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万水千山抬头望见北斗星  千言万语我们要见毛主席  当工作组作为压制青年学生的“灭火机”而被最高领导斥责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时,到处是一片雀跃欢呼。  外地大中学校的学生们前一阶段像北京学生一样,受到压制、打击,并发生了一些流血事件,如“西安交大六?六反革命事件”、“兰州事件”、“南京大学事件”、“长沙惨案”、“铜川事件”等。  青年学生们面对自己受到的压制,与听到收音机传来的伟大首都北京的声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苦恼、愤懑,在恐惧中燃烧起巨大的希望。  于是,其中胆子大、富于行动的学生便怀揣红宝书踏上了赴京的旅程。  去北京上访告状  谁心里也没底  1966年8月8日,《十六条》公开发表。《十六条》中的第七条为“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第四条为“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这决定不仅宣布了“右派”学生们的解放,而且更进一步给了他们革命造反的权力和武器。  一段时间来,心情颇感压抑的中学生们这才明白:原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符合中央精神的。揪当权派,反工作组没有错。毛主席他老人家亲手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是这个意思。  被宣传工具鼓动起来,却又斗不过压在自己头上的当权派的学生们,暗中串连,商量着找党中央、毛主席去评理。同时,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如火如荼,许多青年人羡慕之至,抱着好奇、欣喜的心情,怀着一颗追求真理的赤心,踏上了去北京的征途。  大串连的序幕就从外地学生来北京的行动中拉开了。  他们或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取经,在这里共同交换造反的经验;或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倾诉“革命者”受压的“冤案”,取得传播“文革”烈火的勇气。  8月中旬,骄阳似火,京津公路两旁,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和庄稼一样,被灼热的阳光晒得打了蔫,一个个躲到树荫下纳凉,突然,远处传来嘶哑、却颇有气势的歌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老乡们以为是解放军支农来了,可仔细一听不对,那歌声传达出的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什么的,而是口口声声要造反,要谁见阎王。  转眼间,队伍开过来了,原来是学生队伍,只见数百名大中学生肩并肩,手挽手,脚步虽然零乱,却在疲惫中打起精神.一拐一拐的步履中还是透露出坚定的意志。他们多数人穿的是蓝色制服。几个男学生走在参差不齐的队伍之外,身着退色的绿军装,手舞红宝书,高声呼喊口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数百名学生跟着齐声高喊,随着喊声,他们顿觉精神倍增,周身热血沸腾。  学生们不在城里闹腾,到乡下来干什么?老乡们正在迷惑不解之际,只见一辆吉普车飞速开来,距学生队伍几十米处,戛然停车,两个人从车上跳下直奔学生队伍,双方交谈几句,忽见学生们发疯般欢呼跳跃起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吓跑了田间野兔。  原来是中央文革派人来接学生的。  这些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学生们从天津出发时,真是心潮澎湃,壮志凌云,走到半道,脚起了泡,又渴又热,有人心里还是不免打打退堂鼓:“到北京能见到毛主席吗?中南海能让咱们进去吗?在天津闯了这么多天,连万晓塘的面还没见着呢?”但“不去北京,在家不也是等着挨整吗?你知道嘛叫右派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上北京告状,弄不准就成了左派了”。  去北京上访告状,谁心里也没底,之所以敢去,就是因为听说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路上一聊,谁也没亲眼见到过那封信,都是听说,问来问去,最后到底听谁说的都不知道了。  他们担心的天津市领导可能派人阻挡,但事情并没有发生,没有想到的是北京竟会派火车来接他们,他们真是太兴奋了,用激动万分形容远不能表达那时的心境,他们几乎都哭了。  幸福、激动,一块石头落地的轻松,真是百感交集。当时要是让他们为毛主席,为中央文革去死,也一定会认为是最大的光荣和荣幸。  从天津到北京120公里,步行不过两天路程。两天之间,消息不仅传到了北京,而且惊动了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一些人头脑中产生了某些联想之后,又及时调动火车,并在杨村恭候“革命小将”。  真有些神秘,如果不是预谋(至今没有任何线索说明此事是中央文革小组预谋的),怎么会不谋而合呢?  有一首老歌在此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相比之下,西安的学生们,就没有天津红卫兵那么幸运。西安虽是著名的古都,却地处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而且,肩上悠久文化传统的担子也较其他地区重得多。校园里的学生们听到千里电波传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多么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番啊。然而四面古城墙,凝固了时空,使党委工作队得以运用权力,控制局势,制止“革命”的骚动。  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白天要写检查、交待罪行;深夜,他们难以人睡,不知道是谁开的头,黑暗中有人愤愤地说:“上北京,找毛主席评理去!”  有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这首老歌在此时又被賦予了新的含义,抒发了受“错误路线”压制的革命者想念毛泽东的感情,很多人含着热泪唱道:“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迷雾时想你有方向……”  像一道亮光划过夜幕,给那些无所措手足的青年男女以光明、希望,当右派,令人恐惧的后果,使他们对《十六条》,对“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中的某些段落感到无比亲切。他们忘了疲劳、忧虑、愤怒,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文件中有关造反有理的词句。  最后,他们决定:集体赴京取经、告状。  李明光,西安第五中学学生,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学生。20年后,取得洋博士学位后,到广州一家公司当了总工程师。他回忆说:“当时真是全身心的投入,从心里觉得我们是掌握真理的少数,而且相信多数群众并非不理解不支持我们,只是受几千年‘从众’‘怕官’的传统思想束缚,敢怒不敢言而已。当我们作出北上赴京的决定时,真觉得我们是在写历史,好像感受到了当年被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红军决定北上陕北时的心境。可笑吧,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不过,那时我们是真诚的,今天该算事业有成了,但却没有了当初那份真诚。”  1966年8月10日,晚饭后,李明光、张宝泉、武少敏等十几个人先后悄悄溜出学校,到火车站候车厅碰头。  他们不知道,他们自以为很机密的行动,早已被人向上汇报了,一张已经撒开的网,正有条不紊地收口。  “各人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看能买几张火车票”。张宝泉说,“钱都集中起来,由罗江保管”。  罗江是足球队队员,体魄强健,快步如飞,而且粗中有细,深得大家信赖。此刻,他也不推辞,仔细地把众人交给他的钱收齐,清点。李明光、张宝泉几个把罗江护在中间,漫不经心地四下张望。  突然,李明光发觉气氛有些不对,候车厅里应该是男女老幼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在自己周围却都是20多岁的粗壮结实的小伙子,而且都没带行李、包裹,甚至连提包也没带,一个个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比自己高明不了多少。  李明光悄悄踢了罗江一脚,说:“不好,有情况。”罗江忙把淸点了一半的钱胡乱塞到兜里。李明光说:“离开车站,跟我往外冲。”  但为时已晚。几个乳臭未干的小狐狸,哪里斗得过老猎手。  十分钟之后,在旅客的一片责骂声中,李明光等人被冠以流氓、盗窃团伙的名号,拘到铁路局保卫处。  李明光看了看表,7点30分,一列开往郑州方向的火车轰隆隆驶出车站站台,他的心随着逐渐消失的隆隆声而消沉。  完了,一切都完了。  他不知道,就在15分钟前,北京府右街,中共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西门,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了。像神话一般,四周的人群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少人下意识地用手去揉擦自己的眼睛,仔细看去,没错,是他——人民领袖毛泽东!在“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群众握手。毛泽东在群众族拥下登上接待站讲台。这一次,他没有简单地回报簇拥的人群以“人民万岁”,而是提出要求和希望:“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次日,《人民日报》用激动人心的词句报道了毛泽东会见群众的场面,和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希望。  被关了一夜的李明光等人听到这激励人心的消息后,又从消沉中振奋起来,李明光代表同伴向大沿帽提出了强烈抗议。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其实,当时他们还没有成立组织,甚至没有商量成立红卫兵的事),我们要去北京向中央反映西安学生运动的情况,你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扣留我们,就是压制革命,就是破坏《十六条》,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负全部责任。”  大沿帽下的面庞,连眉梢都没动一下,只是追问罗江:“既然钱是你的,你说是多少?”  可怜五大三粗的罗江,此时被问得满面通红,他不敢乱说。到底是多少钱,不要说罗江,5个人谁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大家都很激动,谁也没留心自己给了罗江多少钱。大沿帽微笑地说:“连自己有多少钱都说不清,又怎么证明这钱不是你偷的?”  李明光决定单刀直人,说:“别绕弯子了,民警同志。你们的行动是有预谋的、有计划的。我没有说错吧?”  大沿帽矢口否认。  李明光继续问:“可他们到现在仍不敢露面,这说明了什么?他们害怕承担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可是,民警同志,你们愿意替他们背这个黑锅吗?我相信,你们是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人民警察为人民嘛,刚才的广播您听到了。毛主席去的地方,您知道是干什么工作的吗?群众接待站,专门接待被走资派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的。毛主席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偏偏选中这个地方与群众见面?可能是巧合吗?高手下棋,哪一步不是选择最佳点、最紧急的场所落子呀?”  大沿帽下的脸庞有些变色了,李明光清楚地看到那张脸轻轻抽动了一下。他乘胜追击:“我们几人确实不是流氓小偷,这您心里明白;同时,您心里也明白,我们几人是‘游鱼’、‘右派学生’但也许您还不明白,或不特别明白,《十六条》中清清楚楚地写着:要保护少数,因为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里……”。  张宝泉悄悄推了李明光一下说:“是‘有时’”。李明光一惊,他把自己的看法说成中央文件了,连忙改口,纠正自己的错误,同时生怕大沿帽抓住机会反攻。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大沿帽站起身,手下意识地拍一下桌上的钱,自言自语地说:“无论如何,我不能放你们走。执行命令是我的惟一职责。”说完,他推门进入里屋。门没关严,他们看见,那门接通站台,一列客车正停在站上。  李明光对同伴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罗江说:“八成是大沿帽网开一面吧。”  武少敏飞快地掏出钢笔,撕了一张台历,写道:钱我们取走了。  学生们朝往后退去的民警挥手致意  几个人溜到站台上,果然那大沿帽没在门口,正在几十米外怒斥两个负重过多的小贩。他们几个装作在站台上散步的旅客,踱着方步溜到车门口,鱼贯上车。  火车一开,几个人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没过多一会儿,就又提心吊胆起来。因为他们的钱不够买到北京的火车票,几个人商量一下,决定先不买票,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等检票时再补,就说是刚刚上车。  火车快到郑州时开始查票,李明光建议往后撤:“万一要是没查到头,火车就到站了,咱们可以从车下绕到前面去。”  但外行难钻内行的空子,列车查票时选择的都是需运行近1小时的大站间隙来进行的,他们几个很快发觉已经没有退路了。罗江问:“咱们说是哪一站上的?”武少敏紧张得舌头都有点发硬,说:“我想咱们还是说实话吧,一撒谎我的舌头就发硬”。  李明光几个终于被带到餐车里,他们正准备掏钱补票,却惊喜地发现,餐车里已经挤满了学生,看样子,都是没买火车票的。一搭话,果然都是无票乘车,要去北京取经、干革命的大中学生。  众人听到李明光几位要补票,忙阻止说:“补票?人民火车人民坐,干革命坐车还要票,法不责众,看他能把咱们这么多人怎么办?”  几十个学生挤在餐车里,感觉比在拥挤的车厢里舒坦多了,他们不由齐声高唱革命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列车员、乘警们果然没敢找他们的麻烦。学生们安安稳稳到了郑州。  火车刚刚进站,细心的武少敏就发觉有些不对头,十几个带枪的警察一列纵队随着缓缓行进的列车疾行,后面近百名青年工人,两列纵队紧随其后。火车停稳,这些人也停下来,刚好站在餐车车厢外面。  “不对头啊!”武少敏说,学生们都看出有点不妙,早有人探头到另一侧车窗外张望。好家伙,百十口子人,个个手握铁锨、木棍,虎视眈眈。  “完了”,不知谁叹气说,“全没戏了”。  李明光强作镇定说:“同学们,别慌。咱们不就是无票乘车吗,又没杀人放火,还能把我们怎么样。”  几十个学生都趴在窗口,朝外面喊: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听毛主席的话,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不知谁对警察叫道:“警察叔叔辛苦了!”  终于,车厢外的青工们被逗笑了,紧张的气氛缓和下来,民警官衣在身,不苟言笑,一言不发,分为两队守着两个车门。  学生们喊道:“警察叔叔放心,我们不会逃跑的,我们要去北京见毛主席!”  工人们一听,觉得有理,学生们对郑州火车站构不成危险。站台上的工人有的开始坐下聊闲天了,铁道上的工人不堪日晒,竟自散去。只有警察仍坚守岗位,把学生困在餐车里,而学生们谁也没想过逃跑,甚至不敢企图混到旅客中间,他们宁肯扎在一堆,互相壮胆。  几分钟后,一位50多岁的领导模样的人在两名路警的陪同下来到餐车,请同学们下车谈一谈。一名中学生迎上前去说:“要谈就在这儿谈,我们是死也不离寸地!”那位领导同志开始晓以大义,从国际形势讲起,到国内形势大好,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最后落实到火车误点造成的严重后果。  正讲得兴起,一个学生插嘴说:“您是不是说一列火车误点会引起连锁反应?”  “是啊,列车运行是一个整体,局部要服从全局,个人要服从……”  “您说,一列火车误点一分钟,就会造成上万元的损失?”那学生打断领导的话头问。  “那当然了,所以我恳切地希望你们以国家利益为重……”  “您说,我们几十个人的车票加在一起,也不过一千多块钱吧?而且我们一再表示,到了北京,找到亲友一定补票。可是您呢,尊敬的领导同志,一说就是滔滔不绝的几十分钟,您可知道,您已经浪费了国家几十万元人民币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而您,尊敬的领导,您明知故犯,以捡芝麻为借口,整篓地倒香油,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不能不问一个为什么?你……”  此时,他把“您”换成了“你”,并故意加重语气:“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不知是这套胡搅蛮缠生了效,还是话语中真的有哪一句击中了对方要害或敏感区,他只说了一句:“那好,你们自己考虑吧”,便转身匆匆离去。  两分钟后,列车一声长鸣,缓缓起动,学生们带着胜利的微笑,朝往后退去的民警挥手致意。“再见!谢谢”的喊声,随车远去。  李明光回忆说:“西安、郑州火车站两个回合下来。我悟出一个道理,用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压住对方,让自己的私货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对方敢怒而不敢言,乖乖放行。后来,我们到了北京,出站时,又用了这招。我们20几个人,又加上一些四面八方来北京串连的学生,他们是在检票口碰了钉子返回来的,有100多人。我们排成两路纵队,手举毛主席语录,高唱造反歌,大摇大摆地朝货运出站口走去。不仅没人敢问我们要票,连邮件车都停下来给我们让路,顺顺当当地出了站,我们在广场上欢呼了一阵,便去各学校取经告状。”  我们要见毛主席  后来,各地学生又听说毛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的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代表。  于是,一趟趟列车开始载着红卫兵从京广线、陇海线、京沪线、哈大线……向北京奔驰;一群群的红卫兵开始从那些城市、乡村走出来向着北京眺望、靠拢。这些红色的点连成了线,连成了流,向京城汇集,最终将组成一个红色的世界、红色的海洋。他们知道,在这个红色海洋的中心,最终将托起他们心中的太阳,那永不落的太阳!  首都在聚热,在膨胀……  到8月15日,北京城已经云集了数十万名外地学生。北大、清华等大专院校乃至王府并、西单等繁华街道,外地学生随处可见。  大批来京上访的青年学生,最先都投宿于各大专院校的同学处。他们四处活动,多方联络,以求得到对他们“造反”行动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外地来京师生是一个把北京“造反”火种带到各地的最好的机会。  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大造舆论,以便使外地来京师生回原单位后能起到带头造反的作用。8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筹备举行了“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这天,北京工人体育场红旗飘扬,人声鼎沸,造反歌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直冲云霄。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大风大浪里成长》的讲话。  在讲话中,陈伯达高度评价了外地来京师生“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称赞他们大有希望。陈伯达说:“你们这回到北京来,我想,将会在你们一生保存很深的印象,将会永远在你们心中激起革命的波浪,将会永远鼓励你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他还指出“革命要依靠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能包办代替。”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鼓励外地来京师生学习北京的“造反”经验,然后回去“革命”。  整个体育场沸腾了,掌声冲天,欢声雷动,外地学生们激动得又蹦又跳,喊哑了嗓子,他们幼稚的心灵发出真诚的感谢与激动,因为他们终于从党中央听到了对自己行动的肯定。右派学生的帽子早已随着那浓重的福建口音飞到九霄云外了,幼稚但不失聪明的大中学生们悟出了一个道理,革命与反革命,正确与错误的分水岭或者说判断的标准不在于你干了什么,而在于你的立场,在于你站在哪一条线上。  北大、清华是外地学生最集中的地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让他们大开眼界;排山倒海的批斗会令他们意气风发。看看那些在台上低头弯腰,瑟瑟发抖的黑帮、当权派,有的学生难免要动恻隐之心,但是一想到就是这些可怜兮兮的人,曾经是那么专横、一意孤行地压制群众,又那么阴险地把天真的学生打成右派、反革命,用毕业分配威胁学生,就又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  现任华佳技术开发公司经理,“文革”期间的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黎钢说:“如果不是毛主席撤走工作组,那我们真是危险了。扣你一顶右派学生的帽子,发到边远山区,一辈子就完了。所以,我们当时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工作组恨到家了,如果不把他们批倒批臭,中国又将多出多少右派分子啊。”  “文革”中在一所军事院校读书,现已有两本著作的中年知识女性王佳说:“当时面临着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的下场,面临着受批斗受凌辱,面临着永生永世不能摘掉帽子并株连九族。而毛主席的一句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把很多人救了,而他老人家这句话是很得人心的,我们能不替他玩儿命吗?”  从大字报中开了眼,在批判会上开了心之后,外地来京学生们又从北大、清华所在的海淀区跑到西安门国务院群众接待站聚集。  他们说不清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是七嘴八舌地向接待人员诉说、反映本单位的领导如何压制“文化大革命”,其急切的心态、语调,仿佛接待人员能直接把他们的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殊不知,不要说工作人员和他们一样,也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无缘进人中南海;更直接的,工作人员是从没出过远门的北京人,对于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胞们的南腔北调理解能力甚差,压根就没听清学生们在说什么。  后来,学生们也认识到按常规办效率不佳,他们把千言万语汇成一声高叫:我们要见毛主席!  在工人体育场受到鼓舞的学生们,从16日傍晚开始,直到17日傍晚,整整一天一夜,不时在群众接待站发出“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呼喊,特别是晚7时,呼喊声尤为洪亮整齐,他们希望8月16日的神话能够再次出现。  神话没有再现,却传出了神话般的消息: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