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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旅文学系列研究之二  大概没有谁会不乐意接受这样一种现实:1985年以来,军事文学的小说创作虽然鲜有大吕黄钟式的惊世骇俗之作,但确确实实在悄悄地发生着令人眩目的嬗变,渐次呈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真正审美的多元、多层次、多走向的文学景观。这表明军事文学的小说创作与1985年以来整个中国文坛上急遽逐涌、择地四流的小说新潮基本上取了同一的步调。同时,大概也没有谁能贸然否认另外一种事实: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近一二年的小说收获时,或褒奖“寻根”文学的崛起,或张扬纪实小说的勃兴,或注目改革文学的翘楚《新星》,或惊讶“现代派”们的成功“选择”……唯独对军事文学热情甚少,所涉不多或语焉不详。这又说明,在过去一年多来的小说王国里,军事题材相对显得冷寂。我曾将这个阶段称之为军事文学的“苦闷期”。  其实,对于作家们来说,有时候的苦闷未必不是好事,它甚至往往预示着一次新的突破,而作家们在突破前的冷静思考和艰苦准备(或日苦闷)又正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是看他们面对苦闷、面对小说新潮的严峻挑战能否取一种恰当的姿态。  坦率地说,我对当前部分部队青年作家的创作姿态产生了一丝忧虑,因为,我从他们的部分晚近作品中隐隐约约地读出了一种“疲劳感”——一种作品苍白乏力和作家心力交瘁的疲劳感。它或者表现为作品思想的疲乏、肤浅,或者表现为生活内容的稀释、皮象,或者表现为形式技巧方面小打小闹的花样翻新等等,从而透见出作家目力的滞涩沉重,缺乏远视性、准确性和穿透性,作家笔力疲软松弛,意到笔不到,欲擒却纵,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一支苦战苦斗的部队缺乏必要的休整、恢复疲劳和补充弹药,却还要硬撑着用空炮弹去连续攻击。其精神可嘉,勇气可佩,结果却是很可疑的。  固然,作家们的这种疲劳感决非凭空而来,我认为导致它产生的客观原因至少有三:(1)国外现当代文艺思潮、文学流派以及作家作品的大量介绍所引起的多浪头冲击;(2)国内文坛层出不穷的各种评奖、评论、笔会、座谈会以及各种文学旗号的变幻和主张的更替等等所造成的诱惑和压力;(3)雨后春笋般的刊物导致的稿荒和编辑大军对成名作家的“围剿”等等。由是,加上主观上短视的急功近利的因素,便使一部分部队青年作家持续地处在一种“喧哗与骚动”的兴奋与紧张之中。一方面是平静的创作心态的失落,另一方面又是跃跃欲试的创作欲望的勃发;于是,相互刺激起一场失控的“写作竞赛”——人人疲于应付约稿,比着写稿,摽着发稿,创作数量的直线上升和质量水准的徘徊停滞呈示出一种非正常的失衡态。  依我所见,即便是以最短视的目光来检测这种创作现象,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此热闹兴奋而又疲惫不堪的“写作竞赛”所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既掩盖而又刺激了一种潜藏的恶性循环,从而使我们的作家们很难保持创作真正的好作品、大作品所需要的那种高远、淡泊的心境,那种甘于寂寞和孤独的品格,那种艰苦深入地学习与思考的气氛,乃至使原本就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某些缺憾更加明显起来。  无须讳言,与地方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相较,部队作家的学者化程度要略逊一筹,而更值得警醒的是,部队作家中的学者化意识至今仍然非常稀薄。而与此相反,近一二年来,地方创作界却弥漫着一种浓厚的理论气息、一种创作上的理性导引之风,不少人能不断地标新立异地提出艺术主张和美学追求。如“寻根”代表作家阿城、郑义、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人发表的部分文论,其观点或许不无偏颇,但却闪现出不少真知灼见,给理论界和创作界提供了新的诘问、新的挑战和新的思维材料,充分显示了理性对创作的积极的推动驱力和启示价值。遗憾的是,军中作家就鲜有此举。他们还不能明确地坚定自己的文学主张和美学追求,更多地停留在一种摹仿与追赶的状态。当然,我们并非提倡作家们都去大做理论文章,甚至相反——如前所述,过多地提口号、发主张,有时候同样会妨碍创作。我们做这种不尽恰当的比较,目的仅仅在于试图指出一种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素质和修养的差异;况且从根本上说,加强和提高这种素质与修养,无论如何都是十分必要的。我曾在《中国军人的民族魂和军事文学的中国化》(《文艺报》1986年1月11日)一文中提请部队青年作家注重“寻根”的启示——在军事文学创作中,加强对我们民族的心理基础和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和把握(我至今认为这两个问题十分要紧,亟待解决),惜乎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还鲜有人舍得在这上面下功夫、花气力。可以预言的是:长此以往,这无疑将影响部队青年作家在塑造中国军人和寻求军事文学的中国化方向的文学进程。微而言之,近一二年来少数反映南线战事的作品在表现人性、人道主义、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主题方面所出现的肤浅、失当乃至失误等现象,不能不说与作者在这些方面的理论上的认识和思考的肤浅或把握不准有关。  又譬如生活方面的问题。就时下军中文坛上比较活跃和有实绩的青年作家而言,像朱苏进、宋学武、刘兆林、乔良、简嘉、庸栋等人,离开基层、离开他们的生活基地都有10年左右或10年以上的时间了。近来他们笔下的描写世界或多或少地发生了部分引人注意的转移,这固然表明了作家新的探索和变化,同时也或可目之为他们那一部分体验最深的生活积累告罄的一个信号。能不断地掘进生活的深井、以当代意识再重新审定观照过去的经验、从中提炼出新的杰构(如朱苏进的《第三只眼》,《青春》丛刊1986年第2期)的高手毕竟不多。于是,一部分作家开始把视域转向他们不很熟悉的80年代的兵营和前线。但由于生活的疏远和走马观花式的采访、体验,迫使他们不得不采取稀释生活,强化“自我”的表现方式,因而又导致少数作品缺乏生活实感,漾散出一种编造气息,仅仅以技巧的花样翻新加以掩饰也往往是捉襟见肘。作为一个局外人,企图光凭细致而敏锐的观察来深刻准确地反映前线战士的心理、情绪,能做到《山上山下》(宋学武,《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那样,就已属难能可贵了。  再譬如艺术修养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对外来形式技巧的学习似乎流于赶时髦,一会儿崇尚福克纳,便熙熙攘攘去写几篇“准福克纳”;一会儿膜拜马尔克斯,便又急急忙忙去写几篇“准马尔克斯”。实际上很多是停留在皮象的、立竿见影式的借鉴和仿效上面。另一方面,在民族的古典的包括战争文学在内的优秀文化遗产的学习与继承问题上缺乏应有的兴趣、热情、耐心和毅力。因此,就难以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将古今中外的艺术手法和风格进行雍容大度的交叉与匠心独运的重铸,乃至缺乏有目的性的美学理想的追寻与试炼。具体就小说语言来看,到目前为止,有比较鲜明的个性特点或有追求这种鲜明个性的语言风格的自觉意识的作家,我们都还难以开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名单。如此等等。  综上所述,假若我们的部分部队青年作家不能迅速清醒地冷静下来,不能果决地毫不犹豫地从那种急功近利的创作竞赛所造成的疲劳状态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对军事文学新的浪潮的期待将可能落空,我们对史诗性的中国的《战争与和平》的呼唤将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望。因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需要作家们有一种平静的心态、一种饱满的精神、一种沛然的文气,用以保证艰苦而漫长的艺术登攀。这就需要他们在思想上、生活上、艺术上养精蓄锐,需要寂寞的思考和孤独的探索。尤其足后者,要捕捉那远逝的历史烽烟,重视那宏阔的战争画面,用血与火来锻打民族性格的英雄群雕,并使之放射出璀璨的崭新光照——最近,我们欣喜地看到莫言以他的《红高粱》、《狗道》、《高粱酒》、《高粱殡》等中篇系列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与突破——就更需要有甘于坐三、五年乃至十数年冷板凳的决心与毅力。(今天,我们部队的青年作家们如果继续忽略革命历史战争这个重要文学主题的话,那势必将成为一种无可挽回的历史遗憾。)舍此,便难有中国军事文学的好作家和好作品、大作家和大作品的产生。  总之,“苦闷期”也罢,“疲劳感”也罢,“恶性循环”也罢,或许有危言耸听之嫌,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善意的、严肃认真的警醒与忠告提出。我认为决非多余。  (198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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