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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日,当我们为突击部队的迅速进展惊讶感叹的时候,实不过是面对着地图“纸上谈兵”。只是实地走了一趟之后,才真正懂得那红色箭头的每一寸进展包含着什么。  十九日凌晨两点三十分,指挥所的车队静静地越过边墙,踏上了敌国的土地。其实,这里的山形地貌以及房屋样式,与我广西边区并无二致,只是那漆黑沉寂的夜色和飘散着硝烟昧的空气,给人一种紧张、陌生和神秘的感觉。正如地图上用虚线而不用实线标示那样,这是一条不成路的乡间土路。沿途时见坦克和炮车的辙印拐进甘蔗林,或从路旁的庭院通过。我们的前车不时发出停车信号,车队只能断断续续地行进,就这样,也要前头的车队为我们闪开才行。  过了那兰村庄不远,但见两厢高山逐渐靠拢,只留一条狭窄的缝隙。好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英开”之所在。  当汽车从夹缝里勉强通过时,借车灯的余光,我发现尖牙利齿的石壁上有被什么擦过的痕迹。同车的同志无不低声叹道。我们的先头坦克可是怎么过去的呀!  后来我有幸遇见了尖刀坦克上的向导阮汉成同志。  “我穿军装已经七天了!”这位七天的“老兵”自豪地说,“到部队第三天就参加战斗。首长叫我坐尖刀车,我可高兴了。我在东溪有亲戚,这条路我走过。可我不懂坦克,以前从没见过。到了那兰山口一看,一面是立陡的崖壁,一面是巨大的突出石,留下的缝隙还不到三米宽,可坦克宽度是三米二七。过不去,怎么办?用炮轰吧?顽石在炮身下面,没法打;请求工兵支援吧?来不及了!我们是突击部队的尖刀车呀!我们过不去,将影响到整个部队的行动。亲自带领尖刀车的指导员一挥手:撞!于是驾驶员立即倒车,退后几米,一踩油门,向前猛冲——光!没撞动。再撞——光!光……一连撞了四次,到底把拦路的大石头撞开了,把两壁的尖棱撞碎了。就这样,坦克吱吱嘎嘎地硬挤过去了。过后一看,传动轮被划了好深一道印子,前头翼子板都别断了。——唉哟嗬,好厉害……”阮汉成被自己的讲述激动得连连摇头。是啊,即使身经百战的老兵,谁又见过如此神奇壮烈的场面!这是后话。  当日我们的车队通过那兰山口不远,再也走不动了,于是所有人员肩起行装,开始徒步行军。只见前头被堵住的炮车、弹药车已将公路摆满。战士们焦急地守侯在车厢下,路旁架着值班机枪,警戒着两面黑黝黝的山口。临近班翁时,天色微明,前头出现了一片烂泥塘。昨天在作战室已经知道,这是敌人炸毁上游水库造成的泛滥区。如不尽快抢通这段道路,不但火炮上不去,还将使插入纵深的部队面临断油、断弹、断粮的威胁。于是指挥员立即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这条路上,调集了大批工兵分队紧急抢修,然而修路的进展仍然令人心焦。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这一两公里长的洼地已被先头坦克和装甲车搅成一个大酱缸,要架一条能走炮车的路,谈何容易。工兵战士们正冒着敌人冷枪的威胁,踏水踏泥,从四面扛来树干和木板,一层又一层地填在稀泥里面。当我们从树干上勉强通过时,有人不慎失足,但见淤泥没膝,足有七十厘米。真难想象,我们先头部队的几十吨重的坦克怎么能够过得去!  一过班翁,地势渐高,快到靠松山了。在地图上,靠松山不过是个黑色的三角,实际上却是群峰交叠、谷深林密的偌大山区。唯一的简易公路既不肯凿洞架桥,于是只好逢山必盘,遇谷必绕,似九曲回肠。因此,从图上看布局至东溪只十七公里,我们加上系数计算,也不过二十三四公里,而坦克仪表记录的实际里程是三十一。沿路陡弯、隘口接连不断,每道陡弯,每个隘口,都可以成为敌人阻击的有利条件。当然,事实证明,在我英雄战士面前,优越的地形也未能挽救敌人的失败。在一道陡弯处,我看见一辆被敌人击中的坦克,事后了解到,当它中弹后,坦克手们立即跳下来,搭乘后车继续参加战斗了。但这辆起火的坦克堵塞了道路,而且里面的几十发炮弹随时可能爆炸。这时,后车上的连长邓积果断地命令:从车身上冲过去!抢在爆炸之前,能冲一辆是一辆,争到一秒是一秒!就这样,轧着烈火熊熊的前车的履带和钢板,连长的508车冲过去了,指导员的502车冲过去了……全连的坦克都冲过去了。  在盘山路上,我们看见路旁的水沟里,树枝上,有许多战士们扔掉的衬衣、雨衣、绒衣和压缩干粮。这是我车辆受阻后,战士们跳下车来徒步奔袭留下的痕迹。谁都知道,在艰苦的急行军中,一张纸片都会使人感到几倍的分量,何况战士是在负重几十斤的情况下且战且走!为了保持体力投入战斗,为了加快穿插速度,他们不得不把身上的生活保障用品减少到最低限度。看到路旁那些衣服上的汗渍、泥污和零星血迹,就象看到了英雄们高呼着战斗口号,热汗蒸腾地向前冲击的身影,令人肃然起敬。  事后一位首长这样评价我装甲部队的突击行动:那兰山口,他们是撞出来的!班翁泥塘,他们是犁过来的!靠松山天险,他们是飞过来的!一路的痕迹,都是英雄的形象!——说得好极了。  起初我很纳闷:敌人既想阻滞我军,为什么没有一座桥梁、一段隘路被炸?后来明白了:他们根本来不及。下了靠松山,临近东溪的开阔地带有一座水泥桥,一名越公安带着炸药正要炸桥,我先头坦克已从山口露头了。敌人扔掉炸药,骑上单车就跑,但坦克机枪的子弹追上了他,使他连人带车栽到泥沟里,成为越南当局可耻失败的一具物证。  在东溪,没看见一条稍为认真的战壕,倒是每家都挖了一个防炮洞。据俘虏口供和当地群众反映,当地公安、部队和政府头头一直声称:中国人顶多往东溪撂几发炮弹,他们的大部队根本过不来。十七日早晨,炮声从边界传来,当局虽然按上级指令胁迫群众一律上山,但公安头头自以为心里有底,还慢腾腾地照常开饭。士兵向他报告:中国人打过来了!他还骂人:放屁!他们是飞过来的?等他跑到院里登高一望:不得了,中国的坦克已经开进街口了!这才屁滚尿流地向山上逃窜。这样,他当然来不及向上级报告任何消息,难怪河内电台公布的失守地点里没有东溪。直到下午枪声已经平息,一辆由谅山开往高平的公共汽车还晃晃荡荡地进东溪停靠呢,车上越军上尉、少尉各一名,懵懵懂懂束手就擒。  东溪见闻六十华里山路,我们整整走了十个小时,于十九日下午两点三十分进入了我军占领的第一座县城(高平省石安县)——东溪镇。这是个丘陵环抱的椭圆形谷地,一条筒子街两厢,除了政府、公安等办公机关之外,几乎全是土木结构的低矮平房,时有芭蕉树掺杂其间。居民们走得实在太匆忙了,许多人家房门也没关,檐下晾着衣服,母鸡在窝里孵蛋。有凡户,把半袋粮食歪在防空洞的口上,大约是准备藏起来的,刚搬到洞口就撂下走了。这不要紧。整个县城,除了那条沙石马路被我强大坦克编队碾得尘土扑扑,显出大军经过的痕迹之外,一切都安然如故。  忽然有人叫道:“快看!老百姓!……”哦,真的,前头有几位老人站在廊下,笑眯眯地注视着我们,还招手呢。  我们也都笑着向他们点头致意。开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看见敌国的居民呢。在路上,当我听见空空如也的山村传来雄鸡的啼鸣,当我看见被战士们解开缰绳的水牛在安闲地吃草和散步,看见路边的桔子树上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的时候,我就想:假如躲在山上的越南群众肯回来看上一眼,他们对我军传单上申明的一切就容易理解了。现在,你看这几位老人的笑容象无云的天空一样晴朗,完全没有恐惧、疑虑或是屈从、谄媚的影子,乍一看,就象我们国内的老大爷在路边迎接野营拉练的队伍似的。他们的笑容是一面镜子,它能反射出中国军队两天来留下的印象。  第二天一早,大家草草吃了一点干粮,就各忙各的去了。我们跟上做群众工作的一路,回头来访问这座在地图上时过无数次的小镇。我们了解到,这条街总共有二百多户人家,除了少数农户和官员家属而外,大部分以经营手工业和小买卖为生。其中有四十多户华侨,凡留下的,都在近两年加入越南籍了。县医院旁边有一间“中华会馆”,墙壁已斑驳残旧,里面堆放着一些积满灰尘的条桌和长凳,其冷落凋零的局面,正与当局迫害、歧视下侨民们的处境相似。但它与侨民们同样是无辜的,门旁那一副被青苔剁蚀的对子:“越都过国来此地共叙乡情,隆梓兴桑登斯堂必恭敬主。”表示了我国侨民安分守法的态度。  在百货商店旁边的一幢房子里,我们访问了一位六十八岁的华侨老人。他租籍广西,过来已经五代了。早年以伐木为生,识得一些草药,略通医道,晚年便成了他糊口的生业。老人一边整理他的药材,一边告诉我们,他老伴和三个孩子都上山了,公安逼着走,不走不行,他自己腿脚不好,偷偷躲在防空洞里了。他说他不懂也不敢过问国家的事,但是他说,一九七四年以前和中国友好,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每月口粮是十六公斤。现在不和中国好了,每月口粮是十公斤,其中一半是玉米。烟、酒等日用品也没有了,只有干部才能得到。一架单车,卖给干部是二百多元(越币),他们一倒手,上了黑市,卖给老百姓就得七百多元。政府总说苏联好,肯帮助我们,可是除了门口贴的苏联纸旗和商店里的黄头发塑料娃娃,什么东西也没看见。  现在家里的用具都还是七四年以前的。他一提醒,我们才留心这小小厅堂的摆设。只见一套茶具,是景德镇的瓷器;铁壳热水瓶是“西湖”牌的;倒扣在空酒壶上的玻璃酒杯虽然没有中国标记,但我认出,它和我家里用的是一模一样。这些小小物件虽然微不足道,可它证明,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谊,已通过无数的毛细血管渗透到越南人民的生活中,黎笋集团纵有造谣的天才,想抹掉它也是不容易的。  离开老人的家,但见街上又有一些部队和支前民工开上来了,纷纷坐在路旁喝水、休息。政治部的同志办事利落而又周到,已在街口立了两块大黑板,一边写着:“同志们,辛苦了,保卫祖国边疆立功劳!”一边写着:“部队和民工同志们,遵守纪律,勿入民房。”为了防止后来的部队分不清机关和民房,他们在所有民房的门上都贴了写着“禁人民宅”字样的封条。商店和仓库都派了岗哨,等侯统一清点和处理。  政治部的杨管理员也展开了他的工作,正提着缴获的半口袋硬币,四处张罗着买点青菜为大家“改善”一下。  可是他困难很大:小小县城既无菜店,也无菜园。居民们门前虽然种了一些,可是主人不在,提着钱袋寻不见卖主。  最后经请示,决定用粮食换一点。就这样,他请翻译写了张条子,压在二三十斤大米下面,然后割了十几斤青菜提走了。  中午,我们回到驻地,看见门前有一群入围着什么吵着骂着。近前一看,原来是一袋从敌人仓库里缴获的大米,邪麻袋是翻过来用的,打开一看,里面印着四个大字:中国大米!  不会儿,清查敌人军火仓库的同志也回来了,在这里共缴获重机枪四十四挺,步枪、冲锋枪三百余支,地雷五百个,六〇炮弹七十三箱等一大批弹药。其中不少是我国当年援助的!  中午这顿带菜叶子的大米稀饭本来十分难得,可还是压不住大家肚子里的火气,边吃边骂着越南当局背信弃义。  和这样的敌人打仗,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回头再想想我们的战士,忍着一路战斗跋涉的劳苦,宁愿顶着太阳坐在路边,披着露水宿在草坪,也不动一动民房,能做到达一点真不容易。  离开东溪以后,我们又到过省会高平和几个县城,但总是忘不了东溪的一切。那里后来成了我军的临时战勤基地,前运的大批弹药、给养和后送的俘虏、伤员,都从那里经过。我们的工兵战士还修好了几台打米机,把从当地国库缴获的稻谷加工成米,直接运往前线。撤退之前,有几位记者又到东溪去了一趟,他们带回的消息说:那里虽然有大批人马经过,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秩序。驻东溪的部队、医院和俘转站撤退之前,又对全城进行了一次大扫除。考虑到群众回来后缺粮吃,他们在每家都留了一些大米和盐巴,后来觉得米太少,又给每家添了一些稻谷。  “老百姓回来了没有呢?”我在东溪时,就听一位老人念叨,他的老伴和孩子走时都没带衣服,这几天在山上可受苦了。早知道中国军队是这样,何必上山去受罪。-那时距现在已二十多天了。  “回是回来了一些,但是……”接着,他们告诉我一个令人发指的惨剧。那是在东溪附近的一个山村,有一天,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回家来拿东西,被我战士看见了。他们给她一些吃的,告诉她我军不杀老百姓,也不要你们的东西,让她回去告诉爸爸妈妈不要怕。小女孩回家一看,果然,东西一样没少。第二天,她就把全家八口都从山洞里领回来了。爸爸郑春碧是个砖瓦工人,抗法战争时期在我广西边境一带打过游击。他说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军队会杀老百姓,要杀哪用等到今天!十七日早晨,全村老少往山上跑的时候,中国的坦克就在他们屁股后头,坦克兵怕轧着他们,还伸出头来直摆手,让他们躲开点呢!可是政府头头和公安不让下山,也不许说这样的话。  郑春碧下山后第三天的傍晚,全家正在吃饭,突然门被踹开了,两名越公安把住门口,二话不说,端起冲锋枪就扫。郑春碧刚往床下钻,屁股上已中了两弹。等越公安仓惶逃走,他往外爬的时候,听见三岁的小女儿在叫他:  “爸爸,我的身上有血……”他流着泪说:“孩子,你忍一忍,爸爸去找中国叔叔来救你!”他爬到我军的驻地,战士们火速赶来,见他的妻子和六个女儿已全部惨死在血泊中。  后来,郑春碧含着满腔悲愤,给部队,给下山来的越南群众和俘转站的俘虏,讲他一家的遭遇,连几个俘虏也听得流泪了。  就在我听到这个故事的第二天,郑春碧被送往我后方医院治伤,途经我们驻地的时候,我见到了他。这位四十九岁的老工人已经没有哀伤,恨火把他的脸庞熔铸得更加棱角分明,目光咄咄逼人。他说:真没想到他们会下这样的毒手。我有什么罪?我的孩子有什么罪?现在我没有别的报仇手段,我只好跟你们到中国去。可是如果你们有困难,我也愿意留下。我知道他们不会放过我,可是我用七条命换来的真理,不能白白地烂在肚子里,我要告诉所有从山上下来的人;我的一家是谁打死的!  1979年2-3月,断续于行军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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