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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对于吴儿堡的居民,对于自那两个风流罪人而开始的这个家族,对于这块在岁月的冲刷之下,愈来愈见贫瘠的高原来说,每当提起这个凄清而又美丽的家族故事时,叙述者总要以这样的叹喟作为结束语。  它的真实与否,他们认为这是不重要的。单调而寂寥的景色、贫困而闭塞的生活,给代代的陕北儿女以梦想。而这个玫瑰色的家族故事,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梦想的产物,是他们试图给这个默默无闻的家族,给家族所占据的这一块凄凉的黄土地,罩上一层光晕。  然而这个家族故事,也许是对这一方人种形成的一个唯一的解释,因为在吴儿堡以及方圆地面,一个生气勃勃的人种成长起来。男人们长着颀长高大的身材,长条脸,白净面皮,宽阔前额,浓重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眼睛,他们的鼻梁总是很高很直,从而衬托出眼睛更为深邃,他们的长长的腮帮在年轻时光滑而俊美,而在长出络腮胡子以后,又显得威仪而高傲。他们衣衫褴褛,冬天,常常是一领磨得半光的羊皮袄,袄上的羊毛里藏着虱子和苍耳,随着走动,给空气中留下淡淡的膻味;夏天,则是一领粗布做的半衫,胸部敞着。他们的头上,永远蒙一条脏尔巴唧的白羊肚手巾,脚下,则是一双百衲鞋。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脚趾,但是想来,那脚趾也许是完整而光滑的一块,也许会不规则地分裂为两半。而一般说来,分裂为两半的脚趾的这位后裔,通常,他对土地表现出了更多的爱恋,他生性温顺,用一句大家都在说的话说就是“随遇而安”,或者“知足常乐”。而那些脚趾光滑的后裔,他们的性格像他们那眉眼分明的面孔一样,身上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成分,他们永远地不安生,渴望着不平凡的际遇和不平凡的人生,他们对土地表现出一种淡漠,所以厮守它只是因为需要它来提供维系生命的五谷杂粮,他们做起事来不循常规,按老百姓骂牲口的话来说就是“不踏犁沟”,他们在人生的最初阶段总是雄心勃勃,目空天下,而最后总是以脱离不了生活的束缚,从而重重地跌落在黄土地上,沦落为穷得丁当响的穷光蛋作为结束。  在成为穷人之后,他们的性格通常分裂为两种:一种是成为乞丐,一种是成为“黑皮”。  有理由相信,在陕北,在那“下南路”或者“走西口”的朝朝代代的乞丐队伍中,有一部分人确实是乞丐。而有一部分,他的家里,并没有沦落到需要走万里路、吃百家饭才能生存的地步,这些人的成为乞丐,很大程度上,是天性中一种渴望游历、渴望走动的愿望的驱使。一年农耕下来,最后一次在农耕的这块土地上,伸一伸腰,吐一口唾沫,诅咒一句这离不得见不得恨不能爱不能的黄土地,然后仰天望着高原辽远的天空,流浪的白云,于是眼眶里突然涌出两行热泪。他们胸中于是激荡起那古老的激情,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异样的歌声,那金戈铁马的岁月,于是他要出去走一走了,“下一趟南路”或者“上一趟西口”。他的脖子上挂一杆唢呐,一路吹打,经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经过一户又一户人家,虽然没有踏踏的马蹄为伴,没有啸啸的杀声为伴,但是一年一度的游历仍然给他那不羁的灵魂以满足。怎么说呢?如果有了第一次伸手———在饥饿与自尊心,再加上这游历的渴望这诸种因素反复较量之后,而终于伸出手以后,那以后的乞丐生涯,却是一件十分快活的事情,或者说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  但是,这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只能一年一度,时间也只限定在秋庄稼收割以后到年关来临这一段。然后,其余的时间,仍然必须厮守家门口那块必须春种秋收的土地,这时候他就只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了。没有了幻想,没有了激情,填满他脑子里的是荞麦、糜子、谷子、洋芋、高粱、黑豆这些概念,和单调荒凉的土地以及没有任何内容的天空。  一个陕北籍的乞丐,当他一个人行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迢遥山路上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他也许在此刻,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帝王,而身边拥拥挤挤、滚滚而来的蜡黄色的山头、山峁、山梁,是他的麾下的十万方阵,而那沟里,一棵挺拔的白桦,或者山峁上,一棵兀立的杜梨树,那是他招之而来呼之而去的妻妾。他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在五百年前,一个叫李自成的和他一样走在山路上的人,曾经骑着他的铁青马横行天下。当然此刻,也许他并不去遐想,而是扯开嗓子,在惊天动地地呐喊着,用他的拦羊嗓子回牛声。如果偶然遇见一个人,这个人不解地望着他,为他的由衷的欢乐而莫名其妙,那么,他会用歌声回答:穷欢乐,富忧愁,讨吃的不唱怕干毬!  前边说了,那些脚趾光滑的后裔,由于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有些人往往会沦落为乞丐,而另一些人则会成为“黑皮”。  黑皮是一句陕北方言。它的意思,大致与“泼皮”相近,也就是说,是无赖;但是在无赖的特征中,又增加了一点悍勇。他们不纯粹是那种永远涎着面皮,没头没脸无名无姓的屑小之辈,他们通常也讲道理,当然讲的都是歪理,他们在人前仍然露出某种强悍,但是这种强悍,却明显地带有霸道的成分,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某些方面又像恶棍。但是公允地讲来,他们不是恶棍,他们天性中还残留着某种为善的成分。总之,他们叫什么,也许准确一点说,是无赖与恶棍的混合物,是这块贫瘠之地生出的带几分奇异色彩的恶之花。  他们轻易不与凡人搭话,不去惹是生非,但是只要谁惹恼了他们,他们便会出来和谁玩命。或者动刀子,或者去堵谁家半山腰上那出烟的烟囱,或者改动水路,让山水从这家窑背上滚下来,或者打发自家的婆姨,脱成光屁股,睡在仇家的炕上。他们需要黑皮这种恶名,认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这种恶名足可以使他们立足和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把与人拼命叫“扬灰气”。届时,他们装疯卖傻,众人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灰汉”,让人怯其三分。如果灰气扬出去了,从此他们便奠定了在一村一乡的地位,如果灰气没有扬出去,也就是说,恶人还须恶人治,他们遇见了一个更为强硬的对手,于是乎便闭门不出,鼓鼓的肚子软软塌下来,不久,在乞丐的队伍中,便可以看见他佝偻的身影。  县志中,将这种黑皮叫“刁民”。历朝历代的县志,修志的老先生常以感慨的口吻,谈起“刁民甚多”这个话题。这种黑皮是一窝一窝地聚的,往往在某一个地方,会成为一种风气,所以修志的老先生又会在“刁民甚多”这句话前面,加上“民风强悍”四个字。顺便说一句,每遇天下大乱,这些黑皮,往往会成为啸聚山林的刁顽盗寇或大智大勇的领军之将,从而令世人对“黑皮”这色人等,畏惧之外又加上几分欣赏,更不敢说小觑了。  那么女人怎么样呢?那两股鲜血的交融,在培育出男人的同时当然要培育出女人。它给予了男人那样奇异的面孔和奇形怪状的思想,那么,它将给女人以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吴儿堡以及方圆地面,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中,鲜艳而美丽的女人,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地生长起来。她们有着乌黑的头发,白皙的面孔,鲜红的嘴唇,修长的身材。她们像一朵一朵野花零散地开放在陕北的沟沟岔岔。她们的脸型同样呈现出颀长,眉眼分明,但是不像男人那样有棱有角,而是十分柔和。她们的碳一样黝黑的眉毛下通常有一双热烈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这双大眼睛毫不畏惧毫不忌惮地望着你,哪怕是生人也敢向他倾吐爱情。她们的身材———那是怎样的亭亭玉立的身材呀,两条细长的腿,和同样细长的腰身,雪白的白天鹅一样的脖颈,擎起一颗黑发飘飘的秀美的头。她们的衣衫通常是简朴的或者说是褴褛的,顶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添置上一件红颜色的衫子。一双天足,一双也许小时候缠过,后来又放开的秀美的双脚;一根红裤带衿在腰里,红裤带的头儿越过大襟袄的袄襟,将半寸长的一截露在衣服外面。那褴褛的衣衫裹不住青春勃发的身子,有时候,衣服上会有一个破洞,于是露出一块细腻白皙的皮肤。  在这样呆板而贫乏的土地上,在五谷杂粮和酸白菜的营养下,生活竟能源源不断地奉献出这样的女儿家,这情形真令人惊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她们的投手举足,她们的言谈举止,她们的一笑一颦,丝毫不能令人看出,她们是粗野的农夫的女儿;那分明是一位不幸流落民间的高雅的公主哪!一代一代的陕北民歌,以持久的热情,来礼赞这黄土地上的女儿家。“五谷子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就数兰花花好”,这流传久远的歌谣,只是千百首赞歌中的一支而已。“妹子好来实在是个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人们选择这样的比喻赞美一个陕北女子的走势,而如果这歌谣变成俚语,让浪漫变成诙谐,那话该是这样说:“穿得飘,走得快,肚子里装着酸白菜。”  美丽的副产品是多情。  阳光在空中火辣辣照耀着,催促着庄稼和女人一起走向成熟。庄稼成熟的标志是花朵变成了果实,而女人成熟的标志是开始唱酸曲了。她站在高高的山峁上,对着呆板而冰冷的黄土地唱,她用“我穿红鞋我好看,与你别人毬相干”来回敬小伙子们的目光中那怯生生的探询。她站在家门口的畔上,对着门前的大路唱。她用“是我的朋友你招一招手,不是我的朋友走你的路”来扰乱脚夫那平静的心灵。她也许开始交朋友了,也许不至于如此,但是她的心灵,一定不会安静。“六月的黄河十二月的风,老祖先留下个人爱人!”她渴望着爱人和被人爱,她渴望着陕北民歌中那些叙事诗式的爱情故事,在她身上得到一次重复,她蔑视名声,蔑视这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她惊惧于高原这种无声无息的寂寞和昏昏欲睡的日月,于是不惜由自己引起一场风波,不惜在已经多得不可胜数的民歌中,再增加让自己成为主角的一首。后来,她们匆匆出嫁了,四十块大洋的聘礼,一顶花轿,结束了少女自由的身子和自由的梦,开始生育了,开始奶孩子,开始用那山泉一样的乳汁哺育新的一代土地的奴隶。她们终于安生了下来,习惯了单调的风景,习惯了在丈夫的臂腕上酣睡,接着她们又意识到了责任,因为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需要为他们的生计和将来的婚嫁准备,于是她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在叹息的同时她变成了陕北婆姨。  但是那酸曲将永远停挂在她的嘴边,作为她苦难生活的一分稀释剂,作为她对少女生活的最后一点记忆,作为她对平凡的命运的最后一丝仅仅是语言上的抗争。她端着簸箕,站在畔上,大声地唱着,这时候的她,已经不屑于唱那些没有实际内容的浪漫曲了,她的歌词变得猥亵和质朴,声声都是那些隐秘的情事,声声都是那些难以启齿的脏话。这些话通常是难以说出的,但是,当它们作为歌儿唱出来时,在听众眼里,她们一半把这当做吐露心声,一半把这当做艺术表现,因此,便宽容地接受了它。甚至那些听众还这样认为:那些“做”的人心灵得到了某种满足,因此她们在人前总是缄口不谈,作古正经,那些没有“做”的人无法得到排遣,于是时常在嘴边上过生日,她们说儿话不干儿事,她们像母狼一样站在畔上嚎叫,其实是一种饥饿的表现。  那么这个时期的酸曲都是一些什么呢?“白格生生的大腿水格灵灵的×。这么好的东西还活不下个你!”“隔窗子听见脚步响,一舌头舔破两层窗!”“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上还想你!”“你要来你一个人来,一副傢具我倒不开!”婆姨们站在畔上,歌唱着,用这种假想的情人和假想的情节自娱,安抚自己孤独的灵魂,刺激自己生存下去的欲望,并且希望黄土地的山山峁峁,因了这撩拨人心的歌声,不再单调和寂寥。如果说上面的酸曲因了信天游格式的艺术处理,毕竟还可以作为半艺术品看待,那么,另外一些酸曲,则纯粹是些不堪入耳的东西了,例如《舅舅挎外甥》,例如《公公烧媳妇》,例如《干大烧干女》,例如《坠金扇》等等,这些叙事诗般的酸曲,毫不遮掩毫不羞涩地叙述下一次一次房事的过程,并且由于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从而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暧昧成分和谐谑效果。所有的民歌收集者们,在整理这些东西时,都仅仅只录用第一段歌词,不待情节进入纵深,便戛然打住,接下来是一个括号,括号里通常是这样一句话:“其余十段或十三段歌词从略”。沿袭此例,因此我们的叙述,也明智地在这里打住。  哎哟哟,我们以这样的笔墨,奉献给黄土地上那鲜艳而美丽的婆姨女子们么?其实,很大程度上,她们是些行为规范举止端良的农家女子,她们是忠于职守的妻子和母亲,她们是黄土地上永远不知疲倦的耕耘者,借助她们的肚皮,和异常强盛的繁殖能力,一窝一窝的儿女从窑洞里爬出来,踏上山路。那么,我们是怎么了,我们一定是受了代代传唱不息的酸曲的错误诱引,再加上无凭的想象,将她们仅仅停留在嘴边的故事,看成了正在发生的真实。  女子大了,便要嫁人,或嫁到前庄,或嫁到后庄,或不知哪辈烧了高香,嫁给一个大户人家,被带进锦绣繁华的肤施城,或者受了大路上过来的赶脚汉的勾引,加入到赶牲灵的队伍中去,被带进那荒凉的北草地。总之,那遥远年代的两个罪人,他们的血脉靠了一代一代女儿的婚嫁,像纷纷扬扬的种子,以吴儿堡为中心,成一个扇面,向四周辐射和播撒。我们无法说清,这个生机勃勃的家族,它究竟有多少传人,因为年代过于久远,还因为根本无法考证,久远得正如每一个叙述家族故事的人,在叙述完后总要发的那句感慨一样———“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考证则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原因我们上边已经说了。  但是吴儿堡还在。那两个风流罪人重返吴儿堡后,寻找到了自家的那三孔窑洞,并且从那里开始后来的故事;到了二十世纪,那三孔窑洞依然存在,而且那窑洞里居住着的杨姓居民,正是自那两个罪人开始的他们的直系后裔。因此,越过漫长的历史空间,我们不妨把这家的成年的男人和未成年的男人,看做是那最后一个匈奴,看做是他们打发到二十世纪的一个家族代表。何况,我们能够说得出口的是,从杨干大到杨作新,从杨作新到杨岸乡,在人类二十世纪这个经典时间里,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表现,他们或多或少地深入进了二十世纪的政治生活,并且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涉及了二十世纪许多重大事件,而亲爱的读者知道,二十世纪,在中国,陕北是个不可忽视的地方。至于他们是谁,他们的脚指甲是光滑的一块还是不规则的两半,原谅小说家,他没有脱下他们的鞋子去看,而且,他认为这件事本身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或者说,无关宏旨。  那三孔窑洞坐落在一架大山伸向川道的一条山腿上。有一条劳动时踏出的小路,顺着山腿,蜿蜿蜒蜒,一直通向山顶。窑洞在村子的南头。经年经月的烟熏火燎,窑洞的墙壁已经变得乌黑。窑洞前边是一块小小的平地,那叫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陕北女人端着簸箕站在那里唱情歌的地方。畔上有一面砬子,一个不大的羊栅,靠近坡洼边还有几畦菜地。  自南向北,吴儿堡这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坐落在山坡与川道接壤处的一个阳洼上。当年集中营式的建筑布局,如今已经让位于一种零散的错落有致的布局,整个村庄,顺着川道,稀稀拉拉,有一里多长。  秋庄稼已经完全收割完毕,碾打完毕,颗粒归仓了。按照往年的习惯,这家的主人杨干大,这时候该做的事情,是脖子上挎一杆唢呐,肩膀上搭一条褡裢,下趟南路,他要去进行那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令人羡慕的职业去了。可是,此刻,在绵绵的秋思中,在天空中掠过的大雁的一声声啼叫中,这个蹲在畔上,擦着铜唢呐的汉子,擦着擦着,他的动作缓慢了下来,他想起了一桩心事。  其实,这桩心事很简单:他想让九岁的杨作新上学。他听人说了,前庄办起了一所新学,学费不算太高,教书先生也识文达礼,村上几户有见识的人家,已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了,因此,他想起了自己在山上拦羊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已经半截入土了,应该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孩子的前程着想。他不想让孩子一生都像他那样,跟着羊屁股或牛屁股后边转悠,拿着拦羊铲或吆牛的鞭子。其实,他的宏大抱负也十分简单和可怜,他只想让孩子识几个字,长大后或者当个教书先生,或者在镇上谋一碗公饭,或者至少,会帮助他记记收入和支出,而家里过年时的对联,也不必用一只小碗蘸上墨汁,在红纸上扣坨坨了。  但是,上学需要花销,而对一个农家来说,供一个学生,就意味着需要拿出全部的积蓄,需要在以后的日子中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穷虽然穷,杨干大还是有一点家底的,然而,这点积蓄是为了别的用场,积攒它,绝对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杨作新上学。  杨干大想攒足足够的钱后,为祖上传下的这三面土窑接上石口。为窑洞接上石口,这是人老几辈的愿望。在乡间,衡量一户人家的光景怎样,其中紧要的一条,就是看他能不能住上接口石窑。杨家自那两个风流罪人开始,也许代代都有这个打算,但是都落了空。攒下一点积蓄,刚想乍舞,不是遇上天灾,就是遇上儿婚女嫁的大事。天灾还有个深浅,婚姻这事,真是个填不满的坑,通常贴上所有的积蓄,还要背上些债务,然后媳妇过门,慢慢地还。债刚还完,儿女一个跟一个地长大,儿子要聘礼,女子要嫁妆,圈窑的事,眼看就要变成现实,又黄汤了。  杨干大的本名叫杨贵儿。媳妇过门那阵,媒人哄新媳妇,说杨家有三口接口石窑,新媳妇一听,欢天喜地地过了门。轿子落地,新媳妇挑起红盖头偷偷一看,哪里有什么接口石窑,分明是三孔烟熏火燎的黑窟窿,媳妇当时就哭了,泪水打湿了红盖头。事后,杨干大解释说,确实有过接口的打算,只是,结婚时四十块大洋做聘礼,他的力量已经耗干,再没有力气圈窑了,不过,他有一身的力气,只要夫妻齐心合力,男耕女织,再加上锅里一口碗里一口地省,要不了几年,就可以住上了。新媳妇听了,才止住了哽咽,转而,恨起要聘礼的娘家来,她发誓说自己三年不登娘家的门。她还要求自己掌管家事,她说,男人是个钯钯,女人是个箱箱,不怕钯钯没齿,就怕箱箱没底,她保证管好这个家,为有朝一日的三孔接口石窑着想。杨干大应允了她。  新媳妇跟杨干大解释说,住什么她倒不在乎,瞎好有个狗刨的窝就行,娘家的日子比这儿还苦,她只是为了争个脸面,村上的同年等岁的姑娘们,听说她嫁了户好人家,光光堂堂的三面接口石窑,都羡慕死了,如今,她美也美过了,能也能过了,谁知,说过的话,现在跌在了地上。往后,见了那些姊妹们,叫她的脸往哪里搁呢?杨干大听了,深深地叹了口气,他勒了勒裤带,对新媳妇说:我说话算数,接口石窑,我要在自个手里,把它圈起来!  今如,积蓄差不多快够了,如果明年风调雨顺,秋庄稼下来,也许就能乍舞了,可是,杨干大有了另外的心思。凭一个庄稼人的直觉和理智,他明白自己的抉择是正确的,然而,他记起他给婆姨说过的话,他想起他和婆姨这些年来的苦苦奋斗,他不知道这件事该怎样向婆姨开口。于是他没有心思再擦唢呐了,他将擦得明晃晃的唢呐提在手里,进了正窑,将它仍旧挂在墙上的钉子上。  婆姨正盘腿坐在炕上,纳鞋底。他瞅了婆姨一眼,走到炕边,屁股担在炕沿上,一横身子。上了炕,他走到窑掌墙壁正中的那个窑窝跟前,揭起缦着窑窝的一块粗布,然后两只手小心翼翼地向窑窝里,搬出一个瓦罐。  “不要看了!不够圈窑的。我昨晚上刚数过,五个袁大头,五个孙大头,二百零三个大铜元,七十个小铜元,剩下的,是一堆麻麻钱!”婆姨见杨干大搬出了瓦罐,看了他一眼,说。她继续干着她手里的活。她是在给杨作新纳鞋底。拦羊娃整天上坡溜坬,一个月得一双鞋。  杨干大没有理会婆姨的话,他还是将瓦罐搬出来,小心翼翼地将里边盛的东西“呛啷呛啷”倒在沙毡上,然后一样一摊,细细地数起来,甚至连麻麻钱那些“乾隆通宝”、“道光通宝”、“光绪通宝”这些字样不同的,也分摊另放。最后,他伸了伸疲劳过度的腰,是的,这些钱准确的数目,正如婆姨方才向他通报的那样,而且,这些钱,为三孔窑洞接口,确实也差一点。为土窑接一个石口,并不比另圈一面全新的石窑便宜,因为石窑的窑腿细,省工省料,而土窑的窑腿粗,一孔窑与一孔窑之间的间隔又大,因此,要想将窑面齐刷刷地贴上一层细石料,用料和工程量也是不小的。杨干大想到这里,叹了口气。  “村上老五家的小子上了新学,你知道吗?”杨干大试探着问婆姨。  “听说了!”婆姨答道。  “听说,有多几家都在乍舞,也想让孩子去上!”杨干大又说。  “各家有各家的光景,各人有各人的算计!”婆姨仍然淡淡地回答。  “你是在给新儿纳鞋底吧。这孩子,越大越匪,一双鞋,不等一个月,前边就开了蛤蟆口,露出了脚指头!”杨干大这时转变了话题。  听说提到他们的儿子,婆姨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抿着嘴笑了笑,没有言传。  杨干大继续说:“新儿他妈,你说,咱们的光景也不薄,说起话来,也是个人前的人,那别人家的孩子能上学,咱们新儿,是不是也背上它一回书包?”  “你看着办吧!你是掌柜的,杨家的主意得你拿。”  “这么说,你同意了?”杨干大一听婆姨这话,高兴得差点要喊出来。  “新儿也是我的孩子么,他成龙变虎,我比你还要高兴!”  “我的好婆姨!”杨干大一阵高兴,他想不到这个问题竟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他拉住婆姨的手,真想咬她一口。  “小心针扎了你的手!”羞红着脸的婆姨说,“你就是心偏,光记着新儿,根本心里就没有蛾子。”  婆姨要杨干大赶快把瓦罐收拾起来,她说他是穷命,腰里有了两个,就烧得不得了了,显富,还不赶快藏起来,当心过路人听见了响声,晚上来撬门。  杨干大应承着,他捡起这些摞成一堆一堆的银钱,往瓦罐里放。可是,在放的途中,又记起了圈窑的事,婆姨这样痛快地答应了,这使他感到意外,同时,也令他感到自己对不起婆姨,对不起自己当年结婚时许下的口愿,于是他对婆姨说:  “上学自然是好事,可是,新儿一上学,圈窑的事就得往后搁一搁了。孩子上学要花销。新儿他娘,不知你想到这一层没有?”  “想到了!”  “要不,让孩子学吹手吧。‘种麦不如种黑豆,念书不如学吹手’,孩子学成了吹手,也是风风光光、吃香喝辣的一辈子,且省下了上学的开销,这样,圈窑的事也误不了。咋样,你说哩?”  “不!当那低三下四的吹手干啥,坏了门风,还是让孩子上学吧!窑不圈了,新儿学成了本事,成了人前的人,比留给他三孔接口石窑,要体面得多。再说,他有本事,他手里把这窑圈起来,不就得了!”  “好婆姨,你真有见识!”  杨干大这回彻底是高兴了。他把瓦罐重新放到窑窝里,又用布缦遮好,然后溜下了炕。“我出去说个话。”他对婆姨说。接着他出了门,下了坡坎。他的五岁的小女儿杨蛾子,正和一群女孩子在畔下面的官道上跳方。他喊叫了两句,让她把裤子提起来,把裤带衿好,不要让裤裆吊在半胯里,这么大的女孩子了,不像个女儿家的样。他在喊叫的同时,扬起头来,朝山头上看了看,看那在山上拦羊的杨作新,随后,他就到孩子已经上学的那家,打问情况去了。  通往山顶的那条又细又长的小路,千百年来被人的脚步千百次地踏过,被牛的蹄子驴的蹄子羊的蹄子千百次地踩过,小路十分光滑和坚硬,像一条白色的带子,穿过弓一样的山脊。路旁生长着牛蒡草和一丛丛的马莲草。小路尽头,是那棵杜梨树。杜梨树已经十分古老,斑驳的树皮,粗壮的树身,伞一样的华盖。树上,有一个半大孩子,倚在靠近树梢的枝桠上,正在摘杜梨果吃。这是杨作新。  树上的杜梨果很密,一圪塔一圪塔的,不过这些还都是青的,或者褚红色的,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熟透。熟透的杜梨果,是酱紫色的,或者粗粗一看,像是纯粹的黑色。这酱紫色的杜梨果很甜,果子像豌豆粒那么大,里边有一个核儿,核儿和皮的中间,是一层薄薄的蜜一样的果肉。  有几只乌鸦也在树上落着,和这孩子抢食吃。乌鸦的身子轻,眼睛尖,鼻子灵,因此,那些最先成熟的杜梨果,往往被它们先吃了。它们能够在绕着树飞的同时,轻而易举地找到那些熟得快要落下来的果子,哪怕果子在树梢上。它们落在树梢上,晃晃悠悠地,用嘴鹐着。  好在经了一场霜后,杜梨果在大批地成熟,所以孩子在每天拦羊的时候,攀上这棵巨人一样的树;树上总有孩子吃的。而且他灵活的身姿,也确实不亚于乌鸦,他也能够爬到晃晃悠悠的树梢上去。  孩子最爱吃的,是那些乌鸦用嘴鹐过,但没有吃净的杜梨果,这种果子最甜,甜得舌根发麻,一填进嘴里,果子就化了,只剩下一个核儿。  山峁的背面更为陡峭的山坡上,是一群零零星星吃草的羊只。山坡太陡,不能用做耕地,因此它荒芜着,长着蒿草和狼牙刺,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草,而靠崖畔的地方,开着几束秋菊,黄蜡蜡地十分耀眼。“春放一条鞭,秋放满天星”,按照父亲的教诲,秋天,羊只赶到山上以后,你只须站在高处,眺着它们,让它们安安静静、自由自在地吃草,不乱跑,不跌进天窖,不让野物作践,就行了。秋天各种草都已经结籽,羊吃了上膘。这个季节是拦羊娃的好日子,满山的野果都可以吃了;也是羊的好日子,它们每天都能吃个肚子圆。  这个半大孩子,一边在树上摘着野果吃,一边叼空照看羊只,他不知道,此刻,在吴儿堡的家里,他的父亲和母亲,正在进行着关于他的前途的谈话。  巨掌一样的杜梨树,将这孩子高高地托起。因此这孩子的眼界十分开阔。山头一个一个,像牛头一样,挤挤拥拥,从他的脚下开始,一直排列到遥远的天边。天十分高,十分蓝,十分洁净,那遥远的天边,停驻着一层层一列列云彩。云彩迎着阳光的一面,洁白得好像绵羊毛,背着阳光的一面,则是褐色,或者瓦灰色,好像山羊的颜色。在这空旷的高原上,在这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在饱餐了一顿甜甜的杜梨果以后,这孩子突然觉得自己幸福极了,滋润极了。他想唱歌,可是他年纪还小,还不会唱歌,不论是那些曲调悠扬的信天游,或者那些趣味无穷的酸曲,都与他无缘,于是,他按捺不住,扬起脖子,大呐二喊起来。  随着孩子的呐喊,四面八方的“崖娃娃”,也随之应合。“我想吃肉———”,孩子大声地喊,喊声刚落,喊声碰到四面的山崖上,折射回来,于是,“我想吃肉———”,“我想吃肉———”,一声接一声,重重叠叠,前呼后应,此起彼伏,惊着野雀子盲无目标地乱飞,震得崖壁上的土块簇簇地往下掉。  孩子在这一刻觉得自己伟大极了。于是他又撕开嗓子,喊道“我想尿尿———”,忠于职守的“崖娃娃”,立即回应:“我想尿尿———”,“我想尿尿———”。  “崖娃娃,我×你妈———”,孩子不等前一声平息,接着又喊了一句。他估摸这回崖娃娃不会跟上应和了,因为这是骂它们的话,它们不会那么傻。谁知,孩子的话音刚落,崖娃娃便毫不脸红地跟着呼应起来。而且,由于这一次的字数多一些,四面回声重叠起来,好像轰隆轰隆的雷声。  这时候,突然有一阵嘹亮的唢呐声响起来。最初,孩子以为这仍然是崖娃娃在造怪,直到后来,回声慢慢地停息以后,而那唢呐声却更为嘹亮地吹奏起来,于是孩子明白了,是谁家迎亲,或者谁家送女,或者谁家在抬埋死人哩。  孩子仍然攀在高高的树顶上。他腾出一只手,搭在额颅上,顺着响器响起的方向望了望。孩子看见有一顶轿子,几个吹鼓手,还有一些骑高脚牲口的,骑小毛驴的,从远处的川道上,自北向南,向吴儿堡方向而来。“这是谁家结婚?”孩子想。  按说,吴儿堡无论谁家结婚,那在村里都是一等一的大事,半月二十天以前,村上就该吵红了的。迎亲这天,族里乡亲,都会赶去帮忙或者庆贺,而对于孩子来说,这一刻,无疑是他们红火热闹的一个节日。大家会早早地挤到主家门口,眼馋地往窑里张望,或者聚在人家门口玩耍;遇到主人心情好,说不定会抓一把刚刚炒熟的南瓜籽,塞到你的手里。待到那鞭炮响起,胆大的孩子,会在爆竹声声、纸屑飞扬、烟火四溅时,抱着头,去抢那些没有来得及响或者攒眼了的炮仗。先用脚将炮仗在地上蹭一蹭,保险了,再用手去捡;当然,有时候,炮仗会在小孩的手中爆响,炸得他满手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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