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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连载方家赞,沪上又领文坛先  从《满月儿》到《怀念狼》,从《病相报告》再到《贾平凹谈人生》,贾平凹的不少重要作品都是在上海发表或出版的。这次《秦腔》由《收获》两期连载完后,上海文学界第一次为贾平凹作品举办研讨会,并不吝赞词对《秦腔》予以充分地肯定;复旦师生也对贾平凹及其作品给以热情的关注;上海媒体不惜篇幅连篇累牍地报道贾平凹的上海之行。  一、沪上媒体先声夺人  早在2005年1月,素有领学术风气之先美誉的《文汇报》记者王彪就捷足先登采访过贾平凹,就有关《秦腔》的引人关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交谈。  王彪:你说《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确实如此。在我看来,《秦腔》是我读到的最原生态还原农村生活的作品,甚至取消了长篇惯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即便对你这样的作家,这也是个冒险的举动。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了这种写法?它是一种新的文本吗?  贾平凹:我不敢说是“新的文本”,但这种行文法我一直在试验,以前的《高老庄》就这样,只是到了《秦腔》做得极端了一些。这种写法其实也是要写的内容所致。这样写难度是加大,必须对新写的生活要熟悉,细节要真实生动,节奏要能控制,还要写得好读。弄得不好,是一堆没骨头的肉,弄好了,它能逼真生活,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  王彪:虽然你也非常坦率地承认,你担心会有人认为《秦腔》“没意思”,对照近年文坛流行的“家族史诗”的宏大叙事,《秦腔》似乎显得过于日常、本真;但我分明能感觉到,这部长篇里你是有野心的,即以细枝末节和鸡毛蒜皮的人事,从最细微的角落一页页翻开,细流蔓延、泥沙俱下,从而聚沙成塔,汇流入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说,回归原生的生活情状,也许对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是一种“拨乱反正”?  贾平凹:你这些话好像是一拳抵在我的穴位上,痛而麻酥酥的。我之所以这么写,目的就如此。在以前的几个长篇里,我开始追求,而这一部作品因为写我生活过的村镇,我更得心应手,其追求就表现得更充分吧。过去的一些成规的东西是需要消解,这如同成语,成语是在一大堆形象里抽象的,而成了成语后却失去了形象,从某个角度上讲,我做了一种还原工作。但这不是自然主义,它看似鸡零狗碎的日子,骨子里极有分数。  王彪:这部小说的语言个性很突出,书面语言和日常用语融合得浑然一体,读起来很顺畅,回味着又厚实,在今天的小说家中,你一直在这方面进行着自己的努力,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有意识地在做这样的工作?  贾平凹:西北的农民有一个行当叫“麦客”,以帮人割麦为生,是靠卖力气吃饭的一些人。麦客的镰刀一般都讲究,有的人甚至从选钢到锻制都自己设计,有些名气响亮的麦客的镰刀式样被争相仿制。我觉得写作也是这个道理,一部作品能表现个性的首先是语言。我比较重视这个方面。经常是写着写着就为一两个具体用词而得意。我以前说过,散文是说话,其实小说也是说话,散文是作家直接说,小说是作家用作品的人物去说。但说话的语言很重要,因为作家还承担着改造并规范语言的责任。我们平常用的成语是厚厚的一本词典,这些就是被不断规范了的有代表性的语言。我们目前使用的现代汉语毕竟才有100年的历史,可我们民族已经文明地存在几千年了,比较起来相对浅薄些,再加上不少新闻语言在流行过程中使原有的词意在散失。我是有意识地在重视这个问题,但也不是特别地如何去做。我小说语言的基础是陕西的民间方言,关中地区和陕南的,这地域的民间语言本身就厚实。  王彪:你是写农村著称的作家,你也常说自己是农民,为故乡立传树碑,无疑是《秦腔》的初衷,也可看作是一次寻根的过程。正像你在后记里谈到的,当代农村在急速走向荒凉,随着父辈的消逝,我们与故土的关联会越来越少。这是你心头的隐痛,寻根的过程其实也是失去根的哀叹,就像一曲绝唱?  贾平凹:你这话说得好。确实是一次寻根的过程。我在《秦腔》后记里谈了我对当下农村的关切和焦虑。我从农村出来,站在城市的角度看生我养我的故土,身份是双重的,无论怎么写,笔尖是有温暖的。  王彪:除了清风街上的日常生活,我最感兴趣的是你对农村文化形态的鲜活描摹,中国的传统文明是农耕文明,建立在血缘、伦理根基上的“土性”文化,相当长时期是我们的文化之根。《秦腔》里如此盘根错节的人伦关系和这种关系遵循的道德原则,正是传统文化构成的骨架,依我看,《秦腔》是解读乡土中国的生动的读本。  贾平凹:我们是农业大国,但没有大农业,称呼是小农经济。正是因为文化形态就表现在日常琐碎生活之中,所以坚持这种写法。以往许多写农村的作品,写得太干净,如一种说法,把树拔起来,根须上的土都在水里涮净了。建立在血缘、伦理根基上的土性文化,它是粘糊的,混沌的。在我写作过程中,曾写过一个条幅挂在书房,写的是:我是混沌凿不得,风号大树中天立。  王彪:当下的农村,不可避免遭受着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新一代农村,也不可避免要面临古老的农耕文化的解体,《秦腔》表现了这种冲突,但并非剑拔弩张,是一种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嬗变,可我们分明能感觉到他们被裹挟到浪潮里去的身不由已,你觉得他们是无奈的吗?更年轻的一代,是不是会对离开土地,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脱?  贾平凹:这个冲突确实是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嬗变,农民渐渐的从土地上剥离和出走,对于年轻的一代是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但总体来讲却当然是无奈。许多事情从理论上来讲都是明白的,也是轻松的,但现实沉重而苍凉。所谓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就是这样。每一次大的社会转型,都是关乎着人类的命运,这就使作家有了可写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当下的中国农村也更是这样。往往这个时候我们难以把握,更多的是迷惘、矛盾。  王彪:秦腔作为地方戏曲,显然在你的小说里是一种民间文化的载体,也是传统文化的表征,它的寓意超越了戏曲本身。就如你描写的,尽管清风街的人那么热爱它,可它仍宿命般走向了衰败。这是一种纠结了太多矛盾的尴尬,是秦腔远离了当下的生活呢?还是当下的人们在远离它?结果好像都是注定的,秦腔就如同这片土地上的挽歌,终究蔓延成一曲令人心痛的绝响。  贾平凹:我之所以把这部小说叫《秦腔》,其中也写到了秦腔,秦腔是地方戏曲,它的另一种意思就是秦人之腔。文章所写的作为戏曲的秦腔,它的衰败是注定的,传统文化的衰败也是注定的。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一种衰败中的挣扎,是生命透着凉气。  《文汇报》记者缪克构也与贾平凹早已有约。恰逢贾平凹赴沪参加《秦腔》学术研讨会,于是,本该在春寒料峭的古城西安进行的交谈,“迁徙”到了春意盎然的申城。3月14日晚10点钟,贾平凹甫抵上海浦江饭店,就用手机给缪克构打了电话:喂,呃(我)到饭店门口了……几十分钟后,贾平凹在浦江饭店下榻的房间就亲情、友情、乡情等方面接受了缪克构的采访。  “作为父亲,我们向两个孩子说三句话。第一句,是一副老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做对家庭有责任的人。好读书能受用一生,认真工作就一辈子有饭吃。第二句话,仍是一句老话:‘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大胸怀。第三句,还是老话:‘心系一处’。在往后的岁月里,要创造、培养、磨合、建设、维护、完善你们自己的婚姻。”  在女儿的婚礼上,贾平凹用这样三句话,寄望自己的女儿女婿。  记者对这些话印象深刻。贾平凹自称“丑陋的汉人”,在记者眼里却是个“鬼才”。从这三句话里,也可以见到他对生活的态度和人生哲学。  贾平凹给记者的印象是精神饱满,气韵生动,不见了平日里的疲态。看得出,他已从两年沉湎《秦腔》写作的劳累中恢复过来了。穿过房内的走廊,他们一起到窗前坐下,开始了关于亲情、乡情、友情的话题。谈起女儿,贾平凹颇为自得地说,他的前半生,写下了百十余部作品,而让他最温暖的也是牵肠挂肚和最有压力的作品就是女儿。二十多年里,他或许对女儿粗暴呵斥,或许对女儿无为而治,但他始终要求她自强不息,又必须善良、宽容。当年他的父亲为他而欣慰过,现在,女儿也让他有了做父亲的欣慰。  在贾平凹的心目里,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父亲。父亲是个乡村教师,爱朋友爱热闹爱主持别人的事情。父亲对家里人都严厉得很,尤其对作为长子的贾平凹非常严格。  说到这里,贾平凹起身,把沙发侧过来,让他与记者更好地面对面,继续回忆他父亲。“从上大学一直到父亲去世前,漫长的二十年中,只要我回去,哪怕明天早上要走了,父亲前一天晚上肯定要开一个家庭会议,把妈妈弟弟都叫上,有时开到半夜一两点,跟孩子们讲人情世故,讲单位的事情怎么好好干,对人家长辈怎么尊敬,做人应该怎样善良宽容,怎样要谦虚不要张狂等等,就是说这些事情。这些老话,今天说了明天可能还说,所以大家都在那儿打盹。最后才说,到时候了吧,晚了,一点了,该睡了,大家才散了睡了。每次都这样,长长短短几个小时。”  因此,贾平凹很怕父亲,父亲说什么,赶紧听完,听完就想跑。在父亲面前,他似乎一直长不大。即使结婚之后,父亲还曾打过他。他一直不敢在父亲面前吸烟,直到自己的孩子上学了,有一次回家父亲递给他一支纸烟,贾平凹才一下子觉得:“在父亲心目中咱也是个大人了1  贾平凹说,他对父亲特别有感情。父亲爱热闹,家里有了钱就爱买酒,总是吆喝许多人聚家痛饮,又要母亲弄些好的饭菜招待。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有文化,在家里不掌权。看着自家的孩子,母亲不免抱怨说:家里的好吃好喝全让外人享用了。父亲好酒,一是“文革”中被误打成右派心情不好借酒浇愁所致,二也是为儿子的创作得意,常被乡人怂恿着请客吃酒。喝着喝着就上了瘾,也影响到了身体。贾平凹不饮酒,一方面是出于身体原因,另一方面主要还为劝父亲戒酒,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父亲。贾平凹的父亲只活了六十六岁,因患胃癌去世。“人生的短促和悲苦,大义上我全明白,”贾平凹说,“面对父亲的死我却无法解脱。”  父亲的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成就了贾平凹。对父亲的敬畏,使贾平凹刻苦地走上了文学之路,以后更成为了一个文坛的领军人物。父亲日日夜夜跟他唠叨的“做人要宽容、要善良、要谦虚、要好好干事”,影响了他的一生。在以后的日子,更成为了他的财富。  然而作为父亲,面对女儿的任性和淘气,贾平凹却显得有点束手无策。  在大女儿12岁时,看到被弄得一团糟的桌子,贾平凹亲笔写下“教女书”,列出了七条规定,“警告”女儿说:“家里的笔全让你弄坏!这种不爱惜笔墨纸书的行为我们这个家不允许”、“你要乱,我帮你弄得更乱,你看看舒服不舒服1贾平凹还把书桌弄得更乱,以“示”女儿。这哪是“教女书”?分明是治安管理条例,与其说是在管教孩子,还不如说是一个大孩子对一个小孩子施行报复的“恶作剧”。笨拙的办法毫不见效。第二天,他就在女儿的枕头边发现了一个揉得皱巴巴的纸团,展开一看,原来是亲笔写下的“教女书”!女儿对父亲的“手谕”不屑一顾,揉成一团,丢在一边。说到这里,平常少见笑容的贾平凹笑了起来,“现在的孩子,个性都强得很。”  贾平凹坦言: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自己确实做得不好。像现在的小女儿,一星期见不了几次面,他回家时女儿睡着了;他还在睡呢,女儿早上起来上学去了,所以小孩对他不亲热。她妈说“接你爸电话”,她回答说“不接!”有一次早上,太太跟他说,哎你娃表扬你了,说爸爸买的书漂漂,就是漂亮的意思。女儿对他最满意一次,就是这次买书,还不是做父亲的亲自买的!  贾平凹的创作,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进行。早上带着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去工作室,中午随便一吃,晚上才回家。因为忙,贾平凹平常很少带孩子,也很少和家里人一起出去玩,一有时间,自己总想安安静静呆着。因为经常顾不过来,有时贾平凹就跟太太讲:“你权当我是个领导干部,因为领导干部也不回去,也经常顾不上家嘛,你权当咱也是个干部,是个市委书记嘛。”  讲到这里,贾平凹显得很愧疚:“其实我性格执拗,话在外头说得多了,回到家就没话了,经常一个人在那儿坐着,话少得很。人总得要平衡,他这边处理多了,那边就……对人都客客气气的,在家里就对孩子啊对啥不耐烦了。”  在《朋友》一文中,贾平凹比喻说:“朋友是磁石吸来的铁片儿,钉子、螺丝帽和小别针,只要愿意,从俗世上的任何尘土里都能吸来。有的用力甩甩就掉了,有的怎么也甩不掉,可没有了磁性它们就全没有了。”  “相见亦无事,不来忽忆他,这就是朋友的境界。”  贾平凹用质朴的语言,诠释着友情的真谛。  记者所熟识的文坛上的朋友,与记者谈起贾平凹,都说他是个不喜热闹的人。但几年十几年交下来,内心里都认了他。雪夜踏访虽是至高境界,但内心的认同不也同样重要吗?贾平凹与三毛的友谊,就是一个例子。两人虽然只有信件来往而素未谋面,但彼此都认为是可以交流文学、交流灵魂的朋友。1991年1月15日,三毛自杀后的第11天,贾平凹还收到了三毛的来信。贾平凹流着泪水写了《哭三毛》。因害怕投递别的报纸误了见报时间,写好后他停也没停直奔邮局将稿子寄给了他所信任的《文汇报》。隔几日他才知道《文汇报》的新址是虎丘路,而他写的是原址圆明园路,他害怕编辑萧宜收不到,心里懊恼不已。记者跟贾平凹说,虎丘路和圆明园路,是原来《文汇报》的前后门,地址写成圆明园路,收信不会受到影响。《哭三毛》于一周后,即当年的1月22日发表于《文汇报》的笔会栏目上。  贾平凹的朋友很多,上到高官,下至普通百姓,文学界的、商界的、收藏界的、书画界的、老乡界的、同学界的,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将自己的朋友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关照型。人家给我办过事,比如买了煤,把煤一块一块搬上楼,家人病了找车去医院,介绍孩子入托。我当然也给人家办过事。或许人家帮我的多,或许我帮人家的多,但只要相互诚实,谁吃亏谁占便宜就无所谓,我们就是长朋友,久朋友。一类是精神交流型。或是我慕他才,或是他慕我才,在一块谈文道艺,吃茶聊天。”  不喜饮酒但爱抽烟的贾平凹又点上一支烟说,他有个观点,对待朋友不能像对待亲人,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弟弟妹妹那样要求他们,这样的话就做不成朋友了;同样,对待亲人也不能像对待自己一样,起码得有一颗宽容的心。他能做到一点,就是背后决不臧否人物,永远没有害别人的心思,能帮人家尽量都帮。他坚持认为,作为一个人,一要比较善良,再一个能大度、能宽容。这两点他都能做到,所以他的朋友还多。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贾平凹把朋友看得非常重要,为此冷落了亲戚,甚至父母和妻子儿女。可他渐渐发现,一个人活着其实仅仅是一个人的事,生活关照型的朋友可能了解身上的每一个痣,不一定了解他的心,精神交流型的朋友可能了解他的心,却又常常拂他的意。快乐来了,最快乐的是自己。苦难来了,最苦难的也是自己。  朋友也会不停地变换,如四季,走的走,来的来,面前总有几张板凳,板凳总没空过。贾平凹感叹,经久不衰的朋友虽然也有,但相对就少了。朋友之中,有危难时护佑过他的朋友,有贫困时周济过他的朋友,有帮自己处理过鸡零狗碎事情的朋友,有利用过他又反过来踹他一脚的朋友。成他事的是朋友,坏他事的也是朋友,但难处理的是那些帮他忙越帮越乱的人,是那些对他有过恩却又没完没了地向他讨人情的人。  毕加索说过一句话:朋友是走了的好。贾平凹认为,人的一生就是选择朋友的一生。地球上人类最多,但一生的交往最多的却不外乎方圆几里或十几里,朋友的圈子其实就是人生的世界,人的为名为利的奋斗历程就是朋友的好与恶的历史。但朋友多多益善。要生活就不能没有朋友,“因为出了门,门外的路泥泞,树丛和墙根又有狗吠。”所以贾平凹依然看重友情,认为友情依然神圣,并把2004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写人散文集命名为《朋友》。  故乡商洛和商洛的棣花街,是贾平凹心中不解的情结,是寂寞时光中永恒的乡愁。贾平凹出生在那里,长至19岁,直到1972年在水库工地被推荐上了西北大学。  这19年的生活,给贾平凹的人生留下特别深刻的记忆。贾平凹至今仍称自己是农民,是进了城的农民。比如说不会用电脑,用手机只会接、听、看信息,却不会回信息。记者说,这他有体会。起先他不明就里,发短信老不见贾平凹回,内心里觉得纳闷。后来知道了,先发个短信说他要来电了,然后再打电话进去。  贾平凹又是质朴地笑,然后继续《秦腔》的话题。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主要流传于西北五剩逢 年过节,人们吼唱秦腔表达快乐、倾吐悲伤。但贾平凹说,《秦腔》并非秦腔。在《秦腔》中,棣花街化名“清风街”,贾平凹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态中,讲述故乡的现实,讲述乡亲在现实中的转变,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因而《秦腔》被称为“一卷中国当代乡村的史诗。”  贾平凹说,自己对于西北的农村、农民和土地非常了解。在改革开放初期到农村去,他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有生气的东西,所以他在早期写了《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和《浮躁》,那真是用发自生命的喜悦和心情去写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农村停滞不前,农民的生存状态是很艰难的。他去过许多农村,尤其是对故乡的事更清楚。以前故乡的树木少,草一长出来就割掉了,喂牛喂猪当柴火。现在再回去,发现树木特别多了,草也长得多。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见不到有生气的东西,显得很荒凉,让人觉得有一种悲凉的感觉。  父亲过世后,贾平凹将母亲接到西安祝贾平凹说,严格地讲,父母在就有故乡,没有父母就没有故乡,所以说对故乡的感情其实是和父母连接在一起的。离开故乡三十年了,他还是时常回去。每次到弟弟妹妹所在的县城,也总要路过村子。村子的老房子现在给村里另一个人住着。有一年回去,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因为多年没见,也不认得他了。贾平凹进到自己的屋子,却被叫住问:你找谁呢?村里现在上一辈人都已去世了,同一辈人人都忙着在外头打工。他有一次拿着礼品去看亲戚,院子里十来个孩子,却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还拿着东西往里面放。这不禁让他联想到贺知章《回乡偶书》中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感慨故乡的沧桑巨变,家园的物是人非。  如同没有了火,就没有了烟。贾平凹焦虑地说,他感到故乡似乎漏气了,大部分农民日子比以前好过了,吃饭问题也解决了,但没有了人气,也没有了地气。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常在他的心头,让他忧患、矛盾,又无可奈何。“你永远住在大上海,想象不来那个西北农村的样子,你人在苏浙也想象不来。”  从《商州》到《浮躁》再到《秦腔》,贾平凹的目光总是深深在眷恋着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故乡孕育了他的生命,给了他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因为对那儿很熟悉,就是离开了,心还是经常回去。这些年,他不断为老家修公路、建希望小学奔走,参加当地的文学活动,从来没有远离过故乡。老家的信息不停地传过来,家乡人住在城里的也特别多,经常有来往。母亲年纪大了,一谈就是老家那些事情,街坊邻居啊亲戚朋友啊发生的事情,老人记得特别清楚。他写作的很多材料,都是从母亲的讲述和与母亲的交谈中无意得来的。  记者还就当下读者关心的一些问题探询了贾平凹。关于《秦腔》是否如坊间所传说的封笔之作,记者关心地提问。  “《秦腔》并非我的封笔之作。”就社会上流传他要封笔的说法,贾平凹澄清说:“创作《秦腔》的过程特别累,所以当时出版社来取稿时,我说,以后可能很少再写长篇了,起码若干年内不再写长篇小说了,但并不是封笔不写文章了。”  当记者问到今年的打算和计划时,贾平凹说:今年主要想到陕南陕北走走,采采风,积累一些创作素材。当问到他下一步的创作计划时,他说自认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不喜交际应酬,对生活有了新的思想,总习惯拿起笔。觉得还能写,就一部部地写下去。但近两年不准备再写长篇了,会写些短篇小说和散文。  在记者问到对青年作家作品的看法时,贾平凹坦言:他说最怕自己思想过时,害怕被文坛淘汰。要学习,当然应该向青年人学习。对青年作家,包括8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作品,他会找来读。他还在自己主编的《美文》杂志推出了“少年版”。  对当下较为流行的用写实主义手法描绘底层生活的写作,贾平凹认为,这类作品信息量大,传达的社会信息多,所以读者也多。如果作品传达的不是关乎社会痛痒的事,读者不会很多,作品意思也不大。  最后,在记者问到对上海的印象和感受时,贾平凹谦虚而不无坦诚地说:来沪呼吸现代空气。贾平凹说,他每隔一两年都来一次上海。上海与大西北的差异之处实在太大了,“你永远住在大上海,想象不来那个西北农村的样子,你人在苏浙也想象不来”。  贾平凹说,他喜欢来上海呼吸现代空气,感受这里的现代气息,到处看一看。“上海就像巴黎,各地好的新的东西都会拿过来展示,我来这里吸收新的观念,新的思想。”  临别时,应记者之请,贾平凹欣然为《文汇报》题词:天下文汇。  3月24日晚,《解放日报》记者姜小玲和新世界读书俱乐部老总程德培先生去虹桥机场接贾平凹,一见面就把贾平凹“劫持”到车上,在返回市区的路上就聊开了。虽说贾平凹一再说自己不会说话,不善表达,但对记者“抛”出的每一个问题,对答自如,一如他的文字——朴素、机智、直率。  记者问:“很多作家都有很浓烈的故乡情结,《秦腔》是你献给故乡的作品,那么故乡在你的创作中占了什么样的位置?”  “纯粹写故乡的村子在《秦腔》里是第一次,这是写作的最后一块宝藏。写现在的题材容易惹事。”贾平凹道。  说到惹事,大家笑了,他的作品中惹最大的事就是《废都》,经历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会不会影响创作?  贾平凹说:“多少有影响,《废都》的影响有十多年,慢慢才恢复过来。人都是慢慢成熟的。当时就像当头打上一棒,肯定会感到疼。但我坚持的对文学的追求还是不会变的。”  当时《废都》中的一些描写看来让人难以接受,现在有很多文学作品的性描写比《废都》直接露骨得多,贾平凹以平和的心态看待这种变化,他说:“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当时看来是不得了的事情,现在就是无所谓的东西,社会在发展,人的观念也在变化。不过,对作品中性描写不能一概而论是好还是不好,该写就写,不该写就不写,还是根据作品的需要来写。不然,你光写这个谁也不爱看。”  记者问:“有的人写作是追求市场,有的人是追求纯文学的境界,你在两者之间怎么选择?”  “市场我没考虑过,一本书完成就完成了,发行是人家的事。我写书还是为了自己,为了文学。”  “有人说你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你自己怎么评价?”  “同一个材料可以写散文,也可以写小说,情况不一样。散文比较短,在语言和构思上下的功夫更多,更好把握,长篇小说里面的内涵很多,很多东西就能谈出来、谈透。小说和散文就像自己的两个孩子,各有特点,很难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贾平凹一直说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三个记忆是上大学、《废都》和离婚,记者问他哪一段记忆在心灵上留下的印记最深?  他说:“印象都很深的,只不过是人生中不同阶段的影响。不上大学可能当不了作家,起码‘革命’要推迟好多年。没有《废都》,后面也写不了那么多作品。离婚也是人生很刻骨铭心的事情。”  “有这样的回忆,你还是会一如既往地搞创作、热爱生活吗?”他笑了:“人生就像‘凹’字有高有低。你要觉得一切是真的,你才能活得更好,你如果觉得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不可靠,那你活着有什么意思?”  “这样听上去你还是很乐观的,但你在《贾平凹谈人生》中对人生的看法是比较悲观的,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人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他顿了顿,“不可能天天快乐,也不可能天天悲惨。可能因为一件小事、一句话心情就会变化。佛经上有一句话:‘你必须看破,你才能放下。’你不看破不行,你看破了不放下也不行,人总是要活着。人到一定程度他活着不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还为别人活着,上有父母,下有孩子。”  贾平凹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像农民,只不过是进了城。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庄稼熟了就收获,收获了又耕地播种,长了庄稼又收获,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他确实是个勤快的“农民”,在写作的园地里辛勤地耕耘。1976年,贾平凹发表了57篇小说,以一个星期一篇小说的惊人速度创作。以后,每两三年就有一部长篇问世,至今已著有《商州》、《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浮躁》、《废都》、《白夜》,自传体长篇《我是农民》等。  农民出身的贾平凹是一个有深厚农民情结的人,有着对农村对农民对土地的热爱、熟悉和很强的忧患意识。所以,他早期的小说描写的就是新时期西北农村,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革,视野开阔,富有浓厚的地域风土特色。而后来的《白夜》、《土门》和《废都》却是一组城市题材作品,探讨的是都市人的生存状态。  当然,写《废都》是贾平凹想忘都忘不了,想绕也绕不过去的一段人生经历。《废都》出版后所引出的话题,十多年没断过,各种评论成书出版的共有11本。他说:“十多年后再看,当年的评论者和我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激烈反对这本书的评论家也渐渐认同了《废都》。现在,有评论者认为这本书中部分内容具有前瞻性,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废都》只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那一种情况。”  而故乡始终是萦绕在他心头化解不开的情结。贾平凹用两年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秦腔》是“为故乡树起的一块碑”。“我感激故乡给了我生命,把我送到城里,每每想起故乡,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为故乡写些什么。”《秦腔》并非是写戏台上所唱的秦腔,它解读的是关于中国农村20年的历史,以凝重的笔触,讲述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和新时期农民的生存状态。  对自己的创作,贾平凹自己更喜欢后期的作品。他说,早期作品是年轻时期写的,很清晰、很优美。但早期作品都是别人的事,听别人讲话,后来受某一件事启发才写出来的。而后期的作品基本是个人生命中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体会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写出来。看起来没有章法,写得不清晰,写得比较混沌了,可能有一部分读者就不容易接受。但实际上我觉得,50岁以后的作品要比前面的作品收获得多一些。  而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贾平凹的散文胜于他的小说。他的散文写出了生活和生命的质感,是灵性的,也是智性的,讲究一种清淡、拙朴,氤氲着一种禅境,在大俗中显出雅。比如《说舍得》、《藏者》、《茶事》等等,就让人读后回味无穷。  不管怎么样,贾平凹始终认为,写作,就得坚持写你自己的。他热爱写作,并以此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他说:“从1978年到现在,我一直毁誉参半。但是除了写作,我再闹不成别的啥。一辈子就闹这个东西了,乐趣就在这儿。”  现在,当说贾平凹是著名作家似乎已经不太确切了。除了写作之外,他还是个“石痴”,爱石头,收藏的各类珍贵奇石有几千块之多;收藏有大大小小百余个古陶瓶罐。他又好绘画书法,写一幅字都是明码标价,这成了他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也承认:“比写作来钱快多了。”  对此,贾平凹的解释是,我的故乡陕西历史悠久,是个传统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我小时候在陕西农村生活,老家的环境就弥漫着这些东西。当然,这些爱好相对写作来说都只是业余的,比如收藏,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并不是一直执着于一个范畴。对于收藏品的取舍其实与我整个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不过,他说:“我的这些爱好同写作相比,就好像一个人的饮食要大米和白面、水果与蔬菜相互搭配,有时喝咖啡有时喝茶,是一种补充和调剂。我的爱好虽然广泛,但投入的精力都比较有限,并不像写作那样全身心地投入。”  人无完人。贾平凹也常显现出他的“弱项”:不善言辞,说话对他是一种负担。他不用电脑,对机器不自信,骑自行车还摔过跟头;普通话讲不好,一开口就是土得掉渣的陕西土话。听说多年前,四通公司送了贾平凹一台电脑,贾平凹一度心血来潮,也想用来写作。但他那开口闭口满嘴是“谔”(我),用拼音法,当然是白费功夫的;用五笔,手指没有那么灵巧;用写字板,他无法按规范的笔画,常被电脑捉弄得无所适从,即使字出来了,多数是错字、别字。结果,那台电脑仅仅写了200来个字,就闲置一边睡大觉了。至今,他仍用手写作,理直气壮地解释电脑没手写得快。他也使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手提电话,但只会接听和打出,从来闹不清五花八门的功能怎么使用。一天,他忽然对朋友说:“我的手机怎么没有来电储存功能呢?”朋友只好铺开纸笔,把每个程序一一写下来。  贾平凹坚守的是:以文字立身,用字画养性,收藏古董让古董收藏我,热爱女人为女人尊重。不浪费时间,不糟蹋粮食。到底还是一句话:平生一片心,不因人热,文章千古事,聊以自娱。历经沧桑之后的贾平凹,独守着内心的一分平静,平静地说出“春到了看花开,秋来了就扫叶”。  一向对自己私人生活十分低调的贾平凹,以访谈的形式完成了一部新书《贾平凹谈人生》,第一次敞开谈个人生活、爱情观以及种种体验。  贾平凹直言自己对人生并不十分乐观。他说,人这一生就是很矛盾的。自己一转眼都五十多了,五十年都过去了,你还能活多少呢?好像没干出个啥东西马上就老了。你看就包括这世界上多伟大多厉害的人物,他一生也就干了一两件事情,更多的人是一两件事也没干成。但他也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世上一般都是有多烦恼就有多快乐,有多快乐就有多烦恼。上天对每一个人平等得很,我和总统是平等的,要饭的和我也是平等的。你在这儿有个长处,你在别的地方绝对有短处。你在这儿享福,在别的地方肯定不享福。  在贾平凹看来,人一生中有好多机会,有好多关键时刻,一生的命运就被这几个关键时刻所改变,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向。比如,他的父亲解放前在西安教书,解放西安的时候回到了老家,“我父亲经历的这几件事情就决定了我的命运,就必须要回到我的那个老家,那个小村子里去。”贾平凹的人生从此就在老家的那个小村子里开始起步,这铸就了他文学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农民情结。后来,在水利工地工作时,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但当时,他不知道自己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哪里,不知道自己应该学习些什么,就在随心所欲的学习中,他对写作萌生了兴趣,开始踏上漫长的文学生涯。  贾平凹说自己的人生经历的事情特别多,“开头遇到这些事以后,也出现惶恐啊、不理解啊、委屈啊、害怕见人啊,这些都发生过。但是经历得多了以后,心理能调整好一点。”他说,“年龄的增长就像树木一样,春天树叶发芽了,秋天树叶就枯黄了。身体觉得冷了加一件衣服;夏天热了就脱一件衣服。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感受外界也肯定是不一样的。活到一定程度,智慧也就来了。”  当晚子夜,贾平凹还接受了《中国图书商报》特约记者吴立艳的采访,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记者:为什么会把《秦腔》形容是献给家乡的一块碑呢?  贾平凹:从写作角度来讲呢,我写的小说,都与农村生活有关,和当下生活现实有关,无法割断;从大的角度来讲,商洛地区是我的故乡;从小的地方来说,棣花街是我故乡,在小说里我经常写到商洛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命运,以此为背景,但是很少写到我老家那个镇子——棣花街。在棣花街的19年生活,给我特别深刻的人生记忆。  我读大学后虽然住在城市里,但和故乡和农村基本没有断离关系。下乡采风、体验生活,我都会跑回老家。对故乡发生的任何事情,我自我感觉非常熟悉和了解。农村问题大家非常关心,我是农民出身,自然对棣花街现在的变化也很熟悉,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态中,面对乡亲在现实中的转变,常常不知该赞美、该庆幸、该诅咒还是该惋惜。  在这个角度,《秦腔》仅仅代表作家本人对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对时下中国的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把自己的感受和体会表现出来,给时代留下些印记。给故乡棣花街、给棣花街的父老乡亲树一个碑。但是,能不能树好,认不认可还要看读者。  记者:为什么会以《秦腔》来命名呢?  贾平凹:秦腔在这本书里是有象征意义的,可以看作是写的“秦人之腔”,即“陕西声音”之意。秦腔在小说里的寓意超越了戏曲本身,尽管清风街的人那么热爱它,可它仍宿命般走向了衰败。但是,在更大的层面上,象征着当代中国一部分人的生存环境和他们的生活、灵魂深处的变化。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除了物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外,灵魂里还需要着什么?  记者:不同的是,你不再呐喊,在小说里解决问题,提出答案了。  贾平凹:我是五十岁的人了,世事也该经历多多,不再怨天,而多尤人;尤人的什么呀,许许多多的烦恼和迷惘并不关乎人的道德而来源于人性本来的缺陷啊。如何在一个极简单的故事里,表现出我们除了物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外,灵魂里还需要什么?对此我又能说清吗,我说不清。我不奢企我的作品是呐喊,盼的是读者读完之后,如劳作了一天仰躺在床,伸一个懒腰,长长地吁出一声叹息,使骨骨缝缝中的疲倦能散发出来。  在完成《秦腔》的写作以后,我接下来的作品会有一些变化,从写作风格到地域色彩,都会尝试加入一些新东西。我希望自己今后的作品能够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至于到底会以怎样的面目来面对读者,请大家耐心等待吧。  记者:这部长篇小说在语言上与《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很相近,但是在精神上却有很大不同。  贾平凹:万变不离其宗,从叙述角度、文字上绝对不同于以前的作品。《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是还原了农村真实生活的原生态作品,甚至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对于这种写法,作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不敢说这是一种新的文本,但这种行文法我一直在试验,以前的《高老庄》就是这样,只是到了《秦腔》做得更极致了些。这样写难度是加大了,必须对所写的生活要熟悉,细节要真实生动,节奏要能控制,还要好读。弄不好,是一堆没骨头的肉;弄好了,它能更逼真地还原生活,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  记者:读者进入小说有困难,因为你的生活化的语言,读起来不舒服。  贾平凹:《秦腔》绝对是慢读才出效果的,在叙述角度上、文字上,《秦腔》绝对不同以往的小说,我取消了长篇通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不敢说这是一种新的文本,但这种行文法我一直在试验,它可以更逼真地还原生活。  记者:在《秦腔》后记里你提到,家乡现在发生的一切令你感到痛苦。  贾平凹:对于西北的农村、农民和土地,我是非常了解的。土地供养了我们一切,农民善良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的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中国的改革开放最早从农村开始,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农村确确实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到农村去,你能感受到一种蓬勃的有生气的东西,所以我在早期写了《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和《浮躁》,那真是用发自生命的喜悦和心情去写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农村的停滞不前,出现了更复杂的问题,农民的生活状态是很艰难的。我去过许多农村,尤其是对故乡的事更清楚。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认识和以前绝对不一样,我有一种悲凉的东西常在心头。我忧患、矛盾,又无可奈何,总想写写我所感受到的东西。  记者:作为一个城市人,您怎样和家乡保持联系?  贾平凹:我每年都回老家的,虽然已经进城几十年了,但是我和老家的关系并没有切断,因为我的亲人还在那里,祖坟还在哪里,我每年逢年过节还得回去烧纸上香。然后就是我家那里的乡亲,还有当地的干部也经常来西安,他们要办啥事,寻个什么人啊,开个会啊,都会来找我帮忙。  记者:根据你的观察,家乡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贾平凹:因为我大量作品都其实是写农村的,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从《浮躁》开始,一路写下来,农村发生任何事情,从土地承包改革到90年代,我在作品里一步步都写过了。当时的农村,土地刚刚改革,农民种地的积极性都很高,精神特别足,一片劳动的景象,你能感觉到在那片土地上突然发生的变化,确实有一种欣欣向荣的面貌。  经过好多年以后,农村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当年我看到的那种欣欣向荣的面貌了,就说我当年生活的那个小村子,草和树特别少,草一长出来就被割掉了,喂牛,喂猪,当柴火,所有能种的土地都种上了粮食,特别有生气。这几年回去,草和树长得特别多,给人一种很荒凉、阴森森、潮湿的感觉,正当年的劳力、年轻人都走了,去城里打工,村里尽剩下老弱病残在村里,有些人家的地都荒了,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没有一点生气。  以前农村的房子不是这样的,都是黑瓦红砖白墙,冬暖夏凉,舒服得很。但是,很多老房子都废弃了,要么是全家搬到镇上城里去了,主人要么是盖了两层楼的水泥钢筋新房,外面贴上了白色的瓷砖,难看得很。现在的水泥房子还不如以前的土木房子结实,一地震就全完了。但是,在农村人眼睛里,似乎这样的房子就代表先进、排场、洋气。  现在,农村两极分化很严重,有特别富的,也有特别穷的。但是,在作品里,对这样的现状又比较难写,写得不好人家又会说你灰暗,调子不高。  记者:农村人的精神状态和文化生活怎么样呢?  贾平凹:因现在农村的风俗民情正在消失,以前的农村还有些精神生活,现在是彻底的没有了,一天累了,就在家看电视,家与家之间也不像以前爱串门了。风俗民情这些东西都是人在吃饱饭以后人身上散发一种活力,它依附在人身上的。就像农村做饭一样,没有火自然也不会有烟一样,这样的变化像是暴食又暴弃一样,现在的农村,缺少一种气,人太少,太冷清了,一样,比较优秀的农民都离开土地了。  今年中央把农民的税都免掉了,加上粮食也涨价,现在种地的人也多了点,一些在城里没赚到钱的人又回来种地了。这是我今年回老家看到的新变化。  就是过年,人也少得很,写春联的人家少了,村子也不热闹,没有了剧团,也没有人去杂耍,电影也看不到了,镇上的文化站、电影院、书店也垮了,只能到县上去看,唯一的生活就是看电视。  我觉得中国现在各地区和各地区之间的差距非常大,在同一个省内,西安和商州之间的差距就非常大,下面的县、镇之间的变化又有差距。西北农村和江浙地区农村的差距也非常大,那到了上海又有不同的变化。从东到西,我看到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从东向西的复制,这种浪潮又似乎不可避免,在商业化的浪潮冲击下,我们原有的文化传统、民俗风情发生了改变,古老的纯朴的情感正在离我们远去,人性变得异化、复杂、扭曲,在善良的另外一边,人的丑恶慢慢露出来,欲望成为我们行进的动力,我为这一切而感到深深的痛苦。我觉得现在中国改革气不均匀了,像一个口袋,走到有的地方漏气,地方发展之间的距离差别非常大。  记者:你对现在农村城镇化的进程怎么看?那些进了城的农民生活状态怎么样?  贾平凹:物欲横流在城市的时候,我们还有地方躲一躲,因为我们还有老家、故乡,那就是我们的桃源,我们在受伤的时候,还可以回到家乡躲一躲,在诗情画意的田园里疗伤。而现在我们所向往的这个家园也发生着同样的改革,它比城市受到的破坏还要巨大。对这样的现实我是觉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是这好像也是在中国目前发展现实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农村现在不被重视,国家现在也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放到农村去,解决农民面对的各种问题,城市的问题现在是首要的。农村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受到重视。  记者:现在爱读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了,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贾平凹:如果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仅仅为了看书,是不对的。就像人要吃饭,车要加油,文学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而且因为社会变迁的原因,人们对文学的热情,与上世纪80年代不一样了。但是,文学依然是神圣的。  记者:现在“80后”作家作品出得很快,而那些中年作家反倒是作品越来越少,你怎么看这个现状?  贾平凹:现在看书的人虽然比以前少了,但是写书的人却是越来越多,而且年龄也越来越小。我在杂志社工作,并且担任美文比赛的评委,那些年轻的孩子写的很不错,他们真让我吃惊。  现在年轻的作者写大作品的也有,而且谁都可以写,但我认为,中学生写长篇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在我看来,写作应该是马拉松,看的是耐力,长久性。真正好的作品还是要到中年后,有了阅历才能出现。当然我们不排除天才,比如张爱玲16岁就能写出惊世之作,但天才毕竟是很少的。现在的一些高校在这方面比我上学时气氛要好。我大学时代就开始搞创作了,搞创作的人是被看不起的。但是,现在大学里很多人都搞创作,而且,许多理工科大学也都设有文学专业。  现在有很多作家到大学教书,这种风气很好,文学正在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记者:今天的你已过半百,到这个年纪,对人生的感悟是不是更深了?  贾平凹:我发现人到中年后都有高老庄情结,我觉得人到中年后对人生的体会就多了。一到50、60岁后就没有激情了,年龄是最可怕的东西,明年肯定比今年知道的东西多,就像麦子一样,一到天热就必然熟了,不需要怎么样就老死了。20岁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思考死亡,死亡离你远得很,再受苦受难你的心情却总是快乐的,40岁之后马上就能接触死亡,这不是说你读了哲学书,而是现实环境让你感觉死亡无处不在,比如你的亲戚、朋友有死亡早逝的,灾难事故频发,这些现象不断向你发信号:死亡的脚步就来了。从体验的角度来看,生命成长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比你从书本、电视上获得的知识要重要得多。  记者:为什么你认为,你50岁以后的作品要比前面的作品获得更多的收获?  贾平凹:我的早期作品清晰、优美,但都是别人的事,听别人讲话,受启发才写出来的。而后期的作品基本上是在现实生活中自己体会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写出来。看起来没有章法,写得不清晰,比较混沌,可能有一部分读者不容易接受。但我觉得,这些作品对我自己而言收获要多一些。最新的长篇《秦腔》完成后,我有种被掏空的感觉,若干年内都不会再写长篇了。我计划今年到陕南、陕北走一年,多积累点知识,到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创作新的作品给读者。  记者:刚才你说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写作,那么有很多人说你在写《废都》之前,是处在一个高峰期,而在《废都》以后,你的作品就不如以前了,但是也有人说你现在才进入高峰期,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问题?你觉得自己还能够保持几年的状态?  贾平凹:别人那么看,我自己倒不以为然,搞写作吧,谁也估计不来,因为当时《废都》出来以后,很多批评文章把我骂得很难听,说我江郎才尽,写不出东西了。但是自己的感觉吧,还能够写一些作品。别人说了你肯定不舒服,但是自己也不因此而灰心丧气,慢慢写就是了,具体能够写得怎么样,那我也不知道。到底现在是不是高峰,还是低谷,也不管它了,回家写就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作家写一辈子了,不管出现那种情况,分几个阶段都很正常,尤其他写什么作品,能够写成什么样子,我觉得都有宿命的因素在里头。  记者:面对越来越多的快餐文化,你特别主张慢读,为什么?  贾平凹:虽然现在社会节奏加快,但我认为更需要一种慢心情,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的。都市人对很多书都是翻着看的,但是我希望大家对于一周以后即将上市的我的最新长篇《秦腔》能够慢着看。这部小说没有大的曲折情节,讲述的都是农村一些日常生活,只有慢慢地投入进去,才能够品出滋味来。  记者:在生活里你爱听秦腔吗?  贾平凹:爱听,秦腔号称大秦之腔,就是秦人的那种说话,那种发音。字面上看,就是秦人发的一种声音,那个剧种是特别高昂的,外地人要看秦腔,猛得一看,好像是吼声,就是特别震耳欲聋的那一种效果。秦腔里面有很慷慨激昂的东西,也有很婉约的东西,它主要表现一种悲壮的、苍凉的东西,它表现这个东西。  我在西安有很多唱秦腔的朋友,南方的这些戏曲比如像什么黄梅戏花鼓戏,老是觉得它不解馋,就是不来劲,一听秦腔就觉得很解馋很来劲。所以我觉得南方这些戏像摆设像生活的点缀,就是为了让人更舒服,秦腔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心灵的。  平时比如说心情郁闷了或者说心情很高兴了,就哼唱两句秦腔。在农村比我年龄大的这些人几乎都会唱秦腔,有的人没念过书,但是你要讲起过去的历史他都知道,他不是从书上学来的。他是从秦腔戏里面听来的。虽然生活在农村,社会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的农民也看电视,但是他们还是喜欢看戏的,一有剧团来,他们都爱看的,人山人海的。  我小时候在乡下看戏,那时候不仅仅是看戏,就是一种集会的一种机会,就是小孩玩的,整天在戏台边上,我想办法要上到台子边上,人家把你赶下来,又跑上去爬到树上,爬到麦草堆上,哪个村子演戏,就像过大节一样,下午就开始占地方,叫亲戚朋友都跑过来看戏,看那个演员,早早看上一下那个演员,就觉得无比地幸福。就像现在十六七岁的孩子对港台歌星那种崇拜,狂热都是一样的。  记者: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即将揭晓,而你的小说《怀念狼》与莫言的《檀香刑》、宗璞的《东藏记》、熊召政的《张居正》进入了前四名,你怎么看待这个奖?  贾平凹:茅盾文学奖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奖项,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也不能评说什么。自己的作品递上去,就任人评说,我的心态还比较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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