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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以题材论,朱苏进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擅长于描写军旅生活的小说家。但是题材的分类说明不了任何小说创造艺术的问题,真正的小说艺术(如朱苏进的小说艺术),其创造的思情寓意必然冲决或胀破题材的樊篱;或者说,小说的题材选择只构成艺术创造的一种富有弹性的机缘:小说家描写了什么,选择了怎样的生活内容作为自己的对象,这对于小说家的艺术智慧来说,仅仅提供了一种摇摇晃晃的可能性。所以,当我们开始审视朱苏进小说艺术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地抛弃“题材分类”的羁绊,即尽可能地把审视(或欣赏)对象看做是小说(或艺术品),而不是所谓的“军事题材小说”或“军旅小说”。这自然是极为常识的区分。但它可能回报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小说感受或小说判断的可靠性,一种从恒定而又变幻莫测的艺术创造网络中发现小说智慧的重大前提。  严格地说,小说家的题材选择不可能是纯粹的主动行为。小说家的主要生命经验,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创造性与卷人现实的渠道,总是被规定在一定的区域或范围之中:他的创作总是与自身的某些“亲历”息息相关(朱苏进亦只能是如此这种冥冥之中的安排,顽强而又自然地诱导着小说家的“写什么”或“擅长于写什么”的选择一以此而审察朱苏进的小说,也就不会因了艺术智慧依托的特别性而感到惊奇了。还是那个古老的话题,即判断一个小说家的成就,主要在于作品的传达最终提供了一些什么一描写与表现的可能性,才是小说家艺术智慧的真正体现。  人们都承认一个出类拔萃的小说家的艺术智慧,但还需要承认的是,小说家的艺术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或者说是逐渐产生的中国小说界开始注意到朱苏进的创作,应该说是从《射天狼》、《引而不发》开始的。这是两部被文学理论批评界称为“军事题材小说”的中篇小说,其中的一部还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如果以历史相对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它们仍然不失为八十年代初期的精品佳作。这两部小说都以新鲜独特的描写,传达了一种与“理想万岁”遥相呼应的“军人意识”,一种被时代的文化氛围所认同的奉献精神。这是朱苏进小说最初的艺术智慧形态,也是一种留下了时代烙印的“卷人现实”的审美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朱苏进的这两部小说与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一起开创了那一历史时期的“军事题材小说”的新局面(或新模式),以至于时至今日,模仿者依然络绎不绝。如今,当我们发现为数众多的“军旅作家”依然在原先的格局中手舞足蹈的时候,朱苏进却早已闯进了一个新的小说艺术天地。  这便是自中篇小说《凝眸》开始的、直到九十年代的一系列包括长篇在内的小说创作,如《战后就结婚》、《第三只眼》、《轻轻地说》、《欲飞》、《两颗露珠》、《绝望中诞生》、《炮群》、《醉太平》等。也正是这个新的小说艺术天地,才真正显示了朱苏进的小说创造才能。尽管这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内容一如既往,但谁能说仅仅是当代兵营军人风貌的再现呢?不难发现,这些小说在由思情质地所体现的艺术智慧方面,逐渐超越了他的早期创作:它们毫不犹豫地显示了一种深得艺术精髓的新的现实主义小说观念。  朱苏进的小说一直写得很严肃,很认真,也很细致。他善于感受现实,善于开发自己的体验,也善于捕捉那些司空见惯的兵营生活细节,并以此传达作品所可能实现的题旨寓意。这种于细微处揭示大千世界的描写方式,自然得力于他对兵营生活领域的熟悉与理解,同时也得力于他那富有艺术气质的洞察力与感受力。可以领略到,随着他的小说描写(或小说叙述)的越来越趋于娴熟与深刻,其作品的细节及局部情景的展现也越来越富有隐含性及深层内涵,或更具备与题旨相吻合的寓意张力。《凝眸》是这样描写人物的心理渍痕的:“我在岛边上走,他们准会说:XX号目标在游动。我踢下块小石头,他们便会在侦察记录本上写下:XX号目标滑下一个可疑物。岛上,干脆是没人没树没石头,统统是目标号,我好悲哀,小岛上的一切,统统失落了名字。”倘若把这种微妙的人物感受置放在作品的整体氛围中去加以品味,那就可能截获一种充满了“言外之意”的“显影”效果。《第三只眼》的篇首描写了南琥珀与司马戍“合拖一具无齿木耙”的情景一“木耙把所有的足迹统统耙平,随即流出一条软软沙带”;“他和司马戍配合得非常协调,以至他觉得竟是自己一人在拉沙带”……作为小说的整体意象,“第三只眼”所隐含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那种互相提防、互相猜忌、互相煎熬、互相争斗的酷烈现实,就是在这种不动声色的、掩盖了心迹的所谓“协调”状态中开始展现的。这,就是“第三只眼”所赖以栖息的被耙平了一切痕迹的宁静海滩(当我们读完这部小说,且回过头来重新品味这些淡淡的描写时,也许会更深切地体察到作家的艺术匠心这样的细节或局部情景描写,在《第三只眼》中几乎是俯拾皆是,如那只神奇铜龟的前前后后的描写,又如那座“乌龟壳”地堡的描写,再如那半锅被熬煮而翻腾着企图站立起来的蛇肉……当然,这仅仅是一些例子,因为在其他作品中,也类似地散布着这种耐人寻味的细节或情景:它们既是不可分割的小说描写,又是潜藏着寓意的小说表现的“眼”,有的还是小说的贯穿性的象征线索。如《轻轻地说》中的关于古树与铜钟的描写,《欲飞》中的关于“立正”、关于太平柜、关于炉子的黑白钮的颠倒、关于大烟囱及其萤光、关于不明身分的美丽女尸、关于凯旋的描写,《绝望中诞生》中的关于觇视点、关于昏暗的库房、关于塑像、关于X天体的描写,等等。这些充满了隐喻性的细节或情景,经由自觉的描写而转化为一种深长的“意味”。这样,叙述的寓意张力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朱苏进的艺术智慧就在这里:他决计不为叙述而叙述,也不为描写而描写,更不是为了故事的完成而设置这些细节或情景。描写的盲目性与他的小说创造无缘。他总是以敏锐的艺术感觉,最充分地意识到这些细节或情景的审美意义。不言而喻,这正是一个虔诚地寻找着艺术真谛的小说家所必须具备的,也是最起码的智慧及才华。  我之所以说是最起码的智慧及才华,那是因为小说艺术的终极实现,还得取决于小说家的“世界观”,即那种洞观世界的能力,那种感悟与理解人的存在景况的可能性。也珂以这样说,一个小说家的创造性,总是与“自我质量”相关,总是与创造者自身的审视眼光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在于:小说家是否能够与人的生存世界的某些奥秘保持一种感应或默契一可能的审美发现,以及把这种发现艺术地转化为小说作品,才是衡量一个小说家的智慧的尺度。纵观朱苏进的小说,我们可以确认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他的作品往往经由纷繁而又统一的描写,共同地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的关于“人的故事”一尽管这些“人”有着各式各样的“军人”的身分(如普通士兵、班长、基层军官、护士、离休干部等等),但他们都是作为真实的“人”而出现在小说中的。不过,说明这一点还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小说中的“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承受着一种相近或相似的困境,一种不可摆脱的徘徊于“两难”之间的生存景况的折磨。作为人的存在状态,朱苏进小说的这种描写与传达,其实在《射天狼》、《引而不发》与《凝眸》中已经留下了似隐似显的溃痕。《射天狼》写了什么?最终揭示的是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环境的严重冲突。《引而不发》的主旋律就如这部中篇小说的标题所示,那是一种苦不堪言的“两难”心境:军人之所以是军人,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但战争又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儿戏,于是,“引而不发”的长期态势,也就必然地要与军人的焦灼、等待,以及那种急切印证自己的渴望产生冲撞与磨擦。而《凝眸》则可以认为是一部企求沟通而终于成为渺茫的“谜”的心理小说,其中的障碍与阻隔当然不是碧波荡漾的大海,而是历史的积怨与观念的不统一:虽然是一种特殊的生活现象,但其中却不乏人的存在意味的弥漫。  随着朱苏进的小说理解的自觉性的不断提高(同时也是对于战争及军事生活的感悟的深化他那洞观生活的穿透力也获得了相应的增强。他不为兵营生活的狭窄视野所束缚,也不为非审美的或充满了局限性的“军人意识”所笼罩。他的小说依然流溢着浓郁的“兵味”,但内中的含义却发生了某种不易察觉的变化。譬如《战后就结婚》与《第三只眼》都传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相比之下,前者所持的观照态度要显得乐观一些,尽管其中也揭示了网一样的生活秩序所造就的对于社会人性的压抑与约束(“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活”)一作品以一种很独特的情调,展现了人的精神生活的疲惫与艰辛,以及那种不可能绝对自由的人性真实,但作品还是留下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尾:那曾让女主人公“朝思暮想又万般诅咒”的面庞与眼睛终于出现了……很明显,《第三只眼》所贯穿的人性感悟,就失却了这样的乐观。作品的抒写情调很悲哀、很暗淡、很苍凉,同时也很有内在力量。在这种融和着阵阵海风的触动人心的情调之中,非常和谐地隐含着一种人的生存状态的机智发现:那就是“第三只眼”的幽灵般的闪烁一“第三只眼”被散置于一个特别的貌似宁静统一的环境,于是显得更为意味深长。就是这“第三只眼”的存在,它使人们互相怀疑、互相忌恨、互相颠覆、互相撕割,以至共同承受命运的烤灼与摧残。这里印证了威廉,詹姆斯的一句名言:“世间永恒的藩篱存在于人与人的思想之间。”《第三只眼》的艺术描写证明了这样一个严峻而冷酷的事实:强大的敌人难以摧垮一个群体的精神力量,但这个群体的内部猜忌及彼此怀疑,却可以在互不信任的火焰中崩溃。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终于逃脱不了“第三只眼”的诱惑,躲避不了它的禁锢及冥冥之中的驱使。它几乎成为一种天性。甚至可以说,谁都蔑视与仇恨“第三只眼”,但谁都拥有“第三只眼”。作品中的那些人物(而且都是一些“小人物”)不乏痛苦中的挣扎,并怀有相同的心愿而企图摆脱这种困境的折磨,但最终还是走不出这个可恶的怪圈,就像那“第三只龟”(铜龟厶“它翻不过身来,谁压着它?没有!只因为它自己的身体太重了,只因为它天生的保护自己的厚甲太重了……”(于是便有了南琥珀的感慨:“神灵呵,灾星呵!哥华净。”)这就是人或人的存在景况。《第三只眼》深刻反省了人性的弱点,以及由此而自铸的生存困境。  朱苏进小说的题旨寓意的具体化,大都可以归属这种人的存在景况的感悟与发现。他的小说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品格,即从独特的人生形态(如兵营军人生活)中追迹人的永恒的生存处境,或寻觅那种超越时空的经得起岁月磨练的社会人性内容。而这种品格所体现的审美探索,正是现代小说艺术的灵魂所在。如果说得具体一些,那就是朱苏进的小说描写,几乎都传达了一种历史的或现实的人的困境,或者是一种人试图摆脱这种困境的困境。《轻轻地说》是这样,《欲飞》是这样,《两颗露珠》也是这样,而《绝望中诞生》更是把这种“困境”的命题推到了一个令人感到奇绝惊异的艺术境界。从表层描写审视,《轻轻地说》所传达的是“生与死”的古老题旨,或者是人的诞生与人的暮景(人的生命的各种方式的消逝),实际上,作品正是从这种司空见惯的,早之间,展现了生命的悲剧(即人处在生死两难之间),而《两颗露珠》所描写与表现的意蕴,正是这两极或两难之中的一端(暮景)的补充:“两颗露珠”的归宿。小说的“露珠”被写得鲜亮、可爱,但也折射出暮色的悲凉与失却了强烈光芒的恬淡。“露珠”是什么?人所皆知。这便是人的处境(或困境),无论他是谁。它可以使人想起曹操的诗句:“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朱苏进小说的具象描写之上总是弥漫着一层气韵飞动的蒙雾一你要真正洞观小说的内核及思情意蕴,你就必须拥有一种富有艺术穿透力的目光;否则,就会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譬如《欲飞》,作品的描写对象是中国小说从未涉足过的战地火化场生活,其中必然会写到死亡与对于死亡的种种精神的或心理的反射。但《欲飞》究竟传达了一些怎样的思情及意蕴启示呢?在我看来,这部作品仍然是围绕着揭示人的精神困境而展开种种描写与表现的。潘奎是小说中的最重要的人物,而且是一个不善于出风头的普通士兵,但他是-个“英雄人物”。正是他(或经由他)的存在,才展现了隐藏在“死亡”与“荣誉”之间的种种神圣而又荒诞的人生风景。战争在哪个方向进行,对于他(或读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或读者)感受到了战争的真实存在一小说的心理描写很动人,战争结束时的潘奎忽然想起了那位求战心切而终于留守兵营驻地的老连长,他要把那块呈晶体状的灰色凝固物送给他(但作品始终没有交代,那灰玻璃似的“凝固物”究竟是什么)。倘若一定要掂量一下“欲飞”的含义,那就不妨品味如下的描写:“潘奎随大家挤上前看,那金色的八一和两旁双翼般的红道组成一只欲飞的鸟,他心里好喜欢它。又抚摸大理石上云片状花纹,清凉而光滑。他从明亮的石壁上影影绰绰望见自己面孔。他晃一晃头,那影子却不晃。”这就是主人公之于“军人专用”的骨灰盒的感觉及心态。作为小说的意象,“欲飞”的符号不仅象征了死亡,也象征了荣誉,而其间的最终象征则是一种朦胧的难以名状的心理冲突。不言而喻,这种困境般的心理冲突很自然地会把我们引向战争的思索,引向某些永远的人类生存状态及社会人性内容的沉重忧虑。  《绝望中诞生》这部小说的题目本身就充满了哲学智慧的艺术色彩。作品的写法很新颖,细节与情景的择取也很奇异独到。其中主要刻画了孟中天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两次“绝望”而两次“诞生”。所谓“诞生”,则是某种征服欲望的获得满足。这是一部精心描写人的精神历程的中篇小说,一部富有强烈的“形而上”艺术色泽的佳作。它有点儿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意味(这也是人的生存困境的一种表达方式孟中天沉浮官场,可以说是沉而不懈,浮而充分使用自己。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印证自己的可能性。也兼有神灵与魔鬼的双重品格及魅力,而这种品格及魅力的源泉则出于他的本性,即那种可以被称为征服欲望的精神支柱。其中隐伏着某种人的含意的艺术阐释。孟中天的存在决不止于孟中天一个人,因为从他那里可以窥见一种“人的困境”的生动体现:“绝望”也好,“诞生”也好,权力也好,“孟氏构想”也好,统统与人的困境相关。“诞生”使人陷人困境(“绝望”),而困境(“绝望”)又促使人的“诞生”。这大约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绝望与诞生都是永恒的。关键在于人的生存必须具备相应的驱动力,就如那个X天体的存在,才可能导致地球的急速运转而实现迸发,完成创造新大陆的使命。  至此,也就不难判断朱苏进的小说观念了一朱苏进的笔下所呈示的,虽则是兵营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当代军人”,但这一切,仅仅是一种艺术表现的契机,一种精神传达的“描写场”,一种揭示人的存在景况的风景线,一种依据自己的亲历或体验而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考验自己的判断眼光与艺术智慧的理想去处。倘若以为朱苏进的小说,特别是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到九十年代的小说,只是为了或是为了传达兵营风貌与军人情操,那就可能误入艺术理解土/1、说欣赏的歧途,起码是小视了小说创造者的智慧与才华。人的生存意识或人类的意识,是朱苏进小说观念的脊梁一般的重要构成。这也是朱苏进小说创造及其艺术智慧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但令人遗憾的是,某些文学评论者往往习惯于择取狭隘的“立脚点”(譬如某种题材角度或某种职业意识以至于对朱苏进的小说创造做出不切实际的恍惚之论:就题材而题材,就人物而人物,最后丢掉了或忽略了小说中的那些真正富有文学审美价值的思情寓意。  毫无疑问,小说的现实感与当代色彩可以成为艺术判断的依据,但这种依据还要由现实感与当代色彩的“质”来充实与证明一从这一角度评价朱苏进的小说创造,也同样可以说明他的小说观念及艺术智慧的可靠性。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无论是表层描写还是深层传达,朱苏进的小说不乏那种与现实(或与当代兵营现实)息息相通的思想情感的涌动:强烈的现实感与当代色彩常常使我们产生如临其境的感觉或印象。他的作品很少回避兵营生活的矛盾,也很少那种同类题材中常见的趋赶时髦的倾向。他有时歌颂,有时暴露;有张扬,也有抨击;有热烈的憧憬,也有悲哀的飘洒,但这方面的择取或偏向,都与整体的艺术追求相关。这里的重要概念是“卷入现实”,而且应该对“现实”的范畴做出合审美规律的理解与把握。在朱苏进的小说中,“现实”究竟是什么?是兵营?是当代军人?是社会的局部?也许是,但又不仅仅是唯一的解释。在朱苏进那里,小说创造所卷人、所揭示、所传达的“现实”,是一种人的现实,或一种人的存在处境的现实。当然,“现实”不是抽象的东西,它是由生活的具体性兑现的:对朱苏进来说,他是以当代军人来洞观人的现实的,或者是以当代兵营来发现人的存在处境的。而他的小说创造的艺术智慧就在于:经由那些别具一格的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兵营军人生活的描写,从而实现一种细微而傅大的人的生存景况的艺术展示。很明显,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卷入现实”的方式。特别是,这种“卷入现实”的方式,因了其新鲜的描写内容与思情意蕴的丰富性,而极大地强化了作品的共鸣范围与艺术生命力(即不局限于军事生活领域的读者,也不止于某个历史时期的审美效应朱苏进在谈论周涛的散文集《稀世之鸟》时曾经说过:“创造者应当有意识地和诞生他的东西保持一种背离姿态,追求远距离的超越与忠诚,将自己提拔到半空中去结晶,从这个山尖迈向那个山尖,敢于大幅度省略掉两个山尖之间的辽阔。致使读者指着他说‘就是它!’其实他早不是它。”(《自然之子的痴笑》)在这里,朱苏进很精彩很生动地表达了他的文学观念:他既属于当代兵营风貌及军人的思情世界,但又“不是在它身上匍匐前进,不是啃食草皮,不是尖锐的钻探者,而是与它保持一种优美的姿式同上这“姿式”就是超越小说的“诞生地”一那种被描写的具体生活,从而使作品的题旨寓意跨入一个属于人的或人的天性的或人的存在景况的真实境界(如朱苏进小说中所传达的那种“人的困境”及其可能迸发的精神力量并使充满了生存局限性的读者(即那些并不熟悉兵营军人生活的读者),从心中产生“就是它”的回声。  我们只能认为朱苏进是一位“卷入现实”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位真正的一既理解了“现实”又摸索到了艺术灵魂的智者。凡“卷入现实”,也就与人生的真实,与世界的存在联系起来了,于是便产生了艺术创造必然产生的痛苦、烦恼、惆怅、尴尬、压抑、忧患、冲动,或者说,便导致了那种“人的困境”的意象。在朱苏进的小说中,人的生存的艰辛及其可能的精神力量,那种哀而不伤的生命声息,已经构成了一种最显着的人物描写倾向,一种最基本的艺术传达旋律。他的作品营构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刻画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物一一这些人物与故事的生存秩序及实现过程,全都被浸泡在艰辛而不失坚韧的情感河流之中,尽管这河流并不汹涌澎湃或波澜跌宕。在这里,朱苏进的小说创造一再印证着一个古老永恒的艺术命题:“写忧而造艺”(不言而喻,重要的是作家之于“优”、之于“艺”的机智理解这是艺术创造的传统智慧,同时又是朱苏进的富有传统色泽的现代小说艺术智慧。这智慧就如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所说:“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反而没有引起注意。”(《诗可以怨》,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但无论朱苏进自觉与否,他似乎领略到了其中的奥秘。  相对那些“高产作家”而言,朱苏进的小说创造算不得“高产”,但他每写一篇,都有自己的新鲜发现与独到创造: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质量的“高产”,而不是数量的“高产”。他不是那种文学田野里的收获之后的“拾穗者”。他尽可能地避开了那些已经成为套子或“现成思路”的创作模式,特别是所谓军事题材小说领域的那些一哄而起或一呼而歉的风向标似的创作习惯。他崇信审美的发现,崇信合目的性的艺术传达。他具有执着与灵活的双重审美品格。他在创造了《射天狼》与《引而不发》之后,几乎每一部(篇)小说都包含了新的创造性与新的传达方式的,毕一在他的小说观念中,形式并不重要,因为“艺术创造程差不多就是忘却形式裸露自然的过程”(《自然之子的痴笑》生活意蕴的发现之于他,经常被置于最高的地位。这是他的执着。这执着犹如《绝望中诞生》的“X天体”,促使他对处于特别形态中的人的存在景况进行不断的探索。而探索则导致了他的灵活多变,其中也导致了他的小说方式的新鲜化。这是小说方式顺应思情意蕴探索的必然结果。《凝眸》与《第三只眼》所描写的都是“海岸前线”的兵营生活,但最终传达的题旨及传达寓意的艺术方式,却相去甚远。《引而不发》与《欲飞》都涉及到了战争,涉及到了人之于战争的理解与姿态,但作品所透露的审察与认同,却体现了一种并非属于同一层面的意义差别:表现的角度变了,描写的“表情”(或情调)变了,传达的方式也变了。《引而不发》的直接描写与表层传达所体现的是职业军人“战而不得”的苦痛心理,而《欲飞》也同样存在“战而不得”的情景展现,但融贯的理解却有南辕北辙之遥:哪一部作品真实?我以为都真实,只不过是思情寓意的深浅或感悟角度的不同罢了。毫无疑问,其间渗透着小说家的整体观问题(或战争观、或人生观、或社会人性意识、或人的或人类意识的问题朱苏进的这种执着中的灵活多变,时常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真实的。也正是从这种真实的创造情状中,才迸发出了他那绚丽多彩的艺术智慧的火花。倘若我们不熟悉朱苏进的小说,那就很难相信《欲飞》、《绝望中诞生》的作者,就是那个写下了《射天狼》、《引而不发》的朱苏进。《欲飞》是一部很卓越的作品:它创造一种新颖别致的叙述形态,而这种形态与题旨寓意的传达又显得如此贴切:它很真实,但又不乏荒诞的色彩;它很严肃,可又充满了含蓄的戏谑与正义的讽喻气息^在这十多年来的中国战争文学的探索世界,《欲飞》无疑是最出色的篇章之一。而《绝望中诞生》的写法,更是新奇而独树一帜一满足于消遣的读者,也许接受不了“孟氏构想”的大段描述与阐释,但正是这些貌似枯燥的文字,才真正构成了这部作品的思情寓意的提醒或象喻气息的大面积覆盖。特别是“X天体”的存在,奇异地起到了提纲挈领的象征作用,同时也映衬了孟中天这个人物的艺术意义。我以为,《绝望中诞生》所诉诸的实验是合情合理的;既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可以存在类似于哲学论文的篇章,那朱苏进的这种探索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读朱苏进的小说,很难做出严格的归类性的判断。一方面是因为他的执着开拓及灵活多变,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独特审美方式。他往往卷人现实而俯瞰现实一一就如他的长篇小说《炮群》、《醉太平》,而展示“现实”的过程,又拥有一种不干预或不侵扰读者“改写”的艺术特点。他的描写与表现,总是冷静而节制抒情色调的泛起。他把企求传达的意蕴默默地潜伏于他的小说具象之下,即使有所“点醒”,也往往表现出一种若无其事的克制。当然,我们可以说他的小说“视野高远,意蕴深刻”,或者说,他注重于人的存在景况的追迹与寻觅,但这种判断也往往因了读者的不同而呈示必然的差别。他以小说家的艺术智慧给作品留下了宽阔的“空白”,以至于迫使读者集中精力才可能真正捕捉到作品中的“味”的存在:譬如“炮群”不仅仅是“炮群”,而“醉太平”也不仅仅是军营里的“醉太平”一他也在考验读者的艺术智慧(我们通常称之为阅读的艺术感受力)。所谓艺术智慧,是一种被认同的审美才能一“卷人现实”的理解亦如此。智慧必然相对于智慧而言,失却对象的智慧也就无所谓智慧了。作为小说艺术的论者,自然很难诉说清楚朱苏进小说创造的智慧究竟是什么,或还有一些什么。但文学界可以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朱苏迸的小说创造不再是以前的那种“现实主义”了,或因了“精神”的出场,使“现实主义”的卷人现实呈显出智慧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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