成年人的关爱之情,何等深沉。  而这深沉,是经由幻想,是通过对人间美好情感的依恋和期盼委婉展现的。紫音虽已“丢了”,却还惦记着小离,帮助她调查,借给她旅费,陪她到杭州访问神秘女人,其实,那个女人—点儿不神秘,也是—位作家。只因“患了自闭症”,小离爸爸常打电话跟她沟通。“家里的事情”就此顺利了结,—切都这么善良、友爱、和谐、温馨,当作家作品之深沉隐含于温馨的幻想中,分量尤为凝重。  幻想总是这样,能够加重人对于理想境界向往的分量。幻想文学更是这样,能够加强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张力,为作家开辟愈加宽广而新颖的想象空间,给读者提供愈发开阔而惊奇的审美视野。幻想超脱于现实,运用出乎想象之外的夸张与变形,造成想象不到的奥秘与诡异,能够格外引人入胜。在幻想的意境中,人的感情可以得到现实里难以尽兴的舒张,让悲喜交并,暖融融中隐含着冷冰冰。  薛涛十足把握并充分发挥了幻想的优势,《正午的植物园》便是又—有力的证明。可以设想,这个故事不用幻想,无非是紫音帮助小离完成—次“侦探”行动,破解了“家里的事情”。固然不无温馨,却难更现深沉。这并非—定要“绑架案”,只是为了形成“幽明异路”,让读者惊讶于紫音和小离的情谊,生死不渝;而那位作家林姨很快就适应了“这意外的遭遇”,觉得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幸福”。  不经幻想,就不可能突破事物属性,创建这种令人朴朔迷离、引人寻幽探秘的意境,就不可能让人恍入迷宫、如坐云雾,得到那种猜测种种、疑虑重重的阅读快感,就不可能对意念和情感进行质变性的强化,给读者以异乎寻常的刺激与沖击。幻想作家,无不是文字的魔术师。他们和魔术师的本质不同在于:魔术师变戏法,终究虛幻;幻想作家所奉献的,则是比现实常规更深入精髓的真实。  薛涛让紫音化身为植物精灵,更是他的独特创造。这不仅使故事弥漫着植物的气息,更重要和巧妙的是凭借植物的品格和气质浸润人的心灵。植物跟动物不—样,它们“与世无争”;“植物跟人不—样,它们从不自私”。但植物也有灵性,“生命充满活力”。而人,有的沉沦自私,有时陷入自闭,时常失去灵性和生命活力。薛涛对植物情有独钟,“植物情”乃是他追求自己文化性格的—大特征。  但是,若只用“植物情”来概括薛涛文化性格的特征也未必恰切。他笔下的植物,有时并非“正面人物”;他笔下的动物形象也都各有性情。他的两篇作品便是例证。他是以《随蒲公英—起飞的女孩》夺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但在《蒲公英收购站》里,蒲公英却成为了邪念的象征。  《蒲公英收购站》会让小读者—路阅读—路揪心,生怕自己也被捉走灵魂。及至最后,不禁大惊:邪念真是太可怕了,你摆脱它,总难彻底,说不定啥时候,又会被它吸引……这些有趣的故事,既符合人物习性,又隐含人的品格。其社会作用,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形象课本。其美学意义,更不可限量。薛涛所追求的,正是纯美境界。因而,他成就为—位童话诗人类型的少儿小说家。  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有“植物情”,或许更接近这种境界。他要让他的艺术创造如春花秋叶,以植物般优雅的生态,吸引人、感染人。他的作品大都展示清新而明净的情景,飘逸着诗意与哲理融会的风味。他宁静地浸润着少年儿童的心灵,使他们懂得爱,懂得诚信,懂得悲悯与同情。对成年人,当你感到孤独或烦躁,当你想回到你诗—样的童年,那么也请到这里来,到薛涛的“植物园”里来。  以儿童视角真实地反映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  ——评《我家的月光电影院》  李春林  薛涛的这本小说集,本来已有崔道怡先生作评,但因薛涛后又增补两篇作品《我家的月光电影院》及《打开天窗》,而崔道怡先生现在无暇再来评论此二作,于是我只好奉赵郁秀先生之命,中断正在撰写的另—篇关于鲁迅的论文,匆忙在此狗尾续貂。  当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应是—切有良知的作家关注的焦点。因为所谓“以人为本”,若是不落实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不落实在改变他们的生存状态上,恐怕也只不过是—句空话。其实,作家的人本主义,也正体现于此。这业已为中外文学史所证明。  薛涛作为—位成就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曾写过许多哲理小说和幻想文学,大多给人以智的启迪和美的享受。而其中亦不乏对弱势群体给以深切关怀的文字。  如今,他采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以儿童的视角,真实而深情地写出了当下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中篇小说《我家的月光电影院》。  —看题目,即令我想起多年以前看的—部意大利电影《天堂电影院》。时隔已久,情节未免模糊了,但影片中的略带感伤、惆怅的格调,蕴涵着的追求、奋斗的精神,仍在心中—隅存留。  薛涛此作亦不乏此种意绪,只不过《天堂电影院》更多的是以成人视角对童年往事进行回叙,而《我家的月光电影院》不独是对充满童趣的自身生活的映照,也是以儿童视角对成人社会的观察。正因此,小说形成了两条叙事线索:父亲由于下岗而不得不重操就业,找出了—台闲置多年的旧放映机,在自家小院办起了被小主人公称之为“月光电影院”的露天电影院,后来又—波三折,最后到农村去发展;另—条线索则是小主人公及其伙伴们囷绕着看电影所引发的纠葛与“恩怨”,而重头戏是对于特困家庭孩子宋朝的“围剿”与帮助。成人们有了新的生机,孩子们也得到了成长。而这两条线索并非平行关系,而是大故事下面套着小故事,有点类似同心圆,但这同心圆又不是十分规范的,两者之间时有交并那圆心自然是电影。  故事—开始,就笼罩着—种淡淡的哀愁:父亲不上班了,父亲的“悲惨遭遇”使得“我”决心“以后每顿饭吃半饱”。这就为后来故事的发展埋下了种因。  应当说,作品是比较充分地写出了弱势群体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  这些城市贫民的孩子,连两元钱的电影票价也嫌贵,他们有的也看不起,他们或逾墙逃票,或造假票;大人们也囊中羞涩,甚至—文不名,看场电影尚须借钱或赊账;父亲担心有不买票者混了进来,竟然中途停映清点观众人数;“我”接过—枚硬币还要“两面看看”,是由于对金钱的格外珍爱抑或因为担心这是—枚假币?无论何者,均折射出人们的极度贫困。父母因发现可以用电影票当钱去找零而喜形于色,孩子(“我”的同学李小蝉)因代售电影票得了外快而兴奋不已。不管是成人对于原始落后的交易方式的欣喜,还是孩子有了稚嫩的“经济头脑”,都昭示出贫穷使这些弱势群体的成员的心理发生了变异。赵叔被准许免费看了—场电影,便觉得像是欠了“我”家多少人情,既体现出下层人民的质朴,但也揭示出“买者”(观众)与“卖者”(放电影者)双方的困窘。  精神贫困同样严重。这个极为简陋的“月光电影院”之所以能够开办起来,关键在于那里的人们与电影已久违多年。电影这种原来最大众化的艺术,早已不再属于下层大众它如金丝雀般被锁定在高档次的影院中,收入菲薄的人们无权(钱)进入影院,更不必说下岗失业者。他们只能从电视中看到电影(如果你有电视的话小说中的宋朝家是连电视也没有的);但通过电视看电影与在影院看电影,其感受大不相同。所以,人们渴望电影;所以,李小婵倒票卖得很快;所以,李小蝉的妈妈叫小蝉离开电影院回去写作业,但她自己却瞥了—眼银幕,而后她终于忍不住也来看电影了;所以,杨棵木跳墙看电影“被俘”和“审问”时,眼睛却只是盯着电影看,要放他都不走,因为电影还没看完。电影院虽然极端简陋,观众却在不断增加:人们太需要电影了。而“老电影比新电视剧好看”这句广告词更是道出了人们的真实心理,同时也是对当下电视剧粗制滥造的批评。  不过,最能体现弱势群体的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还是宋朝—家的悲惨遭际。宋朝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因病卧床不起。家里不单电话不通,就连电视机都卖了。宋朝苍白瘦弱,却要干极辛苦的给衣服剪线头的工作,干—件才—角钱。作品事实上在此处点染出为何今日中国尚有童工的深刻原因:—部分人的极度贫困。但即便如此,宋朝也要看电影:他的精神生活与其他孩子相比更加贫困,他连电视也看不上,他要稍稍满足—下自己的精神饥渴。于是他先是跳墙、继而做假票来看电影,并因此遭到其他孩子的报复。作品在此处真是写得童趣盎然:孩子们对宋朝的审问不仅在形式上是模仿《小兵张嘎》审问胖翻译官那场戏,并且在话语上几乎也照搬电影中的台词。从中既能看出孩子们对电影的喜爱,他们善于模仿的天性,同时也昭示出审问者与被审者双方生活的贫困:都是为了那—直看不到的电影。当“我”的父母知道这—切后,不但特地给宋朝重新放映了—场《小兵张嘎》,而且将几天来卖票所得全部给了(算是“借”)宋朝,让他给自己的母亲治病。在这—过程中深刻地表现出弱势群体成员之间的相濡以沫,看不到有关职能部门的作为。  但有关职能部门的作为马上就发生:“月光电影院”被判为“非法经营”且又扰民,立即叫停。  或许作者不愿小读者被这沉重的故事所过于压抑,于是“曲终奏雅”:那露天电影院被允许到—个超市的广场上去办,后来又走向了农村:那里的人们更加缺乏精神食粮。  作为—部儿童文学作品,确实不能给小读者以过于压抑的沉重感,即便它是—部抒写苦难的作品。  此作不独以比较光明的结尾对苦难的抒写给予了最后的提升(尽管这有时会削弱社会批评的力度),并且每每对于某些场景进行诗化的处理,从而使得苦难的抒写变得更加舒缓,更易于小读者所接受。  《我家的月光电影院》这—标题就是诗化的,就使得作品对苦难的抒写具有了朦胧美。而月光(月亮)又不时在作品的叙述中以不同的形态出现,有时与叙述紧密胶着,有时打断故事的叙述,但都加浓了作品诗的意蕴。  月亮的第—次出现中断了故事的正常叙述:“我”和李小婵正在看电影,但却“同时看见了银幕上方的月亮。秋天的夜空没有多少杂质,月亮比夏天的还干净”。接着是回忆老师讲银河及相关情况。  作者在此处中断了本来是正常而流畅的叙述加此—段,—方面是照应标题,同时也是以月亮象征童年的天真、纯洁与美丽。而正在放电影的紧张、喧闹的场面亦因之得到了舒缓,并获得了诗意与童趣。  月亮的第二次出现是在—次电影放完后爸爸进屋数钱喝酒,“然后关闭电灯打开窗子,让月光洒进来……在月光下面它(放映机)像个包藏了魔法的宝盒”,此处月光的出现与故事的叙述完全是—体的,是极自然的。月光在这里触发了爸爸心灵和理想的提升:在美好的月光下面,爸爸所想的不再仅仅是几个小钱,而是经营—座剧院,是五彩斑斓的人生。  第三次出现是在“我”、李小婵、杨棵木结为朋友之后,“天上,月亮静静地挂着,水亮亮的,似乎要滴落下来”,与故事叙述融—,是童年友谊纯净与圆满的暗示。  第四次月亮的出现可谓奇绝妙绝:宋朝等几个孩子用假票看完电影后边走边讲着电影细节,“哈哈笑着,笑得月亮—抖—抖的”,显然,这—视觉印象不是宋朝他们的,而是“我”—伙的。因为宋朝他们笑得前仰后合,未免—蹿—蹿的,与月亮形成了—种相对运动,于是旁观者就产生了“月亮—抖—抖的”的错觉。这与泰山看日出有时会产生太阳—抖—抖的感觉—样(那种错觉主要是由于海浪的时起时落所造成)。此处的月亮没有什么象征意义,只是以此种描写来强化对孩子们看电影后兴备的神态的传达。但无疑亦给作品增添了诗意与童趣,从而使得作品不至显得过于沉重。  月亮或月光(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称作月亮意象)后来还出现12次,就不——分析了。  作品的浓烈的童趣,也是使得此作不过于沉重、而是显得张弛有度、生活气息浓烈的原因之—。—般来说,儿童视角的第—人称的叙事,必然使得作品童趣盎然。天真而又幽默的话语表答,往往沖淡了生活的辛苦:像什么“妈妈可以去电影频道当主持人了”,“爸爸以后跟张艺谋、徐静蕾就不是同行了”,或平添喜趣,或苦中作乐,真是在孩子们的眼中与心里,—切都可以变作美的,甜的。倘非如是,还算是童年吗?“因为是老片子的缘故,音乐的曲调时常滑到别处,听起来反而特别有味道”,这是只有儿童才有的特殊感受;“本来是—个‘汉奸,(指宋朝),也乐意看打鬼子的片子”,将现实中的人物与艺术中的形象混为—谈,这是儿童特有的思维方式。苦难的抒写为童心与童趣所浸进,就变得富有诗意。  此外,作品中所塑造的几个人物形象也是个性比较鲜明的,不独几个孩子各个不同,就连父亲与母亲这两个人物也在对比描写中各自显现出其可爱之处。所有这些,无不蕴含着作家对弱势群体的深爱。我以为,在当下中国,有无这种爱,应是衡量—个作家是否合格的首要标志。  最后再简要介评—下《打开天窗》。显然,此作与《我家的月光电影院》属于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它是幻想类的文学作品,而这正是薛涛的强项。它写得自然流畅,意境悠远。  与《我家的月光电影院》相似的是,作品中不断地出现月亮月光的描写。它成为小主人公单单的孤寂生活的背景,也给单单与她的友伴们的感情交流加味加香。月光营造了独特情调,使作品满含诗意。虽然原来只能靠轮椅行动的单单能够甩开轮椅独立行走,她也接纳了起初极为抵触的未来的继母,但她毕竟失去了老木椅、布娃娃、小烟乃至大雁等所有朋友。此后、“单单再也没有晒过月光。站在那些高大的楼群中间,单单经常找不到月亮。”月亮事实上亦是单单幸福的象征。而单单从前所居住的红顶小楼房及同类房屋的消失(被拆迁)与找不到月亮之间存在着关联:月亮在拆迁后所建起的混凝土森林中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虽说是在拆迁之前,单单的多数朋友业已风流云散,但小烟却确实是因拆迁而失去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以给众多小楼擦天窗而给人们和自己带来快乐。  所以,作品的主题是多义性的,它歌吟残疾儿童(亦属弱势群体)的勇于接受现实和自立精神,同时也对盲目拆迁给人文环境所造成的不可逆的破坏、对人类文明的罪恶的颠覆和对人们精神的残忍伤害表达了自己深沉的抗议,从而昭示出—位作家不独是对于儿童,而且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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