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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若飞陪着毛泽东从桂园返回红岩村的时候,但见月白风清,银光如泻。毛泽东一拍脑  门,“糟糕,今天是中秋节,我答应了要带月饼回去哩!”王若飞笑起来,“大家已吃了月饼,  但没有人离开小礼堂。他们就是等到天亮,也要等到主席回来……”  41  张治中带领全家,从桂园返回复兴关中训团那座破旧狭小的院子之际,已是夜深人静时分了。两个女儿原本是在沙坪坝南开中学住读的,听说毛泽东提出来要拜望她们全家,以后父亲决定全家去拜望毛泽东的时候。她们便早早地从学校赶回来了。  此刻,在家中,她们却迟迟不愿意入睡,围在父亲身旁,问长问短,没完没了。  姐姐张素央荽提最后一个问题:  “毛伯伯对母亲说,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从来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少数人之一,那,这少数人当中的之二、之三又是谁呢?  妹妹张素初也要提最后一个问题:  “毛伯伯为什么说父亲在外战方面是主战派,在内战方面又是主和派呢?”  张治中大笑之余,站起身来: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尤其是对你们说不清楚!好了吧,今晚的龙门阵就到此为止,我的眼皮不愿意主和,正在主战哩……”  回到卧室,伴随着张治中轻轻的脚步的,却是一阵急促而尖厉的电话铃声。  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他要张治中立即前往德安里官邸。至于什么事情如此紧迫,电话中并无半点说明。  张治中惴惴不安地驱车直抵德安里官邸,蹑手蹑脚地走进官邸客厅,在那只亮着壁灯的喑淡的光线之下,但见蒋介石正躺在那张凉椅上面,纹丝未动,闭目养神。  张治中敬了一个室内军礼,用小得不可再小的声音道:“报告委员长……”  “嗯嗯,张部长来了,请坐、请坐!”蒋介石一下子直起腰,眯晞着眼睛道,“深更半夜把你请来,主要是想问问今天下午,你们和中共方面会谈的情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第三轮会谈的议题,该是召开国民大会和各党派的政治会议了吧?”  张治中虽然连连点头,但仍忍不住满腹狐疑。因为从第一轮会谈起,每次都有详尽的会谈记录,而每次的会谈记录,都由张群在当日转呈给蒋介石。此时蒋介石要知道的,恐怕不是他在会谈时的应景之沔,而是他对这两个敏感问題的真实态度罢。  张治中愈发谨小慎微地道:  “关于政治会议问题,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提出,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应召开一次有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商讨国是问题。根据委员长的指示,会淡中,政府方面原则上赞成召开这样的会议。当王若飞先生提及这次会议的名称时,我表示意见说,要求不用党派会议这样的名称,而称政治协商会议为好……”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蒋介石拍打着凉椅扶手道,“共产党问题,从来就是局部问题,地方性问题,它和国民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还有什么中国民主同盟,什么第三党,什么青-年党,它们无一不想利用毛泽东来渝的机会,百般钻营,扶摇直上。所以,名称是小事,不让它们有可乘之机是大事。你能看出其间的门道来,我是感到满意的。嗯嗯,对于你的意见,共产党方面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吗?”  张治中想了想说:  “中共代表在会议名称上未作过多坚持。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办法,各方面参加人数,需要商议之事项,以及这个会议的权限等,虽有争议,但经协商多已接近。比如,中共方面提出,这个会议需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社会贤达四个方面的代表参加,代表人数各为九人。党派代表由各党派自行推选,社会贤达代表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协商推定。岳军先生答复说,国民党作为中国第一大党,代表人数理应多于其他方面才行,至于多多少,最后还需要委员长裁定。”  蒋介石脑袋一偏:  “那么张部长的这思呢?是多一个,多两个,还是干脆多它四五个?”  “报告委员长,最好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张治中并不迟疑地道,“我的这个看法,决非是服从了中共方面的意志,恰恰相反,我是从维护国民党的尊严着眼的。代表人数完全相等,这对于中共和民主同盟来说,感到的也许只是公平合理,但是对于执政的国民党来说,却是气度与信心的象征。”  蒋介石咧嘴笑道:  “这就对了。当然,道理嘛,你只说了一部分。因为最重要的,还在于目前的问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而不是外交问题。这个道理,毛泽东也是知道的。有外电说,毛泽东来重庆,表明中共现在的策略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可是,你信不信?真正到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他是不会再来重庆的,所以呀,凡事当认真时必须认真,不当认真时,认真就是无知的代名词了。”  张治中微微一愣。刚想再说点什么,可是在蒋介石定定的目光的逼视下,他只好垂着眼皮,把话题引到别处去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在与中共代表的会谈中,政府方面基本上同意延期召开,但坚持旧代表仍然有效。当然,如果有必要,在旧代表的基础上增加少数名额,也不是不可以的。中共代表则表示,代表最好重新选举。若国民党方面认为重新选举有困难,以增加代表名额来补救,那就应当增加三分之一的名额。对此,岳军先生,力子先生,还有我,都只作了很原则的答复,未予明确地拒绝。这样,双方没有大的争执,也没有最后的结果。”  蒋介石咂着嘴唇道:  “很好,很好!岳军先生送来的会谈记录我已经看了。老实说,他从结束训政的角度来谈国民大会的延期,多少布点风马牛不相及;力子先生从依照总理《建国大纲》之规定,来谈汩代表之合法,也多少有点儿牵强附会;而你的说法很科学,也很艺术,一句如有适当之办法,我们可在下次会谈中详加讨论,便把问题漂漂亮亮地答复了!”  “但是委员长——”张治中终于着急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方面之所以与我们没有大的争执,是因为他们相信,这适当之办法双方都会思考,而且在下次会谈当中,一定会详如讨论的呀!”  蒋介石冷然一笑道:  “张部长,你太认真了,而这种认真实在是不必要的。我不反对思考,也不反对讨论,甚而至于在下次会谈的时候,还可以把国民大会的代表以及延期的问题,再拿出来讨论一次。但是,在主动性方面,这只能是共产党的亊情。比方说,他们有了什么好办法,可以提出来,至于这个办法究竟好不好,则需要我们详加讨论,然后予以明确之答复。”  张治中欲哭无泪:  “委员长,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为着避免不必要的争执,问题毕竟是由我向他们提出来的。因此,极有可能,下次会谈一开始,中共方面就要我们把想好的办法提出来。这样的话,我又应当如何去答复他们呢?”  不知何故,蒋介石竟仰面大笑道:  “我教你一个法子:下次会谈,你干脆不去参加。中共代表要找你问话,你就躲起来。重庆躲不住的话,你就跑到外地去,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躲起来。这样,当他们连你的人影子都看不见的时候,你的答复就是无以伦比的啦!”  “委员长,请你原谅——”张治中愁眉紧锁,“下次会谈的时间是后天,在这样的时候,我实在没有心思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呀!”蒋介石的脸色忽地阴沉下来,“我今日深更半夜地把你请来,就是要当面告诉你,明天上午你作为政府方面的代表,飞赴新疆迪化,参加在那里行将举行的与伊犁、塔城和阿山三个地区的代表的商谈。嗯嗯,我是今天下午才得到消息的,那些搞暴动的边民,现在愿意放下武器,以求和平解决冲突了。”  张治中对发生在新疆的事情早有所闻。从去年入冬开始,由于伊犁地区的边民不满国民党的统洽,加上民族、宗教、边境地区等等错综复杂的原因,终于自发地组织起武装队伍,与国民党第八战区发生流血冲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伊犁事件”。今春以来,这种冲突愈演愈烈,随着事态的扩大,塔城地区和阿山地区的边民,也加入了与国民党军队抗衡的队伍……  虽然如此,张治中对出使新疆的差事落在了他的头上,仍然感到异常的突然与惊骇。因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尚在进行之中,就其对情况的熟悉程度而言,他更适合坐在重庆的而不是迪化的谈判桌前。于是,直觉告诉他,蒋介石对他与中共代表的交往是存有疑虑的,此次派人去新疆,恰好就成了蒋介石能够利用的一个机会。  蒋介石显然看出了张治中的心思:  “我之所以要派你去新疆,主要的是考虑到你是我们的政治部部长。嗯嗯,你知道的,新疆的问题虽然同样是局部而不是全局问题,是内政而不是外交问题,但是,和中共的问题迥然不同的是,它是政治而不是军事问题。在处理政治问题方面,你不仅有冷静的头脑,而且有丰富的经验,尤以你考虑问题的周密与细致,是我们许多人都自叹不如的……”  张治中思索片刻,顺水推舟道:  “那么,委员长,我现在就想到了一个问题。去年6月4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就释放政治犯问题,向我们提交了一份《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今年9月3日,也就是此次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提交的11条谈判方案中,再次明确提出了释放政治犯。而由委员长亲自拟定的答复也是明确的,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有鉴于此,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极有可能成为我的新疆之行的障碍。”  蒋介石明知故问道:  “新疆方面,也有中共的政治犯吗?”  “林伯渠提交的那份意见,其中乙颇关于两党悬案者的第八条是这样写的——”张治中不紧不慢地道,“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潘郤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等,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蒋介石支支吾吾地道:  “两回事情,两回事情嘛……边民暴动,反抗政府,虽有中共人员喑中唆使,伛你的谈判对手毕竟是边民代表,而不是中共代表。对付边民代表,尽可像收编伪军,他要钱,你就给;他要官,你就给官。有了这两样东西,他们便什么也不要啦……”  “委员长,从内心讲,我也希望出现你所讲到的这种情况。”张治中摇了摇头,“然而,据我估计,这么多边民参加的而且历时长达十个月之久的事件,很难说就是为了钱和官。他们不会没有他们的政治主张,而在迪化的谈判桌上,即使为着加重这些政治主张的份量,他们也会借助中共方面已经提出来的条款。因此,如果……”  蒋介石不耐烦起来:  “如果碰到你所讲到的这种情况,你就一趟飞机坐回重庆好了。当然,在你返回重庆之前,这边与中共代表的商谈还得进行下去。嗯嗯,王世杰仍在国外,十天半月回来不了,你去新疆,也不是三天五天的事。所以,今晚把你请来,还要和你商量一下,看看哪两个人可以在对付中共代表方面,代替你和王世杰?”  张治中不敢怠慢,“不知委员长的具体标准是什么?是文官呢还是武宫?”  “政治斗争嘛,当然还是要文官,而且应当和你们一样,部长级的文官。”蒋介石和颜悦色起来,“既然是政府方面的代表,我想,资历不能不要,斗争原则更不能不要!哦,这标准提出来,人选就跟着出来了——你看内政部部长张厉生怎么样?”  张治中自然是聪明人:  “很好、很好。委员长,那么另一位人选又是谁呢?”  “我看就是叶楚伧算了。”  “不错的、不错的!”张治中诺诺连声道,“叶楚伧现在的职务虽然是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但先后两次担任过宣传部部长,国民党六大会议,他又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而且,他满腹经纶,极善言辞,正是谈判桌上的一块料哩!”  蒋介石反倒不以为然了:  “他的口才却不如他的肚才。你没有听说过他的那句口头惮么?做人不可露锋芒,做文章却不可不露锋芒。先用用看吧,如果和周恩来、王若飞的商谈还凑合得过去,那么,我还可以带他去见识见识毛泽东……”  毛泽东离开他在桂园的办公室,拖着疲惫的步子从搂上走下来的时候,低头看看手表,又是晚间十点多钟了。可是,步出大门,抬头处,却是月白风清,银光如泻。  王若飞替毛泽东拉开车门:  “主席,恩来同志来过好几次电话了,要我催你尽快回红岩村去哩!”  “有什么急事么?”毛泽东坐在后座上问。  王若飞坐在司机侧旁,忍不住笑出声来:  “主席,今天是中秋节呀!前几天,你不是答应了大家,今天要早点回红岩村,和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的吗?”  毛泽东一拍脑门:  “糟糕、糟糕!我还答应了给大家买月饼回去哩。唉唉,天上的月亮是圆的,可是地上大家的肚皮是扁的,若飞同志,事到如今,你看如何是好哇?”  王若飞慌忙补充道:  “恩来同志刚才的电话说,现在大家吃了饭,也吃了月饼,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开红岩村小礼堂。他们说,就是等到天亮,也要等到主席回来哩!”  毛泽东这才靠在后座上那好:“那好,我这不就回去了么……”  轿车缓缓启动了。  紧随其后的满载着宪兵的卡车,在坑坑洼洼的柏油路上发出巨大的声响。  毛泽东的思路,却回到了桂园,回到了那张办公桌上面:  “若飞同志,下午你送来的那份《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呢。只看到后面签名的六百多人里头,有我知道的西南联大教授罗隆基、李公朴等人。嗯,他们都有些什么看法呀?”  王若飞扭过头来:  “一个看法是人民贏得了胜利。通电说,八年来谁在抗战?谁在流血流汗?谁贡献了人力物力?票子、谷子、儿子,不全是由人民担负的吗?偏偏是无力的出了最大的力量,无钱的出了最多的钱财,这样熬了八年,才熬出今天的胜利。因此,凡是有良心的人都应当承认,一切光荣属于人民……”  “我同意这个看法!”毛泽东迫不及待地道,“人民既然蠃得了胜利,人民便有权利在胜利的基础上,再为着自己未来的曰子,赢得永久的不可摇撼的和平,以建立民主的团结的进步的新中国。因为如此,对于目下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人民肯定是不满意的。政治上,民主设施未见头绪,国共两党关系没有合理解决。军事上,专制主义者们还想打内战。至于已经在战争中由于通货膨胀及发国难财者所造成的经济紊乱,民生凋敝,更是万分严重。这些现象和问题如不能妥善协商,合理解决,则中国的前途实不堪设想。”  王若飞又忍俊不禁了:  “主席,你刚才的讲话,正是通电里头的另一个看法。而且,在这两个看法的基础上,通电还向重庆谈判中的国共双方,提出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哩——”王若飞数着指头道,“第一,依据《波茨坦宣言》,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其再生,以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严厉惩办战争罪犯及其帮凶汉奸走狗。第三,彻底实施民主改革,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立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并召开政治会议,成立全国一致的民主政府,根据各地人民意愿,选派各地方宫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  “若飞同志,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毛泽东用一种自信的口吻插话道,“我们提交给国民党的11条谈判方案,并无一字见诸报端,可是,你看看,这份通电的前三条内容我们不但有,而且连排列顺序也近乎是相同的!”  王若飞点点头,继续道:  “第四,立即组织联合统帅部,解决军队统率问题,使各地真正的抗日部队,就目前驻防地区,从速分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失地。第五,切实优待嘉奖抗日军人,抚慰阵亡将士家属,停止征兵,并从速办理复员。第六,立即停止征实征借,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并有效地帮助一切有利民生的民营工商业,以奠定新中国的经济莶础……”  毛泽东微微点头:  “这后三条内容我们有的有,有的没有。有的结论一样,但办法不同。若飞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我们除了认真研究那些没有的内容和不同的办法而外,还把这份通电在《新华日报》上面全文登载出来,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研究它,从而发表出更多的可供我们学习与参考的意见来……”  车抵红岩村,王若飞径自去找《新华日报》的编委们,商量通电见报的事情。  毛泽东则被等候在石板珞上的周恩来,直端端地接去了红岩村小礼堂。  小礼堂门口,毛泽东显然被眼前的情景感动了:墙角的饭桌上,放着一部锈迹斑斑的留声机,随着唱片的摇摇晃晃的旋转,人们踏着轻盈而欢快的舞步,在那粗糙得满是沙砾的三合土地面,跳着探戈,跳着华尔兹……  “毛主席来了!”不知谁高声叫道。  顿时,舞会中断了。全场的掌声压倒了舞曲,人们的舞步变成了小跑,跑在前面的是南方局统战委员会妇女组的儿位大姐:  “主席,我们请你跳舞!”  “我不会、我不会。嗯,至少我是跳得不好的。”毛泽东指了指脚下面,“你们不要看我穿的是双布鞋子,搞得不好的话,同样会踩掉你们的脚指拇哩!”  办事处主任钱之光挤到前面:  “主席,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都得跳。不然的话。她们对你有意见,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大家已经知道了,前几天那位老中医为你检查了身体,说你的问题集中在一点,就是脑筋用得太多了,必须设法使你在夜间能够让大脑松弛下来,办法就是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因此,办事处专门作了决定,从今天起,每周都要举办舞会,每次舞会,都必须请你参加。”  “是你告诉他们的吧!”毛泽东朝周恩来笑笑,然后对钱之光道,“既然如此,那么我服从你的命令。不过,中秋佳节,大家得有说有笑,有唱有眺才行。怎么样?我和恩来同志先和大家摆摆龙门阵,摆得高兴了,就唱歌,唱得高兴了,就跳舞,跳得高兴了,就再跳!”  掌声又起。欢声笑语之中,殊不料一位大姐拉长着脸,劈头盖脑地说:  “主席,你今天就是跳舞跳到天亮,我也对你有意见!”  毛泽东微微一愣:  “那又从何说起呢?”  “你想想看,主席,你来重庆已经有十多天了,可是,包括今天在内,我只见到你两次!”这位大姐叹了一口气,“不晓得是怪你呢,还是怪我自己?反正每晚黑你从桂园回到红岩村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之前,你又从红岩村回到桂园去了……”  毛泽东开玩笑道:  “这自然要怪你己了。哪个叫你要见到我呢?”  “那么,主席,我正好问你——”听语气,这位大姐居然当起真来,“为什么有人并不想见到你,你却偏偏要去见这些人?哼,我就是想不通,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究竟有什么好见的呢!”  毛泽东恍然大悟道:  “唉呀呀,你这个问题才是个好问题!问题提得好,剩下的事情,就看我的回答好不好了。嗯,大家都坐下来好吗?”  毛泽东坐在墙根一张条凳上,先点燃一支香烟,然后不慌不忙地道:  “不错,陈立夫、戴季陶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右派,都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难道不正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而现在当权的是国民党右派。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是他们不掌权。所以要解决问题,还得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的接触。从某种意义上讲,愈是反动的分子愈是要见,愈是要登门拜访哩!”  “那,同这些人又怎么谈呢?”这位大姐依然气鼓气胀地道。  周恩来笑了笑,面朝众人:  “主席去找陈立夫那天,我随行在场。一见面,主席先以回忆往事的语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主席说,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陈立夫自然是听不进这些话的,他支支吾吾地说,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十年内战,国民党如果说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这种责任共产党也是要承担的……”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的话:  “我对陈立夫说,共产党有什么责任可承担的呢?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现代社会的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宮,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就只好扛枪上山啦!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主张两党精诚团结,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之所以旧话重提,不过是提请国民党方面认清时代潮流,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嗯,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立夫虽然手忙脚乱,窘迫无词,但是到了最后,他也不得不表示,要对此间进行之中的重庆谈判,尽一点地主之谊……”  这位大姐听入了迷,忍不住又问:  “主席,《新华日报》报导了你和周副主席拜会戴季陶的消息,可是,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时辰,《中央日报》又说蒋介石去了戴季陶的公馆,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呀?”  毛泽东抿嘴笑道: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冤家对头了。不是冤家不碰头,冤家路窄嘛!不过,路窄没有关系,更用不着相顾眦裂。有道是,道路朝天,各走半边,你走你的好啦……”  周恩来解释道:  “那天我陪主席原本是去访问于右任的,可是门卫说蒋介石正在于家作客。主席便提议去看看住在同一个大院的戴季陶。戴季陶这个蒋介石的忠实谋士,万万没有想到共产党的主席会去看他,诺诺连声,结结巴巴,尽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从戴府出来,回头再去见于右任的时候,正值蒋介石也去看戴季陶。于是,小道相逢,不期而遇。蒋介石问主席要去哪里,主席则说去见了戴季陶。蒋介石先是一愣,随后佯装笑脸说,好,见见好,见见好……”  这位大姐终于眯眼笑了:  “既然蒋委员长有令见见好,我也只有赞成主席跟这些顽固派头目打交道啦!”  钱之光不胜感慨地道:  “主席前次对我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晚,听了主席和周副主席的龙门阵,我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在重庆这样的地方进行政治斗争,是需要磅礴的气度,宽广的胸怀,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的。主席亲自同国民党的各种人物接触,在谈笑自若之中,宣传我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批评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政策,这就在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为我们办事处的全体同志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毛泽东朝钱之光摇摇头:  “你快不要表扬我了。在学会与各种人打交道方面,我不过初出茅庐,边学边做。恩来同志知道,重庆的实业界人士提出来要见我,可是我至今不敢答应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有关民族资本之种种,我还需要研究。倘苕没有一点共同语言,没有一点独立见解,他们又凭什么把你当作知心朋友呢?”  “在研究问题,取得发言权方面,不管主席如何谦虚,我却要以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名义,号召同志们向主席学习。”周恩宋望着大家,情真意切地道,“比如说,主席在桂园会见曰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的头天晚上,竟通宵达旦地阅读了这位作家的作品。今天下午,主席在桂园的办公室里,之所以案头、沙发、甚至床铺上都堆满了资料,则是为着回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12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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