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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引:这些笔记写于不同的时间,所想也不一样,可谓循思而记,互相之间并无内容上的联系。有大题目,也有小题目;有实在的,也有虚玄的,但都与文学或军旅文学相关。笔记本是自己读的,现拿出来印成铅字,便有点儿献丑的味道。  1  人生识字糊涂始。这不能说没一点儿道理。起码是一种消极的人生经验。屈原的《渔父》,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可见“醒”的光彩。但近日在《小说界》读到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说罗地人称“愚”与“蠢”为“醒"。少功作了一番“考证”,我也觉得很有道理。屈原的“临江一跃”,原因是与世道冲突。他太“醒”了,而且是“独醒”。但在俗人眼里便是“愚”、便是“蠢”,何必一脚踩空,以死了之?如果屈原不识宇,也不会“离骚《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离”通“罹”,遭受之意),那他也不可能“独清”或“独醒”;但他就是因了“清醒”而失却了无忧无虑的生活;虽则换来了后世隆重追祭他的辉煌,可他逝去了,什么也不知道……  可见“不识字”,不去思考现实,特别不去寻根究底地思考哲学上的那个“存在”,倒也日落日出,宁静相安。可人偏偏喜好思考、热爱追问。这大约是“识字”的人越来越多的缘故。而且追究的问题越来越尖端,越来越“虚空”,也让人越来越“糊涂”。譬如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文学,而且在中国还有“军旅文学”?这就有点儿像儿童问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苹果树或黑猩猩一样可笑……其实,一点儿也不可笑(笑话儿童即笑话自己不过,一旦涉及到文学的存在理由或“军旅文学”的可能性,还是会让人感到惶惑的。  然而,惶惑是惶惑,人的“本能”中总算还有思考这一项内容,而且能想到一些问题也是很好的,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弊,怎么说也能长一点儿智慧——管它被人视为“醒”,还是落个“愚”与“蠢”的名声、甚至是“识字的糊涂”之类。其实,要想弄明白这些问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突然想到几句话,有点儿像逻辑游戏:  凡“军旅文学”,因了作品的卓着及对于文学特质的独到体现,是可以突破“军旅文学”而成为文学意义上的文学的。此时此刻,“军旅文学”便不仅仅是“军旅文学”;它是文学军旅文学”的称谓也就可有可无。文学就是文学。  这样说来,给“军旅文学”划一个圈子,或多或少是涂上了一点儿人为的行业色彩。于是让人想到,独独给“军旅文学”写史的思维方式,就显得有点儿愚蠢或迂腐。不难想象,如果把一位出类拔萃的“军队作家也不去过问他的代表作及其题材倾向是“军旅”还是“非军旅”),仅仅认为他是“军旅作家”,那算是肯定了他,还是贬低了他?记得那位写过《小说面面观》的福斯特说过,热衷于“分类”的学者大都是“伪学者”,这话确实不假,因为“分类”最方便、最省事,而要真正感受文学或切合实际地领悟到作家作品的创造性,则是一件难事:是一道学识的门槛,一种功底的考验。  不过,“军旅文学”已是一种约定俗成。何况,比起诸如“工业文学”、“石油文学”、“海洋文学”、“森林文学”、“改革文学”、“校院文学”之类,“军旅文学”还算是比较“科学”、比较顺理成章的一种称谓。似乎很少有人使用“农业文学”的说法,其实,中国的“农业文学”最发达,最繁荣一到了气候不凡的地步,反倒没人给它归类了;要说,也是以“农村题材”相称。  说来说去,还是个题材选择的问题。  题材选择决定不了文学的命运。题材选择只是为作家提供了一种契机,而不是创造的过程,更不是创造的结局。  凡读过的一些很有名的“文学史”,东方的或西方的,很少(几乎没有)见到“史”的阐释是按题材分类展开的。(因为它是“文学史”而不是“题材选择史”)最要紧的是独特背景下的独特创造,或哲学倾向性、或文体创新、或叙述学(修辞学)革命、或对人的认识或人类生存景况及前景的新鲜见解(理想或忧患八以及对文学、对美学、对人类情智的启迪所作出的奉献、等等。  于是可以感觉到,我们对“军旅文学”既要在意,又不要过分在意-——在意则要在意到点子上,那就是某种题材特色所可能造就的美学意义。  3  一位在军队单位当电视剧编导的朋友与我谈起他的创作,中心话题是军旅题材的优势及是否存在优势。这位朋友不在北京供职。他很能干,且谈锋不俗,颇得要领。后来我只对他说,再不要称道自己的优势了:你有优势,人家也有优势。你独霸不了军旅题材。况且,地方编导也各有自己的题材优势。独特的题材与独特的传达及传达了一些什么统一起来,才可能造就自己的气候……  其实,军旅文学的创作也是如此。据时下的流行理解,军旅文学是特指军队作家的创作领域一这当然没什么道理,因为某些现代战争小说或古代战争小说,作为地道的军旅文学作品,并非全是军队作家的创作成果。题材摆在历史或现实中,它不是哪一个人的“专利”,谁都可以选择,甚至地方作家要比军队作家更自由(他们没有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众这就优势不起来了。如果换一种角度观察,军队作家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也不会比地方作家差。要说对于生活的熟悉程度某些军队作家自己与自己比,可能熟悉农村生活更胜于军队生活;若军队作家与地方作家相比,熟悉农村生活的程度,某些军队作家也不亚于、甚至要大大超过地方作家。这样一比较,所谓题材优势也就“焕然冰释”。  结论:谁也不要高谈题材优势。各有优势也就等于都有优势,而都有优势便谈不上谁有优势。  这有点儿相对主义的味道,或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你坐在自己的小天井里看世界,总觉得很优越,总觉得自己很独特。要是站在高处呢?山外山,天外天,尽收眼底,还会“感觉良好”地误认为自己独独地占着这种优势或那种优势吗?  4  文学创作确实辛苦。有人耕耘一生,总算有点儿收获;不管名声大小,还能留下一些作品,或许在文学史上也可写上几句光彩照人的话。可有些作家(或许是大多数),虽则劳苦到最后,却收获甚少;而严格意义上的“颗粒无收”,也不是“史无前例”,可以说是很多。但这些作家在彼时彼刻还是很得意的,至少,他参与了,他的思维也印成了很多铅字。“聊以自慰”,在很多时候绝非一句失却了意义的空话。作家总有作家的梦(或理想梦是可以理解为信仰的。有梦总比无梦好;若有好梦,自然不会觉得夜长了。这道理,既“虚”又“实”。  不过,作家不能想着身后的辉煌才去从事创作。也不可能顾及那么多。《诗经》的作者是谁?后世只是记住了《诗经》。大诗人屈原的文学地位是如此地高,可在没有印刷术的当时,他能想到留芳百世的“功利”么?他只是参与,而且参与得很深。他投江也不是为了“诗”。  所以我想,作家还是“务实”为上。作家就是为了写作,是为了今天写作。明天如何?那是后人的选择。但此间有着天经地义的“大道理”,那就是明天是今天的继续,而今天的文学,明天还是要接受一部分的。就像我们仍在拜读屈原的“楚辞”一样。后人的接受及认同,是以今天的可能性为基础的。你不想明天,但明天说不定就选择你。这是很难说的。其间存有偶然性,可后人毕竟要比我们聪明。  文学,首先是为今天存在的。先做好今天的事吧。李白看得明白广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可李白还是写诗,且写得又多又好。他身后的声誉是他活着时的名望的延伸。  我以前记得一句话,说做事要勤勉刻苦,要“只望攀登莫问高”。不知是谁说的。我想,文学亦如此。做起来再说,能上高峰最好,上不了就到半山腰,对得起自己便可“聊以自慰”。  有句话我说过:若觉自己不是一块从事文学的料,那就赶紧鸣锣收兵,或许做其他事还能抵达成就显赫的境界。但我尚未向任何具体的人说过。我担心伤了朋友的自尊心,而且总觉证据不足,也没法找到证据,因为严格意义上的“颗粒无收”,是将来由历史作鉴定的。可你说他不是这块料时,后面的事还没发生呢。或许,就在你说完这句话的若干年后,人家偏偏创造了奇迹……所以这句话是不能随便说的,即便用心良苦也不行。一生一世就痴迷于这一苦差使,你还要泼凉水?  可我还是觉得,一个好作家的出现,存有诸多并非由作家本人选择的因素,替如情性、耐久力、知识准备、客观环境、等等。当然,意识到了可以尽量地去弥补,但也只能补小拙而无补大拙。尽管如此,此间的“预测”依然难寻证据,就如某些世界级的电影明星一一甚至是到了“不惑之年”才“袅袅升起”的“女明星”,也不乏其例。所以,也就不要去为耕耘者的前景枉费口舌了。凡“攀登”总要付出代价,先“攀登”再说,走一步算一步,所谓“重在参与”——过程属于自己,选择属于自己,其“果实”也属于自己。何况,这“果实”之中还包含着乐趣及生命的满足感呢一至于“实”与“虚”之间,本无“楚河汉界”般的规划。  5  如果要谈“军旅文学”、最值得谈论的是“军旅”两字,即文学的特色。因为既然是文学,那其中应该追求的美学质泽及思情寓意,对所有的文学来说都是不可缺或与等闲视之的——假如连文学都够不上,何谈“军旅文学”?  可我感到现今的“军旅文学”,特别是小说,“军旅”的特色正在淡下去,淡到了让人感到正在消逝或隐去的地步。倘若这种“淡”,丝毫不影响作品的质量,而是故意为了隐去一些什么,或为了寻找一种“人的生活不是军人的生活),那是另一回事,但也不要给这样的作品插上“军旅文学”的标签(如今还没有见到很像样的这一类作品更多的“军旅”特色“正在淡下去”的作品,其本意倒不是为了“淡下去”,而是实实在在地浓郁不起来一是无力“浓主观)而显现出来的一种难以自控的“淡客观”)。  这是我读了很多作品后获得的印象一一而且绝不止于文学,替如电视剧创作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说过,如果让作品中的人物脱去军装,那其中的人物可能连军人也称不上了一真正的军人即便脱去了军装或离开了军队,也不论处在怎样的位置上,或怎样的生存际遇中,军人依然是军人,起码在气质上仍拥有着军人的某些精神特色。可我们的不少作品总是摸不着、抓不住,以致把“军旅”弄成了一个空壳子……  诸如此类的创作现状确实令人担忧一一且不说军队的作家很少有致力于战争小说创作的(起码不是很多)——岂不知“军旅文学”失却了战争文学的创作,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缺损。如果“现实题材”的军旅文学(小说)在“军旅”特色上再无所作为,那我们的军旅文学也就真的是“欲哭无泪”了。  “军旅文学”之所以缺乏“军旅”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作家的“特色”意识淡漠的缘故——不少作家对今天的军营生活太疏远、太陌生了。我读到的许多“军营故事”——特别是一些颇有功底的中年小说家所虚构的“军营故事”,不少都是六、七十年代的军营人事风貌,而这些岁月恰恰是这些作家在基层当兵或当指挥员的岁月——-真是写不尽的回忆、述不完的“抚今追昔”。其中感慨是有的,情绪是有的,形象、情节、场面、细节,统统都有;还有的就是陈旧,就是与眼下的军营生活接不上茬、并不了轨,从根本上淡薄了当代性或现实感——写过去的亊(乃至历史生活),也得拥有当代性或现实感。我想作家们是明白的。  其实,写写过去的“亲历”是可以的,而且很好。关键在于你写出了一些什么?有没有新意?你的“参照”又是什么一一没有这个“参照”,你就难逮过去的“特色”,即便是逮到了,对于今天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宽大无边了……  6  又读明史,与年轻时的感受不太一样。  想到文学。觉得“封建社会”并无明确的“文学界”。一是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如今的专业概念;二是文人的熟读经史、锻炼谋略、乃至赋诗作文的功力,全是为了科举仕途——这也不好随意指责文人,因为制度就是这样安排的,而做官在当时也是光宗耀祖的事。况且,满肚子文墨经略,不做官如何实现?而靠文章诗赋也不可能活命(那时没报刊及出版业特别是,朝廷实行的是文官制度,打仗的将军在朝廷上是吃不开的(被认为是武夫)——明代就是如此。也可想像到戚继光这样的将军为何报国无门、想做事也做不成……  文官大都是科举出身。最低级的考试合格者为“举人”;“举人”参加京城的会试殿试,合格者为“生员”;“生员”应三年一度的乡试,合格者为“进士”一“举人”得授九品,“进士”得授七品。据说,明代的应试者有百万以上,而文理通达便可步入仕途。所以,那时的生员、举人、进士一作为官吏,大都是有些文墨的;或者说,其中的一些无疑可以被称为“诗人”、“散文家”(小说或戏剧文学是不屑一顾的,在当时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把戏由此可见,彼时彼刻并不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界”,也不可能独立起来。它只是一种仕途功夫,一种修身立业的不可少的“素质”。这种状况当然不仅仅是明代的风景,“封建社会”大抵如此。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大约是从近代以后开始的。印刷业及出版业发展了,而且又出现了报刊杂志,文学也慢慢自成一统了。  现在想来也有点儿荒唐,熟读经史,文笔华美——能赋诗作文,就能管理国家大事、就能执政当父母官?而学者与政治家之间能够划等号?当时的翰林院修撰申时行就怀疑过这种制度,但当他成为大学士后,也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因为体制上实施的是中央集权,其精神支柱是“道德”,管理方法则依靠“文牍”。只有申时行之前的张居正打击过那些只知以华美文章欺世的文士,认为这些有名的文士不崇实。当然,这些被打击的文士,大都是批评张居正的人。张居正甚至以“吴干越钩,轻用必折;匣而藏之,其精乃全”羞辱过著名文士王世贞进士,竟然把王比作脆弱而不堪使用的武器,只能“匣而藏之”,才能让人欣赏到它的完整与精美:可看而不可用,更谈不上斩将夺旗,经略天下。王世贞“要官”的企图,就这样遭到了张居正的拒绝。  文学与治国确实不是一回事,而学问与政治也不能等而视之。所以,文学的相对独立或成为一种领域,也就显得合乎情理一我之所以一再说“相对”,那是因为真正的独立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想象,考察今天的文学,绝不能忘了昨天。历史及其传统是很厉害的,即不可能自动退出发展的舞台;而如今的文学领域,谁也无法保证昨天的影子或相应的渍痕已经全都消失……一点儿也不奇怪,且有很多人心里都明白。  7  读了不少军旅小说的“军营故事”。无仗可打的时候,“军营故事”也就不会像“战争故事”那样惊心动魄。没有炮火,没有硝烟,没有伤亡,于是也就没有那种战场上的军人所面临的严酷考验,至少没有那种活泼泼的生命于瞬息之间彻底消逝的现象。而现今的现实题材所描写的,基本上都是暂时不打仗的军营生活。老实说,相当一部分作品写得不甚精彩,而平庸者也不在少数。总觉得缺乏一种与非军营生活有别的特点。  这种特点究竟是什么?从整体上说,军营生活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便是与战争的关系。军队为战争而存在。倘若这个世界再不会发生战争,那军队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一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每一个国家的决策机构都不会这样认为。  既然军队为战争而存在,那军营生活怎么会与战争无关呢?应该说,军营生活的主要构成都与战争(或与准备战争)相关。这是军营生活与非军营生活最为显着的区别点。  倘以这种观念去读某些“军营故事”,也就不难感受到这些作品的缺憾(致命的“不尽如人意”)。或者说,这些作品的创造过程忽略了一个最不应该忽略的概念,即战争这一概念的贯彻。  某些作品写得也不能说差,但独独忘却了描写对象的特点,以致把战争的意识弃之思路之外,或干脆把军人生活写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别是,某些作品把地道的“乡村文化”照搬到了军营。我倒不反对、甚至也赞成唱唱“农家军歌”——当然是“军歌”,而不是“乡村民歌”。此话怎讲?我的意思是,鉴于军人的构成,某种想象中的“军营文化”是不存在的。它有着自己的方式及形态。农民参军、乃至成为军官,但先前的“乡村文化”气息依然会渗融于军人生涯的方方面面。这没什么不好。是一种正常状态,一种“历来如此”的现实。  既是“农家”,又是“军歌”,这“农家军歌”怎么唱?依我看,就要唱出“军”与“农”的冲突一这是一种文化冲突,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冲突,一种行为规范的冲突,一种生命目标及归宿的冲突。军人的生存目标毕竟区别于农民的生存目标,而区别的重要内容,便是军人与战争的无可避免的直接关系。  我觉得,“军旅文学特别是“军旅小说”,应该注意到这一精细而微妙的问题。其中的价值可谓显而易见。而且,这是一种最能体现“军营故事”独特性的特点:它与军营生活最深层的精神风景保持了紧密的联系,那种为了战争而生存的人生,也可能获得独到精湛地描写一一这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是见不到,也不可能发生的。  要想抓住,并真正写出军营生活中的这种特点,绝不是一件容易事。一般说来,理解军人与战争的关系倒不见得难,难的是,一个非军人(如刚刚参军的农村青年或城市青年),怎样成为一个能够立即投入现代化战争的军人,或一个为了战争而不断被锤炼着的人?这就得下一番功夫了。而且,其中多少有点儿“因人而宜”的味道。譬如说,有的作家对某地(或家乡)的“乡村文化”比较熟悉,这就可能造就一种长处。而“扬长避短”适合于一切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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