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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旅文学系列研究之四  无疑,对新时期10年文学发展的总结与评估,可以择取各种各样的角度与视点。鲁枢元同志《论新时期文学的“内向转”》一文就是从创作心理学出,以“向内转”这样一个形象性概念来揭示新时期文学流变的一种重要趋势。鲁文宏观上对文学史整体轨迹、文学审美特性以及文学人物描写等方面“向内转”的论述,大致是准确的因而也是能令人赞同的。但是,鲁文对新时期“向内转”文学的具体概括又是让人不甚满意的。至少让人觉得这样理解“向内转”文学过于偏狭或模糊,容易使人产生歧义或误解。在我看来,新时期文学之“向内转”是全方位的,它起码包括三个主要方面:(1)表现对象的“向内转”;(2)表现手法的“向内转”;(3)表现主体的“向内转”。本文试图结合近年军旅文学创作实践的具体观测阐述我的基本看法。  1  多年来,军旅文学作家们大多以高亢的格调和激情谱写典范式的英雄人物,或壮烈,或平凡,都是在人物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与完成英雄的行为历程和形象塑造,而对他们的内心世界则予以封闭或轻描淡写。新时期以来,军旅作家们的视线渐次由外“向内转”转向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  和平时期的军人永远面临两个无法排解的二难命题。一是箭在弦上,引而不发。引而不发,就没有刀枪相搏,没有流血牺牲,因而也少惊心动魄的大起大落、大悲大欢。然而,长期的枕戈待旦又意味着钢铁律令对军人个性的长期锻打与严厉钳束。就在这平淡无奇的军营生活中,军人在默默地奉献着青春、人生、事业和情感。这种奉献较之冲锋陷阵的牺牲之壮烈,显得更加深沉与坚韧,也更能激起情感的波澜与心灵的震颤。二是战争只在天际徘徊,可望而不可及,令人亦忧亦喜——忧则优在生命将于等待中耗尽,喜则喜在正义之师并不好战,战而胜不如不战而胜。从《射天狼》、《引而不发》到《凝眸》、《第三只眼》,朱苏进通过表现对象(和平环境中普通军人)的心理冲突,最典型最深刻地展示和推动了和平时期军人精神历程的艰难崎岖和心灵辩证法的演进升华。  如果说“引而不发”造成的外部动作相对静止和内心冲突分外急剧的情势乃由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形态所决定,并不特别足以说明作家观念嬗变的话,那么我们还同样可以在反映南线战事小说的演进中找出一条从描绘英雄行为到拓掘心灵世界的运动轨迹。以《高山下的花环》为代表的较早一批南线作品大致还是在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的框架中揭示矛盾、表达主题、担造人物。而待到〕985年,就出现了一批所渭“战争心态小说”(如《山上山下》、《洞里洞外》、《这边那边》、《只不过是瞬间》、《遥远的黎明》等等)。它们一反过去专写惊天动地之举的英雄式套路,而主要描摹战争背景下人物内心世界的存在形态及活动形态,致力于人的心灵世界的动态考察,使更多没有机遇建立奇功异勋的普通军人那同样经历了死亡考验的心灵获得了应有的文学表现价值,从而更普遍更真实也更深刻地揭示军人走向战争的心路历程,突破了狭小的战场空间,闯入浩渺的心理空间。这无疑又是对军旅文学思维天地的拓展与深化。  2  表现对象的普通必然决定了小说事件的平凡,同时也促成了作家表现手法的“向内转”。恰好,宋学武,何继青等对战争心态的审美把握与表述主要不依附包含剧烈冲突的情节,而只是客观地显示人与战争之间的情意关系。这是由于他们对战争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图式”——即“一种或者清晰或者模糊的心理审美图式”(求学武语)。这种“图式”的内化便使他们常常是借助一个相对静止的“物理空间”(如战壕猫耳洞等)展示一个流转不息的“心理空间”,充分调动和利用大量凝聚了切身体验的记忆、情感、直觉、想象和追溯构成网络,支撑全篇。——客观冷静的现实主义写真被主观情感的抒发所取代。  当然,若论表现手法“向内转”的典型,在新时期军旅作家中当首推莫言。莫言打破以往作家们传统单调的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轻视小说的情节和故事,调动全身每一个细胞赋予天地万物以生命与个性,捕捉瞬间的状态加以联想生发,通过暗示、象征和通感,将一个充满色、香、味、形的活生生宇宙和盘托出。因此,他不仅在取材炼意的宏观方面获取了高度自由,而且在每一个微观表现上也如鱼得水,可以通过一种眼波、一个笑靥、一声叹息长驱直人人物内心,把人物意绪心态写得淋漓尽致,甚至能笔墨酣畅地对一棵草、一滴水、一风展开立体化、生命化的描写,哪怕是一点最微小的感触也描绘出一个有声有色的艺术情境。修炼出了这样一副表现手法,用蘸满主观情感色彩的笔任意挥洒自己(并未亲历)的战争图画的当然不止莫言一个,还有乔良(《灵旗》)、张廷竹(《黑太阳》)、江奇涛(《马蹄声碎》)、程东(《夕阳红》)、苗长水(《季节桥》)等。  3  仅仅从新时期军旅文学嬗变中发现以上两个方面的“向内转”显然是很不全面的,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到作家(表现主体)自身的“向内转”,或曰他们开始重视积淀于自身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心理的自我发掘,从而使作家和作家笔下人物的个性色彩渐次显露乃至异彩纷呈。这里我们可以简略谈到一个长期为人们忽略了的现象,即新时期军旅文坛的大部分中坚力量主要由出身军人家庭和农民家庭的两类青年(30—40岁左右)作家构成。前者有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简嘉、钱钢等,后者有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唐栋、周大新等。由于身世不同造成了政治地位、经济条件、文化教养、生存环境等的差异,进而决定了他们相迥异的个人际遇,并拥有他们各自的情感批界,最终导致他们笔下人物世界的差异和对军人的情感理解、价值判断乃至理想设计等等的区别。从朱苏进笔下的袁瀚、西丹石、南琥珀一直到钱钢的“蓝军司令”,到刘亚洲的“两代风流”,展览的基本上都是纯粹的军人世界。而这些军人都是渴望在反侵略战争中建功立业的职业军人,时时事事表现出一种良好深厚的军人素养和优越感。对非职业军人的种种缺失如眼睛里容不得沙粒一样不堪忍受——譬如对农村战士的种种陋习常常具有锐利的“第三只眼”,居高临下地给以讥刺与暴览。这义是他们带有“类倾向”的感情局限性。与前者相映成趣的是,农民家庭出身的青年军旅作家入伍年龄偏大,这就使他们具有两个人生经验世界:一个是农村的,一个是军营的。所以,一支笔又写军人又写农民。而军人又少有“职业气息”,反而更接近传统农——李存葆着意于民族传统美德在军人身上的凝聚与放大、提扬与升华,笔下多是革命农民的形象,作品中洋溢着一种农民的自豪感;莫言似乎对农民军人有一种审丑癖好,对农民劣根性不惜加以夸张漫画,不经意间泄漏几分农民自卑心理的凄凉和自我嘲讽的快意。处于李存葆和莫言之间的是宋学武一对发掘农民军人身上的传统美德,他缺乏李存葆那样的热情;而对于农民军人心中的陈垢,他又比莫言更能宽容。  仅从以上人物世界的粗略比照中便可看出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当然也包括个性之间)创作流向的歧异。这无疑是军旅作家个性觉醒与强化的结果。他们充分调动一切生活和情感的积累,张扬个性,发展差异,毫不忌讳地表现“自我”。这样一方面丰富了作家的个性,一方面又丰富了人物的个性,使人物挣脱了以往那种政治或道德模式,而成为更加复杂丰满有血有肉的“这一个”,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  4  表现对象、表现手法和表现主体三方面的“向内转”——往往是显出互补渗透的情势,并不能截然区别——大致反映了新时期几乎全部(不仅仅是军队)优秀作家作品的一个基本特点。它的涵盖面是极为深广的,决不仅仅是指那些“三无”、“三淡”作品。因此,它并不缺乏“时代精神”和“现实感”或“实践性”等等——恰恰相反,它经由更切近创作规律的种种方式,产生了一大批真正反映民族魂魄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新时期文学全方位的“向内转”,实际上展示了作家客观世界的“内化”和主观世界的“外化”这样一个双向流程。这样的转化过程是艺术创造所必不可少的,否则便很难产生真正的艺术品。就像还有相当一批军旅作家由于从新闻报道开始走上创作道路,长期习惯于靠采访写作,始终摆脱不了对原始材料的直接依赖性(或曰不善于进行艺术的“转化”),往往是靠题材本身的重大、尖锐、新颖取胜(这一点在一些军旅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最醒目)。这些作品读起来多少有点儿让人觉着虚张声势、好大喜功,而缺乏一种文学意味、一种艺术气息、一种审美感受、一种创造的假定性和想象力。不少作品与其说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勿宁说是一个详细的部队情况反映或生动的军事训练报告。  由此看来,“向内转”是符合艺术规律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必须“向内转”,舍此而别无出路呢?在我看来,是否“向内转”还得根据具体作家的个性、气质、秉赋来抉择。对于那些“内省型”的、那些艺术记忆力好的、艺术感觉再生力强的作家(如张承志、莫言、王安忆等)来说,“向内转”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反之,对那些特别善于对世界进行宏观把握、对事物进行外部描绘的作家(如蒋子龙、柯云路、李存葆等)来说,就未必要“向内转”,而应该发展自己的长处与优势,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因此,我认为,既不必专门地提倡“向内转”,也不必特别地“警惕”“向内转”。应该相信文学规律内在机制的自我调节,对一个具体作家或一种文学倾向来说,都是如此。  (198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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