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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我一直生活在林区。那里有一片使我痴迷的土地,那里奔腾着一条激发我灵感的小溪。  在我家居住的北部,有一座塞罕坝机械林场,那莽莽苍苍的大森林,酿造出了无边无际的绿,诱惑得我常常走进那梦幻般的沉醉。我不但春天去,夏天去,就是大雪封山的严冬,我也去。  我把林区作为自己的创作源泉,从那里汲取生活的营养,鼓起创作的风帆。我膨胀着激情,生发着憧憬,在绿色的海洋中驰骋。  我的视野渐渐地扩大了。我从广袤无根的坝上林场,开始走向遥远的边疆;从首都周围绿化工地,一直走进“三北”防护林的更大林区。有人说作家的作品是写出来的,而我的作品是走出来的,脚板子底下出文章。从1986年到现在,我已出版了四本散文集,其中有两本书,即《绿的呼唤》与《绿染京华》就是专为林业而写的。其余的两本,也大都以林业为主题。人们称我为“绿色文学作家”,《人民日报》、《文艺报》、《河北日报》、《博览群书》、《文论月刊》等都发了评论。  绿色,是生命的摇篮。如果我们的祖先不是从绿色中“食鸟兽之肉,采树木之果”和“钻木取火”、“构木为巢”,就绝不会有今天的人类。  然而,我们又是一群不肖的子孙,只能吸吮,从不想如何报答母亲。这个曾经孕育过伟大民族和灿烂文化的中华大地,过去曾是一片绿草茵茵、遍地森林的绿色世界,由于我们不知节制地繁衍人口和滥加砍伐,如今有的地方已变成赤地一片。现在我国的森林面积和蓄积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8%和13%。由于森林大量被破坏,全国水、旱灾发生面积比建国初期增加65%。长江、黄河这两条中国的大动脉正在出血。目前我国土地以每年一千五百万亩的速度正在不断地沙化和退化。  我在沽源县白土窑乡采访时,在一望无际的荒野中忽然出现一棵老榆树。树杈上有许多点心之类的供品,是人们来这里祭祀时留下的。它被视为一棵神树,自从人们发现它以后,便奔走相告,说这里有风水,纷纷迁来定居。住在小树东边的居民,抢先起名叫“东一棵”,住在小树西边的人也不示弱,他们就叫“西一棵”,于是,在这个县的版图上,就有了“东一棵”和“西一棵”两个村。可见,在这里要长一棵树,有多么新奇和重要。  围场县三义永村五十七岁的老农董庆和,看到本村年年被水冲的凄惨景象,领着老伴上了山。在野岭上挖了一个洞,老两口就穴居在地洞里,每天挖山不止,植下落叶松三千多亩,几年工夫就成了一片大森林。附近的国营林场几次找他,想出现金十万元买下这片树,可他硬是不卖。他说他造林不是为了钱,而是为绿化荒山。他要把这片林子交给国家,留给后代。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绿化大地,是人类的大事。一个普普通通的山野村夫,尚且知道如何要为后代留下一点绿色,难道我们这些经过党多年培养的国家干部、作家,还不能把绿化祖国作为己任吗?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像一股巨大的动力,在激励着我去讴歌绿色!我由衷地感谢生活,若不是我的思想与生活发生激烈的撞击,是绝不会产生这种深切的体会和为绿色而高歌的强大动力。  在深人林区生活中,我还感到,林业,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苦的一个行业。他们整天与世隔绝,风餐露宿,与大山为伍。他们享受不到当代青年那种追求新潮、讲究享受的生活,有的只是默默无闻的奉献与追求。  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小住时,我曾冒着大雪走进作业区的伐木工人小屋。他们每天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奇寒中外出作业,把砍下的木头顺山坡上的冰道溜下来。小伙子们扛着一二百斤的湿木头,登上高坡,没走几步便浑身是汗,然后经风一吹,马上就冻成冰。所以,老远就能听到伐木工人走路时的哗哗响声。如果用棍子在他们背上敲打,就会像打鼓一样发出咚咚的声音。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下午四点多钟才回家。当你走进他们低矮的伐木者小屋时,那副醒目的对联儿,立刻使你评然心动:“一日两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苦乎累乎不在乎”一这就是伐木者的胸怀。他们的心灵是多么的美丽和高尚!  在山西保德我走访过“野人”张侯拉。他抛下妻室儿女,离群索居,到全县最荒僻的九塔山上植树造林,然后把全部的绿树都毫无代价地交给国家,直到八十七岁的高龄仍在造林不止。  他从十八岁开始栽树,一直栽到八十七岁。他在九塔山上栽种的三百多亩幼树全部成活,郁郁葱葱地绿了一座山,飘起一片云。他一生没有任何遗憾,从小就按照自己的意愿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奋斗、去追求,即使在人世角逐、互相争斗的动乱年代,他也没有白白地度过,每天都生活在大自然里。  这是我所见到的一位真正把利禄功名视为身外之物的贤者,是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引以为荣的精英。当你亲眼目睹了这些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时,你能不为之感动和自豪吗?你的思想能不得到净化和提高吗?早在五十年前,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谆谆告诫我们:“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不歌颂这些英雄,还去歌颂谁呢?这许许多多的先进人物,深深地牢记在我的心中,给我以鼓舞,给我以力量,促使我多做点好事。这就是林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工人对我的教育和感化,我由衷地敬佩他们,决心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去书写他们。  (《文学报》1992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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