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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苍莽莽,莽莽苍苍,这是山;江水滔滔,河水滔滔,那是江河……第一个人物高敬亭公元1975年11月15日,中南海。  一封特殊的来信传到了游泳池。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躺在病榻上,静静地听着秘书把信读完,眼中涌出泪花,那年他八十二岁。历史已经过去很遥远了,但那些纷纭错杂的往事依旧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想到那位被错杀的将军在时隔三十六年之后,依然没有正名,怎么能把错写的历史传给后人呢?  ……延安。滔滔延河水,巍巍宝塔山。  抗战的号角吹醒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窑洞。那么富有民族特色的延安窑洞。毛主席真忙啊,又是一夜无眠。改编八路军;整编新四军,项英、陈毅都出山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他想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他忽然想起了鄂豫皖,那可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块革命根据地啊。那里走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还会有红军吗?  “报告主席,郑位三同志来了。”  郑位三,原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毛主席称他为“小列宁”。  “报告主席,有消息了。”  “呵呵,坐下谈,坐下谈。”  郑位三说:“红二十八军一直战斗在大别山上。我们在找他,他也一直在找我们啦!有一个起义参加我军的原国民党十一路军的小排长叫姜术堂找到了红二十五军,送来了他们给中央的报告。”  毛主席听了喜出望外,他似乎看到那密林深处红缨枪,大别山上红旗扬,像星星似火焰闪烁在革命领袖的面前。  毛主席展开了这封几经辗转,风雨揉搓的大别山来信,信写得不长,但情真意切:  中共中央:  兹有位海述宏四位同志给我一封指示信,我于9月7号收到了,我接到这封信就欢天喜地详读一番,但对客气套言一概不叙,主要我将这里的情形——简单报告前来:  (一)自红四方面军向外开展以后,二十五军亦于1934年退出了鄂豫皖的苏区,那么就算是干干净净的脱离了上级,孤孤单单在这一片广大的被破坏了的苏区内东爬西奔地领导一股坚忍的同志,向敌人决一死战。可是,自二十五军走了以后,这老区内只剩下东一点西一点地方的零碎武装,一般群众,被敌人统治势力压迫下受了不小的残害。  (二)对于一切地方工作布置,在未接到中央文件和这次信以前的几年到现在,我们的便衣队散布在这三省边区“赤”“白”之间;不过非常零细的,大约要占二十多县的范围。固然是叫他代表的执行苏维埃的政纲法令,但成绩却异常不够。说到正式武装部队,直到1935年春季才集合一部分力量,正式成立二十八军,其数量不满一千人,但在任务上给了敌人很大的打击,也得到了很相当的胜利。可是,这几年经过敌人的几次围剿以及追剿、堵剿长期的斗争,我们亦是采取持久战术,积极的游击行动以对付敌人,大的损失也未受到。  (三)自脱离上级这几年的当中,我曾派了很多的交通来找上级的关系,恳求指示,但未得到回音,而且每次受绝望损失的结果。同时,据这次来信上说,上级派很多的到我处,并带有许多文件,我全无收到,但不知其中到底是何阻隔。  (略)(九)经过长期的战争,到现在,干部完全缺乏,对于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均受极端困难的。  (十)对于党的组织,只是下层零细组织,上层未有建立具体机关,遂以我一人,一面充当二十八军军政委,一面应付地方各工作的一切的。  以上情形及一切问题,祈上级急急的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  此致党礼高敬亭何耀榜9月9日毛泽东看完姜术堂送来的信后,激动地从办公桌前站起来,伸手拢一拢茂密的长发,对坐在一旁头上直冒汗的“小列宁”郑位三说:“呵呵,位三同志哟,从报告看,他们同敌人的斗争很有成绩,很了不起啰!”  毛主席指示:延安立即派人上大别山!  程启文、张体学在红二十五军时,曾在高敬亭手下工作过,深得高敬亭信任,因而成了派往红二十八军的最佳人选。毛泽东很快召见了他们。  当时毛泽东住在一座用砖石砌成的窑洞里,窑洞的左边是秘书办公室,右边是毛泽东的卧室,会见是在窑洞中间的会客厅里进行的。毛泽东穿一身旧灰色军装,裤子上打着两块补丁,看上去特别招眼。他在屋子里边踱步边指示程启文和张体学先行一步去找高敬亭。对于如何开展工作,毛泽东想得很细,他深知高敬亭资格比较老,又长期脱离中央的领导,在许多事情上可能会固执己见。  “你们找到高敬亭之后,切忌不要唱什么高调,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要让他们自己去认识和总结。”毛泽东望着坐在那里的郑位三、肖望东、程启文和张体学,专门强调说,“千万不要用延安批判张国焘那一套去套他们,各地有各地的情况,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套,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大家都说明白了。毛泽东说:“那就赶快行动。”  1935年2月1日,在金寨县抱儿山附近,一支八百人的红军队伍出现了。他们的军服脏且破烂,大多数人都带着伤。经过长途转战,使他们个个显得神色疲惫。领头的一位指挥员瘦高个,面色严峻,微皱浓眉,眼角的皱纹显示着他饱经沧桑的历程。这就是当时的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七十五师政委高敬亭。  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1907年8月他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因家境贫寒,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给地主家杀猪。在革命队伍里有人给他起个“屠夫”的绰号。  革命使他焕发出新生,也付出过血的代价。父亲及妻子被反动地主杀死。在鄂豫皖苏区里,他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七十五师政委等重要职务。  高敬亭尽管年纪不大,却已经是位资深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但对他又不无犹豫。残酷的对敌斗争和严峻的党内斗争,使这位农民出身的高级领导人的性格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烙印:办事利落,善于快刀斩乱麻;疾恶如仇,对部下严格得不近人情;但他又热爱战士,很能听取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既怕他,却又爱戴他。1934年9月,他受鄂豫皖省委派遣,到皖西北根据地任道委书记,领导皖西北斗争。这时正是红二十五军为保卫根据地和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刻,由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他和鄂豫皖省委失去联系。1934年底,敌人进攻加剧,高敬亭寡不敌众,于是率领皖西北主力红二一八团及地方游击队杀出一条血路冲出皖西北,一直杀到原红二十五军根据地金寨县抱儿山下。但红二十五军到哪儿去了呢?下一步将怎么办呢?高敬亭心乱如麻。他命令经过一夜急行军的战士们就地休息,不要惊动尚未苏醒的村庄。  这时,哨兵忽然报告:有一支数百人的红军向这里开来,声称是来寻找皖西北红军的。但好像不是红二十五军的主力。  是谁呢?莫非是被敌人打散的二十五军?高敬亭心里涌起一阵不祥预兆,同时也涌起会师的欢乐……等到两军激动地会师后,才知道,原来是鄂东北少共书记方永乐和鄂东北独立团政委徐成基率领的部队。他们是奉省委命令杀出重围,前来寻找他的。方永乐告诉高敬亭,红二十五军奉党中央命令北上抗日去了。鄂豫皖省委决定留下他坚持大别山武装斗争。高敬亭望着茂密的大别山峡谷丛林和被敌人破坏的虚无人烟的残垣断壁、村庄、街道,泪如雨下。  1935年2月3日,也正是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高敬亭率领部队转移到太湖县凉亭拗,在那里,他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宣布成立红二十八军,下辖红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共一千余人。他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无军长,方永乐任八十二师政委。  没有鞭炮,战士们鸣枪报喜;寂静的山林,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除夕夜,响起了红二十八军清脆嘹亮的枪声;大别山上重又飘起一面赤色的战旗。  红二十八军成立时,敌人正从西北、东北、正南合围而来,高敬亭立即率领部队突破敌人的堵截,率全军至舒城白果树。在那里,高敬亭得知反共老手、国民党安徽省代省长余谊密带着护兵回潜山王庄老家过年。他立即集合各营营长说:“这是个好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触敌人一下,让敌人知道大别山的红军是消灭不了的!  红二十八军是不好惹的!”当即命令部队连夜疾驰向王庄隐蔽前进,奇袭王庄,处决余谊密。  这是一个庄严宣告:大别山的红军没有被消灭。这是给蒋介石当头一棒,大骂敌十一军总指挥刘恩茂“娘希匹,混帐、饭桶”,并责令鄂豫皖“剿共”总指挥梁冠英迅速消灭红二十八军。梁冠英立即部署敌十三个师共六十一个正规团加上地方反动武装共计二十五万余人,分三个防区,对不足两千人的红二十八军发动了所谓“五个月清剿”。  红二十八军在敌人重重包围下孤军奋战,艰苦异常。没有一天不遭到敌人的“追剿”、“包剿”。整天行军、突围、爬高山、钻老林。战士们衣服破得像鱼网一样,每天都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更令人心焦的是枪弹越来越少。这时红二十八军损失极大。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熊大海、手枪团副团长蔡泽礼先后牺牲。  1935年2月16日,高敬亭在舒城县驼岭白果树召开干部会议。检查总结部队进入皖西以后的工作,指出了前阶段单纯依靠主力部队,忽视小部队开辟根据地作用,消耗得不到补充,伤员得不到安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同时组建红二四六团,由徐成基任特委书记兼红二四六团政委,统一领导皖西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谋求在舒城、潜山、英山、霍山、太湖一带创建游击根据地。统一领导皖西各便衣队。  主力部队则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白果树会议后,高敬亭根据制定的方针,在潜山县桃岭歼敌二十五路军九十五旅的一九O团两个营。这场战斗彻底改变了红二十八军被动局面。而徐成基领导的地方武装也如火如条地发展起来了。  徐成基奉高敬亭之命组织了八十个便衣队,在二十二个县建立了广泛的游击区和秘密根据地。岳西鹞落坪则是特委所在地和红军可靠的后勤部。便衣队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个重大创举,是高敬亭领导大别山游击战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他们一般由十人左右组成,分布在广大农村。白天隐蔽,晚上到群众家里做工作。高敬亭亲自给便衣队规定任务:宣传群众;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掩护红军伤病员;筹粮筹款;严惩坏人;扰敌、牵制敌人;搞侦察、送情报。便衣队实际上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是秘密苏维埃。凡是有便衣队活动的地方,那里的联保主任或民团团长都表面上为敌人效劳,实际按便衣队意图办事。便衣队建立的游击根据地,成了主力红军的巩固而坚实的后方。  在残酷的斗争中,高敬亭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方针,使自己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如“四打四不打”的原则和伪装战术;以及杀“回马枪”。后发制人、用“口袋术”出奇制胜、避强击弱的作战等原则。  1936年3月,高敬亭又提出了“敌上山、我下山、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方针,确定我军今后主要以营为单位分散深入敌后。于是,我军兵分两路纵横四十余县,南临长江,北越淮河,影响遍及江南。三年游击战中,高敬亭指挥不足二千余人的部队,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最多时达六十八个团,最少时也有三十个团的兵力,成建制地歼敌十八个整营零十五个整连,共约五万余人,自身发展三千一百余人。  毛泽东对此大为赞赏,但也很是担心。高敬亭在许多方面太感情用事,有时不听上级招呼。最严重的是1934年底到1937年中,高在军队和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部队伤亡过多、甚至于丢一个枪零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要无限上纲,以反革命罪论处。最让毛泽东担心的是高敬亭心眼太小,手下容不得人,哪位领导的威望超过了他,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便被排挤甚至杀害。师政委方永乐、手枪团长余雄、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鄂东北地委书记陈守信、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等一批党和军队的优秀人才,都受到迫害,其中四人被害死。红二十八军被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时,毛泽东先是从延安派郑位三、肖望东两位同志去协调工作,继之又派林英坚、葛志荣、文明地等三十多名干部去帮助整训部队。  但是,悲剧还是发生了。  1938年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四支队开赴安徽抗日前线。到1938年底,四支队发展近万人。  而就在此刻,高敬亭却按兵不动了。  当他率军从大别山开赴抗日战场并连战皆捷时,却发现国民党第五路军(桂系)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原因之一是自己长期战斗在大别山,对大别山相当熟悉和留恋;之二是意识到大别山作为战略要地的重要性。  应该说他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大别山关应南北,南濒长江,北临淮河,自有其兵家重要地的条件。更何况四支队士生土长于大别山,在此建立根据地是得心应手的。  白崇禧充分意识到了大别山的重要,所以令第五路军全面进军大别山。而王明领导的长江局、中共安徽省工委却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提出“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的口号,并斥责高敬亭“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  高敬亭当然对此产生抵抗情绪。长江局撤销后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领导江北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指出其后果之一是没有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并致电中央,请派一支队到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可惜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桂系已在大别山立稳了脚跟,这是高敬亭死后的事情。  桂系彻底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是1939年1月,恰在此时,国民党又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桂系军队一面拖欠和克扣四支队薪饷,限制四支队发展,一面大肆扩充反动武装,与四支队争夺皖东地区。这样,四支队就限于桂系及日寇夹击的被动局面。  斗争形势发生了彻底变化。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立即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中央也指示刘少奇,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分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而高敬亭此刻仍然留恋大别山,迟缓东进,这就由正确变为了错误。  与此同时,高敬亭的思想作风发生了一定变化。三年游击战争使他的威望空前提高。也很轻易地使他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思想情绪。当他被任命为四支队司令员后,他对项英等人产生了不满情绪,认为四支队人枪最多,新四军靠四支队吃饭,而自己仅当个支队司令员。1938年,中央派出一批干部从延安到四支队工作,这批干部中郑位三、戴季英曾在鄂豫皖与他共过事,中央所以派他俩到四支队,似乎也考虑到这一点,高敬亭对这批人相当反感,尤其是对戴季英。戴早年以“肃反”成绩卓着着称,随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还逮捕了刘志丹;而高敬亭这期间则吃大苦头,游击于深山老林里。  郑位三为顾全大局,转到地方工作。  戴季英则和高敬亭不断地闹着别扭。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奉命组成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为总指挥。这实际上是来督促四支队东进的。在张云逸的说服教育下,高敬亭于1939年3月底率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一带,时隔不久,高敬亭因病而返,并带回手枪团和特务连回到舒城。  由此,高敬亭与中央和军部开始了公开对抗。  “我要亲自过江!”极少发火的叶挺这次简直怒发冲冠。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率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等新四军将领由皖南到江北,在舒城西蒋冲召开连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叶挺身着新四军军服,表情严肃地坐在主席台上,主持召开这个特殊会议,在整整两天时间里,他重申了中共中央东进命令。最后他激动地站起来,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大声地说:  “现在,我们进行表决,拥护东进的举手。”  一双双手臂高高地举起来,高敬亭也迟疑地举起了右手。  叶挺走出会场时,长长地舒了口气,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开拨东进。  而就在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东进途中,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越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叛逃,公开投靠了桂系军队。  杨、曹叛逃前就有过生活腐化等严重错误。他们是高敬亭在游击战中一手提拔起来的。支队曾研究过处理杨、曹,并委托高敬亭亲自去做工作,但高敬亭迟迟未去。此刻杨、曹叛逃,显然引起部队对高的不满。  项英立即来电,要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叶挺命令部队停止东进,进行“反杨、曹斗争”。  斗争中,在戴季英等人主持下,揭发出高敬亭的一些问题。项英当机立断,在部队中开展反高敬亭斗争。高敬亭被逮捕了,然后遭到无情的打击。  他拒绝承认强加于他头上的“反革命”、“反党”、“破坏抗日”等罪名;对于戴季英等人给他的残酷斗争和折磨,他持抗议态度。  这也许是高敬亭的悲哀之处:没有人为他说公道话,包括邓子恢、罗炳辉等人,没有人将他的思想错误与“反革命”的帽子区分开。因为人人都目睹过高敬亭骄傲自大的作风,更何况他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方针呢?  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  在延安的毛泽东痛心地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高敬亭固然有错误,但他毕竟是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毕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且现在正是大敌当前,用人之际,岂可草率行事。毛泽东坐在那里,足足抽了两三支烟,才在回电中写道:“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去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  项英的回电令毛泽东非常失望:“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毙照准。”  毛泽东气得大声疾呼:“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1939年6月24日,年仅三十二岁的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枪决。他死前受到残酷的斗争和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被害前写给亲属的诀别信中,为自己革命尚未胜利就屈死在自己人刀下深感痛悔。高敬亭唯一遗愿是把他未成年的女儿交给人民抚养。  1945年,在延安“七大”期间,毛主席又想起高敬亭。他婉转地对新四军某负责人说: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毛泽东的话久久流传。  三十六年后,高凤英写信给毛主席,要求中央澄清父亲被杀的原因。毛泽东于同年11月30日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问题。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1980年4月,高凤英和妈妈史玉清在肥东青龙场找到一位由农民看守了三十六年的高敬亭遗骨;19日,在合肥隆重举行高敬亭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高敬亭英灵又回大别山!  ###第二章  暴动英雄  黄麻六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一百多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周维炯喝令火神庙1929年5月,初夏。微风送来了湿润的凉爽。草木吐出沁人的芳香。大别山腹地丁家埠,史河边松林掩映下的茅屋里,一个基层党支部正在召开着秘密会议。党支部书记周维炯坐在靠桌的木椅上,他神情庄严,语气深沉地说:“最近,商罗麻边界特别区委在太平山穿石庙召开紧急会议,由于情况骤变,决定把原定的中秋节起义,提前为5月6日立夏节暴动。我们的任务是,策动丁家埠民团起义,夺取枪支,全歼杨晋阶团匪。”  周维炯话音未落,参加会议的同志都振奋起来了。他们想到暴动的烽火马上就要点燃,不久就有了自己的军队,个个心清都无法平静。  周维炯看到同志们饱满的战斗激情,一股暖流涌上心田。一年前,县委派遣他打入丁家埠民团,经过多少艰苦而耐心的工作,发展了十一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如今这些党员都成了革命的骨干。  “我们的起义影响着整个商南暴动的成败,事关大局,切不可疏忽。怎么个打法,我们还得很好地合计合计。’凋维炯庄重地说。  “咳,这不不容易,趁其不备,夜袭民团,砸它个稀巴烂。”脾气急躁的严运生首先发表意见。  ‘不就三十来条枪吗?我们几个人瞅机会把它偷走。”王玉田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坐在一旁一直门头抽烟的田继美在凳子腿上磕了磕烟灰,慢条斯理地说:“丁家埠民团是杨晋阶的主力,不仅枪好,而且民团中有他的忠实走狗。我看,最好是智取。”  “这个意见很好!”田继美的想法正合周维炯的心意,他激动地说。  丁家埠民团中队住在丁家埠镇东头的火神庙里,火神庙由前殿和后厢房组成。  前殿不大,却修得富丽堂皇,后厢房,一排三间,宽绰明亮,从前,火神庙整日香火不断,善男信女们常来祈求神灵保佑,自民团中队住进后,把个好端端的火神庙弄得乌烟瘴气,神仙们也从此断了香火。  5月6日之夜,山林都很平静,唯有青蛙和山虫子们叫个不停。位于大别山北麓的皖西丁家埠,一条窄窄的鹅卵石街道上,铺门关了,小摊子收了,稀稀落落的几点星星,天越发的黑了,街上连个鬼影也不见。唯独“火神庙”里却不安分。蜡烛油灯照得大殿灯火通明,四张八仙桌上杯盘狼藉,声音嘈杂,酒气熏人。原来这天正是立夏节,镇上的商人、地主给民团送来了酒肉鸡鸭,说他们为民“造福”,保一方平安,以示慰问。团丁们正和他们的大队长一起大吃大喝。  这天民团值星班长正是周维炯。他二十四岁,身高面白,英俊勇武。他上过武汉黄埔军校,枪法准,才能过人。他利用当时人们容易接受烧香结拜的形式,在贫苦出身的士兵中组织了兄弟会。平时给团丁们讲些说岳全传、薛刚反唐、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向兄弟们灌输民族精神和敢于反抗权贵的思想。团丁们佩服他,称他“炯爷”;他又是原丁家埠民团团长漆树仁的外甥,很受上司杨晋阶器重。天黑前,他以“整齐内务”为名,让团丁们将所有枪支集中挂在墙上,排成一排。天黑时,又以违犯“团规”为由,将点名迟到的田继美罚他站三根香的岗,不让他参加晚上的吃喝。  其他团丁当然很高兴,田继美嘴里嘟哝着心里说,你等着瞧吧!  天黑下来后,五张大圆桌旁,三十多个团丁已分开就坐。周维炯举起一把酒壶说:“弟兄们,大队长日日‘剿共’,夜夜‘联防’,劳苦功高。今日过节,我们大家敬他几杯怎么样?”  “好!”众团丁大呼小叫。  不多一时,民团大队长吴成格,副团总张瑞生就已被灌得站不住了。“弟……弟兄们,我们……不……不行了!”  周维炯一个眼色,在门外站哨的田继美突然掉转枪口,瞄准屋里的人,雷鸣般大喊一声:  “不准动!谁动打死谁!  团丁们还没反应过来,参加劝酒的七八个人已迅速取下挂在墙上的枪,将吴成格、张瑞生绑起来。  “炯爷,这是咋回事呀?”糊里糊涂的团丁们哭丧着脸,问周维炯。  “我们是共产党员,要缴你们的枪搞土地革命!”  周维炯跳上方桌,大声说:“愿意跟我走的人站到我身后来,不愿跟我走的现在可以走了!但是如果那个敢跟革命为敌,那就小心他的脑袋!”  团丁们大都是贫苦农民,长期以来对共产党怀有敬意,现在最为他们敬重的“炯爷”都成了共产党,他们干嘛要跟共产党对着干呢?  “炯爷,我们跟着你干!”  除了三两个家里有拖累的,其余的人全站到了周维炯一边。  丁家埠民团起义成功后,周维炯带着起义人员连夜赶往汤家汇杨晋阶老巢,严严实实地包围了杨家大院。严运生、田继美等人抬出事先准备好的梯子,翻过院墙。  田继美跑去打开大门,严运生三人直奔后院。包围了刚吃过酒,正在甜睡的护院团丁。  杨晋阶搂着三姨太睡得正香,忽听外面乱糟糟的,刚要下床,周维炯已站在了他眼前。  “你真是……共……产党……”杨晋阶看着周维炯端着乌黑的手枪,吓得跪在地上,乖乖地做了俘虏。  周维炯,1908年生于安徽金寨县白沙河楼房村,早年就读于商城笔架山农业学校时参与革命活动,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他赴武昌在黄埔武汉分校(后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在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课。  学习结束,党派他回乡组织武装暴动。他利用其二舅漆树仁与丁家埠民团杨晋阶团总的老关系,打进该民团当班长,在民团中发展了田继美等七名党员骨干。  深受大别山人民爱戴的红军名将周维炯,从小天资聪颖,十三岁就读完“四书”、“五经”。他的舅舅是清末秀才,私塾先生。一次舅舅教学生读《卖炭翁》,问:  那么冷的天,老翁冻的腰都弯了,自己怎么不烧着烤?维炯抢着回答,像我父亲一样,自己烧炭舍不得烤,自己打鱼舍不得吃,想卖钱买粮食回家吃。说得舅舅眼含泪花。他的表兄漆德玮,和他一块闹革命,后来是红军师长,牺牲在长征路上。他的表姐漆德玉和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自暴动后,由于战事紧张,戎马生涯,他只回过一次家。表姐想他想急了,不知在路口上等了多少次,有一次等到了,他也只是下马深情表示:“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成亲。”话毕,便扬鞭而去。痴情的皖西姑娘还在那里等啊等。可怜的表姐却不知她的心上人永远回不来了,他被一个叫张国焘的人杀害了……周维炯率领起义的队伍向斑竹园进发。今天,在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的统一指挥下,商南各区党组织统一举行立夏节大暴动,他不费一枪一弹就解决了丁家埠民团,缴枪三十多条。  同一天晚上,南溪、李家集、牛食畈,斑竹园,吴家店,白沙河,南流河,包家畈,西河,汤家汇等地,也发生了共产党率领武装农民袭击当地民团的暴动。一夜间,包括丁家埠在内的各处反动民团全被消灭,并分头歼灭和乐两区几股反动民团,夺取敌军的武器,从而一举取得了胜利,起义部队完全控制了商南大片土地。  商南起义是黄麻起义之后大别山区发生的又一场影响深远的武装暴动。这是发生在白色区域的红色基因。1927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英勇的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来不及揩干净身上的血迹,便义无反顾地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无数次武装起义,大多数起义的结果与黄麻起义差不多,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在一些偏僻贫穷省份边缘,创建并残留了一些兵力不大的游击队。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地图上,它们不过是一些待“剿”的四处流窜的“赤匪”,还没有谁真正将他们看成是一种威胁。然而驾驭历史之车的老人却看到了:星星之火,它将预示着一个枪林弹雨、血流成河的年代就要到来;比喜玛拉雅山形成还早的大别山,将会变成一座红山褐土的革命发源地。  商南起义的指导者是中央巡视员曹壮父,总指挥是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书记徐子清。徐子清是湖北麻城人,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他与徐其虚等四人一起被鄂东北特委派往商南地区活动,不久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成功地组织了立夏节起义,接着便开始了商南苏区和红军的组建工作。  5月7日,具有临时政权性质的商南农民委员会成立,开始执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数日之内,商南三区的地主粮仓被纷纷打开,土豪劣绅被起义农民——一处死。  5月9日,各路起义队伍齐聚斑竹园,召开群众大会,处决了豪绅罗维楚和反动分子周若发,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漆海峰任参谋长,全师辖九十八团,团长郑延青;九十七团,团长肖方;师直特务营营长姚弟圃,全师二百多人,三十六条枪,副师长漆德瑞未到职。  漆德玮是在周维炯打进丁家埠杨晋阶民团的同时打入商城县民团大队的。在暴动时,被调往商固边区驻防,因而未能参加暴动。暴动成功后,早想回来,没有合适机会。正好县长李鹤鸣指定民团大队长王继亚对起义军进行收买改编。王继亚首先派漆德玮来执行这个任务。他认为周维炯暴动不过是为了某些权势未能达到所致,漆德玮是周维炯表兄,去做策反工作正适合。王继亚说,周维炯反正后,立即委任丁家埠民团团总,否则就派兵“清剿”。漆德玮接受任务很高兴,但怕中王继亚欲擒故纵的诡计,便说,周维炯是黑杀党,翻脸不认人,怕去了回不来,要求带武装,讲得好就讲,讲不好就设法把周维炯诓出来干掉。王继亚说可以。漆德玮挑了十八名精明强干的士兵出发了。周维炯亲自迎接到四道河。这对莫逆相交的战友胜利地团聚了。红三十二师犹如猛虎添翼。  5月10日,党和红军领导在斑竹园文昌宫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扩大红军,发展赤卫队和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会议决定在南溪黄鹤湾设立临时办事处,行使政府职能,由徐其虚任办事处主任;在南溪林氏祠建立学兵团,培训红军干部;在斑竹园附近的马冲成立军需处和红军医院,在佛堂拗成立红军兵工厂。至此,皖西南苏区初具雏形,莽莽苍苍的大别山区,又多了一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割据地区,一支为穷人争天下的红军队伍。  从这一天起,周维炯开始在大别山北麓的红白之战中崭露头角。红三十二师成立后,发展红军、保卫苏区成了当务之急。商罗麻特别区委会上,周维炯审时度势,提议红三十二师应扶暴动的余威,扫荡苏区附近的反动民团,夺取枪支,壮大自己的力量,为将来更艰苦的斗争做准备!  这是一个有远见的建议,区委书记徐子清当即表示支持。于是红三十二师成立的第三天,周维炯、徐其虚便率部从驻地斑竹园出发,一路东征,连克冈家寨、胭脂、大埠口等地民团,收缴枪支,开仓分粮,发动群众。每次战斗,周维炯、徐其虚总是亲率以丁家埠起义队伍为核心编成的钢枪连冲在前面,手拿大刀、梭标的战士和成千上万的苏区群众随后一拥而上。三四天间,商南苏区周围的十几处民团不是被打垮,便是望风而逃,红三十二师得枪四十余支,战斗力增强了,苏区也在斗争中得到了扩大。  商南的反动势力对这支红军的出现又惊又怕,迅速勾结起来,向苏区展开反攻。  5月16日,逃进商城的反动民团头子顾敬之,在汤家汇用铡刀铡死我红军家属和群众一百多人。他带领重新收拢起来的亲区民团,又请来王继亚的商城县保安大队,共三百余人,带着三挺机枪,杀气腾腾地奔向红军后方基地斑竹园。  斑竹园只有些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形势十分危急。  商城地下党及时将情况告知东征的周维炯。  “敌人来势不小,武器比咱们强,怎么打?”徐其虚问周维炯。徐其虚是湖北麻城人,1906年生,1926年入党,黄麻起义和木兰山割据的参加者。1928年随徐子清来到商南,成为立夏节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现在又成了周维炯的搭档。  “一个字,打!”周维炯浓眉紧皱,说,“顾敬之的民团没什么战斗力,王继亚的保安队也不会真为他卖命。定下巧计,埋下伏兵,定能取胜!”  王继亚是商城人,在保定军校混过几年,后来在四川军阀杨森部当营长,因和上司闹桃色纠纷出了人命,逃回家乡,当上了县民团大队长。他根本没把周维炯这支起义军放在眼里。  “周维炯这几个毛猴子兵,人不过百,枪不过五十,且都是草介之辈,只要我王某亲自出马,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王继亚对顾敬之夸下海口。  王继亚带了一个连的兵力,经余子店、四道河到南溪,分两路向大埠口一带的红三十二师进攻。  周维炯率部连夜赶至余富山。这儿是敌人的必经之路。周维炯将红九十七团放在山上,担任正面阻击,九十八团埋伏在对面小树林里,一见敌人溃退,就从半路杀出,将其截为数段,包围歼灭!  “同志们,你们以前老说手里没枪,现在顾敬之送枪来了,你们敢不敢打呀?”  战前,周维炯大声向战士们发问。  “咋个不敢打?”战士们说,“只要炯爷在,我们就敢打。”  “好,到了时候,你们就看我的。”周维炯说。  下午3点钟光景,顾敬之、王继亚的人马出现在山下大路上。  “给我打!”周维炯一声令下。  红三十二师的七十多条枪全集中在九十七团。当时这七十多条枪一起开火,子弹飞蝗一般飞向敌人。山上山下,枪声震耳,条条蓝色烟带窜进敌群。顾敬之、王继亚的人马突遭如此猛烈打击,前面的纷纷毙命,后面的惊呼一声,没命一样朝后跑。  敌人出现了整体崩溃的迹象。  “同志们,跟着我,冲啊——!”周维炯见时机已到,高喊一声,和九十七团团长肖方同时跃起,率领着这个团的大刀队和梭标队冲下山,与敌人展开肉搏。敌人军心已散,如决堤之水,向后涌去。  “妈的,怎么会这样!”王继亚胖头胖脑,一脸横向。他骂了一句觉得势头不对,掉转马头,率先逃命。  顾敬之这条老狗别看他家有水牢,老虎凳,专门对付穷苦老百姓,这回他依仗王继亚给他壮胆,见王继亚先逃,气得大骂连声,三十六计走为上,他也将马屁股一拍,跟着逃命。  对面小树林里,突然山崩一样,响起一片杀声。原来是徐其虚和九十九团团长郑延青率部杀将出来。逃敌遭此一冲,立即散为数群,满山遍野,争相逃命。  “给我追!”冲到山下的周维炯怒眉直竖,大声命令战士们。  一个多小时后,战斗胜利结束。三十多名敌人被击毙,四十多人做了俘虏。周维炯清点武器,发现只缴到二十多条枪。原来顾敬之的民团和王继亚的保安队里钢枪也不多。  他对战果很不满意,皱着眉头,对徐其虚说:“这些俘虏你来处理,我带队去打双河、皂靴河民团,再弄一批枪来!”  这天夜里,他率领红三十二师连续突袭双河、皂靴河民团,两战皆捷,缴枪十余支。全师一百多人,基本上都有了钢枪,士气大增。  顾敬之、王继亚败逃商城之后,商城境内的地主武装对周维炯闻风丧胆,不敢再来骚扰。周维炯一发而不可收,再次向徐子清请示,要带领队伍超过豫皖边界,兵出大别山东麓,到皖西金家寨、燕子河一带扫荡民团,夺取武器扩大红军和苏区。  金家寨和燕子河都是皖西的好地方,它们依山傍水,清秀奇丽,敌人紧紧占住这两个地方。  徐子清同意兵出皖西。  “维炯,去吧,趁敌人正规部队还没有进攻我们,多搞点部队、武器和地盘!”  周维炯、徐其虚二次率部出斑竹园,一路东南,越过豫皖边境,突然出现在皖西六安治下的金家寨。民团头目汪东阁猝不及防,望风而逃。红三十二师留下一批人发动群众,主力南下英山燕子河,将当地民团打得大败而逃。周维炯接着又挥师东下,袭击请佛庵民团,连战皆捷,皖西震动。受其影响,6月初,商城白军一个连起义,参加红三十二师,为首的是连长吴云山。被编为一○○团,由吴云山任团长。  其后,又有蒋军散兵四十多人携枪投奔红军。  不到三个月,红三十二师已由一百多人三十六条枪发展到三百多人枪,声威大震。  7月间,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引起周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不安。湖北军阀夏斗寅和河南军阀任应歧各一个团以及反动民团四千多人,向我中心根据地南溪、丁家埠一带进攻。红三十二师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决定暂时跳出根据地,转入外线,寻找鄂东红三十一师会合。部队开至葛家湾时,一○○团不听调动,要住下休息。  这支队伍收编后,土匪恶习不改,不但不服从调动,还经常抢老百姓的东西,强奸妇女。周维炯等师领导多次教育也无效果。如不采取果断措施,终成隐患。师党委决定在葛家湾将一○○团缴械,士兵解散。但一○○团士兵原是土匪,多是些亡命之徒,武器装备也好,红九十七、九十九团虽号称两个团,人枪不过二百,要缴一○○团的械,恐怕很难对付。当晚,周维炯带领两个警卫员,以召集一○○团连排干部开会名义,控制连排干部,强行改编。副师长漆德玮指挥部队对一○○团实施包围。周维炯和两个警卫员各带两支手枪,他当场对一○○团连排长说:“今晚请大家来,有一件事情宣布:师部决定将一○○团改编,不听编的,以军法论处!”  会场立刻紧张起来,一个排长正准备掏枪行凶,一个警卫员顺手一枪,把他打倒了。周维炯手握双枪,一步跳上桌子,大喝一声:“谁敢动一动,我就敲掉他!”  就在这时,两个警卫员被他们打倒了。周维炯手疾眼快,连发几枪,七个连排长被打倒六个,就剩吴云山一人,全身哆嗦地说:“请师长饶命,我是真心投诚,主要是部下恶性不改,如能宽恕,我一定跟红军干到底!”  这时整个村子已枪声大作,周维炯上到一间房子上喊话,大家愿干红军就干,不干的发路费回家。吴云山也大声叫喊大家停止抵抗,听候改编。  枪声停下来,吴云山把队伍带到一个稻场上集合,除了吴云山等三十多人愿意留下外,其余每人发了四块银元遣散回家。留下三十多人编入红九十七、九十九团,又从该团抽调六十多人恢复了一○○团,漆德玮兼团长,吴云山任副团长。吴云山后任“英雄钢团”红三十三团团长。他对师长周维炯感情很深,说起周维炯的死他常常落泪。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团长在红军西征途中壮烈牺牲!徐向前说:“吴云山在全军是数得着的团长,打仗机智英勇,死得很可惜。”  1929年10月,蒋冯战争爆发,双方忙于调兵应战,在客观上对根据地和红军发展极为有利。六安中心县委派人找到周维炯。“师长,请红军支援西镇农民暴动。”  霍山县漫水河西镇,土豪劣绅密谋镇压农民运动。周维炯率部立即出发,当晚赶到闻家店,决定兵分三路,周维炯和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刘仁辅、徐育三各带一支突击队,先解决闻家店。楼房湾、燕子河三个地主自卫团。然后会师长山冲,总攻西镇事务所老巢。战斗只用三个多小时,三地敌人基本消灭,缴枪四十多支。拂晓前各路大军进入长山冲,将尚在策划大逮捕的乡保。团总和地主豪绅包围起来。  “我三声枪响,你们要不退,老子叫你一个跑不掉。”西镇自卫团团长陈先党大叫。  周维炯高声喊道:“我是周维炯,今天有红军在此……”话还没说完,就将一梭子子弹打出去,陈先党哎哟一声倒了下去。树倒猢狲散,那些人发一声喊,“红军来啦!”没命地乱跑乱窜,红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除大恶霸地主刘佐延一人藏在阴沟漏网,全被活捉,缴枪三十多支,起义军乘胜攻入漫水河。西镇事务所这个反动堡垒,不到半小时,留守的二十多个敌兵全部缴械投降,西镇人民见了青天。  红三十二师在驰援西镇前,就得知商城县民团和李克邦、顾敬之地方民团为征收捐税,混战于商城北乡的消息,城里只有警卫队和红枪会三百多人驻守。“智取商城”。一个周密巧妙的计划在周维炯头脑中形成。  周维炯在师部手枪队中挑选了十六名精干战士,化装成卖柴的、卖油条的,天亮时混进城去,控制四个城门的门岗和岗楼。全军分四路隐蔽靠近,以南门枪响为号,由漆德玮率一○○团主攻。  天亮了,红军都隐蔽在商城周围的山上。山城不大,地形易守难攻。通往街道的南门是一个壁陡的斜坡。负责解决南门的周发若,是长工出身,性情急躁。他和另外三个战士挑着柴禾正向城门里挤,一个人要买他的柴,问他多少钱一担,他想进城无心卖柴,故意把价钱讲得高高的。那个人骂道:“妈拉个×,怎能要这么贵!”  周发若两眼一翻:“你娘的×,嫌贵你别买!”那个人上来打周发若,我其他同志怕误了事,上前劝说,但周发若手枪已掏出来,大叫:“老子崩了你!”那个人一看要枪崩他,吓得翻身就跑,大叫:“土匪来了!”“黑杀党进城了!”城门骚动起来了。两个岗哨和岗楼上的哨兵不知出了什么事,端着枪走出来查看。同志们看事已暴露。一齐掏出手枪,先打倒了两个门哨,接着又打倒了从岗楼下来的几个匪兵。漆德玮率一○○团捷足先登控制了南门。  这时,隐蔽在城外的部队听到南门枪响,吹起了冲锋号,一齐向城里杀来。敌人这时刚刚起床,遭此突然袭击,仓惶应战,红军战士英勇冲杀,势如破竹。周维炯和漆德玮率部直取县衙,和敌警卫队展开了激烈巷战。周维炯两支手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敌警卫队一百多人渐渐不支,举手投降。红军占领了县政府,在县政府的门楼上插上了红旗。不到一小时,整个战斗结束,城里三百多名敌人,死伤过半,其余都当了俘虏。周维炯召集师团干部会议,布置防务,县苏维埃政府迁驻商城,改商城为赤城,这个一向被反动势力统治的商城县城,沉浸在无限欢乐之中,王霁初改编了一支歌谣,后来唱遍了全中国。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华灿烂现出新世界,亲爱的工友农友们啊,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商南苏区不断发展,红三十二师节节胜利之时,鄂东北特委和信阳中心县委却为赤城苏区和红三十二师的归属发生了分歧。由于赤南是商城一部分,在6月的一次联席会议上,鄂东北特委同意信阳中心县委的意见,将商南苏区和红三十二师划归商城县委领导。  商南苏区和红三十二师的实际领导者徐子清对这个决议不满。他们认为,将商南苏区和红三十二师划归商城县委领导,不利于下一步在鄂东北特委统一领导下,实现鄂东北苏区与商南苏区、红三十一师与红三十二师的联合作战。这些意见虽是在党的正式会议上提出的,商城县委的一些人却认为他们“有政治问题”,“想把红三十二师拉到黄安去”,下令将俩人逮捕,秘密处决。徐子清牺牲时二十七岁,徐其虚牺牲时二十三岁。  徐向前说:“我到鄂东北后,就听说‘二徐’在商南被枪毙的事。还有个戴亢若,六安县委派去的师党代表,也被秘密处决。以后中央派郭述申、刘英两同志去,调查整顿,又差点被搞掉。这件事闹得很大,上至党中央,下至鄂豫皖边区、商南根据地的干部都知道。后来,特委书记郭述申向中央写过调查报告,六安县委也写过调查报告,都证明枪杀二徐及戴亢若的事件,主要系王泽握等人所为。”事后,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中共信阳中心县委给商城县委以书面警告处分,决定在光山的商城县委委员一律撤职。将王泽握清除出党。“二徐”被错杀,开了鄂豫皖苏区“左”倾杀人的先河。  吴光浩开辟木兰山徐向前临终前的遗言是将他的忠骨部分撒在大别山。魂牵梦绕的大别山啊!不仅是他走向人生旅途展示军事天才的出征地,还留下了他年轻美丽的妻子程训宣。  让历史告诉1929年的春天,大别山风起云涌,群峰耸立,林木葱葱。  一条隐没于林间的小道,行进着一支蹊跷的队伍。与其说这是一队军人,不如说是一队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穿着农家的破烂衣裤和草鞋,有的还打着赤脚,只有少数人穿着白军的土黄布军装,帽子上缀一颗五星形的红布片。  队伍共有三百多人,一百多条枪,没有枪的战士背着大刀,小一点的拿着一支支缀着红缨的梭标。  他们的脸色是青白的,他们的神情和目光,却是无畏的。队伍很快就消失在浩瀚的林海里了。大别山暂时隐蔽了自己的秘密。但是从山下石头垒就的堡寨的枪眼里警觉地望着他们的豪绅武装红枪会、黄枪会知道他们是谁,驻守在豫南、鄂北、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就是1927年黄麻起义失败后,七十二条好汉走上木兰山,和井冈山名字一样响亮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  木兰山。大别山南麓高峰之一,山势巍峨,壮如雄狮,始名青狮岭。明万历年间,人们为纪念传说的民族英雄花木兰,建木兰殿于山上,后称木兰山。山上有连绵数里路的庙宇,三十二个寺院,住着一百多个和尚、道人。山周围有一千多户人家,还有长轩岭、塔耳岗、柿子树店等小集镇。在睛朗的日子里,战士们站在一个叫祈嗣顶的高峰上,了望着玉带般的长江和云烟弥漫的武汉,谈论的都是革命理想大事情,那时候他们不谈钱。  在木兰山上的吴家大院,十七岁的孤儿陈再道衣衫褴楼,赤脚站在军长面前。  红七军军长吴光浩将满满一袋子的五百块光洋交给他背在身上。敌人一个团追踪而至,后来成为将军的陈再道背着钱袋子就跑,连人带钱滚进水塘……正当朱德、陈毅在长江以南红红火火地领导湘南暴动,贺龙、周逸群溯江而上领导湘鄂西暴动的同时,近在汉口以北五十公里之木兰山活动的吴光浩游击队,在强敌重压面临绝境之际,辗转于黄陂、黄冈、麻城、黄安、孝感六县边界,餐风露宿,历尽艰辛。现在他们又打回来了,回到河南新集南部大别山腹地柴山保。这是一个有着“七个莲塘,八个稻场”的鄂豫皖小盆地。南与湖北黄安交界,东隔箭厂河与麻城为邻,素有“狗咬惊两省,鸡鸣闻三县”之称。从木兰山到柴山保,红七军又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的旗号,在层层白军和地主武装的包围中搞起了红色割据。  大别山今天没有枪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许多人还不会想到,这样一支小小的红军游击队有一天真会成“气候”。统治阶级的力量太强大了,与之相比,共产党游击队不过是大山脚下石缝里长出的一棵嫩草芽。  大别山深处,那支队伍又从丛林里闪现出来。  走在前面的是这支队伍的三位领导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侯。他们都是黄安、麻城本地人,都很年轻。戴克敏最小,只有二十三岁。曹学楷最大,也只有三十一岁。就是他们,一年多前与潘忠汝、吴光浩、徐朋人等人一起组织了震惊荆楚大地的黄麻起义。  1927年11月13日,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一声令下,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一部、箭场河的三堂革命红学和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农民义勇队共二万余人汇集七里坪。身背大砍刀的许世友也雄赳赳地加入了起义队伍。  “镗!镗!镗!”铜锣震天响。吴光浩带领攻城突击队提前出发。晚10时,起义大军如滚滚洪流,向南涌去,涌向黄安城。凌晨4时,三万余起义农军会集黄安城下。“啪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黄安城下人喧马嘶,一片沸腾。“冲啊!”“杀啊!”呐喊声排山倒海,枪炮声惊天动地。有人架起云梯,有人顶着棉被,有人抱着稻草,奋不顾身地向城头爬去。一群人抬起树筒,撞击城门;另一群人抱来柴草,放火点燃。腾腾的烈焰映红了夜空,照亮了倒水河岸。  12月初,敌十二军教导师闻清霖率部奔袭黄安,守城义军起而仓促应战,终因众寡悬殊,鄂东军伤亡惨重。总指挥潘忠汝战死东门,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南门殉职。吴光浩、徐朋人率领七十二名战士,冲破白军和黄麻地区地主武装的围追堵截,坚持了木兰山的游击战争,创建了今日的红三十一师和柴山保根据地。  与每一次出征时不同,今天行军途中,包括一大队党代表王树声、二大队长廖荣坤在内的红军官兵都注意到了,无论是情绪热烈的戴克敏,还是沉着幽默的曹学楷、亦或是不苟言笑的陈安侯,神情都十分严肃。  “党代表怎么啦?”  一边走,廖荣坤一边悄悄地向王树声打听。  “不晓得。”王树声说,“是不是又有了新的敌情?”1929年6月,王树声才二十四岁,已参加过黄麻起义和木兰山游击战争,是红三十一师重要战斗骨干。建国后授予大将军衔。  “敌人来了就跟他们干呗!”心直口快的廖荣坤大声说。廖荣坤这时也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虎头虎脑的样子,他后来屈死七里坪。  “队伍中不要讲话!”戴克敏回头大声招呼一声。廖荣坤伸伸舌头,后面的议论声消失了。  队伍在继续前进,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  这一天,红三十一师天不亮离开柴山保,黄昏到达鄂东北特委所在地黄安箭场河。行军过程中,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不仅没有跟部队说一句话,他们除了必须说的一些最简单的话之外,彼此也没有交谈一句。  6月的大别山南麓,山青水碧,杜鹃火红。包括王树声在内的官兵们并不了解领导者内心的沉重。上个月初,红三十一师师长、柴山保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吴光浩受鄂东北特委之命,率十余人枪前往大别山北麓商城南部发动武装起义,途经罗田塍家堡时,突遭地主民团包围,激战中壮烈牺牲。黄麻起义失败后,年仅二十三岁的吴光浩早已成为这支红军游击队的灵魂。他和潘忠汝都是在黄埔军校加入的共产党,不可多得的军事指挥人才。吴光浩是北伐军的“铁军”营长,被群众传为“星宿”不凡,对这支充满“土气”的农民武装进行着最严格的军事训练。噩耗传来,特委书记徐朋人以及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等人异常悲痛,深知吴光浩牺牲的消息一旦传开,初具规模的红三十一师就将面临垮台的危险。特委紧急做出两项秘密决定:暂时对部队封锁吴光浩牺牲的消息;星夜派人去上海,向中央请调军事干部,接替吴光浩,指挥红三十一师。  十几天前,特委委员何玉琳被派去了上海,寻找中央。  昨天,戴克敏接到特委书记徐朋人的通知,说中央派来的军事干部今天就到,要他和曹学楷、陈定侯亲自率领队伍赶来迎接。  从接到通知那一刻起,一个沉甸甸的疑问就在三位领导者的心中盘旋不去:中央派来的干部,真能弥补吴光浩的牺牲给红三十一师带来的损失吗?  就在这支队伍由东北向西南前进的同时,大别山的深处一条曲折的林间小道上,两个商人打扮的青年和一个农民模样的汉子也在向箭场河方向疾行。两个青年中的一个高瘦单薄,生着一张长形脸,两只眼睛不大,目光沉静有力;他的同伴身材匀称,生一张俊秀的娃娃脸,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闪烁着热情、豪放的光。  “象谦,前面就是黄安箭场河。就要见到鄂东北特委的同志了!”身材匀称的青年一边说,一边擦了擦脸上的汗。他的口音表明他是本地人,且对脚下的路十分熟悉。“今天咱们走运,没有碰上白狗子!”  高瘦单薄的青年微微一笑。他也走热了,摘下头上的礼帽扇了两下,抬起热情的眼睛望着大别山的崇山峻岭。  “步蟾,中央决定是对的,大别山真是名不虚传,兵家用武之地,咱们一定能在这里搞出点名堂!”  身材匀称的青年点点头,有些激动了:“这里是我的故乡,我真希望她早一天变成革命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将来我们可以从这里打到武汉、南京去!”  走在后面的农民打扮的汉子听着他们的话,微微一笑。他也被他们的热情感染了。  那位被称为象谦的人,现在的名字叫徐向前。身材匀称的青年名叫桂步蟾,黄安本地人。数日之前,他与徐向前一起被中共中央派往鄂东北根据地。后面那位农民打扮的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鄂东北特委紧急派往上海求调军事干部的特委委员何玉琳。  6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徐向前和桂步蟾由何玉琳带领,顺利到达黄安箭场河,与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见面。鄂东北特委的领导同志对徐向前的接待是热情的,但又是有节制的,原因是特委成员还没有从吴光浩牺牲引起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徐向前、桂步赠的到来并不足以平息这一悲痛,再者徐向前在党内的影响尚微,无论是主持地方工作的徐朋人,还是负责游击工作的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都还对这位中央派来的人的能力和品格知之甚少。在他到来之前,鄂东北便开会做出了决议。徐朋人向他宣布了特委对他的工作安排:“向前同志,特委决定继续对吴光浩同志牺牲的消息保密,暂时任命你为红三十一师副师长,代行师长职务。”  徐向前听不大懂他的湖南话,桂步妈便充当了翻译。徐向前听明白了特委的意思,想了想说:“我一定努力工作,不辜负中央和特委对我的信任!”徐朋人也听不懂他的山西话,桂步蟾又将他的话翻译成湖南话。  第二天早上,戴克敏在队伍前宣布了特委对徐向前的任命。还是因为语言障碍,徐向前的第一次队前讲话并没有给王树声、陈再道在内的红三十一师官兵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中央派来的副师长,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师长牺牲,这个新来的副师长在他们心中还没有太重的分量。  徐向前走进大别山的处境是微妙的。他是红三十一师最高军事指挥员,却不是特委委员,特委开会不让他参加,一般情况下总是事情决定后才由参谋长曹学楷通知他。特委做出这种安排并非要为难或者排挤徐向前,他们还不了解徐向前,斗争形势又异常严酷,出于革命的责任心,他们当然不能将指挥这支队伍的权力放心地交给一个陌生人。  徐向前就从这一时刻显示出了他的性格魅力,他知道要在这里站住脚,履行中央交付给他的责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取得当地同志的信任。  战争正扑面而来,它是检验一名军事指挥员优劣的试金石。徐向前到任不久,便投入了频繁的战斗。  蒋介石对鄂东北地区一支红军游击队的存在微微有些不安,却也没有十分在意。  当然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防还是要防,他想。他看了看军事地图,发现驻守在大别山西南麓的是去年蒋桂战争中投降过来的罗霖独立第四师,北麓是由河南潢川、光山的土匪改编的李克邦暂编第二旅。  “通知国防部,发一道命令,责成罗霖和李克邦南北夹攻,剿灭黄安、光山交界的红军游击队!”他说。  玩这一套是老蒋的惯伎。无论是罗霖的独四师还是李克邦的暂二旅,都不是他的嫡系,用这些杂牌军去“剿灭”共产党的游击队,在他不仅是一纸军事计划,还能获得一种类似看自己的仇人互相残杀时的快感。  柴山保割据不到一年,鄂东北苏区的面积已从黄安、光山边界向西南延伸到黄安的七里坪、柴云两区。6月下旬,敌独四师师长罗霖出现在七里坪南面的山垭口,身后是两个团的广西兵。  像许多广西人一样,罗霖瘦小,精明,灵活。他举起望远镜向前面望了一望,回头问身后的副官:“寨子里真的没有‘共匪’?”  “报告师座,已派人侦察过了。国军一到,寨子里的人都跑光了!”  罗霖咧开嘴,无声地大笑。他原是李宗仁的部下,去年蒋桂大战,他早早投靠了蒋介石,由旅长被提升为师长,留驻黄陂、黄安。此刻,他正想立一个大功,在蒋介石面前邀荣求宠,不想就找到了与李克邦南北夹攻鄂东北红军的“训令”。红军只有三百多人,他却带来了两个团三千余人,全部德式装备。在七里坪南的来家河,他与红军游击队交了一次手,十几挺机枪一响,红军就跑了。此后他率部长驱直入,数日内竟进至“赤区”中心七里坪。红军如此不经打,罗霖焉能不乐?  “派一个营留住七里坪,其余部队随我北上,与李克邦会师柴山保!”他骄狂不可一世地说。  罗霖率部走过空无一人的七里坪,向西北方前进。根据地十多万群众纷纷“跑反”,漫山遍野,扶老携幼,一片混乱景象。红军就隐蔽在七里坪一侧的山林里。  鄂东北特委事先没有搞到“罗、李会剿”的情报,敌人开始行动时,红三十一师只有两个大队留在根据地。南线的罗霖来势太猛,特委紧急命令红军迎战。徐向前仓促将部队带到来家河边,刚在山头上布好阵,敌人的机枪就响了。红三十一师成立以来还没有跟白军正规部队交过手,一见对方火力凶猛,立即乱套,徐向前不得不亲自担任后卫,掩护全队撤退。这一仗败了,却让徐向前意识到自己的队伍最缺少什么:需要打几次胜仗,锻炼和鼓舞士气,让她敢于作战,并且获得作战经验。  部队收拢后特委紧急开会,研究应敌之策。会议把徐向前也“扩大”了进来。  “局势这么严重,咱们的部队又分散在几处,一时集中不起来,向前同志有什么好办法?”徐朋人问。  局势确实严重。南线的罗霖已占领七里坪、紫云;北线的李克邦一个营及潢川、光山的红枪会、黄枪会武装五六千人也推进到鄂豫边境的白沙关,对我柴山保根据地构成了一条长达二十余里的“堵击线”,只等罗霖靠近,就向柴山保实施合围。  鄂东北根据地面临完全丧失的危险。  “我们人少枪少,只能对敌人各个击破。两路敌人中,李克邦一路貌似人多势大,其实是乌合之众。我建议部队立即向北移动,集中全力打垮李克邦,再回头对付罗霖!”徐向前说。  尽管没有桂步蟾在一旁翻译,徐朋人、戴克敏等人还是立刻听懂并同意了徐向前的破敌之策。  部队连夜翻山越岭,向白沙关秘密前进。行前特委先派出交通员,通知演、光两县党组织配合行动。深夜,红三十一师到达白沙关。交通员带当地的一个同志赶来报告:李克邦的一个营部加一个连分散守在前两个制高点上。消灭了他们,北线敌人便会顷刻瓦解。  徐向前把一大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二大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叫到一起。  “敌人现在很麻痹。一、二大队兵分两路,趁夜暗摸上山头,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副师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四位黄麻起义时期就加入队伍的虎将生气勃勃地回答。  徐向前亲率一大队向东山头攻击。夜色昏暗,守敌只知道红军正在南线阻击罗霖,毫无防备。徐向前手提短枪,猫腰冲在队伍前头,晏仲平、王树声紧紧跟在身后。  夜色如墨。接近山顶时,月亮却从云缝中露了出来。敌哨兵发现了他们。  “哪一个!”他拉一下枪栓,大喊。  徐向前举枪“砰”地一声,将其击毙,挺身跃进敌堑壕。全队一齐喊杀,冲上山顶。徐向前身先士卒,率先冲到敌碉堡前,一脚将门踢开,举起手榴弹:“我们是红军,你们被包围了!”  “缴枪不杀!”王树声、晏仲平在他身后大喊。  这里驻防的是敌营部和一个排。混乱中,敌营长被我军击毙,十几个敌人被打死,跑下山去几个,剩下的做了俘虏。戴克敏、廖荣坤率领的二大队也在天亮前结束了西山头的战斗。守敌一个排被肃清,我军缴枪四十余支。  初战获胜,战士们高兴起来。“这仗打得真痛快!”“副师长行。”他们纷纷地说。  “同志们,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徐向前说,“我命令:部队立即分头攻击两翼山头上的红枪会和黄枪会,一举将李克邦的‘堵击线’打垮!”  全师官兵斗志正旺,当即兵分数路,向白沙关外红枪会、黄枪会驻防的几座山头发起冲击。李克邦在鄂东北苏区北面经营的“堵击线”顷刻崩溃,红军官兵士气大振。  “副师长,干脆一鼓作气,把白沙关拿下来!”王树声、廖荣坤纷纷向徐向前请战。  徐向前沉吟片刻,回答:“兵家讲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白沙关易守难攻,现在敌人一定会加倍防守。我们不能硬攻。全师立即南移!”  红军大胜后迅速回师南下,重回七里坪、紫云地区,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分兵数路,日夜对罗霖部实施袭扰。固守白沙关的地主武装头目胡道成松懈下来,重新打开关门,出关人关鱼肉百姓。  消息传到红三十一师师部,徐向前对戴克敏说,“北线之敌已松懈下来,是打白沙关的时候了!”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徐向前、戴克敏率部突然出现在白沙关外的密林里。光山县委组织了数千群众,手拿大刀长矛,配合红军作战。秘密打进红枪会的地下党罗明高、黄沙生被人悄悄地引到徐向前面前。  “敌人的布防情况如何?”徐向前问。  “关寨里驻有胡道成的红枪会三四百人。其它村的红枪会。黄枪会驻在周围‘卡子’上。打掉胡道成,周围敌人就会一哄而散。今晚关寨里敌人很麻痹,连吊桥都没收。”罗明高、黄沙生说。  “我军远道奔袭,利在速战。地方同志引路,立即行动!”徐向前说。  拂晓大雾笼罩着白沙关。队伍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关寨扑去。  关寨外面,吊桥果然没收,一个哨兵在那里晃悠。  地下党员、红枪会“大队长”刘明榜带两个穿便衣的红军战士向哨兵走去。  “谁?不说就开枪了!”敌哨兵吆喝道,一边拉动枪栓。  “瞎了你的狗眼,我是西杨家村的刘明榜!”刘明榜应着,继续快步朝前走。  哨兵放下枪:“是你呀,咋这时候来了?”  “有公事。”刘明榜一言未了,两个红军战士突然行动,将哨兵干净利索地制服。  徐向前在林子边看得真切,一个手势,红军和数千群众涌进关寨,分路突击。  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各率队伍,奋勇冲杀。白沙关内,枪声四起,火光冲天。  敌大队长被击毙,三百多名红枪会众小半被打死,大半做了俘虏。胡道成因当晚出关保住了性命。关外“卡子”上的敌人听到消息,立刻做鸟兽散。  天亮后红三十一师在白沙关下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将几个民愤甚大的红枪会头头枪毙,并把俘虏的白军士兵和红枪会众教育释放。这一仗,豫南潢川、光山地区盛极一时。横行霸道的红枪会、黄枪会基本被打垮。李克邦见红军如此神勇,也惧怕三分,急令部队后撤,派人与红军谈判“停战”。“罗。李会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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