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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俗人的记忆小学前的记忆里,我印象最深的是村里两位上了年纪的女人。一位是抗美援朝的革命烈士的母亲,一位是村里从前最有钱的地主的老婆,家里请客吃饭只要请有她们,前去叫人的都是我。我一直称她们为姨妈,但又都没有一个与我们家有着真正的沾亲带故。那位烈士的母亲说是有一个儿子小的时候曾在我们家给我爷爷当过好久时间的童工,但我们的爷爷说是对他极好,并收他为自己的寄儿。那位地主的老婆与我们家不知如何总是特别的相好,我经常跟着我的某一个哥哥到她家里玩,她的家住得已经不是太宽,但相当的整洁,她人就更是长得特别的好看,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一个大人,我说全村为何就她长得最是好看?回答说,因为她的丈夫也就是那一个地主原来相当的有钱。小学时的记忆并不太好,全校五六个班永远是一个老师,读小班时大多是大班的同学在教我们,等到我们读到大班时我们又被老师叫去教别的小班。总是巴望学校快点放假。每一假期我都与另外两个同伴给村里放牛,另外派了一个老头子给我们看管时间,我们把他称作看太阳的老人。山坡上的阳光总是比任何地方的都好都明亮,鸟的叫声也是格外的叫人兴奋。男人和女人之间竟然有着那种事情我就是放牛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头一次是在一条小溪的青石板上看到的,做爱的是本村的一个青年男子和外村的一位姑娘,那小溪是我先到的,他们后到,我怕破坏了他们的好事便丝毫不敢动弹。第二次是一对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不认识他们。那两天的阳光都十分的美好。所以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叫人难受。中学的记忆是开始知道了什么叫困苦。学校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古镇上,每个星期六中午一放学就赶回家里割草打柴,星期天总是要割完两担然后才能赶回学校,肩上扛着几斤下星期要吃的米,总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天就黑了。除了冬天,走在路上的一双脚总是光着的。整个中学时期脚上唯一的一双胶鞋是三哥给的一双37码的黑色劳动鞋,而那时候的人却是特别的矮小,从进学校的那一天起,就永远被老师摆在头一排上,身上穿的全是母亲一双手自己纺织和染制的家布,一般是每年一套,其余是哥哥们穿短了的,一共四个哥哥一个大姐,最小的是我。有一次问父亲要五毛钱回学校,父亲说没有,我说那我不去了,父亲便拿来一把长锄,说不去就跟我一起下地。看着那一把比人还高的长锄,只好红着眼朝着父亲相反的方向走自己的。洗米蒸饭的时候常常趁人不备偷学校的盐放在饭盒里,以免吃的时候咽得过分辛苦。结束中学生活时体重是六十七斤,回家当农民没有多久突然莫名其妙地得了一场大病,然后让了一个村里的老女人在背脊上挑走了几根细白细白的“筋”,之后大约半年全身无力,却似乎因此突然间长高了,而且长成了一条一米七八的汉子,然后浑身突然地来了一种力气,深更半夜去几十里外的地方挑煤,两三百斤在肩上转过眼就翻过了山坳。有一天挑牛粪在路上碰着了一位老师,这老师已经进县城里当官去了,他让我坐下来跟他谈了几句,然后给我留下了一个日期,让我赶在某一天到城里去报到,做路遥在《人生》里给高加林安排的那种工作,自然是高兴得很,以为生命终于被人点亮了。可是就在上路的那一天,却被人在路口阻住了,下场比高加林还要凄凉。这之后离高考已经日子不多,糊乱地复习了一些便也跟着报名考试去了,结果大学落榜进了师范,读了两年。那两年没有回过家,就连春节也在学校里过,别人吃肉喝酒喜气洋洋,我大都是一碗白米饭外加六分钱一块的豆腐乳。说是要好好的读些名著之类的书,但大多的日子却是什么也没读,只是坐在阴暗的蚊帐里海阔天宽地瞎想着:人生为什么就这般地艰难?毕业前一位很好的老师把我悄悄地叫了去,说是县高中缺一个一年级语文教师,问我愿不愿教。能留在县城而又不高兴的人是很少的,可是分配那天,我的名字却跟一个很远的山村小学连在了一起。那一夜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彻夜的失眠,一整夜都在想着一个很坏的人生概念:好人有时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一九八四年九月在当时十分红火的《青春》杂志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妈妈和她的衣袖》,而且上了《小说选刊》。命运从此开始云开日出。一九八四年年底改变了职业,进了县文化馆当文学辅导。但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大多的时间都用在想方设法如何与人恋爱,但却没有被人爱上,自己也没有真心的爱上谁。原因十分简单,因为身上没钱。其实我是一个充满着自卑的俗人,一九八六年国庆节前几天,第一次到首都北京,住在远望楼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大会。会上有好多好多的名作家,还有王蒙作的报告,完了王蒙还跟与会人员一起合影,完了每人交几块钱,只有我没有交。那是一张很大的照片,比十六开的杂志还要长,但里边的人脸却只有劣质的黄豆大。拿着照片的人心情都十分的好,见我手里空空的便说你还不快去领吗?我说我没有交钱。别人就说补吧,你瞧,王蒙在这,还有谁谁谁。我心里却很难受,我想我们是知道里边有王蒙还有谁谁谁,可人家王蒙和那些谁谁谁他们知道你是谁吗?这么想的时候,远处那位发放照片的女同志,正在不停地叫喊着:还有一张,谁没有领,快来领呀!我不知道那一张后来她怎么处理。后来与作协签了三年合同当专业创作。刚签完,就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去了,那是一九八七年三月,文坛上后来相当出名的几个人,如黑龙江的迟子建、浙江的余华、还有吉林的洪峰,当时都在学员的名单上。离开鲁院之后,又去参加了西北大学的招生考试。就在我拿到入学通知书的第二天,我的儿子在一个大雨滂沱的雨夜之后出世了。西安的那两年,事实上离卖血已经近在尺咫。一来是儿子刚刚出世;二来,上大学要交一笔数目不小的学杂费,原来供给工资的省作协可能觉得是一个负担,就把合同给解除了。于是只好回原单位求神,好在神仙离人有时并不十分遥远,答应供给工资,至于学杂费则鼓励去了再说。那两年读完之后又接着考取了一个研究生班,但却实实在在的交不起学费了,只好把那通知书压在箱底,让它成为一种不灭的纪念。也知道许多名家大师是在贫穷潦倒中写出传世佳作的,但自己却坚决不肯,故而,也不怎么用功也不十分努力或者拼命地去写过自己想写的小说。我是那种越穷越是热爱生命的人。为了解决过日子的许多难题,大多时间是拼命地给一些朋友书商玩一些一两千元一个小中篇的生意以及一些黑道的长篇小说。一九九零年七月客居桂林,改头换面,在漓江出版社编书编杂志。一九九零在《收获》第六期发表小说《古弄》,公开著名鬼子。一九九一年又在《收获》第五期发了中篇小说《家癌》,鬼子这一不太好听的名字才慢慢地被其他一些杂志所接受。但此后作品仍然可怜地少,大部分时间总是放在居家度日之上。人生一世,既然不是独身,既然娶了妻还生了儿子,总是觉得不能马虎的。一九九三年买了一台386的电脑,开始玩的也总是一些跟钱直接有关的东西,后来看见云南突然出现了一个很不错的杂志,心里不由砰然一动,于是就在电脑上写下了一个叫做《叙述传说》的中篇,后来发在《大家》一九九五年的第一期。此后,才横下心来,投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状态,并陆续地写出一批中篇小说分别寄给了《收获》、《作家》、《钟山》、《花城》和《人民文学》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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