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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书记载,早在汉代,古都长安就出现了书市雏型,即中国最早的书肆——槐市,《太平御览》引《三辅黄图》:“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这说明在一世纪初,汉长安城已有固定的图书交易市场,每月定期朔(阴历初一)、望(阴历十五)两次开市,主要顾客是诸生(读书学生)。可见,长安槐市是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市场。  唐代长安既是印刷术的故乡,又是唐王朝的首都,因而是全国的出版业中心,历书等重要书籍大都是由这里出版并流通全国的。长安东市正是长安私营出版业的“书肆”所在地。书肆既是生产(雕印)书籍的作坊,又是出售书籍的店铺,因而又名“书坊”,所刻印的书便叫“坊刻本”。中国最早的坊刻本出于唐长安的东市,存世实物一是“京中李家于东市印”的《新集备急灸经》,一是“上都东市大刁家”印的历书。后经宋元明清诸朝代,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更新,西安的书市也不断发展,渐成规模。  到了中华民国初期,在西安南院门、东大街和北大街已集中了一大批书店,成为颇具规模的三个书市,书店达四五十家。书市中的书店以民营书店居多,如南院门的大东书局、大成书店、亚光书店、商务印书馆西安分馆、世界书局,以及附近(大车家巷北口、南院门街路南、竹笆市南口路东)和平古旧书店、澍信古旧书店等七八家古旧书店(摊),至今薪火仍传的西安古旧书店、澍信古旧书店仍在南院门原址上维持和经营者,不过西安古旧书店已经解放后的公私合营而国有化,成为西安市新华书店下辖的国营书店。北大街书市的书店主要有张俊清书店、吉春生书店、辅世书店、经世书店、开明书店、生活书店、西安分店正中书局、中华书局西安分局。东大街书市主要有长安书店、拔提书局、新安书店等。那时的书局、书店无批发、零售之分,除发行图书外,还兼有出版、印刷诸功能,即书店往往集编、印、发于一身,尽管规模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堪称出版业产供销一条龙。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私营书店采取团结、保留的政策,私营书店、文化书社等继续经营图书。但与此同时,西安的新华书店发展很快,钟楼新华书店等所在位置处于市中心的商业街,营业面积大,书刊品种多,加之服务态度好,很快打开了局面。那时,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一般图书,每种都在一两万至四五万册,而私营书店出版发行的图书大多只有二三千册至一万册,有些甚至无人过问,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书店营业萎缩,门市清淡,周转困难,甚至无法维持日常开支,而且图书质量无法保证,特别是政治思想上经常发生一些问题。因此,私营书店陆续倒闭,数量减少。至1954年,在西安影响较大的民营书店仅有经世书店、大新书店、辅世文具书店、大星书店、大中书局、群众书店、中兴书店、盟友书店、泰华书店、红光书店等10家。另外尚有20余家私营小书店。有出版图书能力的私营书店仅有一家——长安书店。有的经营图书包不住,于是兼营文具,以弥补亏损。当地出版管理部门对出版发行健康图书、经营方向正确的长安书店予以扶植,西北军政委员会出版局除为长安书店明确业务范围、出版方针和发展方向外,还组织西北文联、陕西文联等部门成立了西北通俗读物编审委员会,帮助长安书店组织审查稿件,并且拨给200令纸作为流动经费,使长安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得到了发展。  这从笔者的大学老师赵俊贤教授的《怀念王淡如先生及其长安》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  1951年,我从农村考入山城的商县中学就读。少年学生,未曾涉世,人小胆大。1952年寒假时,我坐在老家的土炕沿,爬在炕边的老式木箱上,写成一个近万字的秦腔剧本《还牛》。过罢年进城上学后,将稿子投寄长安书店编辑部。那时投稿,将信封右上角剪个小口,写上“稿件”二字,即可免贴邮票。大约一个多月,即1953年3月中,长安书店编辑来信,大意说你的“大作”写的很好,经我们润色后已上报“西北军政委员会通俗读物审查委员会”(记忆未必准确,大概是这个名称),待审批后即可出版。我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很担心“审查”是否通得过。只好耐心等待,又过一月多,似为1953年5月初,学校门房通知我有印刷挂号邮件。原来是《还牛》样书两册,同时收到汇单,得稿费36万余,这是旧币,即现在的36元多。诚然,1953年的钱比现今耐用,可供我作几学期的零用钱呢!  我打开铅印的剧本从头到尾细读一遍。天哪!编辑那里是润色,简直是大改!对白改动较少,而唱词改动很多,甚至有些唱段竟是编辑重新写过。其时,一个15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沉浸在出版作品的狂喜中,未曾有唱词写的不合格的悔恨心态,但是,感激编辑劳动的心情油然而生,而且,难以抑制。我趁兴向编辑写了一封感谢信。不几天即收到一封署名的来信。这是王淡如先生亲笔写给我的惟一信件。原信早已不存,只记得王先生轻描淡写地说,编辑加工稿件,是份内工作,不必言谢。他用了较多笔墨鼓励我多读文学作品、多练笔,甚至为我打气说:你有文学“天赋”,只要你刻苦努力,来日必将在文学事业上“有所建树”。信虽散失,“有所建树”四字刻骨铭心地记了下来。  原来我只知道王淡如先生会编剧本,因为我在书店见到他改编的戏曲唱本,也知道他在书店工作。别的知之甚少。1957年我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后,去市中心东大街长安书店拜访王先生,方知他是书店经理,又负主编之责。长安书店座北朝南,底层是书店的营业柜台,后院木板楼上是编辑部。王先生的办公室是隔开的一间小屋。先生中等个头,微胖,慈眉善目,满脸浮现出自然的微笑。说话低言慢语。他祝贺我考上大学,并说这是难得的深造机会,要珍惜它。我不断点头称是。  1958年,为了开展勤工俭学,我去找王先生。先生安排我在长安书店作业余编辑,一个星期去上两个下午的班,似乎一下午付酬4元。一月有32元收入,这在当时委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为此,常有同学起哄,要我请客。所谓请客,无非是去马坊门的油泼面馆饱餐。其时,一碗令人垂涎的油泼面大约也只需1角几分钱,这客自然请得起。  长安书店撤并后,我去看过王淡如先生。他显得寡言,我不便呆坐,起而告辞。“文革”中,大约是1968年初秋,我在和平门里行走,邂逅王淡如先生,二人站在街边小聊片刻,当时不便长谈,匆匆分手。想不到,这就是和老先生的最后一面。  我不曾终生从事文学创作,而是从事高校文学教学与文学学术研究;但从宏观角度区分,还属于文学事业领域。王淡如先生是我的文学启蒙恩师,王先生是一位值得敬重、值得怀念的文化人,是陕西现代出版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位出版家。长安书店,是一家值得载入史册的出版社。所幸陕西《出版志》较为客观了叙述了他和他所创办的长安书店。  历史作出公正的记录,此举让后人感到欣慰。  1953年至1954年,随着北京、上海的私营出版业改为公私合营的出版单位,西安个体书店也实行公私合营,1953年10月,长安书店正式改为公私合营长安书店。在管理委员会下设编辑、出版、财务、排字、印刷、发行等小组,私方代表王淡如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公方代表李蜇生任副经理兼业务部主任。出版局还拨款为长安书店修建了后楼,积极扶植其开展业务,长安书店的出版发行工作走上进一步发展的道路。直至1963年1月,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长安书店并入陕西人民出版社。在私营出版物批发聚集地新安市场,成立了集体性质的西安市新安合作书店,后迁址在东大街菊花园口西侧;有一部分私营书店被合营到其他行业。但民营书店薪火未灭,西安市解放路西六路口上,个体书贩朱明发从1951年起摆摊至1980年,30年中为新华书店代销图书100多万册。他按时给新华书店结清书款,给国家交纳税金,被誉为“信得过”的图书代销员。又如,西安市雁塔区新华书店个体代销员王德琦,30多年来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带着一个特制的木箱流动售书。他长期奔波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摸索出了流动售书的规律,在售书时间和地点上巧安排:早上到集市或公园“摆摊”;中午到机关、学校或工厂;下午到街头;傍晚到影剧院。每天售书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  十年浩劫,文化遭殃,西安书市也难幸免,几乎断了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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