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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使巴黎商务随员,开创中国境外公司先河;  舌战日本小东洋,大长中国人志气  一奔赴巴黎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10月19日,这一天碧空万里,秋高气爽。黄浦江上桅帆林立,大小船只穿梭往来,一艘吐着浓烟的“安南号”法国邮轮,缓缓地离开了上海十六铺码头。  此刻,我们的主人公张静江就伫立在这艘邮轮的前甲板上,凝望着渐离渐远的幢幢大楼和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是上海十六铺码头外的小东门,是法国租界与中国地界的交接处。它东临黄浦,西逼城垣,街道纵横,商楼错落,早在嘉庆年间,就已经是水陆货运集散地。“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嘉庆年间施润的诗句,真切地道出了这里的繁华与兴隆。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的租界“开埠”以来,从海外运来的洋货和从内地运来的土货全一股脑儿集散在此。码头周围各店铺鳞次栉比,货栈、客栈,洋行、商行,烟馆、茶馆、酒楼、春楼,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第一次置身上海这个五光十色的大都市,张静江感触最深的是外面的世界精彩、奇妙、诱人。他越想越觉得自己走出南浔闯天下的决心是正确的。尽管自己远离家人、孤单一人生活是寂寞的,但能大增见识,哪怕再苦也是值得的啊!  秋风习习,落日的余晖洒满了黄埔江,轻涌的波涛泛起一道道金光。张静江推了一下金丝边眼镜,把目光投向远方,那有点湿润的眼睛里流露出他那思亲的丝丝情愫。  他有一个温柔善良的妻子,还有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自从不幸患上骨痛病后,父亲张宝善对他更加关爱备至。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张宝善没有让儿子走科举正途,而是按照清政府的有关规定,捐银十万两,取得了一个江苏候补道的官衔。同年十二月,张宝善又为他操办了婚事,张静江与苏州道员姚炳然的女儿姚蕙结了婚。  姚蕙比张静江小两岁,温柔娴淑,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对张静江的事业和生活都给予了最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他们婚后第四年才有长女蕊英,接着又有了二女芷英。张静江今次出国时,芷英刚满月不久……  夜幕从天空缓缓落下,又从四面向邮轮逼近,客轮里亮起了乳白色的灯光。张静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拄着拐杖,蹒跚着走进客舱。  张静江这次出使法国,是以江苏候补道员的头衔,跟随清政府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任清政府驻法国巴黎使馆的商务随员。同行的有商务随员李煜瀛(石曾)、夏循均(字坚仲);参赞吴宗濂、刘式训、文溥。同行人中,还有秘书严璩(字伯玉),一位颇有名气的翻译家,是著名的《天演论》作者、哲学家严复的儿子;还有水均韶等四个使馆学生,以及孙宝琦夫人、严璩夫人等家眷子女、男妇仆佣共三十多人。  在同船而行的众人中,张静江惟与李石曾相识。  那是一年前在北京,在状元黄思永的家中。因张静江的岳父姚炳然与黄思永都是相国李鸿藻的门生,又是同龄人,交情甚厚。姚炳然携女婿去北京,自然要去拜访黄思永。恰巧黄思永的儿子黄秀伯(中慧)从美国回北京,协助父亲创办工业局和附设的英文学校。黄思永父子团圆,加之老友重逢,格外兴奋和激动,设宴款待姚炳然和张静江,特意邀请了李鸿藻的幼子李石曾作陪。  李石曾与张静江都是“名门望族”,胸怀大志,一见如故,都有意要赴国外闯一闯。黄秀伯又从中撮合,侃侃而谈欧美的发达、文明、进步,从而更坚定了他们同赴国外的决心。不久,孙宝琦奉命出任驻法国巴黎使馆公使。孙宝琦是清末重臣孙贻经的儿子,是一个笃诚开明的人士,又与李石曾家毗邻而居,孙宝琦的为人处事,李家了如指掌,让幼子跟随孙宝琦远走海外,李家十分放心。于是,李石曾以“户部郎中”奏准光绪皇帝当了孙宝琦的随员,张静江因有李石曾的帮忙,也当了一名随员。  知己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张静江与李石曾畅谈事业、理想、前途、人生。他们极富浪漫主义地倡议,应该在中国发起“世界旅行”,学习考察欧美及世界先进思想文化,改造中国,拯救民族。后来他们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创办“新世纪”,都是由邮轮上的这个构想发展起来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航海颠簸,一拨人终于于12月17日抵达法国巴黎。按照孙宝琦的分工,张静江研习商务,李石曾研习农业。不久,李石曾为了研习农业的需要,进入蒙达义城农业学校。蒙达义城位于巴黎的南方,距巴黎二百多公里,要乘三个多钟头的火车。李石曾一头扎进农业学校,一晃就是三年多时间。这期间,张静江与李石曾保持着密切的往来。翌年春天,张静江专程到蒙达义城看望李石曾,并与他同室共寝了一个多月,成为无话不谈的终生密友。1907年,张静江介绍李石曾加入同盟会,两人又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友人。李石曾在他的回忆文章《谈卧禅》(卧禅:张静江别号——作者注)中这样说道:“张静江是我最早之革命同志,订交于二十岁之时,距今六十年矣。我曾有一长联,下联云:‘忆卧禅书画,道义宾朋,佛心参杰士,五湖聚散转乾坤。’他是我革命友人的第一个。”  二创办公司  初到巴黎,一切都是新鲜的。  走在大街上,张静江发现巴黎的街道比上海、北京都要宽,路面洁净无尘。白色的房屋,用红瓦盖成尖尖的房顶,疏疏密密,错落有致,像一幅秀美的风景画。男人和女人都打扮得比较艳丽,看起来有点怪怪的,但充满着青春活力,显得生机勃勃。令张静江特别感动的是巴黎人特别讲礼貌,双方相见,总是点头问候。尤其是女人们,彬彬有礼,而又不失落落大方。  张静江先是考察巴黎的一些大商场,发现中国货销售挺旺,巴黎市民喜欢中国的丝、绸、缎、竹器、漆器、牙器等土特产品,以及名贵的古董如玉器、瓷器、字画等。张静江敏锐地意识到,巴黎是国货的大市场,可以大把大把地赚西洋人的钞票。但是不久,助手周菊人捎回了一个令人遗憾的信息:巴黎市场上的国货都是由日本人垄断销售的。  “真是太气人了!”张静江拍案而起,忿忿地说,“这分明是对我们国货的戕害,是对中国经济的侵略!”  助手周菊人颇有同感,点着头。  张静江咳嗽了两声,继续说道:“日本鬼子杀我同胞,割我土地,掠我财物,在国内干尽了坏事还不够,还要在国外宰割我们,真是太可恨了。”  “我们中国人就缺点骨气和勇气。”周菊人深有感触地说。  “有骨气、有勇气的人还是有的,邓世昌、丁汝昌、刘步蟾宁死不屈,不是很有骨气吗?不过这样的人少了些。”张静江不无感慨地说道,“一定要夺回国货的经销权,不能让洋人再爬在我们头上撒尿拉屎,我们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大把大把地赚洋人的钱!”  “那我们怎么办呢?”周菊人不解地探问着。  “我们自己开办公司,直销国货。”张静江斩钉截铁地说。  巴黎,马德兰广场4号,新成立的“中国通运公司”六个大字耀耀闪光,格外醒目。通运公司办在著名的马德兰天主教堂的左边,对面是繁华的香榭丽舍大街,是巴黎最为热闹的地方。通运公司共有两间门面,中间有一对别致的双开门,门两旁的玻璃窗里,陈列着精巧的中国货样品:辑里丝、龙井茶、绸缎、漆竹、牙器、金石、字画、玉器、瓷器,琳琅满目,令人生奇。  1904年3月16日,中国通运公司正式开张营业。这一天,张静江特别亢奋、激动。天刚蒙蒙亮,他就早早起床,在店堂里转悠。他看着满目别致的中国货,又想起了半年前回家乡南浔的情景。  那是去年秋天,他决定筹办中国通运公司后,回到家乡南浔招募股本。尽管张静江说得天花乱坠,成竹在胸,但没有一个有钱商人肯出资入股,连他的舅父庞元济也不例外,反而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静江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商海行舟,要有点本事才行。你年纪轻轻,刚刚涉世,不要太急,慢慢来吧。”  张静江压根儿没想到会处处吃闭门羹,苦闷极了。他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出神苦思。难道自己雄心勃勃的宏伟蓝图就此夭折,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日本人对我国实行经济掠夺,束手无策,望洋生叹吗?不!洋人欺负我们够苦、够惨、够凶狠了,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定要夺回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权利。张静江决意要继续往前走,但是钱从哪儿来?他左思右想,惟有去求助于父亲。可是,父亲会同意吗?父亲在自己身上花的钱已经够多的了,还会不会继续支持他“胡来”呢?  然而,除此之外,已别无他法了。  令张静江意外的是,父亲并没有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处理这件事。张宝善听完儿子的陈述,觉得儿子在巴黎开办跨国公司,且不论盈亏如何,但其能晓以大义,想为中华民族争口气的想法是无可厚非的。仅此一点,实属难能可贵。于是,他满口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出资30万元筹办通运公司。  张静江非常感激父亲的理解、支持,为自己美好的憧憬铺平了道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公司办好,为父亲争气,为中华民族争荣。  开张的场面热闹非凡,巴黎商界的著名人士大都前来祝贺,好友李石曾也专程从蒙达义赶来道喜。孙宝琦带领使馆人员出席了开张仪式,并作了扬眉吐气的讲话。公司开业当天便门庭若市,营业额突破了10000法郎,张静江喜不自胜。  日复一日,张静江发现巴黎人特喜欢中国的古玩、古瓷等古董,以及名贵的字画,这正对张静江的胃口。他曾潜心研究过古董,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鉴赏力,对字画也颇有研究,极有造诣。对古董、字画,张静江轻车熟路,学以致用,经营得有声有色,生意火爆得出人意料,不到两个月就净赚了10万元。此举不仅打破了日本商人长期垄断欧洲市场中国古玩业的局面,更重要的是从气势上压倒了日本商人,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在国内的三舅庞元济,闻讯也改变了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开始支持张静江的事业。这样,张静江在巴黎主持经销业务,哥哥张弁群在三舅庞元济的帮助下,负责国内货源的筹措、运输等事务。兄弟俩可谓是里应外合,配合默契,每两个月可以销出一批新货,每年可以周转六次,盈利丰厚。第二年冬天,张静江又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开设了两个分公司。其中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660号(后迁至纽约东57街5号)的分公司由姚蕙的弟弟姚叔来主持店务,长达五十多年,直到1963年终止。  张静江在创办通运公司的时候,力主节俭,他虽然视力不好,仍每日骑着自行车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穿行,了解民情,捕捉商机。1905年中期,巴黎地区的牛奶生产发生问题,供应紧张,牛奶价格也同时上涨。张静江立即抓住时机,开办了一个豆浆豆腐公司。该公司产品面市后,因其价廉物美,营养丰富,迅速受到巴黎市民的欢迎,张静江也因此多了一笔额外的收益。  通运公司后来还成为海外同盟会的秘密据点,接待过许多同盟会成员,召开过许多次关于筹措革命经费、推翻满清政府的重要会议。同盟会会友钦敬而感慨地说:“中国有此奇侠,何其大事不成哉!”孙中山也曾说过:  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这里所说的“巴黎之店”即指巴黎的通运公司总部),所得六七万,尽以助饷。  三革命信仰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秋,张弁群又一次来到巴黎。他此次远涉重洋,主要为创办浔溪女校,要与弟弟静江商量。此时的张静江正在筹划扩大中国通运公司经营规模,也需要听听哥哥的意见。兄弟相见,格外亲切,互谈海内外的一些见闻和对国内局势的见解。  他们谈到了经商救国的问题。  “商人无法救国。”张弁群摇摇头道,接着,他向弟弟静江讲述了上海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的经过。  鸦片战争后,十多万华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他们用汗水浇灌了美国西部。但部分美国白人掀起了反“黄祸”潮,他们焚烧唐人街、残害华人,有的华人被割掉头盖皮,有的华人被挖掉了眼珠子,甚至有一个华人的生殖器被人在沙龙的火炉上烧熟了,像吞吃生鸡蛋一般吃掉,手段极其残酷。而美国政府继1882年、1887年颁布实行限禁华人例案和条约后,1894年又利诱清公使制订了为期十年的《华工禁约》,使限禁、排斥华人条例多达一百五十条,不论是什么样的中国人,只要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备受它苛待。  1904年,《华工禁约》期满,清政府于期满之际照会美国政府,“禁约”不再延期。  1905年2月,美国政府派遣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到北京,企望达到修约目的。寓美华人急电上海等地社团,希望借助国内民众力量,抵制续订新的禁约。于是,上海资产阶级的喉舌《时报》立即遥相呼应,以头版头条显要位置刊登反对续约文章,称续约是“辱国病商”,希望爱国之士共起而谋以对付之。  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率先召开特别大会商议抗美。商务总会会长曾铸登台演说,亮出商人武器:“我华人当联合全国暂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  当拟好抗争电稿需要有人领衔发出时,商会总理严信厚、协理徐润等怕冒风险,缩起了脖子。关键时刻,曾铸又挺身而出,捶胸击桌吼道:“即有风险,亦不过得罪美国佬,为美枪毙耳。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死得值得,由我领衔可也!”于是,以曾铸为首的一批爱国沪商联名的三通电文飞向外交部,飞向南、北洋大臣官邸,飞向全国各都市商会。商人集团军采取全国性行动:美国政府在两个月内如不删改苛约而强我续约,则全国抵制美货!  “这是个一箭双雕的爱国行动。”张静江插话道,“不知父亲参加了这一行动否?”  “当然参加了。当时,我也在上海,便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商会的特别大会,父亲还在三通电文上签了字。”  通电后第三天,上海广肇公所的广东帮商人首起响应,倡议:“中国无论公私,一概不用美货。”在沪的福建商人向汉口等二十一个商埠提出抵制美货的具体内容:不用包括机器在内的美货;拒绝为美国船装货;不进美国人所设学堂读书;不为美国人开设的洋行当买办、翻译;不给美国人当佣工。  学生们积极响应,5月中旬,美国教会在上海开办的清心书院学生全体离校,中西书院学生也宣布停课退学。梵皇渡学堂的学生则迫使校方电请美国政府废约。  妇女们也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女施兰英,在南京路最繁华地段广西路榕庐召集一百多名妇女参加大会,决定前往全国各大商埠向妇女界宣传不用美货。  上海社会各界采取各种形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最具影响的是在南京路逢吉里召开的工、商、学三界谈话会,签名不用美货的达数千人。  黄浦滩美领事馆成了漩涡里的谈判所。在沪的一些美商出于自身经济利益,急电美国政府,要求设法尽快平息行将祸及的灾难。美驻沪总领事劳治师照会上海道袁树勋,要求安排与上海商务总会头面人物会面“释误”。刚抵沪的新任美驻华公使柔克义,率美驻沪总领事、副总领事邀请上海商务总会严信厚、徐润、曾铸等人,同赴美驻沪总领事馆商谈有关修改事宜,要求宽期到六个月。  曾铸代表商会董事义正辞严地向柔克义正告:两个月为期,到7月22日为止。  柔克义等人富有殖民统治经验,耍玩两面派的外交手腕。一方面故意纠缠日期糊弄上海商会,另一方面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制裁曾铸等上海商会的头面人物,以平息这场如火如荼的抵制美货运动。  曾铸以宁死不屈的精神,顶住美方的压力,坚决不延期,同时两次上书外交部:中美正式签约前必须将条约全文寄给上海商会,方能画押。  7月10日,在离两个月期限只剩十二天时,曾铸主动拜会柔克义和劳治师,晓以利害地告诉对方:“抵制美货如火,一经燎原,收拾不易。”  柔克义和劳治师冷笑着摇头,他们不相信中国商人也有勇气玩火。  当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千余人的各帮董大会,由各帮董签名不订美货,同时通电全国三十五个商埠,正式宣布抵制美货。洋布业、铁业、机器业、火油业、五金业、面粉业等七大行业代表率先当众画押,宣布不再订购美货。  同一天,上海商学会也召开千余人大会,提议生产国货以取代美货,商人尤惜荫当场摔碎自己戴的美国表,壮举动人。之后,钟表、航运等七十多个行业相继宣布不购、不售、不代办美货。  全国一百六十多个城市与上海商会遥相呼应,拒绝美货。仅广州市就有2000万包美国面粉坐以待毙,美孚洋行减销煤油142万箱,爱国商民还将美货种类、品牌、商标编成死亡名册。  抵制美货运动的星星之火燎原了华夏大地。中国商人敢于点火、玩火、蹈火的英勇行为,震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商界,震惊了美国白宫,老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出面讲话了:“美国政府可作些让步,但清政府应立即扑灭这场大火。”  清政府对洋人一向是柔弱无骨的,慑于美国政府的照会,8月22、23日,连续两次电会两江总督周馥严厉处置曾铸。周馥复电说:“只怕众怒难犯不可轻易下手。”不得已,清政府只好再次照会柔克义,拒绝严惩曾铸。  然而,时过不久,清政府又经不住美国劝诱威逼,悍然发布禁抵美货的上谕,同时给予商人以如下承诺:凡8月10日前报关贴花的可由总商会临贴印花准予销售。  商人的本性是见了银子就揖拜的,清政府的上谕正好成了他们骑虎难下的阶梯,于是,曾铸这个头戴花翎二品乌纱的绅商,显露出他商人的固有本性。在清政府软硬两面的压力下,他原来的满腔热血,一下子冷却了。他私下对人说,抗美之举是不得已而为之,点着了火,又燃起来了,但不可燎原啊!所以必须收篷转航。  后来,曾铸便在告全国商民的《留别天下同胞书》中殷殷叮嘱:“千万不可暴动,若贻各国以不文明之口实,则我死亦不瞑目。”  讲到这里,张弁群喟叹一声道:“曾几何时,头可断、血可流的抗美运动主将曾铸,一夜工夫,却像孙悟空变戏法似的,铮铮铁骨变成了一身媚骨!”  “是啊,”张静江感叹道,“商人是不可能领导革命运动的。”  “中国是多么需要有一批真正的振臂而呼的志士仁人啊!”张弁群忧心忡忡地说。  这时,张静江突然报出了一个名字:“孙逸仙,也称孙中山!”  “你是说他能够领导革命?”  “是的,他是一位能够成就大事业的领袖人物。”张静江一谈到孙中山就激动起来,神采飞扬,钦佩有加。他神秘兮兮地告诉哥哥弁群,不久前,他又读到了一本前所未有的好书——《孙逸仙》。他将此书视为至宝,后来又连续读了两遍,孙中山的形象在他心中更加清晰、更加高大。他多少次倚窗东望,恨不得一下子飞到日本,飞到孙中山的身边。他还告诉哥哥弁群,听说不久前,孙中山在日本东京聚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科学补习所等进步团体的成员和各省留学生,成立了一个名叫“中国同盟会”的大组织,众推孙中山为总理,通过了《中国同盟会章程》,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他真想到日本去,面谒孙中山。  “我想起来了,”张弁群突然拍了拍额头,道,“我也看到过一篇这样的文章。”接着,他告诉张静江,今年春天,他在好友徐自华家里,看到一篇题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的文章,对中国社会的现状、矛盾和解决的主要途径和根本方法分析得非常透彻。文章指出:“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张弁群呷了一口茶,折服地赞道:“作者对中国的局势了如指掌,分析得精辟,比喻得恰当,实令人叹服,但我却不知道这位作者孙中山为何许人也!二弟,你说得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看来惟有孙中山是也。”  “假如有一天我能够见到孙中山,一定要加入同盟会。大哥,你赞成否?”  “不仅赞成,而且我也要与你精诚合作,二弟意下如何?”  “当然求之不得。”张静江兴奋地说,“兄弟携手,合力助孙!”  张弁群点点头道:“是啊,我们中国革命靠商人不行,需要有一大批对革命矢志不渝的兄弟,团结起来,共同奋战,革命才有望成功!”  “我相信孙中山先生是位坚定的革命者,在他的旗帜下一定会聚集一大批英雄豪杰来拯救中华民族。”张静江坚定地说。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信念,张静江才能在次年三月回国途中,主动去寻找孙中山,有了本书开篇的那一场海上巧遇,从此奠定了他矢志不移地跟随孙中山、成为国民革命重要人物的基础。  四舌战小日本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在张弁群即将启程回故乡南浔的前夜,张静江难舍手足深情,特邀哥哥到他的开元茶店话别。  开元茶店坐落在巴黎的义大利街,与国际中心遥相呼应。该处是巴黎最繁华的地段,也是外国游人必到之处。这年春天,张静江几经周折,并出高价租下这个店面,开设了中国在巴黎的首家茶店。开元茶店装潢华丽雅致,充满了中国东方文化的情趣,格外引人注目。店内布局也独具匠心,别具一格,除设有茶叶专卖部、品茶部外,还设有茶博展览部,在巴黎茶店中有独无偶。到开元茶店既可以品茗休闲,还能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历史与发展,因此,不仅吸引着巴黎市民,还吸引了许多国家的游人,成为旅游休闲的好场所。  张静江兄弟俩刚跨进开元茶店,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便迎面扑来。张静江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他阴沉着脸循声走去。  茶博陈列室里,一个撇着小胡子的日本人扯高了嗓门在嚎叫:“茶艺、茶道、茶文化都是起源于我们日本帝国,不是你们中国。是你们中国人偷窃了我们的成果,还要在巴黎颠倒黑白地显耀自己,这绝对不允许,统统地给我撕下来。”  在旁的另一个日本人一边帮腔,一边走上前欲扯陈列室的图片和文字。茶店经理张茂生慌忙上前劝阻,好话说了一箩筐,还是劝不住,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住手!”张静江大喝一声,拄着拐杖走进了陈列室,“这是我的茶店,不许任何人在这里胡闹。”  两个日本人扭头一看,见是一个跛腿青年,轻蔑地相互一笑。小胡子日本人趾高气扬地说:“我日本帝国从来没有怕过你们这些‘东亚病夫’!”  “这是法国巴黎,不是日本,凡事都得讲个理,你要无理取闹、横行霸道是不行的,会有人管你们的!”张静江毫不示弱的正义气概,一下子压倒了对方的嚣张气焰。  然而,这两个日本人决不肯就此罢休。小胡子日本人瞟一眼张静江,清了清嗓门说:“你们中国人大大的坏,偷了我们的果子,却说是自己种的,狡猾狡猾的。”  张静江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笑得两个日本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张静江面对日本人如此胸有成竹,是因为他对中日两国茶的历史颇有研究,深知其中真谛。  早在赴巴黎之前,张静江就熟读过陆羽的《茶经》,研究了龙井茶、径山茶、白茶等浙江名茶。《茶经》是陆羽隐居双溪著经期间,两度考察龙井茶和径山茶,倾注几年心血写下的专著。第一次是唐上元元年(760年),陆羽“本避胡法(安史之乱)”,游至余杭,初隐芋山,自称桑芋翁,著《茶经》一卷。第二次是唐宝应二年(763年),他专程到杭州考察茶事,在弄清钱塘产茶之地和茶叶质量的同时,饱览了杭州旖旎风光,写下了《天竺灵隐二寺记》,紧接着又登径山考察茶事,再次偶遇双溪将军于山清泉边,抱泉煮茶。后人把这口清泉叫做“芋翁泉”、“陆羽泉”。  《茶经》记载了杭州天竺、灵隐两寺产茶的内容,描述了茶叶有止渴、消食、除痰、少睡、明目、益思、利水道等效能。杭州龙井茶早在北宋时期已初步形成规模,当时下天竺香林洞产的“香林茶”,上天竺白云峰产的“白云茶”和葛岭宝云山产的“宝云茶”,均已列为贡品。北宋高僧辩才法师归隐故地,与苏东坡等文豪在龙井狮峰山脚下寿圣寺品茗吟诗。苏东坡有“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之句赞美龙井茶,并手书“老龙井”匾额,至今尚存寿圣寺朝公庙及十八棵御茶园中狮峰山脚的悬岩上。到了南宋,杭州成了国都,茶叶生产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龙井附近所产之茶开始露面,喜茶人虞伯生做《游龙井》饮茶诗:“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画,澄公爱客至,取水抱幽窦。坐我詹卜中,余香不闻嗅。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碧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忍漱。”  到了明代,龙井茶开始崭露头角,走出寺院,为百姓所饮用。明嘉靖年间的《浙江匾志》有“老龙井,其地产茶,为两山绝品”之说。万历年《钱塘县志》又记载:“茶山龙井者,作豆花香,色清味甘,与他山异。”当时的龙井茶已被列为中国名茶,明代黄一正收录的名茶录和江南才子徐文长辑录的全国名茶中都有龙井茶。  清代则是龙井茶的鼎盛时期,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四次到龙井茶区观看茶叶采制,品茶赋诗。胡公庙前的十八棵茶树还被封为“御茶”。从此,龙井茶驰名中外,问茶者络绎不绝。  张静江也十分爱茶、品茶、研茶,他在开元茶店开张时曾十分自豪地对各界宾客说过:“集世界各国之绿茶,色深碧者,惟吾杭州之龙井;形扁且直者,惟吾杭州之龙井;味花香又甘者,惟吾杭州之龙井。”  后来,民国期间,张静江以自己对龙井茶的嗜好感染了国民党高层人物,从而使龙井茶名声大振,成为中国名茶之首。  此刻,张静江笑毕,瞟一眼日本人,发问道:“请问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是谁撰写的?”  “当然是我们日本的《东福寺清规》。”小胡子日本人答。  “成书于何年也?”  “仁治五年!”  “也就是公元1244年。可我们中国陆羽写的《茶经》,你们知道否?”  两个日本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陆羽的《茶经》才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比你们的《东福寺清规》至少早四百六十多年。”张静江道。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小胡子有点口吃地说。  “茂生,把《茶经》拿出来给他们看。”张静江吩咐道。  张茂生答应着走向二楼,取来《茶经》,递到日本人的面前。  “这是假的,这是假的!”小胡子狡辩着。  “不相信也没关系,”张静江坦诚地说,“我奉劝你们查一下中国的历史,就会心悦诚服。”  两个日本人望着张静江咄咄逼人的目光,不禁打了个寒噤,他们在巴黎市场垄断茶叶经营已近十年,从未碰到过这么厉害的对手,心里有点打憷。但他们绝不甘心败在张静江的手下,小胡子眨了眨狡黠的眼睛,指着墙的另一端说:“茶道是我们发明的,这是无可非议的。早在《东福寺清规》中就有‘茶礼’的记载,并有严格的程序和内容。请问中国何时有茶道呢?”  张静江又开怀大笑起来,笑毕,也指着墙上说:“请你们睁大眼睛看,早在北宋时,杭州径山寺就盛行‘茶宴’,这是径山寺僧侣宴请上客的一种仪式。‘茶宴’在布置洁净尔雅的明月堂举行,室内张挂名人字画,摆设时新鲜花,并有专用茶具。‘茶宴’的程序有:献茶、闻茶、观色、品味、论茶、交谈等六项,依次进行,不能跳跃,不能颠倒。”  张静江停顿了一下,瞧一眼两个日本人,继续说:“你们的茶道是源于我们的茶宴,也是从中国学去的。”  “胡说!我们的《本朝高僧传》、《类聚名物考》、《茶道清规》等专著中都有茶道的详细记载。”小胡子振振有词地辩解。  “你说得不错,但不要忘了《类聚名物考》中的记载:文永四年,南浦昭明到径山参虚堂传其法而归。‘茶道’之起于正元中,竺前崇福东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你们的《本朝高僧传》中也记载:‘南浦昭明从径山把中国的茶台子、茶典七部传来日本。’茶典中有《茶道清规》三卷。还有你们日本的《茶之文化史》也清清楚楚地写着:‘茶道源于茶礼,茶礼源于大宋国的《禅苑清规》。’”  张静江突然刹住话,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对方。  小胡子不敢正视张静江,因为他看过《茶之文化史》一书,也知道《禅苑清规》是日本赴径山拜师求学的圣一国师圆尔辩圆于仁治二年(公元1241年,南宋淳佑元年)从径山带回日本的,并依此为蓝本制定了《东福寺清规》,“清规”中便有严格程序的“茶礼”。还写道:白兰溪道隆、无学祖元(径山无准法师)到日弘教后,举行“茶礼”的僧堂要张贴宋徽宗、牧溪、赵迂、李孤峰、李迪、催白等名人字画,张贴径山祖师无准师范、虚堂智愚的书法墨迹,摆设中国花瓶,泡茶用天目茶碗,等等。  小胡子尽管被张静江戳到了要害处,但还是继续无理狡辩:“这不可能,是你胡编乱造的。”  张静江又一次大笑起来,笑毕正色道:“你们日本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茂生,把那几本书拿来,让他们睁大眼看个清楚!”小胡子一看张静江又要动真格,自感遇到了高手,慌慌张张道:“不……不必了。”边说边往外退。  “滚,快滚!”张静江用拐杖敲着地面。  这是张静江第一次在洋人面前理直气壮、扬眉吐气,他觉得好舒心、好痛快、好高兴!  强烈的民族自尊,始终主宰着张静江的一生。他在之前的青春岁月中以及之后的全部人生历程中,始终将民族利益放在自己考虑任何问题、处理任何利弊关系的首位,这正是他能够获得当时人们的尊重、同时也是值得我辈敬重和学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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