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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的春季,我失业家居。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因为我的村庄,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藩后。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是想要订一份大报,当时有名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  我在北京住过,在保定学习过,都是看的《大公报》。现在我失业了,住在一个小村庄,我还想看这份报纸。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是一些有学问的,有事业心的,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例如《益世报》、《庸报,都是不学无术的失意政客们办的,我是不屑一顾的。  我认为《大公报》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论是有名的,我在中学时,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通讯也好,有长江等人写的地方通讯,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它有一个文艺副刊,是沈从文编辑的,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还有小公园,还有艺术副刊。  说实在的,我是想在失业之时,给《大公报》投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报纸,这是使人苦恼的。因此,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大公报》。  我首先,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  “我想订份报纸。”“订那个干什么”“我在家里闲着很闷,想看看报。”“你去订吧。”  “我没有钱。”“要多少钱”“订一月,要三块钱。”“啊!”  “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  “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我哪里来的钱”  谈话就这样中断了。这很难说是愉快,还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的自尊心,确实受了一点损伤。是啊,我失业在家里呆着,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还要订报。特别是最后这一句“我哪里来的钱?”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  其实,我知道她还是有些钱的,作个最保守的估计,她可能有十五元钱。当然她这十五元钱,也是来之不易的。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钱”。每个长辈,赏给她一元钱,或者几毛钱,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计算一下,十五元钱,她一共要起来跪下,跪下起来多少次啊。  她把这些钱,包在一个红布小包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箱子落了锁。每年春节闲暇的时候,她就取出来,在于里数一数,然后再包好放进去。  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父亲沉吟了一下说:  “订一份《小实报》不行吗?”我对书籍、报章,欣赏的起点很高,向来是取法乎上的。《小实报》是北平出版的一种低级市民小报,属于我不屑一顾之类。我没有说话,就退出来了。  父亲还是爱子心切,晚上看见我,就说:“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集晌多祟斗麦子也就是了。长了可订不起。”在镇上集日那天,父亲给了我三块钱,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汇到天津去。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要走三里路来自取的,过了不久,居然有一个专人,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他每隔三天,就骑着车子,从县城来到这个小村,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上下打量我两眼,就转身骑上车走了。  我坐在柴草上,读着报纸。先读社论,然后是通讯、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广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读过以后,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放到屋里去。  我的妻子,好像是因为没有借给我钱,有些过意不去,对于报纸一事,从来也不闻不问。只有一次,带着略有嘲弄的神情,问道:  “有了吗”“有了什么?”“你写的那个。”  “还没有。”我说。其实我知道,她从心里是断定不会有的。  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证实了她的想法。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们住的屋子,结婚时棱糊过的顶棚、壁纸,都脱落了。别人家,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重新糊一下。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无微不至,他们的旧报,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妻子和我商议,我们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报纸,她说:  “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老看还有什么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块数来钱,你订报的钱,也算没有白花。”  我听她讲的很有道理,我们就开始接糊房屋了,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妻刷耀糊我糊墙。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  这样,在天气晴朗,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卧,或立或坐,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九日  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个。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  “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  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  “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麦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  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食宿。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长得屑清目秀。冬天住在我家,她怀揣一个蝠蝠葫芦,夜里叫得很好听,我很想要。第二天清早,母亲告诉她,小尼姑就把蝠蝠送给我了。  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昕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  一九五六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  “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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