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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旅文学系列研究之五  我国新时期的文学艺术经过1985年的新潮迭起和1986年的喧哗骚动,到1987年似乎又恢复了沉静和平实,现实主义在新的层次回归且成为主潮,人们对那些在形式探索上越走越远的作家作品大为不满,甚至激烈地指责其为“沙龙化”和“贵族化”,呼唤“雅俗共赏,曲高和众”,呼唤“拥抱现实,贴近人民”。各种现代主义潮流在急速泛滥又急速退潮之后,它在现今中国的可行性受到怀疑。不消说,这是一种好现象,这是面对文化开放的中国作家和广大读者渐渐冷静与成熟的表现。但是,从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形式艺术的革故鼎新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对某一阶段的探索实践匆忙做结论甚至因为某些不成熟丽因噎废食都是不明智的。  大概没有谁会否认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的锐意突破和繁荣热闹——这只需举出从《西线轶事》到《高山下的花环》、《射天狼》、《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凝眸》等中短篇小说以及部分报告文学作品,在全国性评奖中连连中的乃至夺魁的例子便可证明。可是,我们又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虽然不太见诸文字却又几乎是被军内外创评两界一致认同的议论:在近几年的整个当代文学格局中,军旅文学发展的步子总是要“慢半拍”。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是领先,一方面又是落后。产生这种矛盾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依我看来,关键在于军旅作家的艺术创新意识还未普遍觉醒或强化,以至在近年形式(主要指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所谓“外形式”)的探索发展方面未能做出卓著贡献,从而显得平平;只不过是近二年来,地方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孜孜以求,不断迫近艺术规律,在打破旧的艺术规范的同时努力建筑新的艺术规范,使各类艺术形式急遽裂变与更迭,从而反衬出军旅文学的停滞景象更加刺目罢了。为了使我的看法言之有据,我将特别提出几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做一剖析。(我把莫言作为特例排除在外——因为反映严格意义上的军人生活的作品在莫言全部创作中只占极小的比重。)  比如李存葆。无论是《花环》还是《坟茔》,也无论是大刀阔斧地斫除极左思潮桎梏的钳缚,放胆地揭橥军队的尖锐矛盾,还是浓墨重彩地推出真实而崇高、痛苦而壮美的军人形象,李存葆更多地是表现了一种突破政治禁区的“文学爆破手”的勇气。而从审美观念看,他还是一个严格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或者说,严峻而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现实使命感使他在彼时还无暇顾及艺术上的创新求变或精益求精,文学的社会功用与认识价值在他脑子里排挤了审美规律。《花环》等小说虽然一时名满天下,但在形式艺术上不仅未能做出独特贡献和形成鲜明风格,反而还留下了相当“粗坯化”的缺憾。  又比如朱苏进。从《射天狼》到《凝眸》,他对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和平时期军人价值的再认识,在于对职业军人长期“引而不发”的心灵矛盾的辩证把握与深刻表现。换言之,亦在于对这一人们司空见惯而又习焉不察的生活层面的独特发现与占有。他的思想观念也许表达得不如李存葆那般尖锐,但他的艺术观念却比李存葆超前一步——他在注重“写什么”的同时,比较注意到了“怎么写”。如《凝眸》中对语言的感觉化、意蕴的象征化等手法的自觉运用与追求便说明了他审美意识的觉醒,说明了他努力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中蜕变出来的企图。但也仅此而已,他没有再往前走出多远,他留在人们记忆里的也没有多少形式上的创造性的东西。  再比如乔良。不仅仅是相对李、朱而言,即便置于全部军旅作家中审查,乔良也算得是艺术意识觉醒较早的一个。他对形式创新的探求从1984年写《大冰河》便已初露端倪,经由1985年的《陶》,到1986年的《灵旗》,基本树立了他的艺术探索者形象。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由于他宏观上理念的过于强烈明晰的牵引,一方面由于他微观上的艺术感觉常常力有不逮。使得他那套复杂的小说形式显得勉强、生涩,不能完全内化入他的心理深处,变成创作的“内形式”,从而有“两张皮”的痕迹。  谈到乔良,我们自然还会想起与他很近同的另一个军旅作家——海波。海波在形式艺术的探索上曾经也是一只不断变化的“彩色的鸟”。1984年,他组织并以长篇《铁床》加入“青年军人首都笔会”的合唱,集中推出了《凝眸》(朱苏进)、《远天的风》(乔良)、《没有翅膀的鹰》(简嘉)、《沉默的冰山》(唐栋)等一组变新之作。这一青年军旅作家在芝术蜕变中的“集团冲锋”曾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期待。令人惋惜的是,他们并未乘胜前进,巩固和扩大“战果”,而海波这只“彩鸟”如今也不知究竟在哪里“飞徊”了。  以上分析,丝毫无意贬损这几位作家的文学成就,我在这里主要是就形式方面来谈问题。不可否认,新时期以来整个军旅文学创作在表现形式、手法、技巧诸方面寻求变化和出新,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也要同时看到,包括上述几位佼佼者在内,其文化心理和审美观念的拓展与变革的实践大都没有在当代文学中取得独树一帜的地位。  也许,捕捉一种问题的现象往往比较容易,而且于问题的改善并无大补。所以,我还想简单谈谈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1)军人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统一的行为准则形成了军人潜意识中容易去异求同的深层文化心理,使作家们更乐意于搞整齐划一的“遵命文学”,而对创新立异缺乏兴致和自觉。(2)又由于诸多非文学和非作者自身的原因,军旅文学界(尤其是刊物)容易滋生一种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气氛。为了引人注目,为了“轰动”、“打响”,眼光更多地追踪一些所谓重大尖锐的题材,而少凝神艺术本身做深入思考。(3)还由于军旅作家队伍主要来源于新闻报道、连队演唱和部队宣传等部门,大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创作准备的先天不足,或表现为文学修养的欠缺,或表现为知识结构的狭窄,或表现为理论兴趣的匮乏等等,因此难有独特坚定的美学追求,容易停留或满足于对别人的“寄生”之中。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提倡“玩”结构、“玩”语言,以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掩盖艺术功底的浅薄、生活体验的贫乏和思想感情的苍白;而且,艺术形式与主题内容的关系极为复杂,美学的进步与繁荣也决不只是个形式问题。但无论如何,面对当前急剧变革的时代,面对日新月异的海内外文学思潮,置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当代军旅文学,已无法回避日见紧迫的由当代生活的发展和文学内部的运动所带来的形式艺术变革的历史性挑战。尤其当形式本身已经具有内容的意义,或者说只有这样的语言、结构和叙述方式才能传达作者特定的情绪、意图,从而升华为一种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把握方式的时候,这种挑战就显得更为严峻和急切。由此,如果军旅作家们一味地依照惯常的思路展开情节,轻车熟路地以同一种口吻讲述不同的故事,或者固执地比赛大胆、尖锐和气势,那么军旅文学的艺术水准就难以见涨,它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半步之差不仅不可能消弥,反而只会显得越拉越大。设若长此以往,军旅文学前景堪虑。  但愿这只是杞人之忧。  (198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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