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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札记·儒行》云:“多文以为富。”这勾画出大儒的风范。而今读书人,进入儒的境界的人近于无,多为市井小雅,便无“多文以为富”的那个心理屏障,便被乌纱诱、被金钱美色诱,弄得心中忐忑,自秽自惭;若遇时机,便成官场中小走卒,钱场中小仆役,肉场中小掮哥。信然。  大儒大雅须有自己的品格。  郑逸梅有自己的品格:“不与富交,我不贫;不与贵交,我不贱;自感不贫不贱,就能常处乐境,于身心有益。”他有儒的风骨,心理不失衡,静对内心,写出了辰星般繁丽的文章,成为“补白大王”。他之补白,不是补字纸之空白,而是补自己时光的空白。人生无空白,便无失落,还追逐身外物象作甚?  安享于“纯洁的精神”。  二  聂绀弩以为,人在“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之境,一样有山川日月,一样有可歌可泣的人生。这话可信,因为聂氏是经历中人;他被划为右派,在北大荒“劳动改造”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山西坐过七年多的牢。其经历,“坎坷”二字已不能形状。却从未作自我哀怜,从悲苦中悉心体味生命的甘味,以“滑稽亦自伟”写出了乐观、浪漫,浸透着生命温暖的《散宜生诗》。“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胡乔木语)。  其独立无二,便是苦难中的妩媚。  “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是吴梅村送吴汉槎流放东北时写成的句子。梅村未到过东北,把东北想象得太坏;感于自己是个文弱书生,年纪也不轻了,已吃不起陌途之苦,所以清廷要他做官,就只好乖乖地做,以免流放或入狱,不生不死。从此,作为诗人的吴梅村便塌了骨架,失了往昔那高标的风采。聂绀弩悲叹:  假如他早知道东北不过像我写的《北荒草》,监狱不过像我写的《怀监狱》,也许他会敢不做官,他不做官,“诗人吴梅村之墓”的碑石该要高得多啊!  文人的柔弱,多不是怕死,而是畏苦。苦不堪言是也。后继的文人,若心有踌躇,便读一读苦难的花朵《散宜生诗》,若依旧踌躇,索性不做文人吧。  三  “所以贵我生,岂不在一身?一身能复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此为陶渊明的一番感慨。  这番感慨是人的感慨,不是隐士的感慨。  人生一世,只有一身,且“倏如流电”;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现世人生,愁苦再多,再不尽人意,亦不可轻言出世,须好好体验一遭才好。同意徐诗荃的说法,他说:  叫芸芸众生趋向毫无所得的仙佛,修往另一世界,骗去一生的精力和光阴,究竟是仙道,佛道,而非人道。而和尚道士之话,多是鬼话,不宜说给人听的。人生自有人生之价值和意味!  去年的《读书》杂志颇发表了几篇关于“归隐”的文章,推崇“大隐隐于市”的观点,并以陶渊明之隐为设论之据。但作为“古之大隐”的陶潜,居然说出了如上一番极入世的话,不知论者作何感。  眼下,新旧体制交替,市声繁嚣,世象纷呈,已使习惯于旧体制的文人顿感不适;然稍感不适,便生怨懑,便觉无奈,便求归隐,透出文人的落伍与无用。若自己无真心归隐,却大作“隐”之鼓噪,怂恿别人去隐,让别人远高温厚的人类情感,在枯寂黯淡的苍茫之途作无益消磨,而自己却在烟粉纸醉中陶浸,最起码,亦是一种恶作剧也。  不是不可以隐,而不是时候,须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拼搏大苦难之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对人生已有太深切的体验,对苦难已不屑作不痛不痒的评说,隐也。  四  初读汪曾祺的小说《复仇》,不禁有些惊异:那个为报父仇的少年,在寻找仇人的漫漫时光里,在想象中与那个未曾谋面的仇人对话,居然感到了仇人那不凡的情怀,以致于爱上了仇人,希望被仇人杀死。与仇人相晤后,果然失去了复仇的激情,与仇人一同开凿山路,心灵找到大慰安。  生活怎么能这样?  巴人在其《哭》中写道:  有友人死了父亲,觉得非常悲痛,然而哭不出。在父亲的灵前,香亲族皆放声大哭,于是觉得为人子的自己,也非一哭不可,然而偏哭不出。——越哭不出,越觉责任重大,应该哭;终于欲仿效别人哭声,进而欣赏别人哭声,忘掉了自己的悲痛。  这是个奇异的情形,然而却是一个真实:日前家父仙逝,自己正经历了这般情状,感到生活本身,常出入常理,超人想象。  生活是有道理的,而又是没道理的。  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  忘却宿仇,而与仇人一同开凿山路,是没有道理的;却暗合了佛教“冤亲平等”的思想,在大慈大悲大恶大善的递嬗中,让人看到人类的希望,便又是有道理的。丧父而不哭,是没有道理的;但悲痛之巨只有自知,示人何益?况身后的责任正重,比悲痛更具实在的分量,哭不出,便又是有道理的。  大彻悟的弘一法师,临终偈语仅四个字:悲欣交集。人生不过“悲喜”二字:大悲大喜,小悲小喜,不悲不喜,亦悲亦喜,悲中有喜……悲喜一世,没有例外,有什么大不了的?  必须想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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