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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唐德刚教授的《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首先读到的是周策纵先生的序。序中说道:“唐德刚教授在这里把胡适写得生龙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装饰什么英雄超人。他笔下的胡适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就传记文学的写作而言,这般判断算不得新鲜独到,但唐教授所写的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这就显得很难。直至读罢《胡适杂忆》全书,我便心悦诚服地感叹起唐德刚教授的才华笔力,以及那种对于对家的入木三分了。写人难,写伟人更难。写“箭垛式”的名人可谓难上加难。《胡适杂忆》真的是把胡适写活了,在这些严肃的或谈笑风生的文字中,唐教授并不因了自己是胡适的弟子或朋友,而掩饰对象的诸如思想、学术、才华。做人之类的“白璧微瑕”,也不回避其中的缺点、错误。但越是这样写,便越使人觉得胡适的高大。这自然要归功于唐教授的功夫了;不过,功夫不是技巧,或不仅仅是技巧,而是功夫者的辨识学问的结果。  所以周策纵先生说:“读了德刚的胡适,你也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语谈辩,不知夜之将尽,人之将老,也在胡适里找到唐德刚。”于是,我们既读到了胡适,也读到了唐德刚。这便是随时随地可以从《胡适杂忆》中领略到的那种“大家”写“大家”的文采或风度。中国是一个传记文学的世界大户,自司马迁的《史记》始,便有了纵横自如而活灵活现的传记人物传统,而现代(包括当代)中国可以作为传记文学对象的人物,大约不容易数清,但至今却无几部可读可信的作品,更见不到几部于自成一格的文字中把人物的灵魂及音容笑貌坦然推到读者面前的“传记文学”。这不能不认为是炎黄子孙的羞愧与悲哀了。当然,其中不能仅仅指责作者的无才无识一它实在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所致啊!  周策纵先生不失为唐教授的知音(“我的朋友”),他深谙“被序者”做学问写文章的旨意,也熟悉对方传达见解的方式与效果,所以他说:“我们不必要同意作者所说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他所提倡的,正是要大家各自去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他如能引起你多去想一想,那他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一大半了。至于你作出什么结论,那只是你自己的事。”我想,今天的文章者、学问者,乃至作家者、评论者,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度量、这种涵养、这种机智呀!倘如今的文学界、学术界,也多一点儿唐教授的这种提倡,那不知会增添多少倍的活泼与生机。  夏志清先生也为《胡适杂忆》写了序文,且带有考证与研讨的气息。他对唐德刚教授的“才气纵横、博学多智”极为赞赏。他说:“今日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听,我觉得十分可喜。”又说:“《胡适杂忆》出版后,我想他应公认是当代中国别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我们暂且不论夏志清先生对于《胡适杂忆》的评价,因为读了唐教授的着作之后自会意识到夏先生的判断的精当可靠。这里值得一提的,倒是夏先生对于《胡适杂忆》的文体称谓。在夏先生的心目中,《胡适杂忆》是散文,而周策纵先生在序中则称唐教授的写法“承袭了古今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我想说的是,把《胡适杂忆》称为散文或视作传记文学,都是可以的,况且,传记文学(国内又被视为报告文学的一种)本来就是散文的一种形态,只不过是坚持了非虚构叙述的真实原则(而其他散文形态是允许虚构或夸张的散文是一种自由而广泛的文体,除了传记文学或报告文学之外,诸如游记、杂文、随笔、札记之类,大约都是可以称为散文的。从这一意义上说,《胡适杂忆》给我们开拓了散文的视界,并拥有一种震动国内散文观念的力量。这种感觉与前几年读林语堂的《吾土吾民》(八十年代国内译本为《中国人》)之后所产生的感觉有点儿相似。国内的文学创作界一提到散文,不由自主地想起杨朔、秦牧、刘白羽等散文家,而很少想到鲁迅也是一位长于杂文的散文家,更提不到胡适、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沈从文的散文了。这几十年来,国内散文的创作路子越走越窄,几乎是步入了一条小胡同一凡编辑“散文集”,也就很少把传记文学、杂文、随笔、序跋、札记之类的“美文”纳入其中,而“杨朔式”的散文又往往乏于精彩的洞观及见解而令人感到单薄、肤浅、枯燥。更令人沮丧的是,中国有两千年的散文传统,自诸子百家始,曾留下了数不清的散文珍品,但在高奏弘扬民族文化大调的今日文坛,我们究竟领悟与发扬了多少“民族文化”?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如今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或热爱散文的读者,潜心读一读漂泊海外几十年的唐德刚教授的《胡适杂忆》,那将是一桩收益无穷的美事。  唐教授的作品博学恣肆,气度不凡,字里行间都是才华见解,可谓信手拈来皆成好文章。《胡适杂忆》虽是经由“杂忆”而刻画人物,但唐教授并不拘泥于单轨道的人物刻画或人物议论一他总是横论不断,闲笔成趣,读来常常给人以舒展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启开情智的滋味。可见散文创作的“横论”或“闲笔”,只要运用恰当,一样可以成为作品的思情支撑力量。实际上,“横论”要比“纵论”难,“闲笔”要比“正笔”难,因为无论“横论”还是“闲笔”,若不见悟性与智慧的底气,就要被读者视作“离题万里”的累赘。所以,这样的“横论”或“闲笔”,倘要做到“横而不横”或“闲而不闲”,那就不是平庸者所能做到的了。  在《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一章中,当说到五十年代的旅美或留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景况时,唐教授的叙述就横生出这样的“闲笔”:为着最低限度的生存,笔者当时也是改行有心,而无魄力认真执行的少数弱者之一。我那时还在哥大有气无力的继续读我的美国史博士学位。这是个最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读到读不到,不用说我毫无把握,读到了,又干啥?我自己也不能解答。“读书”这个行为,事实上只是“不读书又干啥?”这个问题,自我解嘲的答案而已。  适之先生那时是师友中唯一劝我“不问收获”读下去的人,但我把他老人家的劝告,全然当作耳边风。我之所以读下去的道理,实是个性优柔寡断的结果,拿不出勇气,把这块鸡肋丢掉。既无决断,那就变成漫无目标的“拖”了。曰子“拖”久了,檐溜穿石,糊里糊涂也就读完了;时代也变了。在原来无心参加的洋科举里,忽然混了个洋功名;居然又靠这洋功名穿衣吃饭,一切一切,均非始料所及。在一个惊涛骇浪的时代里,一个懦夫,随俗浮沉,身不由己,最后还是走上胡适之先生教书吃饭的老路,岂命也失?!  这段文字与《胡适杂忆》的宗旨无关而又相关,是地道的“横论”或“闲笔”一一其中的精彩,读者也是能够领悟到的;唐教授为兴致及感叹所驱使,丢开《胡适杂忆》而谈论起自己的经历命运来了,且于自我倾诉之中,可以见到世事沧桑、风云变迁的斑斑点点,可我们在这些不是正面论及胡适的文字中,却见到了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胡适老先生的笃诚形象。这就叫“横而不横”、“闲而不闲”。  夏志清先生在序中说,《胡适杂忆》最精彩的一章是《国语‘方言‘拉丁化》。唐教授为了补充与修正胡适对于中国语言文字沿革史的判断及理解,确实道出了一番独到而深刻的宏论一一那种史学家的素养,那种中西文化及中西文字比较研究的功力,那种爱护方块字、坚决反对汉字拉丁化的诚挚爱国主义热情,也就从这些“横论”或“闲笔”中流淌出来了(夏志清先生在序中引述了这段文字,我们不妨再引述一回要言之,我们有了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政治、文字、教育有其一致性,它也就限制了方言的过分发展。如今世界,四个人之中,便有一个是“炎黄子孙”,电偶然哉?  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便适得其反。他们教育愈发达,则方言愈流行;方言愈流行,则政治愈分裂。这就是今日白鬼种族繁多之所以然也。这也就是两种不同文字“偶然”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发生不同的“必然”后果。  该章还写到了(基本上照录夏先生序的原文):秦朝一统天下后,废除篆字,推行隶书,“其惠百世不斩,余泽及于我辈!它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唐教授认为汉字可以再简化,但绝不可以“拉丁化”。一旦拉丁化,古书就会变成无法看懂的“有字天书”了。中国文化也要中断,而“我们亚洲的黄人,也就变成美洲的红人了”。唐教授又认为,方块字不难学,拼音文字也不容易。主要问题在中小学教育;目今纽约市文盲特别多,这是市政府教育制度之大失败……唐教授如此侃侃而论,绝非借“闲笔”显示学问,目的还在于“横而不横”、“闲而不闲”,因为胡适老先生不仅提倡白话,也赞助“汉字拉丁化运动”,假如唐教授不在这儿杀出一个程咬金,不把汉字的沿革脉络及利弊关系说个究竟,那要叫人理解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以及他的“是”与“不是”,就有点难度了。  类似这样的“横论”、“闲笔”,在《胡适杂忆》中真是多得不可胜数——读唐教授这样的文章,既领略见地,又感悟情趣;学识、才华、智慧、妙语一盘端给你,犹如漫步在迂回曲折的溪涧之侧,汨汨奔涌中涟漪丛生,凡爱读书的朋友都会感到是一种津津有味的享受。  唐德刚教授的《胡适杂忆》的对象,自然是胡适先生,但“杂忆”确无溢美的本意,即唐教授决无把胡适“杂忆”为“完人”的意思——然而,恰恰是这样的方式,才奇迹般地写出了一个可以与之“握手寒暄,笑语谈辩”的人物,而且是一个高大可信的、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或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唯一没有枪杆子做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通观《胡适杂忆》,作为后辈的唐教授,几乎时时在批点胡适老先生,乃至站立在中西文化历史的峰巅,或占据了沧桑巨变之后的时世高度、俯瞰剖析与评说胡适的是非功过,但给人的印象却又是一个无比真实的“当代第一人”。其中的“奥妙”真可以说是“无比奥妙”!  不言而喻,唐教授的感情因素不可不考虑,但最重要的,恐怕是唐教授始终把胡适视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杂忆”的缘故。怎样把一个拥有世纪意义(特别是文化历史意义)的人物,真正刻画成一个现实的人、一个生活着的人、一个在潮流中显现性格与精神的人,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使我想到,《胡适杂忆》所积累的经验,不仅可以给散文、给人物传记的写作提供某些启示,同时也可以给国内小说的人物塑造提供一定的借鉴——其实,无论是塑造小说中的人物,还臭刻画传记文学中的那些“确有其人”的人物,“适得其反”的教训早不是新鲜事了:你越是往高大完美英雄主义方面描写,其结果就越是不高大、不完美、不英雄主义,这既不是神差鬼使,也不是文学故意与你作对,更不是描写技艺不高的问题,说来说去还是不真实,还是与读者的生活经验不吻合。“不完美”才是“完美”之“美”呀。可们的写作者常常记不得这个道理。倘若你坚持了真实的原则,不是借着所谓“艺术真实”的幌子而背离生活的原生模样,那即便是不高大、不完美、不英雄主义,或毫不避讳地写了人物的(尤其是伟人名人的)缺点、错误,最后还是给人留下高大完美英雄主义的印象。何故?乃是合乎生活的逻辑,合乎人的情理;读者都明白,无论怎样的人,他们都是人,“金无赤金,人无完人”,哪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哪个人都可能有缺点,都可能犯一点儿错误。白璧尚且有瑕,何况人呢?人就是人,若人成了神,那便是乌托邦的幻想了。  唐德刚教授之于胡适先生的理解,自然是渗融于《胡适杂忆》的全部叙述之中,但书中依然留下了一些值得品味的段落及评语;这些段落及评语直截简洁,生动而富概括性,例如:  胡先生是一位十分可爱的老人家。他不是官僚,他更不会摆出什么大师或学者的姿态来装腔作势。他也没有“荷兰大叔”的怪脾气。他和普通人一样地有喜有怒,其喜怒的对象也不一定正确。一个人喜怒的对象如果太正确,那这个人一定不近人情,而胡先生却是最近人情的“人”。  胡适不是什么超人,更不是什么完人或圣人。这“人”字上面的一些形容词,原都是一批道学先生或性好阿谀的文人杜撰出来的。慈禧太后一个老太婆就占用了十六个字。胡适的伟大,就伟大在他的不伟大。他的真正的过人之处——至少是我这个后辈的看法一一是他对上对下从不阿谀。他说话是有高度技巧的,但是在高度技巧的范围内,他是有啥说啥!通常一个有高度清望的人,对上不阿谀易,对下不阿谀难,而胡氏却能两面做到。  胡氏的一喜一怒,也确是他的真情的流露。但是十分真诚的人,往往流于迂、傻、笨或蠢,而胡先生却是有高度智慧的真诚。他的极高度聪明的先天禀赋里,是没有迂、傻、笨、蠢的丝毫踪迹的。  胡先生另一难能可贵之处,是他毫无道学气味他可以毫不客气地指导人家如何做学问;他有时也疾言厉色地教训人家如何处世为人。但是他从无“程门立雪”的那一派臭道学气味,被他大教训一顿,有时受教者还觉得满室生春,心旷神怡。这就是胡适之的本事,别人是绝对学不到的!  ……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那还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老实说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动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但是吾人如果把他看成一个开文化'新运动的宗师,那他就高不可攀了。胡适岂是“百里之才”?!他岂是一两门学问,一两本钻牛角的小书可以局限得了的!一个新的文化运动的开始一尤其是多重文化汇流的开始,必然要有个极长的摸索时代,启蒙大师们无一而非摸索专家。胡适之就是东摸西摸,摸了一辈子!  这都是一些可以令人感慨万千的评语——不仅感慨唐教授的识世识时而识人,而且感慨行文间的生机及蓬勃才气。胡适先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唐教授一人说了算数,但他的论人方式,却是大胆而精湛的;作为一种熟悉胡适而又思考了胡适的判断,也将会诱导读者的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这便是周策纵先生在序言中“拍手叫好”的那一类文章效应了。  唐德刚教授是一位富有自我解剖精神的著名学者。他在谈及《海外论坛》的最后“关门”时说:“我们这批传统包袱甚重的知识分子,谈大政治,学问不够;谈小政治,体验不足;瞎吹民主、自由,而在民主圣人胡适的赞助之下;在杜威铜像之前,尚且民主不起来,哪里还有脸皮向祖国同胞说教呢?一念及此汗从颊下,笔者自己也深深自知肤浅,再不敢在祖国报刊上瞎写文章!”这里所说的“尚且民主不起来”,是指办在美国的《海外论坛》因意见分歧而停刊的事,而唐教授的意思很明白,那是基于自我批判之上的对于中国留美学人缺少民主精神的一种嘲解。作为清醒的学者,唐教授对中西文化发展及现状的理解与把握,自然高人一筹,更是那些崇洋媚外者或闭关保守者的糊涂与愚昧所无法相比的。中国就是中国,美国就是美国,两者的文化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唐教授就“口说无凭”问题,作过这样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比较”,他说:“我国农业社会里所产生的有为有守的士大夫,照例是‘然诺重千金’的;江湖好汉,贫下中农,男子汉大丈夫讲话也照样算话”;“美国佬就不同了,纵是总统、议员、校长、经理、讲座教授……他上午同你说的,下午就可以否认。与美国佬打交道,你和他事无巨细,都得订个契约或合同,因为他们的口头然诺,直如放屁;讲话是照例不算的。”理解与把握中西社会文化的诸多差异,并把胡适置放于这种差异的背景上来洞察与观照,那确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过程,而唐教授的《胡适杂忆》恰恰是写出了这种“意思”,所以常常叫人感到惊异、新鲜,甚至是茅塞顿开、拍案叫绝。  胡适十九岁赴美留学,一住就是七年。之后短期旅美不算,一九三八年又以大使身份驻美;四年任满便在纽约当寓公。战后除了做短期的北京大学校长外,又跑回纽约住了十年。胡适一生最宝贵的五十年光阴中的一半,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可谓地地道道的“留美学人”,但正如唐教授所说的,胡适之所以与众不同,原因就在于他的旅美生活如此持久而终于没有申请过“绿卡”,也没有和美国人“抢饭吃”。我以为,披露这一鲜为人知的“细节”,对于勾勒胡适在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整体轮廓,无疑是画龙点睛的一笔。  胡适先’生是不懂政治的,更不善长于政治(但政治与人格应有所区别V,这一点在《胡适杂忆》的一些章节已有所描述(如《回忆胡适之先生与口述历史》、《“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政治》等胡适的这种爱谈政治而又不明白“政治是什么”的习性,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羸弱无能的痼疾。如胡适这样的洋不洋、中不中、中西混杂的知识分子,一旦投入中西文化冲袖“游泳场”,其动作的混乱,姿势的尴尬,便是很必然的了。作为一种命运,是由中西文化的各自特性早就安排好了的,谁也没法抗拒。学贯中西的唐教授自然是清楚地看到了其间的冲突与结果,同时也洞察到了胡适先生这一类人物的尴尬与两难处境。  胡适先生确实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一个可以被中西方学术界(所谓“胡适学”)“自由阐释”的很特殊的“学者”,以至于如唐教授所谈到的那样——“胡老师是有高度国际声望的人,因而他那人格上的‘磁场’也就远及海外。五十年代初期,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展望杂志》推举出一百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胡适’大名亦荣列其中,为百人邦之一。但是这批推举者显然但知‘胡适’其人,而不知‘胡适’其事。因而他们推举的理由——‘发明简体话文’——连胡适也不能接受!”胡适之所以是胡适,胡适在中国的文化新运动中搞了一些怎样的杰出的或不甚杰出的名堂,他在中西文化冲突或文化交汇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或显现出怎样的姿态及轮廊,连所谓赫赫有名的都稀里糊涂(其实连专事“胡适学”的费正清先生的高足格雷德博士也有点儿捉襟见肘),那也就可见理解胡适先生的烦难与艰深了。  胡适被人“捧”了半个世纪,也被人“骂”了半个、世纪,大约除了“乱捧”、“乱骂”之外,也大都是一知半解之下的“捧”与“骂”。其实,“捧”者,也得有点儿学识见解,不然就会像叫那样因“捧”不到点子上去而令人喷“骂”者,也绝不是一鳞半爪者所能做的事,因为凭着半瓶而作斗胆之“骂”,骂不好恰恰是损了自己、糟蹋了自己,实际上是骂了自己。中国人治学历来讲究“实事求是”,但在做“犬、的学问”时,常常把“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忘了,也常常把知、事论世而识人的求实精神(或相对历史主义态度)遗弃在通往真理的大路旁。而正是在这方面,唐德刚教授是做得很精彩的,其中贯注着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归宿还不仅仅在于究竟如何评价胡适,而且在于使读者感受到了历史脉搏的跳动,感受到了中西文化交汇及其冲突中的风风雨雨,感受到了一种使后人受益的明鉴的存在!不言而喻,《胡适杂忆》的叙述,也有那种王充的《论衡》中所说的“艺增”的成分,但唐教授的“艺增”并不影响《胡适杂忆》的可信性一一周策纵先生的序是这样认为的:“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的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  我从《胡适杂忆》中所读到的胡适(也可以说是唐教授心目中的胡适),是一个伟大而又不伟大的人,说“中”不是“全中”,说“洋”不是“全洋”,显现出一种笃诚的尴尬相,一种在中西文化交汇及其冲突中挣扎摸索而难以自拔的奇异姿态(长达半个世纪的挣扎摸索,也是长达半个世纪的难以自拔就拿写文章来说,胡适治学一向严谨,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就有点儿“严谨”的味道(暂且不说这种“无证不信”的治学方式的来源或出处),他自己也说“写起文章来是极慢极慢的”,更不要说是成名之后,因了“爱惜羽毛”而在众目所视之下的小心翼翼。但这样的“极慢极慢”,便不合西方世界的谋生之道。其奥妙,就如唐教授在《胡适杂忆》中说的:“尤其是所谓‘留美学人’,在这个‘不出版,就殒灭’、以学问为商品的社会里,读二本书就应该写五本书。祸车灾梨,那是果树遭殃,与学人何干?所以在美国的科举里,与果树为敌,才是加薪晋级、名重士林的不二法门!”这说法尽管有点儿夸张的生动,但还是描绘了一种真面貌,起码是画出了胡适先生于“彼情彼景”中的尴尬相。这就是中西文化的不同,而胡适在治学及写文章方面所呈示的尴尬相,便就是此种“不同”所培植的果实。  实际上,胡适的“尴尬相”也是很好理解的。他十九岁赴美留学,而十九岁的胡适并非人事不谙的小孩儿一十九岁的留美学子已经是一个被塑造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孔孟的那一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些“油盐酱醋”,早就活跃在他的血液里了。他无论如何不可能彻底地给自己“换血”;他无论如何是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不管他自觉或不自觉、乐意或不乐意,他只可能在复杂的文化交汇中作出一些选择,以及这些选择中的摸索与挣扎。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他的既定文化情状及时代范围所规定了的。所以简单地骂胡适是“洋奴”,实在显得皮相。他拜倒在杜威足下,但他“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唐德刚语);他“崇洋”,但他是一个“反佛非耶”的老顽固,以至于一辈子也没沾佛教与基督教的边!而杜威则不然,唐教授说:“杜威的祖宗八代都是‘上帝造出来的’。他思想里没有‘无神’的传统。他那点粗浅的科学训练又不足以帮他证明那‘制造’他祖宗的‘上帝’不存在。所以他在‘意义’上和‘情绪’上就非死钉住这个传统的概念不可了。”就此而言,也可证明胡适虽为杜威足下的“崇洋”者,但他骨子里却与中国传统里的士大夫别无二致。中国的士大夫虽也有信佛的,但在文化上,宗教者与士大夫,却不可能平起平坐。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无神”之说。在这里,唐德刚教授的《胡适杂忆》说得一矢中的:胡适“投身于杜威之门,但是在有神与无神的问题上却和老师唱反调。是胡适读通了《相对论》而为爱因斯坦助威耶?非也。只是因为胡氐除杜威之外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孔丘和孟轲!”  胡适先生之所以既是个了不起的风云人物,又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尴尬角色,唐教授给我们作了如下的描述:  胡适认为知“新”要由温“故”开始。“全盘西化”不是“胡学”里的口号。胡氏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者,无非也是出于孙中山先生所谓“破坏难于建设”的意思,认为不破不立,矫枉必须过正。他认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放弃自己的传统的。只是我们的文明巳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来,旧样翻新。他搞的事实上是文化改制。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胡适所搞的则是“托今改制”!  胡适把他的洋老师杜威捧得天高。但是胡适,心目中的“新文化”就真是杜威型的吗?杜威是个洋基文化传教士,他搞的只是一个单元的文化。胡适所搞的则是有选择的承继、有选择的吸收;是两个以上文化单元之间对立和统一的问题。杜威有幸被他“选择”中了,也大部“吸收”了。但是他消化不了,“统一”无望,因而“对立”永远无法消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他言必称杜威,结果尾巴摇狗,便做了一辈子杜威学徒而不能自拔!  细细品味这些精当的描述,要比读“胡适学”的专门性研究更有启迪情智的意义。倘若放眼中国现今的社会文化态势,或者再瞧一瞧文化人的“东摸西摸”之状,唐教授的描述可以说是辉与添辉。于是可以觉得,《胡适杂忆》并非仅仅是“杂忆胡适”,那是在“杂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动活泼而又混浊不堪的文化踪迹,或那种人情、国情、世情兼备的精神流变景况呀!胡适不仅仅是胡适,他所体现的是一种中西文化交汇与冲突中的独特图像-至于他“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是“三七开”还是其他比例的开法;或他的思想言行,立世处身,以及他那“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贩卖的各类货色,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还是“七分洋货,三分传统”,这是纯粹“胡适学”的专业课题(注:唐教授所持的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观点广而中国人或绝大多数非“胡适学”研究者的中国知识分子,经由这一题”所读到的或发现的,则是一个瞻仰及领悟自己“风采”的隙缝,或一面观照与认识中国社会文化“风景”的镜子,或一个洞察与冷静审视炎黄子孙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的位置及应该采取何种姿势的窗口!  《胡适杂忆》写得立意深厚,列举翔实,文采飞扬而令人折服。我想,写出这样精湛妙极的书,写家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才能,一是整体营构的才能,一是博览学识的才能一在这里,引人入胜的文字功底与描写本领,似乎还不是主要的。怎样才能把一个真实的胡适推到读者的面前?这就需要整体营构的才能:不仅仅是鸡零狗碎的局部“考证”,而且是很得要领的多侧面的立体刻画——显而易见,要达到这种由此及彼、由小到大的境界,那写家非得熟悉胡适不可,也非得理解胡适不可一一而真正要“熟悉”与“理解”一个拥有文化历史意义的“通才”,那也就不能不具备“博揽学识”的才能了(这个“揽”还不是‘览”,仅仅是读一点或懂一点,是不能算“揽”的;“揽”者,须是通达而运用自如;毫无疑问,唐德刚教授是拥有这方面的条件与才能的——当然,这结论并不是从周策纵、夏志清两位先生的序中获得的(他们的序固然也传达了这种意思),而是每一个有良智的读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都会萌生的一种印象。  我在前面谈到过“横论”、“闲笔”(即“横而不横”、“闲而不闲”)的叙述特色,其实,这也是一种营构才能,只不过是一种体现于局部的营构才能罢了。而在这里,我说的是“整体营构才能”一倘要翔实而多侧面地刻画胡适先生的形象,即那种立体的文化思想姿态,那就非读通两部“书”不可:胡适的那些见诸于文字的着作言论材料是一部“书”,而关于胡适的另一部“书”就是他自己,而这部书的相当一部分深层内容却没有文字记载。对于“胡适学”的研究者来说,那部见诸于文字的“书”,也许好找好查好读一些,但对于另一部“书”却讳莫如深,有点儿摸不着边际的无可奈何了。唐教授恰好发挥了“通读”这本“书”的得天独厚之长,因而他的“胡适面面观”就显得不一般了。譬如,他对于胡适的“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判断,对于他在中西文化交汇及冲突中的尴尬相的描述,就充分施展了他的这一长处。这在《“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传记·史学·行为科学》、《国语·方言·拉丁化》、《“我的朋友”的朋友》、《较好的一半》等章节中,都有相当出色的传达与体现(不囿于《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在《“我的朋友”的朋友》一章中,唐教授曾把“留美学人”分为四种模式一这虽为“大胆假说”,但最终的结论却是耐人寻味的。唐教授说:“他(胡适)老人家虽然一辈子‘西洋文明’不离口,他对真正受有彻底‘西洋文明’洗礼而与‘国故’无缘的‘香蕉’(指黄皮肤洋人)反而无话可谈,因而和胡氏往还的后辈,多半是上述第三、四种模式里的文法科留学生。”而“第三、四种模式”里的“留美学人”是些怎样的人呢?是一些“情根未断,放弃不了他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人,或一些如日本学者角田先生那样“一生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头无半片傲骨,心存百般忍让”的知识分子。唐教授如此一写一一仅把那部只有他能读到的“书”中的内容略作抖落,我们也就可见到胡适先生的“是洋还是中”的真面目了。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机智的写法。  夏志清先生说,唐教授是“为胡适作评传最理想的人选”,读罢《胡适杂忆》之后,方才明白夏志清先生这一判断的奥妙。唐教授凭着他的造诣,又凭着他与胡适同寓纽约的“忘年之交”,岂有写不好胡适的道理?至此,我又想到写“人物传记”与“人物散文”的问题。我记得那位写了《海葬》的报告文学作家曾说过,报告文学作家不是“全能运动员”。读了《胡适杂忆》,也就更觉得“人物传记”与“人物散文”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可以写出色的。且不说下工夫采访或査资料,就说“对象”的“专业”或“专长”,也足以逼你望洋兴叹了。你若写一个军事家,但肚子里只有一点儿陈旧的战略战术常识,那怎么能写好呢?更不用说“对象”是政治家、文学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之类了。唐教授十几岁时即已圈点过《资治通鉴》,论学识自然是第一流的,但他也仅仅写了“杂忆”,而我们的一些“作家”,却真有点儿“读三本书写五本书”的“美国派头”,很少领会做文章、搞创作的艰难;  而不知难者,也就不知如何做有分量的好文章了:是悲是喜,实属因人而异。  一九九三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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