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观点的交流或交流中的冲撞,无疑可以作为一种激活思维的重要途径。其实,阅读就是交流。读一本好书或一篇好的文章,固然可能实现精神上的满载而归,然而读那些不乏偏颇之论的书,或读那些充满了奇思异想、但又顾此失彼的文章,也同样可能产生一种启迪情智的愉悦,一种叫人联想翩翩的意外收获。我这里所要阐释的,是对于当今情势下的“军旅小说”的理解,以及与此相关的观照视野与审察目光之类的问题。很明显,这篇杂谈式文章的勉强诞生,它的脐带自然而然地连接着眼下的一些流行观点。但我已经说了,这是“交流”。而“交流”的果实,肯定不仅仅属于我。或许还存在这样的可能:冲撞的火花有意无意地照亮一些新的关于“军旅小说”的话题。  可靠的视野及状态判断  谁可靠?也许谁也不可靠。但我们应该向着“可靠”接近(最大限度地接近、如果从发表于1980年第1期《人民文学》的《西线轶事》算起,新时期的军旅小说也有了一定的历史跨度了。如何看待或评价短暂的过去及现在的创作景况,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看待或评价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牵涉到如今怎样动作的问题,或一个关联到将来如何开拓的问题一…当然,最要紧的是现在,因为现在的自觉,也就隐含了将来的可能性。无论是衡估过去,还是判断现在,都存在一个视野的问题。这个视野应该包括纵横两方面的参照背景:即发展的历史的轨迹与同时期整个中国小说的创作态势。这是两个最起码的参照背景。我们的视野之中具备了这两个参照背景,也就可能避免判断过程中的褒贬倾斜,特别是那种夜郎自大的夸饰现象了。  譬如说,八十年代初至中期,军旅小说世界曾出现过令人兴奋的热闹情景:一批好的与比较好的作品纷纷问世,而与此相呼应的则是一批充满创作热情的年轻作家的脱颖而出——李存葆、朱苏进、莫言、雷铎、海波、唐栋、刘兆林、宋学武、乔良、苗长水、江奇涛、王树增、李镜、简嘉、崔京生、何继青等等,便就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年轻小说作家了。但是,我们还应该提及那些并不年轻的或不怎么年轻的作家,如徐怀中、石言、叶楠、马云鹏、黎汝青、王中才等。特别是前几位驰名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他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再放光彩,同样是八十年代初至中期的军旅小说现象的重要构成。不仅如此,这些“老作家”的开拓精神及创造的表率作用,对于整个军旅小说的艺术革新与审美眼光的大幅度变更,具有极其显着的意义。所以说,年龄层次之于小说现象的判断,固然不失为一种洞观的视角,但作家年龄的扫描又不可能穷尽创作状态的考察。尤其是,八十年代初至中期的军旅小说状态,轰轰烈烈也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如果我们愿意把这种“轰轰烈烈”的景况置放于纵的历史发展背景之上,或置放于横的同时期中国小说的整体创作态势的背景之上,那还可能得出诸如“数量极其可观”、“如此庞大如此整齐”之类的结论吗?且不说题材选择的狭隘(这与当时的边境战争相关),也不说那一时期的一大批相当走运的作品于艺术质地上的参差不齐(现在应该看得更清楚了)一可以直截了当地估计的,那就是:在涌现于八十年代初至中期的年轻作家或比较年轻的作家之中,严格意义上的佼佼者,本来就寥若晨星,因而时至今日再去称“所剩无几”,也就是判断上的失误了。一些曾被称为作家的“作家”因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缘故,特别是因了艺术素养、审美经验的积累、生活感悟能力,乃至个性品位的诸多主体局限而趋于“未老先衰”,那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不仅军旅小说领域是如此,而且同时期的整个中国小说界也是如此。军旅小说领域不过是一个特别的缩影罢了。  一切都很正常。该消隐的就消隐,该火红的就火红。淮也唤醒不了谁,而作家到了需要唤醒的地步,大约也难以用作家的称呼来为自己的最终打句号了。创作既不是竞赛,也不是种庄稼造机器;创作的可能性并非一时的紧迫或勤奋所能奏效的,而所谓体制之类的背景因素,更是与作家的艺术创造(特别是小说创造)相去甚远(在这方面,值得去解释的倒是诸如周梅森、刘震云、高建群一类的作家的创作状态,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可以被称为“军事题材小说”或“战争小说”的,但他们创造这些小说的时候,却并非“军旅作家”)。我想说明的是,任何切割式的文学现象的判断及评价,都可能导致谬误:尤其是小说作家的年龄及创作数量,几乎解释不了最重要的文学问题,如小说的质量、小说的审美创造性、小说的艺术生命力。在我看来,尽管那些自八十年代初至中期“脱颖而出”的小说作家在现阶段所呈示的创造状态,给人以一种冷清的沉寂之感(顺便说一句,适当的“沉寂”之于某些作家的特定阶段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相对于“轰轰烈烈”的“沉寂之感”,依然可以认定为表面现象的结果,因为透过“表面现象”不难发现,所谓“沉寂”的、“寥若晨星”的小小作家群体中,仍然不可遏制地焕发着潜在的创造精神,而且越来越显现出某种思情寓意层面的提高及艺术传达方式的成熟——就八十年代后期至今的作品而言,朱苏进、苗长水、雷铎、何继青等,可以说是保持了相当好的势头,而一些作品的“自我突破”或某种“成功的尝试”,也是显而易见的筝实(至于莫言,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要把他看作是专写军事题材的“军旅小说家”)——-实事求是地说,在今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新时期小说”章节中,倘若能够留下几位从八十年代初至中期“脱颖而出”的作家名字及他们的一部分作品目录,便可以说是辉煌而无所遗憾了,或者说历史所可能选择的,也不过是“寥若晨星”而已!  当然,小说评论绝非“算命”或“测字”,也不是寻找所谓的“解药”,因为小说的发展自有其极为复杂的缘由。我们所能判断的,仅仅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或者是正在变化着的现阶段的状态一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那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脱颖而出”的作家们,其景况又是如何呢?  小说观念与创造的注意力  这一批作家(一视同仁,都称“作家”),自然在年龄上拥有相当的优越性。这是一些大都在《解放军文艺》的“九〇方队”中经历过操练表演的年轻作家,而我们的刻苦探索及辛勤耕耘所收获的成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甚至是值得研究的但有一点也是应该提出的,即小小的军旅文坛往往因了他们的年轻而原谅或宽容了他们的一些本不应该原谅或宽容的缺陷,而他们的长处,也往往因了他们的年轻而被放大或夸张。  替如各自的起点问题。谁高?谁低?这种判断或多或少地被抹上了庸俗的颜色。其实,所谓“起点”,谁也逃脱不了某种历史命运意味的笼罩,就是说,“起点”与历史景况相关,即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的文学起点。而这种相对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比较,也就可能模糊所谓“起点”的高低界限。特别是鉴于历史的规定性,某些文学效应(如“轰动效应”)大约是难于再度出现了。但无论怎样说,现阶段的年轻小说作家应该保持清醒而谦虚的目光,而这种目光不仅应该穿透前行者,而且应该冷酷地穿透自己:不管“起点”怎样地“高”,但与前行者的实绩相比,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且不说老一辈的“徐怀中们”,就是如《红高粱》、《第三只眼》、《欲飞》、《绝望中涎生》、《高山下的花环》、《兵车行》、《雪国热闹镇》、《灵旗》、《重山》、《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蓝骑兵》、《雷场上的相思树》、《死吻》(短篇小说集这样的与战争或与军事生活相关的作品,也已经成为一些(或某些方面)难以跨越的篇章了(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这样的因素:凡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或重要审美价值的小说,一般都是无可跨越的。  在军旅题材的选择方面,现阶段的年轻作家也暴露了某种群体性的狭隘或局限一几乎都是从描写对象的选择上“贴近”了生活,而不是从思情寓意的深刻层面上真正“卷入”生存的现实景况。不言而喻,题材的选择之于小说创造的质量,或许显得并不重要。但题材的选择是拥有相应的价值的:选择本身就呈显着作家的判断与感悟对象所可能实现的某种理解程度。而现今的问题是,年轻作家在题材选择上一味地倾斜于和平军营生活的描写,这就使“军旅小说”在价值实现的操作过程中失却了许多重要的机缘:譬如战争小说的审美可能性一一可以说,这种缺陷同样暴露了现阶段年轻的军旅作家在素养与才能方面的贫困或薄弱(至少可以认为是小说创造准备的不充分实际上,这种发育不良的景况,也同样说明着作为群体的小说创造的“起点”问题,因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战争小说的创造及艺术质量,都可能构成一种衡量文学现象的标志,更不要说是在所谓的“军旅小说”领域了。  当然,重要的是小说观念问题,因为即使我们描写了战争,或最大限度地拓宽了军旅小说的题材选择范围,也很难保证创造者一定会创造出最好的小说。所谓“小说观念”,无疑首先是一个“小”的问题,然后才是“军旅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仑忐壶戒水说观念的过程中,迎面而来的困惑则是:我们在小说中、或经由小说的方式,最终应该传达一些什么,或表现一些什么?的确,现阶段的一些年轻作家已经认识到了“形式对于内容的重要”,并对叙述、语言之类的课题拥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但对于任何小说创造因素的注意,一旦走过了头,或一旦因为过分的强调而失却了分寸,也就可能产生某种毁灭艺术的自戕力。  我们不妨就小说创造的“注意力”问题,对起步于八十年代初与中期的作家与现阶段的年轻作家之间的差别作一番粗略的比较―毫无疑问,这种“差别”所留下的历史烙印是十分显着的(可以称之为:自觉中的不自觉,或不自觉中的自觉众但从一般现象上审察,起步于八十年代初与中期的作家比较注重感受生活的深刻性,比较注重历史或现实中的新鲜发现,比较注重思情寓意的创造性,比较注重传达或表现的艺术方式的顺应途径(所以他们也关心着各式各样的涌入当代中国小说界的国外文艺思潮,并竭力领悟着各式各样的小说叙述模式与小说传达手段的微妙及借鉴可能),于是,大胆、朴实、犀利、新颖,以及为了顺应现实精神的传达所造就的多样性小说方式,也就构成了这些小说作家的重要特征。诚然,从现在的目光判断,这些作家的作品也存在着平实的或在题旨上过分贴近社会学意义的弊端(即使是这些作家中的佼佼者也不能例外而现阶段的年轻作家,又把创造的“注意力”投向了哪里呢?与前者相反,他们更多地把“注意力”投向了小说叙述技巧或小说修辞方式或小说语言形态方面,或者说,他们非常注重形式对于内容的重要性,但这种重要性又失落了一个前提,即“内容”的重要性,或传达对象所体现的思情寓意的层面程度的重要性。他们被莫言征服过,被刘震云征眼过,被刘恒征服过,也被各种“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的“叙述革命”或“文体更新”征服过;他们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但最终依然是苍臼,依然是恍惑,依然是迷茫,依然是呈豆芽状,依然是在狭窄的和平军营生活的题材圈子里作小幅度的晃动打转……甚至可以发现,一呰比较出色的年轻作家,依然唱着很多年前已经被人唱过的“军歌”,依然是一种讴歌奉献精神的宁苳一二尽管装束很新派很有点儿时髦的气息,但脱去外衣却不多的新颖与鲜亮,其中也就谈不上那种介入生活或卷入人类存在现实之后的特别发现了一他们的刻苦探索与辛勤耕耘,他们的竭尽全力,实在是没有把劲使到应该使的环节上去,以致铸就了小说创造的悲哀!  在这里,我想用得上韦勒克,沃伦的一段话根据博厄斯的说法我们可以断定,在像荷马或莎士比亚的这些一直受人赞赏的文学作品中必然拥有某种‘多义性”即它们的审美价值一定是如此的丰富和广泛,以致能在自己的结构中包含一种或更多种的能给予每一个后来的时代以高度满足的东西。”(参见《文学理论》)这个“字冬准”的概念,直接连接着作品的思情寓意的内在层面一一尽管'这富有“多义性”的思情寓意,并不是依仗哲学的思想暴力僵硬地组合起来的,而是经由独特的能够顺适传达的“叙述”或“叙述语言”而获得实现的,但无论怎样说,当一个作家对生活(对战争生活或和平军营生活)还没有产生新鲜而深刻的审美领悟,还没有意识到其中所蕴藏的“意义”,或者还没有跨越特定生活的规范而进入人的或人类的存在景况的理解时,小说结构中的这种可以归厉于思情寓意世界的“多义性”,将从哪里诞生?  至此,现阶段的年轻作家,是否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创造注意力呢?是否应该从所谓的“叙述革命”或“文体更新”的迷惘中获得些许暂时的解脱呢?成功需要从基础开始,而革命与更新,自然也有自己的规律与秩序。  军旅小说与审美的文化视角  在小说界,“文化”的话题已经说了好几年了,可谓热热凉凉、凉凉热热,原因就在于理解“文化”的艰难:都在谈小说创造中的“文化”,但其中的深浅、真伪却被煮得一锅稀粥似的糊涂。我想一旦当我们理清了小说创造与“文化”的关系,便就明白了军旅小说与“文化的审美牵连。这是一种互相包含或互相体现的关系,只不过是军旅小说与军人生活(特别是中国军人生活)具有自身的某些特点罢了。但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军人生活仅仅是一种拥有自身文化特点的过程,因为只有战争或和平才可能是军人生活的归宿,而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归宿,才可能从根本上与“文化”发生重大的关联:或受特定的“文化”影响,或影响特定的“文化”。的确,人类社会中的每一种生存状态或生存方式,都拥有自己的纵横相间的文化背景与独特的文化氛围一一对于小说创造来说,背景的理解只是一种感悟生活的前提,因为背景还是由氛围或特色来体现的。谁见过“背景”?所以就审美而言,最重要的则是那种由人的生存状态构成的色彩纷呈的文化氛围:那是一种形象的实在,一种可以被感受到的精神的弥漫,一种只可能是这样而不可能是那样的独特的具体性一一倘若在小说的描写与表现中实现,这种独特的具体性,那作品的文化色彩便产生了——一军旅小说亦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文化色彩就如克雷洛夫寓言里的影子,你没有刻意追求它,它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文化”这一概念还没有出现之前,“文化”便早就存在了。而到了“文化”的概念诞生之后,我们也就可能运用“文化”的概念去理解包括远古在内的文学作品了。  与文学的评论或文学的理解一样,“文化”之于小说创造,也仅仅是一种感受与把握具体生活的@字,一种站在特定方位上的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亨字。不谊端喻,对于小说作家来说,还存在着其他的透视角淦淦云命的观照方式,臂如社会学的透视角度,又譬如精神分析学的观照方式。当然,在军旅小说的创作领域,也可以运用诸如战争学或社会人性或人的本质力量之类的宏观或微观的审美视角一一就如朱苏进的某些小说,就较少运用“文化”的审美视角来观照军人生活:如果我们唯一使用“文化”这一概念解释他的这些小说,便可能因了阴差阳错而趋于判断的单薄。曾有论者说朱苏进是军旅小说中最早强化文化意识的作家之一。朱苏进发现军旅生活与人性本质的相互作用,是军旅文化的主要特点。”对于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尽可以运用“文化”的视角进行审视或判断,但没有理由随便说这个作家强化了自己的“文化意识”,就如《红楼梦》是一部文化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们没有理由说曹雪芹早就强化了自己的“文化意识”。事实上,不管自觉与否,朱苏进的确感悟到了军旅生活与人性本质的“相互作用”,但这种“作用”就是“军旅文化的主要特点”?不是的,只有当我们看到了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所呈示的中国军人生活的某些特点,才可以说朱苏进的小说体现了中国军旅文化的某呰色彩,因为“相互作用”并不是“军旅文化的主要特点”,而是一切文化构成或一切文化形态中的“主要特点”;它是一种生存规律。譬如,我们在刘恒的某些小说中,同样可以发现封闭落后贫困的乡村生活与人性本质的“相互作用”,但“相互作用”不能认为是某种乡村文化的“主要特点”。广主要特点”在哪儿呢?就在于这种“相互作用”的具体性,即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并以此揭示或展现某种乡村文化的一部分特点一一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生存现实与人性本质的“相互作用”应该说是碰撞或冲突),乃是存在于任何一种人的活动领域的普遍的生活现象!或者说,它并不是军旅生活所独有的存在状态。当然,军旅生活与其他领域的生活相比,这种“相互作用”的碰撞或冲突也许要显得臂巧了等——作家倘能洞若观火地发现这种独特性,并把这种独与夤正的小说审美目标联系起来,这便是作家的功底及能耐了。至于是不是揭示了“军旅文化的主要特点”,那倒是无关紧要的一说到底,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不是文化学,更不是所谓的军旅文化研究。我们不能混淆小说创造的审美视角与最终的艺术目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要因了某种时髦的热忱而放弃了小说艺术的真正理想。  这里需要重复强调的是文化”的视角不是小说创造的唯一视角,自然也不可能是军旅小说的唯一视角。“文化”的视角如果运用恰当,它的确拥有宽阔的覆盖面与相对纵深的穿透力一一因了这一视角的辐射与洞观,许多以前模糊的军旅生活现象可能获得清晰的阐释,以致于被精彩地转换为形象,甚至以某种情调的形态得到传达或体现。譬如,中国当代军人的英雄主义气概与爱国主义精神,就渗透着浓电的民族文化色彩——问题不在英雄主义气概或爱国主义精神本身,而是这种气概与精神的内含与形态,以及与此相关的独特传达方式。大凡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会提倡英雄主义或爱国主义,因为没有“士气”的军队不可能拥有战斗力,而“士气”总得赋予相应的精神内涵。但中国当代军人的英雄主义气概与爱国主义精神,无论如何不可能相同于西方军队所呈显的内容、形态及方式——-除了社会政治内容的巨大差异之外,形态及方式的不同也是十分明显的,譬如出征的誓师方式、视死如归而决不投降的军人境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忘我牺牲精神、等等,大都泛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浓重气息。显然,经由小说而使这种独特性获得形象或精神意蕴的体现与传达,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最终构成小说艺术的目的。它们只可能造就一种属于中国军旅小说的特别色彩。而且,因了这种特别色彩所泛显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所以它们也同样可能泛显于其他生活领域一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化烙印或文化承袭的相通性,才造就了文化视角于军旅小说创造的有效与生命力,也为作品在更广泛更宽阔的领域的传通及被接受,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但不管怎样说,军旅小说的创造目的决不在于“分析”或“印证”所谓的“中国军队文化”的独特性。  小说创造的追求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一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不是文化学,也不是某种生活形态的文化分析报告。读者大约还注意到了,这儿的小标题并没有说“军旅小说”,而只是说“小说创造”——我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军旅小说也是小说;而囊括了各种题材类型或各种特别色彩的“小说们”,在审美的终极追求方面总是具备着一种总体上的共通性或吻合性,即凡是杰出的小说,基本上都关心着“人的存在状态”,关心着人类世界自身的景况、命运、前途,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及操持不同语言的小说家所创造的作品,可能实现相应的“跨历史传通”或“跨文化传通”,而且往往带来这样一种接受效果,那就是卓越的小说大都可能强烈地引起全世界各个角落的精神呼应或情感共鸣。我想,这是一种不断发生着的审美事实。诚然,卓越的小说总是不同的,或者说,不同的小说总是具备着不同的叙述语言、不同的传达方式、不同的文化体现、不同的精神形态、不同的情调或不同的色彩、乃至不同的思情寓意发现及不同的人生价值判断,但不同的小说具备着共同的“关心”,这“关心”便是小说审美的终极性追求了。特别是二十世纪的1说观念所体现的艺术自觉性,就在于意识到了这种追求的生命力,意识到了这种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功利主义追求的伟大与崇高。对于这祥的“关心”、这样的审美追求,我们的军旅小说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关心”,但无论怎样的“关心”,我们都是在关心着“人的存在状态”,关心着人类挞界自身的景况、命运、前途!  这是小说审美的追求,也是小说审美的归宿——当然,这也是军旅小说的追求与归宿。  军旅小说的描写与表现的具体对象一一那种整齐划一但又千姿百态的和平军营生活,那种充满硝烟炮火但又弥漫着斗智者精神气息的战争生活,尽管完全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生存状态,但这种特别的生存状态之于小说创造,其意义仍然在于给小说家的审美提供了一种发现与把握这个世界的契机,一种理解与传达“人的历史”或“人的现实”的艺术可能性。这种契机及可能性对于每个作家都是均等的,但其间又是不平衡的一差别就在于小说家的审美历程:是发现了一些什么,还是仅仅看到了一些什么?是仅仅描写了特别的军人生活,还是把审美的表现与真正的小说追求联系起来了?  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其重要程度是各式各样的“小说修辞学”所无法比拟的;要说现阶段军旅小说的“徘徊”,大约也就是(或主要是)在这儿“徘徊”了。如果要论到比较,即从八十年代初至中期走出的作家与现今的年轻作家的比较,那也得把这儿的问题置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上来加以考察,因为小说的叙述形态、修辞方式,巧至文体及传达技巧之类,说到底也仅仅是一种对于思情寓意追求的顺应,一种表达生活发现的机智吻合——尽管这种“顺应”与“吻合”也是小说审美追求的构成因素,但它们毕竟不是小说艺术的终极性目标。  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把活泼、实在、精微、形象而充满情感的小说挂到天空中去,也不是要作家不着边际地进行荒唐可笑的生存联想。不是的。小说是植根于大地的创造,而不是飘浮于天国的理性产品。小说创造所体现的,是一种经由表层描写系统而抵达深层思情寓意内核的审美程序,因而我们不能因了表层描写而模糊了自己的真正寻求,也不能因了作品的所谓“层次”而忽略了拥有血肉之感的表层描写系统的生动实现。既然现今的军旅小说界依然钟情于文化分析的观照视角,那我们不妨再一次地重复这一话题(但其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文化视角”的范围。  譬如,应该怎样判断《新兵连》的价值?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兵连》给和平军营生活题材的小说创作带来了影响,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部小说的判断上,乃至对于同类题材(即和平军营生活题材)的分析与评价上,体现了一种困惑:即把“文化视角”引入创作与评论之后,最终导致了怎样的结论。应该说,《新兵连》是一部新鲜而富有开拓性的好小说,在这之前,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像《新兵连》那样把这部分军营生活写得如此出众、如此传神。但《新兵连》仅仅写了“新兵连”吗?结论不可能这样简单直捷。我以为,《新兵连》经由一批刚刚穿上军装的农村青年(或刚刚入伍的军人)的描写,写出了一种“众生相”,一种人的生存状态,一种命运之所以是命运的“环境”,即人的存在)一当然,对于一部小说,各有各的读法,但比较可靠的读法是把《新兵连》当作小说读,这样也就避免了各种各样的非文学纠葛(甓如是否“真正把握住了当代军人的精神世界”之类众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否意识到了运用“文化视角”的问题,我不得而知,但小说中的“农民的精神文化”是存在着的;同样,我也不知道作者是否存在要把军营描写成“村庄的延伸”的企图,但描写对象中的农民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水平也同样是存在着的。  不过,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难道描写就是小说的艺术表现目标吗?而且,小说的创作与评论的唯一归宿就是文化分析或文化判断的引伸么?难道不应该感悟到表层描写之外的一些思情或意蕴么?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文化视角”可以成为一种感悟生活的途径,就如“文化视角”可以成为一种理解当代军人及军营生活的途径一样,但它不是作家领略人的生存风景的唯一途径。就《新兵连》而言,现今还没有人投之以审美目光之后大声疾呼作品描写的“不真实”一一如果是如此,那也就足够了。至于作品(包括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作品)是写出了“军人式的农民”,还是写出了“农民式的军人”,那绝非小说的审美意义上的问题,因为军旅小说的艺术目标终究不在“军人”而在“人”,而在军人生活背后的那些可以被称为“言外之意”或“弦外之音”的东西——这大约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一种体现。  顺便可以提及的是,无论是小说作家还是小说评论家,除了应该时刻意识到小说审美的真正追求之外,还应该真正把握好自己的“视角”,因为无论何种“视角”,一旦失却缰绳而成为野马的时候,感悟与判断也就不会“优美”了,甚至可能走向含混或谬误的极端一一“文化视角”也是这样!我们经常可以见到某种概念的滥用及被模糊化,如“农民文化”、“农民精神”、“农民的文化精神”等等。这些“文化视角”中的概念,本来应该是特定的,并呈中性状态的,但到了某些操持者的思维中,它们便被扭曲、变形了,以致于被涂上了贬意的颜色。其实,中国农民的文化精神是一个充满了斑斓历史感的复合体,其中自然潜藏着某些宝贵的、并为“现代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即使是一个穿了军装的农民(或农民式的军人),同样可能成为一种杰出的艺术对象,因为这个独特的对象之于小说的审美追求来说,势必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丰富性一-种不是由那些简单化了的所谓“农民文化”概念所能图解的深厚质泽与悠长内涵。再退-步说,倘若有小说把军营视作“村庄的延伸”,我以为也未尝不可:宫先,“村庄”仅仅是一种场所,一种描写的机会,特别是,在小说中的审美体系中,“村庄”往往是作为“符号”出现的,或者是作为“象征”或“隐喻”出现的,这样,关键的问题便是这“村庄的延伸”之中,小说作家最终给了它怎样的传达意图,并使它抵达了怎样的审美彼岸。  这就是小说的追求。  这就是小说的理想及尽可能实现的目标。  当然,这也是军旅小说所寻找的“艺术品位”。  “兵味”及军旅小说前景  “兵味”或“军味”)的说法,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时新过了,但如今又有文章提起。当然,“兵味”的说法本身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在解释“兵味”时,经常会出现一些偏差。譬如说,有的文章批评某些小说所描写的军人是“正农民准军人”,并认为军旅小说“更主要的任务是要塑造真实可信又富有时代特色的军人形象”——这种“更主要的任务”的说法,几乎有点儿接近“根本任务论”了,所以暂且不去谈论,因为在我看来,谈来论去就是一句话,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艺术的手段或途径,而不是审美目标。所以,这里只说“兵味”问题一军旅小说因了描写对象是军人或军人生活的缘故,“兵味”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这自然是指那些好的或比较好的军旅小说;但反过来说,“兵味”又往往难以成为卓越的军旅小说的主要审美标志——就如某些寓意层面肤浅的小说,你不能不认为其中的“兵味”还是比较浓厚的,但它并不是好作品。这样就使人想到了两个看似简单,但在实际上又很复杂的问题:什么是“兵味”?“兵味”之于小说是什么?第一个间题,完全是一个感觉或感受的玄虚问题,所以我们只能说兵味”是特定生存环境(如军营环境、战争环境等)中的一种军人精神状态,一种军人感情方式,或干脆是一种军人生活的文化氛围,但这些构成“兵味”的因素,如勇敢精神、纪律观念、服从命令的意识等等,一旦置放在其他非军事生活领域之中,难道除了称为“兵味”之外,再不可能被称为其他什么“味”吗?因此,“兵味”是一种渗透于作品描写中的东西,一种提供给人感受的东西,甚至仅仅是一种作品的特色。从这意义上说,“兵味”的艺术价值也就到此止步了。  诚然,“兵味”还可能滋生更深刻的含义一——这种含义至今还没有被人指出过,但在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兵味”已经产生过。它是什么呢?是一种整体性的军人生活或战争生活的寓意发现。如朱苏进的一些小说,直至最近的《炮群》,这都是一种整体性的“兵味”,一种从军旅生涯中发现的富有新鲜感的“兵味”,但它们又不仅仅是“兵味”,或者说,其“味”的覆盖面还不止于“兵”——它们已经具备了某种拥有军旅生涯烙印的整体性意象或意味了。毫无疑问,这样的“兵味”是不同于一般特色意义上的“兵味”的。因为它已经演化为一种深入到了内核的审美经验了。其实,这种富有一定的现代色彩的“兵味”构造方式,在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已经存在了(“第二十二条军规”也就是一种“兵味或“军味”),但这种“兵味”的内在含义或“形而上”的寓意,却已超越了原生对象本身,于是你说它是“兵味”或不是“兵味”都可以。由此可见,“兵味”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它的外在性,而在于它的内在质地。  现在的军旅小说领域比较漠视战争题材的开掘或发现。我们已经很少见到杰出的夺,个尽的创造与探索了——这一缺陷也是导致现今的军旅小说奋森十兵味”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小说是一种最富有“兵味”的军旅小说类型,因了这种小说类型与战争生活的直接联系,“兵味”的生长便有了自然而然的性质。  如果当今的军旅小说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能够重视战争小说的创作,那我们的军旅小说的前景也许会辉煌起来一一当然,这需要投入精力,需要耗费光阴,年轻作家则需要一个虽没有战争亲历但又必须熟识与理解战争的过程。然而,我们不能没有战争小说,不能没有这一通行于世界的小说品种,特别是应该意识到,倘若我们仍然感兴趣于“兵味”的创造,仍然有志于“兵味”中的中国式文化色泽的发现,那战争小说就是一个展现未来的广阔天地。  只要我们乐意开放或阔大自己的视野,那就不难发现,中国的战争传统与西方的战争传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于是其中的“兵味”也不同于西方战争世界中的“兵味”,而这种观照方式必定会给我们的战争小说创造提供无尽的机会。替如,中国的战争观念中很早就包含了浓重的“民本”思想,无论是商灭夏的“鸣条之战”,还是周伐商的“牧野之战”,所举的旗帜上都展示着顺天意、从民心的伦理道德观念,这与柏拉图时代的公开“功利主义”战争观念是有明显差别的。又如“用兵”的最高境界,西方自然是倾向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百战百胜,但在中国的军事思想与战争实践中,却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法,而这种源远流长的观念,便就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了,即所谓“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这种目光观而察之、察而悟之,不就是一种文化差异吗?而这种文化差异之中也就包含了“兵味”的差异及情调的不同—但我们的战争小说却往往缺乏这方面的自觉:我们只是把“弘扬民族文化”停留在口头上,但最终也不明白我们的“民族文化”究竟是什么;不知而为之,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要说到军旅小说或战争小说,以致说到小说传达中的“兵味”,绝不可能是一个一笔带过或说说而已的简单问题——尤其是当这些问题与小说审美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艺术的创造就变得复杂与深厚了:既不是浅水一池,也不是土山一座,而是大海与峰峦!  我在前面说过了,文学评论既非“算命”亦非“测字”,而是回顾与正视的实事求是的审美判断。特别是对于文学现象及作品的理解,应该审慎而富有穿透力,然后才可能感悟到应该做什么与怎样做。一旦当我们变得理智而充满激情的时候,那创造的潮汛就即将来临;一旦当我们从独立思考的大地上站立起来的时候,那神谕般的艺术召唤就开始从空中滚滚而至。当今的军旅文学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