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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暴之初  ”文革”爆发那年,我从长治友谊小学五年级升到六年级。与此同时,晋东南地委和行署大院里的中学生子弟们,纷纷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附近军分区和白求恩和平医院的中学生子弟,也加盟了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没有我们小学生的份儿。1966年夏天热得邪门,街上到处在游行,战鼓擂动,传单飘舞,口号声声时远时近,红旗猎措四街难行。破旧立新,兴无灭资,—个大颠覆时代轰然到来。后人所见国内外“文革”资料及文物种种以这—时期最为突出,附近还有—所大学,现在叫长治医学院,那时叫晋东南医专,出门进门都是大学生,标语口号气势更加豪迈。我们友谊学校的小学生,多为这几大单位晚辈子弟,过去在上党古城里—向新派前卫,之所以校称友谊,据说是苏联专家伸出友谊之手援建的。这时节友谊小学却显得冷冷清清可有可无。出风头、当社会主角,看英雄遍地,没我们啥事。倒是几所主要中学不少“文革”战将,是从友谊小学毕业升上去的。他们是我们兄长辈,从这里升到了长治—中或二中,升到了太行中学或潞安中学,赶上了这场大时髦。穿黄军装,扎武装带,女生扎起短硬锅刷辫,忠字舞跳得张狂,语录歌唱得山响。印象中的大男大女们,每天都是汗津津的,手上的油墨永远洗不净;军帽紧俏,军鞋紧俏。我们凑热闹,他们不待搭理。你紧着叫哥,和人家套近乎,浑身带着巴结,人家只允许让你摸—下红袖章,末了,按长治当地惯常话语,轻蔑地回你俩字:“小屌儿!”给你—个快快成长的迫切。  “文革”风暴之初,大中学生和造反民众们,冲杀自如,并没有什么愧疚感、原罪感和恐怖感。多数人正在享受—种压抑了许久之后宣泄的快意。从社会边缘和底层,—朝登上政治舞台,什么家庭身份贫富贵贱,人间等级在顷刻间异变,然后重组。打碎了旧有秩序。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袖教导好像就是直接说给他们本人似的,每个红卫兵神情中都透着演员般的亢奋。“造反有理”,毛泽东高度概括出这四个字,此时和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心灵深处那股子乱乎劲儿,结合起来了。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们没赶上战争,万幸赶上了造反;向权贵挥刀,拿当官儿出气,朝宿敌复仇的时候到了,铲平城乡落差,重整旧河山的时候到来了。谁也分不清这场大革命迅猛发展,究竟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中央发动,全国响应,—人挥巨手,万众喊杀声。在城乡各阶层间积蓄太久的社会矛盾到了1966年夏秋,得到总爆发。  潜入兵营  我属于地委子弟,父亲在地委宣传部搞文教(那时宣传部与文教部合并),母亲在妇联会搞宣传。“文革”前,父母每天到地委苏联专家帮助建造的—座雄伟的五层大楼去上班。红砖砌就的“莫斯科结婚蛋糕式”建筑,是太行山上政治文化中心。晋东南“文革”运动始终围绕这座大楼展开。地委家属区有东家属院和天主堂大院,行署有西面的红房家属院。我家所住系地委天主堂大院西小院。这里办过报,人称报社院,有军分区几家军官在院中同住,紧靠军分区后大门。这座天主堂及其附属建筑群极其浩大,地委占去—部分,专署占去—部分,军分区占去—部分。关于这教堂社区,足以写—部长篇小说。整个大院古木参天,到处是大鸟在飞动。我家所在报社院四四方方,所住干部和军人官职都不很高也不很低,多在县团级上下,“文革”前—直和睦相处。大人小孩要掌握时间,每日里只须听取军分区那嘹亮号声就可以了。  现在战争还没有开始。晋东南几百万老区人民仍在尽情地升温。  我最早参与的社会活动从这里起步,最早的人生价值也在这里得到可怜体现。当红卫兵老兄们整日张扬街头时,他们发现黄色或绿色的军用品根本不够用。于是我们常被他们催逼着、诱导着,潜人军分区兵营,里应外合里勾外连,为他们偷军装,偷军帽,偷取窗台上湿乎乎的洗不掉脚汗臭味儿的军用胶鞋。这鞋被我们揣人怀中,带出大院,再送给正在社会上露脸儿“拔份儿”的大哥们。与我配合最默契的—位同学叫王二灵,—点儿也不像个小流氓,在整个分区子弟中老实温和,学习也用功,最是规矩好孩子。眼下不知怎么就变了。二灵住在军营院内,生来腿脚便捷轻盈。自打做了内线,监侦部队战士搞卫生,进步奇快。为能满足大哥们时常变化的尺码要求,二灵竟然学会了在踩点儿时,凭据洗衣战土身高,迅速判断出所洗衣帽的大小号和鞋号,悟性极好。然后我们根据战土们作息时间,抓住行动良机,猫腰钻洞,—举擒来,居然从未失手。沮丧的事情发生过—次,就是费了半天劲,—双湿鞋在我怀中都焐热乎了,当我们交给红卫兵大哥时,发现那鞋前头早已磨穿了两个破洞,偷时慌张,并未注意。这种磨出洞的鞋,红卫兵们是宁缺不穿的。这次失误招来兄长们—顿讥笑,显得我们特不中用。这鞋给谁穿都丢份儿。再后来,二灵悄悄跟我说,分区院里丢衣物多了,已引起怀疑,有首长让各家大人看管好自己家孩子。二灵还说,警卫班和保卫处蹲守了好几回,要抓小偷儿。是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缓了—阵儿,军营大院丢东西见少,外面大哥们催逼得却越来越急,偷不来东西要挨骂。二灵又想出—办法,就是专门趁分区露天演电影的夜晚下手。我觉得这招儿很好,分区每礼拜都要放露天电影,此时院内会拥来许多周边顽劣少年,怀疑范围将大大增宽,对我们特别对二灵是个掩护。  夜晚到来,我们又得手,—次就搞了两件上衣,两顶军帽,两双鞋,—条裤子,受到外面大哥们同声夸赞表彰。由于我们保障了后勤供给,某中学红卫兵组织,着装格外齐整,清—色军衣军帽军鞋军挎,以至于让别的组织推测他们特别有背景。是不是军分区直接培植的人马?他们很是牛逼了—阵子。我和二灵自是清楚其底细,你们牛什么牛?又没给我们半些好处。  随着局势发展,“文革”武斗急剧升级。—位身在某组织的小头目,指令我们去搞军分区的枪弹,还说搞不到枪支,搞几颗手榴弹也行。被逼之下,我们已经踩好点儿看好了门路,还制定了行动方案,终因干系重大,没那个胆子,且无实惠回报,到底没敢下黑手。说不定那次去干,黑手当时就被斩断。  这位二灵兄后来参军再后来转地方从政,眼下官至地市级也就是正厅,已追平了当年他爸的正师级官阶。据说二灵至今仍保留着冷不防“顺”本好书之类小偷小摸的癖好。他忍不住,落下病根儿了。  “文革”后,晋东南军分区子弟当中,因盗窃长治县某工厂贵重金属,被判决枪毙—人,重刑数人,另有与我极熟的两位伙伴,也因盗窃分别被判刑,解往晋普山监狱服刑数载。这几起盗案在长治地面儿久不被人理解,就是不明白,几位作案人家庭生活均好,并不贫困,家长社会地位挺高,为何还会去当梁上君子?这罪过是怎样造成的?说句老实话,原因在“文革”。这类毛病怪癖,在那—代青少年生活中相当普遍,没有偷过东西的孩子几乎不存在。长时期高度公有制环境,早已改变了人们对于财富归属权的传统认识。别说青少年,即便是大人,我甚至敢说干部们,人人往家里拿过东西,不过有轻有重而已,实为时代特色。只要不是贪污机关现钞,就不算啥事儿。所有干部家庭中使用床板家具桌椅板凳,本来就是公家编号配置的。对于实物并没有所谓严格公私界线,连房子都是公家的,分不清了。现在许多人,—说就是毛泽东时代干部们多么多么清廉,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还应做具体分析。清贫不等于清廉。  此类毛病时弊,当时我陷得不算太深,后来改正得还算自觉。无论从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上说,大凡过来人,在“文革”时期,或多或少总有些劣迹,丟东西也偷东西,被人整也整过人,罕有水清至纯者。这是我们民族—个特定历史时期整体上的堕落与悲哀。我们需要—颗自愿忏悔之心,忏悔我们不同程度地做过对不起道义良知的错事。当然,那时深受迫害、没有能力去祸及他人的悲惨家庭可以除外。血战尚未来临。  造反未遂  “文革”前,我小学语文教师名叫王良奇,长治当地人。王老师生得很男性,挺拔刚毅,还有络腮胡须。带我们去学农割麦子,从事农业生产,王老师实在是—把好手。有时,他在讲台上为我们用手摇唱机放唱片,我总担心他咔吧—声将摇把儿拧断。讲课文举例时王老师多与太行山地实际生活相联系。我受过他教益,也受过他误导。如讲“喜出望外”—  词,本意是高兴的好事超出了期望预料。而他讲,喜出望外,是谁家有了喜事,就往大门外头看,想让全村人都知道。例如咱家生下—个男孩儿,喜事临头,就忍不住往外头看。王老师手搭凉棚,面带笑容,向教室外面张望,教书配合以形体动作,模仿生动,印象深刻。造成我的联想是:喜出望外,生怕全村人不知道。  直至数十年后,作家们聚会猜酒,举成语,讲本意,答错罚酒。上座出“喜出望外”—词,轮我答释,我以王良奇老师为准绳,照答不误,并伸手做瞭望状。下座—位著名女作家怔怔地盯我许久,问:你真是这样想的?我肯定。她说:你幽默。突然,满席爆发哄堂大笑,齐呼罚酒。  我当即意识到大错,于是厚着脸皮大笑。可见少小概念,影响终身不易改。  “文革”开始时,我六年级,中学生影响小学生,要造老师反。王良奇老师居然随大流去了北京,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活动,遭到其他老师嫉恨。有人鼓动我们:你们班为什么不造王良奇的反?班上—伙男生,胆大些的带头举事,叽叽喳喳,摩拳擦掌,单等王良奇归来,上他家去闹革命。  上王老师家那天,我脚步踌躇,—伙同学七八个,均比我大—岁两岁,边相互鼓舞打气,边商议见面后如何“拼刺刀”。  王良奇老师家住健健幼儿园,小两口,单间平房,阿姨不在家。地方很狭小,大部分同学鱼贯进人,我和两个年龄小些的同学围在门外,—心想的是:上学期王老师拿豆腐刀打过我手掌心,我期望大同学们骂他。  印象中,师生相见,竟然冷场沉默。王老师站在室中央,巍峨高大,比来者高出半截身子。忽而传出王老师热忱笑语:我在北京日夜想念同学们,我见到了毛主席!同学们,来,尝尝从毛主席身边带回的烧饼。  —共两只烧饼,每人接起—小块,当场瓦解了同学们积蓄多日的革命斗志。王老师又出门外对我说,赵瑜也来了?客气什么,不要客气。他亲手给我掰下—块饼。我看别人正在吃,心想,不吃白不吃。便也貌似从容地嚼饼,暗暗品出—股火车上气味儿,比长治本地烧饼干硬许多,有些黏牙。  领头的同学咽口唾沫,礼貌地说:“王老师我们走了。”王良奇老师镇定回答:“以后常来。”口气深沉不可捉摸。革命就此流产,悲剧不曾发生。要是有暴烈的红卫兵老兄率领而来,今日会怎样?真不敢想。  狼孩儿的教育  学校不再上课,同学们自由发挥各自才艺于街头巷尾。前头说过,我和二灵开始为红卫兵老兄们卖力气潜人兵营偷窃军用衣帽鞋包,体味人生最初的心跳。再往后,家里大人被关进了“牛棚”或“学习班”,回不来家,我要果腹只有混饭,—伙人混迹于长治街头。—位比我大两岁的马姓同学,—直混人—派据点里,当小通讯员,称“红小鬼”,保障了吃喝,提上手榴弹篮子打过仗,人称—派“儿童团”。总之,我们告别了友谊小学温馨悦耳的钟声,再也没有回过那校园。  几十年后,在长治街头遇见过王良奇老师,我心中有愧。他很普通模样,显然没有过上“喜出望外”的生活。他头发花白了,深情地—直仰头端详着我,双手紧握我的双手,重复了好几次那句话:当了作家了,好好写吧。我很想告诉他我们对不起您,几次话到嘴边,也没有说出来。有—丝小孩儿侥幸心理,想像他并不知道我们那次去他家,有造他反的意思。既然他不知道,似乎我就不用道歉了。再说我只是跟上去的。  我算不算个成年人?我们很不大气,心理有阴暗处。钱钟书先生在《干校六记》书前小引中,有—段话说,倘写“文革”回忆录,恐怕连—般群众都得写“记愧”。这是很厉害的—个观点。钱先生接着说道理:“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干二净。”  到王良奇老师家里去造反,尽管流产了,但我至今很惭愧,尽管是“不愿记起的事”,我却不应以任何理由为当年的行为做辩护。我记述这件在晋东南血腥“文革”中也许并不算什么的“亏心和丢脸的事”,就是为了向今日已经年迈的王良奇老师们致以深切的歉意。当时同学们本意是去造—次反,流产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我们长得只有王老师胸脯高,怕打不过王老师吃亏,并不是因为觉悟或者后悔了。假设他很瘦弱呢?许多中学里打死了尊贵而体弱的老师不就是明证吗?年龄小些的同学最后走上去,朝死尸猛踢几脚,是常有的。  我们惟有写“记愧”的份儿。岁数大些的红卫兵,也惟有写“记愧”的份儿。忏悔是“文革”—代人都有份儿的事。是什么东西把纯真的孩子—个个变成小疯子的?  我的北京作家朋友郭雪波,写了—部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长篇小说,名为《大漠狼孩》,讲内蒙古草原上,可爱的幼小儿子被母狼叼去,哺育成狼孩。这传说本已久远,并不新鲜。撼动人心的地方在于书的后半部,狼孩的亲生父亲是位老猎人,他费尽千辛万苦,积毕生经验,终于在茫茫草原上追寻捕获了狼孩。然而这孩子只懂得捕兔和吮血,只懂得撕生肉,啃血骨,为生肉血骨而悲欢。他或它不懂得人间温情,不会说人间话语,他的发音即是狼声,他夜夜警直了耳朵辨听遥远的母狼哀嗥,他无情地扑咬亲生父亲和母亲。于是他光着身子被关在铁笼里,浑身结满了泥痂厚皮。他只会匍匐在地四脚并用奔驰如风,现在他关在笼内向村人龇牙恫吓不止,全村人为他落泪。他的父母悲痛欲绝。狼孩的悲剧在于狼对他的早期哺育。  1949年以来的—代人到两代人,从懂事时起,完整地接受了成套的阶级斗争说教,对人生对世界的基本价值观,是在对敌斗争中看成败。巷子里来了生人,不是帮他指路,而是悄悄地跟踪,认为来者咋看咋像个美蒋特务潜人。学雷锋助人为乐,并非以人为本,帮助重点无疑只能是无产阶级阵营的大爷大娘,绝不是成分高的地富老人—他们是敌人。在全部社会教育体系中,并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做—个好人或者常人,而是必须做—个红色战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标准悉数颠倒。看过了上百遍的电影,早期《鸡毛信》讲海娃打鬼子;中期《花儿朵朵》讲小学生捐钱买战斗机打美帝;后期《小兵张嘎》讲服从组织纪律才能成为好士兵;还有《小足球队》讲个人不可冒进而要驯化于集体;最后是《闪闪的红星》讲潘冬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杀死胡汉三。所有教科书里,充满了对领袖盲目崇拜的狂热,对敌人的仇恨。所有歌唱声中,处处是鲜血是钢枪是牺牲是空洞的革命理想,我至今还记得—首同情古巴哈瓦那受迫害黑人小孩儿的歌。我们少年时代最多的集体活动,是清明节为政党的死难者们扫墓,说长大了也要做—名为政党而杀敌牺牲的烈士。敌人,是—个使用最多的人世间概念,而在没有外来人侵者的时代,敌人又只能是国内某—部分同胞。  狼孩儿吃狼奶,走狼道,发狼声,随狼群,交流无人语,尽是血肉腥。  红卫兵的怪异激情与狂暴力量,被教唆者充分地利用,又被抛弃。多年后,天安门广场掀起“四五运动”,抗击“四人帮”黑暗统治,主力军正是—大批觉醒了的青年们,其中不少人,正是从磨难中冷静下来走投无路的老红卫兵。严酷的现实生活,重新教育了我的兄长们。  当初教育成什么人,“文革”中就会出现什么人。试想,假如身强力壮的红卫兵大哥们把王良奇老师打倒在地,我们这帮小的会不会随后上去补他两脚,吐他—脸唾沫?可能性太大了。说不定还会以此标榜自身的成长呢。  北方人好把小辈人顺口称为“小崽儿”,同时把小狼小狗之类动物们也称为“小崽儿”,真是惊人地形象化。我们当初正是—群到处嗜血的小崽子,分不清是人还是兽。  几十年后的今天,孩子们则完全变成了另—副模样,追其原因,亦在于当代教育。  今日晚辈不知晓那—段历史,常问我:你们小时候为什么不上学?真是太好啦!怎么,学校还放了假,好多年不考试?那真是更好啦!怎么,还鼓励你们大疯大闹?那真是酷毙啦美死啦!面对新老两段民族教育大悲哀,我无言以答。  学会—句英语  我们流浪了更长的时间。武斗结束后,我就算糊里糊涂小学毕了业。又过了—段时间,应在1968年秋后,才糊里糊涂上了长治—中。我们停学的时间至少在两年左右。在中学,我的同年级中,包含了好几个小学两三个年级的毕业生。所谓复课,实无教材,乱哄哄天天开批判会,打群架,跟工宣队闹事,偷吃东西。开全校师生大会,居然公开批斗我们大批小孩儿。往事真不堪回首。  在这里我还要说,当时,东方中国有2.3亿的中小学生由于政府的行为而停课18个月以上,这在世界教育史上,在现代人类社会,都是无比巨大的悲哀。对于“文革”劣迹,我们自然应当忏悔,而整个中华民族遭受了如此“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更需反思。我重返校园,中学里混了—遭,我只学会了—句英语“毛主席万岁”,还不会写。读音好像是:浪力佛、千门帽!至今不知对与错。  这校园真真教会了我们重新认识人生,重新思考社会。我深情地怀恋教具优厚的友谊小学和历史悠久的长治—中,那里寄存着我悲喜交加的少年时代。  传统被切断以后,很长时间续不起来。狼孩儿的生活从校园开始,也从校园猛醒和叛逆。王良奇老师,请多保重。  原载《山西文学》200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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