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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说《知堂书话》是书话的重镇;读过,颇以为然。其最本质的特色,亦即价值所在,便是以人为本,以活人为本,紧贴了人性、人情而品书;品出人性、人情的真实,服务于性情和血肉,而非纲常与枯骨。  《四库书目提要》对戴忠甫的《读风臆评》颇多贬词:“是书取《诗经·国风》加以评语,纤仄佻巧,已渐开竟陵之门径,其于经义固了不相关也。”怎个不相关法?举其对《王风,有兔爰爰》所评:  “有兔二语,正意已尽,却从有生之初翻出一段逼蹙无聊之语,何等笔力。注乃云,为此诗者犹及见西周之盛云云,令人喷饭。”这里表现出的是戴忠甫对朱注《国风》的不屑。本来以生动的笔墨写生命在“生之初”的情状却非要从诗中“犹及见西周之盛”,于情大悖,非得喷饭。所以,知堂说要把《四库书目提要》的贬词当赞词看,并说:“我们读《诗经》,一方面固然要查名物训诂,了解文义,一方面却也要注重把他当作文学看,切不可奉为经典,想去在里边求教训。”还说,“中国古来的经书都是可以一读的,就只怕的钻进经义里去,变成古人的应声虫,《臆评》之类乃正是对症的药”。  知堂的话,于当今读书界仍有大效益。文学的书就以文学的视角来读,非要读出文学之外的所谓意义,不说其何利何害,起码是一件累人累己的事。我们之所以还需要文学,系要读书真性情和生命本质上的脉络,用质朴去抵御浮华,以安妥我们的心灵。贾平凹说他不想写史诗,而是写心灵,所以他的作品便真实而耐读。文学本质上就是人的心迹,心迹是鲜活可感的东西,人们正是从这鲜活可感中,得到生命的验证、启动和温暖。  《知堂书话》多抄录,但无琐屑枯涩之感;细品之,无一不是他心性之所取,是真性情的转录用古人话语今译自己心灵,而非身外的异化与教化之具。如举抄沈赤然《寒夜丛谈》卷二的两段话:  行吊之日不饮酒食肉,后世恐无此人。盖其吊时本无哀心,即有哀心,吊毕忘之矣。当求之眼不识杯铛而又能长斋绣佛者。  妇人及五十无车者皆不越疆吊人,今时皆然。非守礼也,盖无车者则懒于行路,妇人则惜舟车费耳。  人家死了人,行吊者却大饮大嚼,今亦成风;亲朋卒于僻壤,生前虽不疏交往,却吊者星稀。我曾为此困惑,觉人情浇薄。原来却是神经质般的无端感喟,诸种行状古已有之,缺乏的是对历史的回窥。酒肉系人之所欲,越疆无舟车乃人之所难。所发生的都属人之常情,上不得“国民性”那个层面,冠于何种微词都说明你对人性真实的无知与不察。生活中,我们所面对的多是凡人,凡人的人性虽粗砺却步伪饰,少一点柔弱的多愁善感,于心性的强健有益。  知堂还举抄沈赤然《寄傲轩读书随笔》卷九关涉“名人”的一段内容:  洪景卢谓退之潮州上表与子瞻量移汝州上表同一归命君父,而退之颇有摧挫献佞语,子瞻则略无佞词云云。此论固当,然退之岂好为谄谀者,唯生死看得太重,不觉措词过于乞怜,如游华山不得下,便痛哭作书与家人诀,亦只是怕死耳。子瞻深于禅理,故能随在洒然,然狱中二诗何尝不哀迫怕死耶。  文中说穿韩退之的毛病,还名人真实样相,乃大痛快!这样一个可笑之人而举世奉为圣贤,今人将作何想?“名”与“贵”其实是两回事:名人不尽完美,名人未必高贵;不必把其人其言当作生活圭臬,只把其作人看,作路边风景,悦目自然就悦了,动情自然就动了,走自己的路就是了。  知堂对丈人的真实也有极深的相知,如举抄潘少白《林阜间集》中《至彭水复友人书》劝阻文人从军一段:  故武夫厌于铠胄,而儒生诗歌乐言从戎,实不过身处幕幄,杯旁掀髯狂歌自豪,一种意气为之耳。果令枕戈卧雪,裹伤负粮,与士卒伍,前有白刃,后有严威,未有不惨然神阻者矣。  此揭出文人尴尬状,涞足为今人鉴戒。知堂说:“中国要好,须文人不谈武,武人不谈文,这比岳鹏举的不爱钱不惜死恐怕更是要紧。”这话移植到眼下,是否可以说:“当今中国要好,须文人不谈商,商人不谈文……”文人谈商,失了静气,其文必有媚金之相;商人谈文,必操利的盈亏尺度。二者相交,将生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可想而知。其实,市场经济的初期,正给文人一罕遇的机会,为“清洁的精神”献一次身,酣美的“心迹”,正可以辉煌地写在历史的册页上。  不过,面对真实的生活,仍不乏以矫情、伪情和假道学面孔出现的人,我们将做如何操作,知堂抄录的《朴丽子》中的一段,正可作鉴借:  有乡先生者,行曲张拱,至转路处必端立途中,转面正向,然后行,如矩。途中有碍,拱而俟,碍不去不行也。一日往贺人家,乘瘦马,事毕乘他客马先归。客追之,挽马络曰,此非先生马,先生下。先生愕然不欲下,客急曰,先生马瘦,此马肥。乃下,愠曰,一马之微,遽分彼我,计及肥瘦,公真琐琐,非知道者。  此道学先生真丢尽道学风光,拉人肥马,还言之凿凿,今人有为之汗颜者否?天道不外乎人情,情之不容处即是理,与情远便与道远。这些等人士,就得“遽分彼我,计及肥瘦”,将肥马拉走了事。  书亦有性情。《知堂书话》,乃真性情也。性情之书百读不厌,读,读,快乐地读下去罢。  求知者  元旦居家,既不想参加邻人的“方城”之战,又不愿在友人的酒阵中加几声呐喊;又百无聊赖,便翻屋子一隅那堆积叠的杂志。  虽然都是一些旧杂志,除本人外,未经旁人染手,就仍显得很新。随便看看杂志那精美的封面或插页,浏览一下杂志目录上熟悉的名字,竟感到出奇的亲切——感到一个又一个文化人隐在纸背之后,像一条又一条春蚕躲在桑叶的叶背,默默地吐着丝。  一边翻一边作即兴的阅读,一俟遇到感兴趣的题目,就驻目细读;像到户外散步,不断驻足于美丽的风景,心灵兀自愉悦着,不觉黄昏将至,并未感到“一个人的时光”有多么难熬。  就是在这般情形下,读到了周涛的散文《行者》。  文中那个现代行者,是个“不识时务”的人。他逆市井人“追求享乐、艳羡豪华”的现世追求,只身走大漠翻高岭,作孤独的人生探险。他认为:“物质精神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什么,大概是认识的第三阶梯?还有更多的阶梯,不认识罢了。帷幕偶尔露出一角。”  那神秘的一角是什么?便是生命的终极存在,生命的本源或本质。  这样的“探险”与现世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啊,所以,周涛说到,诗人与行者(探险家)之间是相通的,都是一些不安于平庸生活的人,都渴望揭开那神秘的一角,他们被好奇心引领得远远地离开众人。读万卷书——读者(诗人),行万里路——行者(探险家);都是求知者。他不禁感叹道:  “求知者啊,你何等固执,何等褴褛,何等的艰辛饥渴而又神色庄严啊!”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心弦震颤不已——求知者是褴褛的、艰辛的;但其“固执”而“神色庄严”。这是一种大人格。所以或可以说,凡求知者,均大人格;凡大人格者,皆求知者也。  沿着这团情绪,我想到一个自己曾思考过的旧题目——  一个人,在追求之初,是勇敢的,无所顾忌,迈着豪迈的步伐;但随着金钱、荣誉、官冕、成就的不断拥有,追求者往往会放慢了脚步,行动亦拘涩起来——担心一招不慎,会丢失已有的货色。嗟乎,现世的拥有,具有多么强的腐蚀力啊!  正如不佞在一篇寓言散文《夜路》中之所状:  上路之前,我穿戴得很整齐。一些很被人看重的辉煌的饰物,在胸前,在肩背,都发出叮当作响的光芒。但在这陌生的阒寂厚暗的夜路上,这饰物的每一个声响都是一分邪恶的张扬。这是奸细的呼叫,呼叫不远处那绿眼的盗贼和凶兽。我害怕极了。  有“辉煌的饰物”的人,自然没有那些一无所有的追求者(行者)来得坦然;因为路上有“绿眼的盗贼和凶兽”,“饰物”随时会被劫掠,甚至搭上卿卿性命,便“害怕极了”。怎么办呢?继续追求么?要失去“辉煌的饰物”;裹足不前么?又悖追求的初衷。便去“夹缝”中徘徊,就苦闷,就无奈,“活着真累。”  但在“夹缝”中久久徘徊的人,是没有出息的。  要么,就此放弃,自甘平庸,虽不高贵,亦令人尊重。  要么,就豁然生一种大气概,呼啸着上路——  来吧,寅夜的强盗,请你们这些好汉把我抢劫一空,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权利!来吧,狞猛的夜善,请你们这些勇士把我吞噬干净,给我一个重新孕育的机会!  但迷醉于声光电色中的市井人,沉湎于“自我价值跌落”小忧伤的文化人,是很难“豁然”生这种大气概的。惟有周涛的那个“行者”及其同志,那些为“求知”而远离人群的“不识时务”者。  于是,有了周涛的《行者》,我的《夜路》便不孤独便不虚妄。  对于市井人,自有其“享受”生活的合理性,我们不好说三道四,我们没有权利干扰人家的生活。我们只知道,不“求知”,而一味“消费”的人群,是渐渐退化的一群。对于文化人,业已失去了原有的“饰物”,还“害怕”哪个?我们则亲切地呼唤:请快从“价值失衡”造成的小忧伤中走出来,相信自己是戛戛独造,“神色庄严”地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不断开拓人类的认识层面,把对人类本质的“求知”,记载在苍白的册页上。  “求知者”毕竟是人类文明的“先驱”,时间会辉煌册页上的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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