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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虽已走过了四十年的道路,但它作为历史的整体,只能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过程。同时,也很难寻找到它的解释与判断方面的明显阶段性。然而,我们又必须承认它的发展,或必须承认那种因整个社会背景的大幅度移动而引起的创作变化。从相对意义上说,只有到了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战争小说才跨入了转折性的非常时期。八十年代的全部意义在于:它标志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逐步开始,而战争小说所呈现的承前启后的进步,也就是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产物。不言而喻,这仅仅是开始!而可以寄予希望的,也只可能是这种具有机缘色彩的表象下所潜伏的意义及趋势。  从文学史的角度审视,中国富有悠久而丰厚的诗歌传统(且始终处于古典文学的正宗地位),而小说方面的审美沿袭却显得比较薄弱。所以,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兴起与发展,与西方的或前苏联的小说影响具有人所共知的密切关系。即使如“军事文学”或“军事题材小说”一类的概念,也是从前苏联文学的理论武库中引进的。当然,就战争文学这一范畴的审美因素或思想走向而言,中国的古典文学及富有文学色彩的史籍,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如《史记》、《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历代的边塞诗,等等。  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却没有造就卓越的战争小说(比较优秀的战争小说大约也只有萧军写于1934年的长篇《八月的乡村》动荡的社会内乱与持久的外患,实际上只可能使新文学运动成为—种文学革命的舆论运动,或成为一种文学创造的操练过程一——至少战争小说是如此。到了五、六十年代,情形则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杠杆作用,依然是社会的或政治的。  随着战争的结束,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诞生了。原先因内乱外患而被冷淡的文学交流领域也开始了某种富有定向色泽的忙碌与活跃:诸如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西蒙诺夫的《曰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战争题材小说,也从社会主义的精神渠道涌入了中国。可以说,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一正常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里所说的“深刻影响”的一部分,是在对象的原意摇摆不定的情形下或原意被过滤、被曲解、被误会之后才产生的。不过,这也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影响(或熏陶)则来自古典文学的传统及新文学运动的操练果实——这方面的影响,在当代战争小说的实际创作中留下了异常明显的带有实用主义色调的痕迹。但这两方面仍说明不了问题,因为真正左右中国当代战争小说发展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氛围及社会思潮。  这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民族一直处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那种内乱外患的阴云始终弥漫在中国人生活的上空。我们走过了漫长的战争道路,因而对战争存留着深刻的记忆。但我们的这种记忆,却是在现实的规范下进入小说世界的。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以战争的方式统一了我们这个百孔千疮、四分五裂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人欢呼胜利的年代里,当代战争小说的异军突起,也就成为一种兑现延安文学精神的自然现象了。不过,也正是出于这种历史环境所规定的特别性,我们的战争小说才收获了丰硕的果实一一当然也不可抗拒地留下了种种令历史惋惜的烙印。这种烙印的主要标志是:歌颂战争,歌颂胜利,歌颂英雄主义。歌颂就是一切。当然歌颂本身并不是过失,但那种作家之于战争过程、战争本体、以及那种社会人性在战争碾盘中的真实存在的思索的薄弱化,完全可能模糊艺术个性的充分发挥。倘若科学地论述小说创造与政治的关系,那么,摆脱政治的企图,固然是一种沙龙式的梦想,但当文学“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之后,文学也就不再是文学,起码算不得优秀的文学了。  但从现象上判断,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仍然以它空前的规模,体现了那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小说的最佳水平。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七年间,曾产生了一大批以革命战争为描写内容的小说,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柳青的《铜墙铁壁》、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李英儒的《战斗在滹沱河上》、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白羽的《火光在前》、冯德英的《苦菜花》、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管桦的《辛俊地》、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梁信的《碧海丹心》、柯岗的《逐鹿中原》、李晓明、韩安庆的《平原枪声》、《破晓记》、白刃的《战斗到明天》、柳杞的《长城烟尘》、陈靖的《金沙江畔》、杨朔的《三千里江山》、陆柱国的《上甘岭》、《踏平东海万顷浪》(以上均为长中篇小说)王愿坚的《党费》、肖平的《三月雪》、峻青的《黎明的河边》(以上均为短篇小说集)以及路翎的一些描写战争的作品。这些小说的作者当时都很年轻,而且亲身经历过战争生活的磨砺,他们忘不了那些硝烟弥漫的岁月,于是满怀神圣的战斗者的激情与胜利者的豪迈,开始他们的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文学的创作生涯。因此,尽管这些作品充满了某种定向规范的局限性,在艺术上也缺乏相应的准备,但创造的粗糙与不成熟,仍然没有埋没他们的“真情实感”。特别是在那样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这些作品曾受到了读者的极为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历史——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是一回事,历史的不可思议又是一回事。  在九十年代初的今天,历史的发展已逐渐造就了我们沉着的实事求是的批判眼光一更多地发现当代战争小说的不足与局限,将可能成为新的艺术创造的一种内驱力。我们只能在自我批判中前进。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十几年中,我们的战争小说在讴歌战争胜利的思维定势的牵引下,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大同小异”的艺术构思模式,即这些小说的题材选择尽管不一样,但大都被划定在敌我态势分析(描写)及重现战斗过程的“圈子”里,不是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就是指挥员的坚定机智,或者是“党代表”的忠于职守、士兵的勇敢顽强,另外再加上群众(主要是农民)的支持及若干柏拉图式的纯洁爱情描写(爱情生活的冲突必须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等等。其描写宗旨可以归纳于“两个主义”与“一个服务”、即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为政治服务”。我不想在这里分析战争文学的描写与表现是否必须融入英雄主义或爱国主义的问题,因为我始终认为无论是英雄主义还是爱国主义的抒写,其本身是应该倡导的,但它们的描写一旦进入小说领域,一般只构成艺术表现的途径,而不可能是小说审美的目的。问题却有正面与负面的可能性,因而不难理解,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某种公式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互相结合与补充,就可能使很多作家的小说思路跌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坚固窠臼,而他们的创造意识及探索战争本体的审美精神也可能趋于淡薄与麻木一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整整一代亲历战争生活的小说作家被客观的时代局限性耽误了:他们的文学才华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发挥。这是一种无可挽回的巨大悲哀。而且,作为整整一个时代的遗憾(之后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学力量),特别是那种关于战争生活的描写模式,那种艺术构造上的思情定向性,那种仅仅停留于战争表象或一般战斗过程的传达方式,依然可以在八十年代战争小说的创造秩序中寻找到它的痕迹或烙印,某些作品甚至只作为昔日的翻版而出现在当今的小说界。所以,从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发展战略计议,深刻的反省与无情的自我批判,乃是一个必须的、刻不容缓的过程。这个过程将充满苦痛,因为过程的实现不能不是——种冷酷的否定一这与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中国人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以及咀嚼往日的热情时所可能滋生的苦涩而又困惑的心境,多少有点儿相似。但历史的抉择只能如此,而个人之于历史轻若尘埃。其实,中国的小说界已经这样做了,而且随着文学历史的悄然推进,我们还将不断地“回首往事”,因为“今天”的概念只相对于“昨天”:历史不仅不可能忘却,而且还不可能“切割”。  就当代战争小说的思情寻求而言,它不可能不触及到战争本体的课题,也不可能不摸索到人类历史前景及人的存在状况的课题,更不可能不究诘到人在战争状态下的正常态与非正常态、即人性奥秘及人的自我认识的课题。然而,正是在这种具有核心意味的领域,我们的战争小说创造却失去了很多探索的机会。我们曾以无知的政治手段与非文学的眼光、特别是那种极端功利主义的小说观念,批判与打击过一些虽然幼稚、但大都受到读者欢迎或颇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如朱定的《关连长》、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茹子鹃的《百合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等。这里所涉及的当然不是几个作家或几部作品的问题,而是体现了一种灾难性的小说思潮——如上所述,这些被批判的小说绝非完美之作,但被批判的那些方面,恰恰是当代战争小说薄弱的或有待于深化的地方。例如,《关连长》中的关于战争灾难的问题,《洼地上的“战役”》中的战争之于人性及爱情的问题,《百合花》中的战争所可能留下的精神创伤与人情问题,《红日》中的人与军人的性格冲突及其复杂性问题……倘若我们的创作处于一种正常的自由探索与自由发挥的审美状态,那战争小说也不会在《铜墙铁壁》或《保卫延安》或《三千里江山》的观念圈子中裹足不前、甚至呈现衰败的现象了。但有一个方面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在一部分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中,已经在一定的可能范围之内,开始意识到了战争环境中的社会人性描写,即除了炮火硝烟及生死搏斗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属于人的生命经验或人的丰富情感的世界。这在王愿坚、肖平、峻青、路翎、茹子鹃等小说家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仅仅是历史相对主义的文学解释。  到了1976年,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及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连续性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同样可以在战争小说的观念世界中获得印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历史阶段中的战争小说的变化,是在一种交错叠合多元的复杂形态下进行的:业已生成的“现成思路”与“现成观念”,往往以个体意识的方式渗透于整个战争小说的创作领域。这在两代、甚至三代作家中都存在着各自的表现方式一一谁也不能生活在真空中:每一个作家都是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  当代中国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在崇拜领袖的同时,漠视与践踏了人的自身的存在价值,而“文化大革命”则把这种漠视与践踏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关于人的价值观念的思考,同样成为当代战争的描写与表现的重要凝聚点。老实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七年间,战争小说的创作领域是很少考虑到人的存在价值问题的,因为在我们所理解的战争生活中,个人的存在价值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战争的胜利或失败。但经由“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与新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导,人的存在价值问题也就被提到战争小说的创作议程上来了——以致于社会人性人情问题、人道主义问题、以及那种与军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一齐涌进了战争小说的创作领域。而这些以人的存在价值为核心的系列课题的审美探究,急剧而又缓慢地改变着战争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  当然,正值当代战争小说面临历史大转弯的时候,它又遇到了一个操练的机会一一那就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南部边境战争:这一战争的规模尽管难以与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内战或抗战相比,但它毕竟为一大批军旅小说家提供了感受战争氛围与检验已有战争观念的场所。我们不难发现,在新的时代环境、新的社会思潮、新的文学观念的照耀下,一场规模很小的边境战争,竟然哺育了一大批完全可以与十七年的创作相区别的战争题材小说。如作表层观,这似乎是一种不甚正常的偶然现象,但从深层考察,也就可以体会到: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行为,一种包孕了更新趋势的自然而然的特别形态。  作为一种过程或过程的开始,这时小说界出现了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战争小说,如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的《引而不发》、张廷竹的《他在拂晓前死去》、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何继青的《遥远的黎明》、李云良的《留在心里的子弹》、叶楠的《画眉鸟那婉丽的鸣声》等。如果把这些作品置放在艺术的历史流程中加以考察,那其中的不成熟也就显得十分明显,甚至还不能说它们都具备久恒的艺术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像《遥远的黎明》、《画眉鸟那婉丽的鸣声》这一类作品,还存在着片面人道主义的倾向,即为了表现人道主义或人性意念而忽略了战争本身所具有的残酷与反人道主义或反人性人情的本质。但诸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这样的战争小说,毕竟以各自的方式开创了这一领域的新局面与新风气:即注意到了人的价值及人的真实存在。或者说,作家们凭借“军人也是人”这样一个普通而富有挑战性的命题,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了对于战争小说旧模式的对抗:那种军人的荣辱成败,那种英雄主义气概的贯注,那种军人作为人而必然存在的情性与欲望,那种与炮火、与死亡、与社会灾难交融碰撞在一起的苦乐恩怨……都在军人的价值肯定的文学旗帜下直接或曲折地进入了战争生活的画面。  这些小说不乏讴歌英雄或赞美战争胜利的倾向,但其中又隐含了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批判意识,甚至在某些作品的描写中,直接的战争生活仅仅构成表现的一种背景。但愿若干年后的小说史家不要小视了这批小说的巨大开拓作用,因为它们的尝试性与实验性完全可能由于自身的局限而不足以成为传世的精品,但这些以边境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却标志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战争小说发展的历史转折,即一个时代开始走向尾声,而一个战争小说的新时期却摇摇晃晃地开始了!  不言而喻,在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以中青年作家为主体的小说创作,还缺乏足够的艺术方面的或关于战争本体思考方面的准备,而作为艺术创造的参照系,也显得有些狭窄一一即不像今天那样对世界战争小说的创作状况具备比较全面的审视与把握。更何况,中国式的极端功利主义精神(不是指民族功利主义精神)依然在相当一部分军旅小说家的创作思维中应验着旧日的渗透力量。但这一个事实是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的,即这些不同方式或不同深度的战争题材小说中的关于人的价值(或军人的价值)的肯定,必然导向战争本体的探索一这是十分自然的逻辑一一在相当一部分作品中,那种对于人的价值及战争中人的真实存在景况的描写,已经曲折地涉及到了战争本体问题,譬如《雷场上的相思树》:那种命运意识的反复渲染,那种生死瞬间的幻想及毫不留情的现实揭示,都足以使我们回想到那个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命题雷场上的相思树”,即战争生活的不可捉摸或人在战争中的位置。可以说,人在战争中的价值探索,完全可能成为通向战争本体理解的桥梁。而这种逻辑把握的可靠性,已经在最近十年间的战争小说的发展中获得了充分的或比较充分的印证。  我始终认为,作家之于战争本体的探索,在战争小说的创作领域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这种意义的产生还不仅仅在于战争本体,因为一切有关战争本体的描写与表现,往往是小说通向审美彼岸的途径。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它所可能实现的审美目标,就是对于人的存在景况与人类生存前途的追踪与怀疑,而战争则是人与人类的本性获得鲜明体现的一种特别场所。倘若你进入了战争本体的追踪与怀疑,即实现了“战争是什么”的描写与表现,也就意味着你的小说审美开始接近终极性的小说目标了。  自1935年以来的几年间,我们可就读到这样一些战争小说,如莫言的《红高粱》、周梅森的《庄严的毁灭》、《国殇》、朱苏进的《第三只眼》、《欲飞》、乔良的《灵旗》、雷铎的《半面阿波罗》、《鸡祭》、《灯城》、王中才的《最后的埭堑》、宋学武的《山上山下》、《这边那边》、李镜的《那一仗留下一个守墓人》、《重山》等等——这些作品各各以自身的“形象系统”逐步接近战争本体的探索层面,而且在题材选择上,也具备了更大的自由度及深入拓展的可能性。  一方面,军旅作家们依然耐心地描写着边境战争,但已不是《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所呈示的思情结构及表现形态了。如《最后的壕堑》写到了人在战争中的位置,写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价值之于战争的关系,写到了战争的困惑、以及这种困惑中的沉痛与悲壮。而《欲飞》的笔触则伸向了战争所必然铸造的死亡世界:战地尸体火葬场的荒谬与恐怖,那种亡灵的漫游,那种残酷的战争所导致的残酷结果,都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一这部小说所运用的描写方式,与作者的另一力作《第三只眼》具备某种近似性、即描写与表现的荒诞色彩。《第三只眼》所写的虽然是海峡两岸——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对抗,其中重点描写了大陆士兵的“战备心理状态”,但“第三只眼”的存在所必然滋生的荒诞性,一下子把作品的题旨寓意引向了战争本体的究诘。而《欲飞》所体现的战地火葬场的荒诞性,同样凸现着战争本身的“质”:一方面是“欲的残酷,而另一方面又是滑稽可叹的现实。《重山》虽然留下了一点《高山下的花环》的痕迹,但它作为战争果实的深入揭示,在思维方向方面却与《高山下的花环》具有明显的不同。《重山》的思考与《欲飞》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描写的表层内容与艺术传达方式不同罢了。《重山》所着意展现的,同样是人类战争的后果问题,即战争以一种怎样冷酷的表情、并联合着野蛮的传统力量,而把人的生活推入绝境。尽管《重山》没有直接描写轰轰烈烈或血肉横飞的战争场面,但它的全部内涵却与战争息息相关。  这些小说也许说明不了最近阶段的中国战争小说的整体面貌,但它们的内涵及意味,却可以组合成一种属于战争本体探索时思情结构趋势,而我们也可以从中领略到:现今的中国战争小说作家究竟在考虑一些什么?他们之于战争的观念及整体印象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其实,除了《最后的壌堑》、《欲飞》、《重山》之外,如众多的边境战争题材的短、中、长篇小说中,还有不少富有战争本体探究价值的作品,朱春雨的《亚西亚瀑布》、《橄榄》,就以较大的规模与气度实现了一种和平主义的人类和睦的描写企图;而如雷铎的一些短篇小说,则以战争的精神创伤的方式,写出了战争对于人类生活的戕害。当我们读到这些质量参差不齐的小说的时候,不妨经由比较的途径,就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战争小说的战争观念问题,作一些回顾性的对照思考,那一定可以感受到其间的巨大差别一一当然,在我们做这种比较的时候,尽可能地把文学的解释与文学的判断分开。  现阶段的中国战争小说的另一题材渠道,就是那种被称为“历史”的战争生活内容一一问题倒不在于是否选择了已经成为往事的描写对象,而是小说家们以重新审视昨天的目光,开始了新的审美扫描:这里体现了两方面的“接近”,即接近历史的原生面貌与接近文学的本身意义,而在这两方面,正是当代战争小说的薄弱环节,如不是接近真实与接近文学,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接近现实的政治与现实的宣传。毋庸置疑,最近十年来的历史战争题材小说,正在急剧地改变着这种非文学倾向(但决不意味着要实现非政治化倾向)。  在古代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李自成》的小说观念已成为一种相当僵化的模式(但我们也不要抹煞《李自成》第一卷已显示的艺术成就),应该引起重视的倒是徐兴业的长篇小说《金瓯缺》。这部描写宋、辽、金之间的战争生活的作品,在怎样表现战争方面有着自己的开拓与创造,尤其在战争的价值判断上显示了作者的独特的、与传统对立的理解。这正如评家所说在战争场面的描绘上,作家摒弃了以将帅阵前决战为主的模式,也没有在战役之前即已预定胜负的暗示,而是以纵横捭阖的笔力,尽情展现战场上跌宕起伏、变幻莫测的情势、铺陈扬厉地极写战斗中胜负尚未分明、战况瞬息万变的胶着状态,既不忽略骁勇过人的将士在战场上突出作用,更强调战争的机率与突变,强调战争中非任何个人所能左右的、似乎是盲目自发却又有一定规律的消长变化。”这部小说对于当代中国的流行战争观念,对于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持久的争论,对于战争小说应该表现一些什么的理解,都构成了一种冲击一一可这部小说被文学理论批评界忽略了。  诚然,历史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之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那些以中国现代历史为背景的小说,如黎汝清的《皖南事变》、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日》、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江建文的《国难》等。我不想在这里逐一分析这些长篇小说的思情深度或得失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长篇巨着的艺术质量、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战争观念与小说观念,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的作品仍然处于步旧辙、走老路的创作状态。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两位青年小说家的战争小说——一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其中包括五部中篇小说),另一是周梅森的《庄严的毁灭》与《国殇》(其中包括四部中篇小说)他们的小说对象,都可以归属于抗日救亡战争的生活内容。他们的作品不仅纠正了往日的不公正的历史评价(替如对于国民党部分官兵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评价,又如对于国难之中的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复杂心理态势的评价,等等八而且融进了战争状态下的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性的热忱而无情的剖析,并由此而深入到战争本体与人类存在景况的探究领域。他们的小说方式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他们的创作之于战争小说的意义是共通的:他们已经不再盲目地沉湎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结论(尽管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是切合实际的),而是以审美的眼光与艺术家的身份来看待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各种各样的战争了。周梅森的小说中,时有战争是“被炮火驱动的大碾盘”的说法,其实,这是周梅森的战争观念的披露——尽管他的小说难以与《红高粱》相比,但他与莫言一样,写战争并不在于战争过程本身,而是在于战争本体的摸索,在于人的精神状态与存在可能的诘问与怀疑。既然战争是一个“大碾盘”,而人与人的一切都将在这个“大碾盘”中被粉碎,那人类又为何如此频繁地进行战争呢?毫无疑问,一些有才华的中国小说家,目前所拥有的战争本体观念及小说观念,是对那些把小说仅仅当作“工具”,当作形象图解某种思想或观点的途径,当作复述历史的手段的倾向,是一种明显的艺术反省。这种艺术反省,不仅体现在描写内战或抗战的战争小说中,同样渗透在上面所涉及的某些以边境战争为背景或对象的小说中,但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区别:具体战争的性质与战争本体的探究,以及战争的民族功利主义与战争描写的艺术精神,绝不是可以混为一谈的概念。  不过,就现阶段的整体状况而言,中国的战争小说还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力量的制约,但大踏步的审美更新,却是不难感受到的事实。在我看来,作为战争小说的描写与表现,相应的一一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生存于特定社会环境及文化氛围之中的作家个性的——历史态度与道德评价的渗透,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文学现象。为战争而战争的观点,或为某种政治目标而描写战争的观点,固然是盲目落后的文学审美意识,但为文学而文学的所谓“纯文学主义”,也必将是一厢情愿的艺术幻想。文学就是在这种处境中存活与发展着,因而寻找自己的道路的全部可能性,除了更新的实验而别无选择。我想在这里再提及几部小说一邓友梅的《据点》、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高光的《挣扎》、乔良的《灵旗》。《据点》的背景是抗日战争,而《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所描写的是解放战争中的所谓“军民鱼水情”。这两部小说尽管别开生面地试图接近战争生活的真实面貌,而且在人性的复杂与微妙的开掘方面,也结合着战争生活的特定环境而作了卓有成效的实验,但传统力量的制约也是十分明显的。另两部小说——《挣扎》的背景也是抗日战争,而《灵旗》所涉足的是关于长征的生活——《挣扎》写到了战争给双方所带来的灾难(死亡),那是一种两败俱伤、共同毁灭的场面,一种人在战争中的命运与归宿的艺术凸现;《灵旗》的整体音乐则是杀戮与死亡、即那种流血的旋律的弥漫——战争,在历史眼光或历史角度的审察之下,或多或少地暴露了本体的真谛。《挣扎》的表现富有明晰而写实的象征性,而《灵旗》则在小心谨慎的迷宫似的描写中,显现了一种含蓄隐晦的特点。但无论是《灵旗》还是《挣扎》,它们都以客观超越的姿态,触及到了战争的本体特质问题,而且富有一种以人类意识或人性视角洞观战争的光泽、即战争究竟给人类的自身存在造就了一些什么?但同样需要承认的是,这两部小说也一样不通向“纯文学主义”的小说设想——它们属于八十年代。  就艺术创造或小说的审美开拓而言,我们已经告别了《保卫延安》、告别了《烈火金钢》、告别了《三千里江山》、而且还要告别八十年代的某些小说、即便是获了大奖的小说,但鉴于八十年代纷乱的创作状况,要准确可靠地描述现今的战争小说的全貌,将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不过,从众多的战争小说所透露的审美信息中,我们还是可以抽象出这样一种结论,即当代作家的战争小说在经历了自身的坎坷与迷惘之后,现在正迈步在一条新的写实主义与新的表现主义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融合的道路上——-这一切既取决于新的战争本体阐释的独立发挥,又取决于新的战争小说观念的诞生与丰富。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但我们的道路仅仅属于我们自己,它不可能是美国式的现代主义战争小说道路:假如中国的小说家不乐意仰人鼻息的话。文学虽无国界,但它毕竟是一种特定文化的结晶,尤其是作为精神的创造,它无可摆脱地具有一个民族的自身文学传统的承袭性。而中国的土地上所有发生过的战争,虽然是整个人类战争历史的一部分,但它同样留下了自己的文化烙印:战争是一种文化,它总具有自身的特色。中国的战争小说作家对此应具有清醒的认识与坚定的信念。  因此,一方面是写实主义的,一方面又是表现主义的,实际上,这种小说形态(或小说方式)是对战争本体实现开掘与探究的适应,或者说,它是由中国的文学现实与社会历史现实决定的。现今的战争小说创作,除了一部分固守传统或津津乐道于老套子或老路子的作家之外,越来越多的作家已经不满足于战争过程的一般性描写,更不屑于那种肤浅地一味讴歌战争胜利的构思模式。在他们的审美思维之中,战争的胜负是一回事,战争的存在又是一回事;战争的是否正义是一回亊,战争所带给人类生活的深重灾难又是一回事;而描写战争是一回事,表现战争——即通过战争生活或军人命运的刻画而最终传达一些什么,又是一回事。诚然,当代中国的战争小说还不能避免民族功利主义因素的介入,但基于人类意识之上的和平主义倾向也十分显着。臂如《亚西亚瀑布》与《橄榄》的思情结构,其本身就是和平主义或人类和睦愿望的精神产品。如今,越来越多的战争小说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那就是逐步醒悟到战争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无可奈何的历史事实,因而描写战争也就构成了揭示人类生存景况或社会人性现实的一种最富有表现可能的途径1也可以说,小说中的战争情景的抒写一一那种战斗故事、人物性格或氛围情调,等等,都可能造就一种传递作家的主观心绪的方式,一种经由战争本体思考与战争中的人的探索而实现的关于整个存在世界的个性体验的泄露渠道。这或许也可以被称为小说创作的“寓意超越性”,即战争的描写只构成一种手段,而不是艺术的目的。所以,所谓战争小说与非战争小说的划分,也仅仅是一种模糊的约定俗成的为了理论方便的说法。  中国当代战争小说的创作,虽然丧失了许多发挥才能的机会。但我相信,既然中国人从战争的硝烟中站立了起来,那中国的小说家也完全能够在战争的描写与表现中建立自己的艺术形象——当然,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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