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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七封书信,都是年轻的巴金用钢笔书写的真迹,应该没有发表过。收信人地址前后一致,都是“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收信人姓名均为“赵黛莉女士”。七只实寄信封俱在,其中两封保留着民国时期邮票数枚,上面分别印有孙中山头像和蒋介石头像。寄收邮戳依稀可辨,有“平滬”、“上海”、“北平”、“阳曲太原”等字样,可辨认的时间为“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巴金先生在信封上或写“平快”二字,或写“上海李缄”字样。我得信时,七只信封和七封信,已经分离开来,没有原装在一处,因而其前后顺序尚需详查。巴金先生在信尾注明时间,未见年份,仅有月日,也为这七封信的排序加了些难度,要依靠内容从容推断。我认为七封信应是跨了年度的。要把七封信前后顺序排列准确,包括与信封对上号,还望专家细识。  我所看重者,是信件内容。七封信加起来好几千字,总还是丰富的。我没有涉及过巴金研究工作,仍坚持把信收藏回来,怕它们流失损坏,就是为了给巴金研究者们救得一份素材。往日收点儿东西,总是个人私好,这次则有些为着社会之意。为了热爱和审视着巴金的人们,也为我所从事的文学工作,尽些心责吧。过去,生活在太行山深处的老太太,有些迷信却懂得“敬惜字纸”,应是某种尊重文化的自觉。而巴金先生本人,正是为保护文史资料而力倡修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首位作家。他甚至把建成此馆当作“一生最后一个工作”,说“我愿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并为此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替文学馆排忧解难。巴老本人还带头捐出了第一笔开办费……  巴金先生这些信,距今七十多年风雨,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让人怎能不珍惜。夤夜灯下品读,如同一位前辈作家再次向我们细叙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时,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余六封,只落一“金”字,更让人倍感亲切。当年,巴金先生致信黛莉一人,而今看来,则是写给我们大家,写给他全部读者的。  赵黛莉这个名字,很可能不是原名,应是一位读书女生,崇尚新生活、新风气,自己起了好听的名字来用,就像如今网友们很少使用真实姓名那样。我们可以推想,在阎锡山治下的太原府,渴求新思潮的知识女性赵小姐,读过巴金作品之后,产生强烈共鸣,心潮难平。她不满于旧家族窒息的空气,倾心致信作家,用了这个浪漫的名字,而这位少女显然颇多才情,信写得又真又好,否则,年轻的巴金也不会给一位读者频频回复七封信。这时,巴金先生三十来岁,尚未与萧珊女士结合,正处在准备恋爱抑或恋爱初期。事实上,萧珊女士与黛莉一样,也是读了巴金作品,用书信方式走近巴金的。  所收第一封信,纸质薄而坚,信纸上端印有三行红字,首行字体大些,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信封上中英文印刷地址相一致。次行字小,为“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号”,末行是“电话:五一五六零”。我最初见到信,便是这一封。当时,闻说有巴金旧信,我还不大相信,如今古董市场造假,绝技横生,一笑而已,待看过信封、信纸、邮戳、邮票,始断为真。当时,在我记忆中,仅知巴金从日本归国后,曾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做过总编辑,还做过《文季月刊》主编,一道工作的有靳以先生等人。据此,细察陈旧发黄的信纸,觉得极难伪造。后来见到全部七封信,其中有五封信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信纸;有一封是“开明”信纸;还有一封是《译文》信纸,纸质厚些,日久发脆,损字较多的也是这封,其上还有一句白话广告语,谓“介绍外国文学与艺术的月刊”,印有地址为“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一二号”,“电话:七四八九一”。所有这些,都佐证了这批文件属于真品,行话叫是老的、对的。更关键处,在于手迹与字体。巴金手书成篇,还有许多繁体字,他人几乎无法模仿,除非照着印,写是写不成的。行话称一眼货,或曰大开门,取开门见山,毋庸置疑之意。当然,真正不可伪造者,还是信的内容,这是谁也编不出来的,因为巴金拥有一个与他人大不相同的独特思想世界。第一封信,前后两页,巴金先生以横写完成。其余六封信,皆为自右而左竖排竖写。  现在,我们可以阅读第一封信了。抬头一句,巴金把少女赵黛莉称作“先生”,给读者以足够尊重。全文如下,内中做“0”处,应是缺字或辨识不清之故一一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谢谢你的好意,费了你好些时间来给我写信。你的信给我带来一点慰安,一些鼓舞,我决不会怪你。你十二岁就读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里很不安,不该拿那惨痛的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你在十六岁时读了《家》,我知道你会喜欢它,因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样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颗纯白的心,有一个对于正义的信仰,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  你说你认识琴,我想大概你在琴的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面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说你没有机会看见琴,你自己也许就是一个琴。琴有她的弱点,但是合于人性。我现在正着手在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写《群》了。我去年写过几页,以后又搁了笔。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搁笔,你一定会高兴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譬如谈生活,谈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话语。但是请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乱,所以不能多写了。我―天总得回口几封信,而且我又是个出名不会写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个极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气。  祝好  巴金四月二十夜十二时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补写了一句:“以后来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赵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别的什么地方,也说明巴金先生愿意收到赵黛莉新的来信。  我尚难判断,这封信该有哪些研究价值,只是处处感受到一位作家对于陌生读者的深切爱心。“爱一切需要爱的人,恨一切人为的、不合人性的传统”,话语凝练,颇多力度。巴金先生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在1935年《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是这样表述其意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的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这些话,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简练使用。到了1949年以后,巴金始将“人为的制度”这个说法,改作“不合理的制度”来表述。我以为却是原先的表述更锐利、更精确,人治的社会制度必须改革呀!而合理与不合理,则不好讲,定位坐标不同,是否合理的结论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悯而敞开着的,他不安于自己写出《砂丁》来,担心那惨痛图画会伤害到孩子们。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说,成稿在1931年,取材于艰辛的底层工人群体。我没有读过《砂丁》原作,只是从李存光、陈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献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时期,曾经到浙江长兴煤矿,深入矿井工作面,体察窑工们的劳作。他下井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矿工,情景惨烈。此后,一位云南留日青年黄子方,又向巴金细述了云南个旧锡矿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讲到“砂丁”们被五块银元骗到矿山,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同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相抗争,自发组织了拚死逃生行动,又横遭镇压。巴金据此写出悲愤的《砂丁》。作品笔调沉郁而绝望。他反对当局的暴力,控诉血腥镇压,站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立场,痛斥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秩序。这部《砂丁》与不久后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两部反映底层工人生活的浸泪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顾去岁时写道,“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过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岛沈从文寓中小住,又在这里为《砂丁》写了序言。在这篇《序》中,巴金说:“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  偏偏如此惨烈的一篇《砂丁》,竟让一位十二岁的山西小女孩赵黛莉读到了。巴金于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该拿那惨痛图画,来伤害你的孩子的心灵。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当作巴金“污蔑工人阶级”的坏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还写过一篇关于《砂丁》的创作谈。  信中谈到了曾经搁笔又即将再写的《群》,这是巴金先生1931年在《家》的后记中做过预告的一部书。当时曾说要把这部《群》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来写。巴金先生决计,“写一个社会的历史,因为我的主人翁是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从这封信中可见,这部叫做《群》的小说,果真写过开头,只是后来被作者放弃了。查阅手边史料,皆没有提到巴金有过一部作品叫做《群》。  从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预告这部书之前,确实有过一种“群”的感动,乃至于1936年致黛莉信中,还念念不忘。这是因为,1928年以后,福建南部特别是泉州一带,成为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域。吴克刚、丽尼、陆蠡、鲁彦等几十名新青年,在那里创办新学,普及教育,宣传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主张,组织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其中吴克刚担任高中学校校长,是巴金留法的同学。巴金始终向往那里,曾于1930年秋、1932年和1933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赞这群为信仰而战斗的人们“从家庭走进到社会里面去了”,这群青年“忘记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说,当年巴金认为,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实现,一是借鉴法国和俄国大革命,走一条民众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鉴英式的“总同盟罢工”进行斗争,壮大工人力量,推进革命巨澜。据此,巴金曾经回忆在泉州参加这种职业革命的生活,极富吸引力:“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那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一个古老的院子里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请看,巴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激进青年。而从1903年开始,在辛亥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最先输入中国的西方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亦称为“安那其主义”,吸引着大批热血青年,影响了上世纪两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说,安那其主义和李大钊等人引进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看去有不少相似处,又很不相同。在中国,散落着几十个无政府主义团体,要真正成就大业,是无比艰难的。而巴金却被这个信仰所推动,为着这个“群”而激动,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支撑着巴金写作的信念。  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一封信,让人联想到许多历史场景,令我难以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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