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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作家,孙春平是独特的。在他的心灵深处,奔涌着无法沉着冷静的悲愤,也储藏着很多人世间的故事(几乎都是一些发生不久或仍在进行的故事):关于农民的,关于工人的,关于官员的,关于教师的,或关于经理之类的……这些故事虽五光十色、斑斓驳杂,但都与社会的伤痕累累相关,都传达着作家的忧虑或信念一一就精神指向而言,忧虑与信念是同一的。倘无信念,忧虑也就无从谈起。  读孙春平的小说,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有信念的作家,一个“入世”的作家,一个意识到文学终极职责的作家,或一个对“现实主义”有着自己理解的小说家。富有历史意味的现实就在他的周围,他几乎是别无选择,现实朝着他涌来,他也朝着现实走去。撞击的结果便是他的小说。他无暇顾及作品的“空灵”或是否可能“传世”。我猜想,这是他的一种创作状态。而这种状态可能导致或已经导致,他的小说在那些虽无根柢、但又执意显示着叙述时髦的“新”或“后”的潮流面前,完全是一副无视修饰的传统装束,甚至不便进人那种标榜“与世无争”或一味张扬“清淡”、“雅致”的小说殿堂。他的《天地之间有杆秤》写到了一位挂职体验生活的作家楚哲,作品为了映衬及渲染楚哲痛苦的内心世界,借用了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歌:“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老百姓……”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旋律,也许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旋律,但无论如何,我们谈论的这位作家终于以悲愤的激情演奏了它,并使它在其他小说中也飞扬起来。我不想用“反映现实”来概括他的小说,这不是小说家的特征,何况,也不会有作家承认他的小说没有“反映现实”。我只想说,他的小说是自觉“卷人现实”的产物,是“人世”之后的创造。同样是小说中的“现实”,但他的“现实”是痛苦的,是本相的,无奈而又不乏信念的。不难想象,当他面对堂皇的罪恶及各式各样的精神堕落时,创作的心绪怎能沉着冷静?怎能苟且偷安地从事罗伯一格利耶式的“叙述革命”?  孙春平的小说所刻画的,大都是一些挣扎于底层生活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无法接受现实,也不甘心于眼前状态对他们的安排。他们都是一些向命运挑战的人,因而不可避免地携有某种悲剧色彩及只有我们生活着的时代才可能留下的印记。小人物不是英雄或道德楷模,但也不是奴颜婢膝的“顺民”。他们对于命运、对于生存状态的抵抗,哪怕是无奈的抵抗,曲折的抵抗,极容易在同样作为小人物的读者群体中寻找到知音。这大约是孙春平的小说颇能赢得读者共鸣的最重要的原因。  《轱辘吱嘎》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农村女性艰苦创业的故事。作品让人感受到了一种“做好入难,做创业者更难”的悲哀,一种“轱辘吱嘎”的艰涩与沉重。不过,即便是“轱辘吱嘎”,读者还是倾听到了主人公不屈的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尽管“谁胜谁负”不得而知,但“对台戏”能唱下去,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欣慰了。实际上,我们这个被称为“转型期”的时代,就是一个充斥“对台戏”的时代。当然对于小说来说,“对台戏”的过程及唱法也许比“对台戏”本身更能显示“戏”的意义。《华容道的一种新走法》就是一种“对台戏”的“新唱法”。主人公为施展自己的才能,也为了搬掉前行道路上的绊脚石,神不知鬼不觉地以“举报”的方式除掉了企业祸害,手段与经营才能一样高明。作为一种抵抗腐恶的方式,孰贬孰褒,自会获得读者的裁定及呼应,而小人物的处境,才是小说兑现意义的重要构成。重要的是主人公改变命运及尽可能地实现自己价值的愿望。可庆幸的是,“华容道”的“新走法”卓有成效。倘若没有这“新走法”,小人物的抵抗或挣扎,又将如何是好?《天地之间有杆秤》写到的那位女会计、那位当教师的老父亲,大概就是那种既无“新走法”又无“新唱法”的小人物。阵势摆开了,“对台戏”也启幕了,虽愤世嫉俗、怒火中烧,可心中的不平及怨恨往何处倾诉?要不是“挂职作家”因了那杆“秤”的精神驱使,并摒弃了“不求做好官,只求做好人”的自欺欺人,最终主持了一点儿正义,小人物的抵抗及挣扎会是一种怎样的图景?父女俩还不是继续被愚弄、被欺骗、被伤害?小说的描写已是走到了绝望的边缘。当然,无论是小说作家还是普通读者,看重的或被感染的依然是其中的过程。虽则贪官污吏被免职了,枉法的先进企业家被警车带走了,但读者的感觉(那种被现实锤炼过的感觉)并不轻松一我想,这个“大快人心”的结局,或多或少是因了小说作家对于小人物的同情,也因了那种无法宁静的悲愤而一厢情愿地添加上去的。或者说,信念是有了,正义与邪恶的“对台戏”也是有了,但“尾声”不会这般简单。好在“对台戏”唱罢之后,还给那位“挂职作家”留下了一些值得品味的余音,或一些与那杆天地之间的“秤”相关的反省。  孙春平小说中的那些小人物,有的似乎应该被称为“畸形人”,即那种精神变态或被习惯势力扭曲与异化的人。譬如《天生我才》中的那位给副市长当司机的冯相臣,他虽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但又是官员犯罪(或消解羞耻)的纵容者。  所谓“天生我才”,这“才”仅仅是“顶罪”的“仗义”么?于是,这位“顶罪”的司机便成为一种象征,一种以受害者的身分纵容官场腐恶的活生牛的铺垫人物。而《道碴无言》中的韩雨山,其实也是一位被扭曲、被伤害的“畸形人”。他是“好人”,善良纯朴,如道碴一般默默无言,可最终却给别人的晋升铺展着道路。他成了垫脚石,成了升官的敲门砖。这,便是一位任劳任怨的普通工人的命运,或所谓“典型”的意义。当然,韩雨山在作家无法沉着冷静的笔下“觉醒”了,但他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升官者则说一声“我对不住你”,便“转身大步离去了”。“无言”的“道碴”依然“无言”。其实,《天地之间有杆秤》中的县委书记,为了“站住脚”而“一门心思地浑和来浑和去”,也不能说是一个精神状态健康的人―他与冯相臣、韩雨山一样,绝非天生如此,而是变成这副模样的。  我读孙春平的小说——作为读者,首先感受的是生活,是作家之于生活的无法沉着冷静,是那种由正义或创作初衷导致的悲愤及试图改变人的生存现实的思考,而不是“艺术”或所谓“小说叙述学”。他撕开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伪装。他让我们看见了生活的本相,尽管本相也急剧地变化着。我想,这是作为小说作家的最起码的品格;具备了这样的品格,才谈得上小说艺术或“小说叙述学”。如今的(或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一些小说作家,本该人道的心肠变得越来越冰冷、越来越麻木,也越来越在遁世中自得其乐。他们以不卷人现实或不再痛苦为荣,津津乐道于小说的‘‘实验”,甚至以为浸淫于“新”或“后”,便可摆脱现世的功利而获取传世的功利。于是,在所谓“消解意义”的同时,也就“消解”了小说自身或宣判了小说的死刑一尤其是在作家的感情及价值判断丧失之后。其实,当我们在小说世界玩弄了很多花样之后,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小说之所以是小说的原本模样。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印证孙春平小说创作的无懈可击。不是的。他有他的粗疏或匆促,甚至免不了败笔。但败笔不会导致一个小说作家的衰落。小说作家的衰落有从趋炎附势或见风使舵开始的,也有从逃避现实的遁世开始的,其根源还在于作家对社会矛盾、对苦难、对人的命运或人的生存本相的冷漠,在于作家精神状态的萎缩。  正是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孙春平小说创作的值得敬重的品格。他的小说经由小人物的命运及际遇的描写,让读者真切地窥见了生活的本相一本相究竟是什么?我觉得,那是一张笼罩着生活的“网”。“网”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无形而又坚固,密密匝匝,很不容易突围。《华容道的一种新走法》中的肖吉平,可谓万般无奈,不得不用一点儿“新走法”的伎俩,还不是为了从“网”上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而《天地之间有杆秤》,不仅写到了天地之间的“秤”与“秤砣”,而且也凸现了“天地之间”的那张“网”。面对那张编织了很久很久的“网”,连新任县委书记也只能“浑和”着过日子,更不要说无权势可言的平民百姓了。在很多情形下,靠道义靠真理是击不破这张“网”的。就如《轱辘吱嘎》中的艰涩沉重的吱嘎声―作为一种传统的习惯势力,传得远藏得深,主人公谷佩玉即便竭尽全力,也没有最终走出它的笼罩。不难想象,在尚未展开、怛肯定会继续下去的故事中,等待主人公的,也许是“网破”而“鱼死”的代价。“网”是不会自动消亡的。也因了“网”的坚固强大,才使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呈显出异样的艺术光彩。  小人物就是小人物,既非英雄,也不是完美的人格体现,甚至还是一些灵魂残损的人。但从艺术上说,他们各各完成了一种人的生存状态,或者说,他们都是历史或时代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构成。他们生活在“网”中,又折射着“网”的险恶及无处不在。实际上,就一些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命运轨迹而言,他们又自觉不自觉地被“网”利用,甚至本身就是“网上之扣”。譬如《天生我才》中的冯相臣:说他“顶罪”也罢,说他是“替罪羊”也罢,他的存在便在庇护“网”的罪恶,或在完善“网”的冠冕堂皇,尽管他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又如《放飞的希望》中的那位张校长,无论是初衷还是归宿,他是被利用了。这个被利用的过程,便显现出“网”的存在一一很难形容这张“网”的错综复杂。都在利用这张“网”,而又都可能成为“网上之扣”。灿烂的旗号与不可告人的私欲的联姻结盟,便是这张“网”的特点。待老校长终于明白过来时,满是皱纹的脸也只能是青了又白、白了又青了。他奈何不得这张“网”。至于《道碴无言》中的韩雨山,他只是想做无言的“道碴”。他是远离“网”的人。但他还是被当作了求官者“网”上的材料,一旦忍无可忍而稍有醒悟时,“网”的职能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小人物的命运还能怎样呢?也许他还将在“网”中挣扎……  因此,我们读孙春平的小说,与其说是读到了各式各样的小人物,还不如说是读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网”的故事。透过这张“网”,人们也就不难感受到整个社会的伤痕累累。不仅仅是官场,同时也是民间。精神的污染到处都存在,灵魂的残损从不自觉到自觉;好在仍有正义与良心在奋起抗争,尽管是如此微弱,如此力不从心。“疗救社会”的文学呼声,已传袭了好几个时代,如今虽是另外一片天空,但为了社会的前行,似乎还得以新的装束继续下去。我想,孙春平就是这样一位抱着“疗救”愿望的小说作家。记得“新时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伤痕文学”,但后来的各种文学实验逐渐淡化了它,好像“伤痕文学”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其实,“伤痕文学”的时代远远没有结束。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很多很多小说依然描写着“伤痕”,或讲述着与“伤痕”相关的故事,譬如某些“寻根小说”、“新写实小说”所揭示的,便是那种更深的或更富传统色彩的精神及情感的“伤痕”。我们所置身的这个社会的“伤痕”,称得上是由来已久,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疗救”一随着社会的进步,精神及情感的“伤痕”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引人注目,而日益高涨的社会变革热情,也将刺激沉得很深的“网”的作用,以及作用方式的“更新”或适应性。我们从孙春平的小说、特别是小人物的命运轨迹中所看到的,也就是这样一种奇异的充满了国情特色的生活风景。显然,这样的社会“伤痕”,这样的关于“网”的故事,也是一个抱有“疗救”愿望的作家难以“沉着冷静”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他也得如许许多多文学前驱者那样,将使命看得比小说艺术本身更重要。  但应该说明的是,孙春平并没有把小说写成社会分析或道德说教;他的着眼点还在于小人物的命运,还在于活生生的“人的过程”,只是这里所说的“过程”与“伤痕”、与“网”相关而已。而且从表层描写来看,这些小说也没有以直接的方式涉及“转型期”的变革现实(即没有写成“改革文学”),但关于小人物的命运,关于“网”的故事,恰恰从更深的生活层面上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艰辛不易。或者说,社会与社会的精神状态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往往是由小人物承担的。在我看来,孙春平的这些关于小人物命运及“网”的故事,要比那些肤浅的直接抒写改革的小说更深刻一些,也更富启示性一些。这自然得力于作者洞察生活的敏锐与犀利,得力于作者“入世”的眼光及体验一一其中也显示了一种值得当今文学界深思的差别,即生活在文学小圈子里(或象牙塔中)的作家与置身于底层芸芸众生之中的作家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彼此的文字都被称作“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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