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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绝俗,有时是一种境界的高标;有时,却地地道道是一种自我封闭和自以为是。  读马时芳所著《朴丽子》便得一例证:  朴丽子与友人同饮茶园中,时日已暮,饮者以百数,坐未定,友亟去。既出,朴丽子曰,何亟也?曰,吾见众目乱瞬口乱翕张,不能耐。朴丽子曰,若使吾要致多人,资而与之饮,吾力有所不给,且又不免酬应之烦,今在坐者各出数文,聚饮于此,浑贵贱,等贫富,老劫强弱,樵牧厮隶,以及退方异域,黥劓徒奴,一杯清茗,无所毒异,用解烦渴,息劳倦,轩轩笑语,殆移我情,吾方不胜其乐而犹以为饮于此者少,子何亟也,友默然如有所失。友素介特绝俗,自是一变。  朴丽子说得好。好在他懂得众生,懂得众生之中个数的我,便是:其实我与众生“无所参异”,与众生融,反倒“殆移我情”。  而“友亟去”,容不得众生的噪杂与繁异,以为俗恶不能耐。这是人为地把自己作为个例,作为异类,与亲切质朴的众生态脱离;而俗生活是人生存的基本,没有众生态的氛围,其绝俗便无从谈起。生为俗世之人,却要厌摒息息生民,其行状,殊可讥。所谓绝俗,应该是身植芸芸众生,身披万丈红尘;却不溺于口腹情性,不动于功名利禄,独存一股清气、一股正气。绝俗其实是心性的最后一点清洁的自守,属于精神的范畴。基于此,便无须为免俗而扭捏地过日子,应率性地面对生活;吃可吃之饭,喝可喝之酒,抽可抽之烟,交可交之人……在五彩缤纷、纷繁杂沓的生态中,经世风俗雨的大浸染,经七情六欲的大诱惑,仍清洁自守,虽未曾离俗,亦有一身清爽之气和不媚不阿之态,乃真绝俗之道。  二  《常语》,是潘少白的语录体文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多有诟病,认为满口道学,殊可厌。但那只是李越缦的个人品味,若不怀成见,潜心读下去,在道学的琐语之外,颇有耐得咀嚼的佳妙处。如卷上云:  草木盛时,风日雨露皆接为体,及其枯槁,皆能病之,此草木气机内仁不仁之别也。  这里的“草木气机内仁不仁之别”,系指内在生命质素的质量。  不仅草木之事有这般规律,联系到人生又何尝不如此。俗语说:少年之时人找病,人到暮年病找人,便是此理。青春的肌体有喷薄欲出的活力,迎头的风雨,恰如惬意的沐浴,在雨雾的蒸腾中,心中的躁郁正可得到淋漓的倾泄;而暮年之人,生命力退化了,生命如一豆炷火,微风便可将颤抖的焰光熄灭,老年人作一种退避与防范,乃是情理中事。所以,面对人世间的风风雨雨,激活自己的生命力和生活热情是头等要做的事。与其怨天尤人,使气斗狠,不如把恩怨、情仇、得失看得淡些,磨炼出坚强的承受力;与其事事寻找依靠与傍附,比如奢求金钱、权势和名利等绚烂的东西,不如平静地积蓄生命能量,使自己具有一副健康的体魄和强健的心智。  健康的体魄,可以在迎接物质的困窘和磨难中,更有生活的自立与自信;强健的心智,可以在抵御精神的侵害与污染中,更有内心的安妥与快乐。耕助不辍的农人,不仅积贮了稻谷,更获得了身心的健康,不会得“富贵病”和种种怪病;鲁迅那般心智强健的人,读了扶乩的书婊子的书,亦不会成为相士与嫖客,只会更深地洞悉世道人情,更好地关照人生。  之于社会,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不会直接制造弊端,关键在于社会的承接能力,这个道理乃不言而喻也。  三  陆放翁的随笔集《老学庵笔记》,对民俗风物有很个味的记述,堪可耽磨。最令我生出兴味的是卷八上的一段话:  北方民家言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礼席,偶取盘中一荔枝欲啖之,白席者遭唱言曰,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曰,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枝。魏公一笑。恶发犹云怒也。  魏公那一笑,是很尴尬的一笑:吃荔枝不可,不吃荔枝亦不可,一切都缘于在“白席”之上,有一群吃惯“白食”之人。  直截地说,无论在哪个年代,中国都有吃“白食”的人在。这是好逸恶劳的一群,凸现着人性中不劳而占有最俗恶的一面。在官场,官场身后,总有一帮“帮吃者”,依靠官人吃“白食”;即便盲人不吃,他们也要吃,一是他们吃出了习惯,二是吃“白食”已成了官场运作机制中的润滑油,没有这种“润滑”,机制中便会传出不谐和之音,官人只得在“白席”之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径自白食,白食,白食下去世风便也一天一天颓败下去。  爱占便宜是人的一种天性,喜吃“白食”便是很自然的事。哪个官人不想吃“白食”呢?能不能吃得上,是地位的象征;能不能更多地吃上,是权力的象征。所以,事实上,在“白席”之前,官人很难有断然不食的决心;因而看一个官人做得好不好,其实很简单,就看他管住管不住自己的一张嘴,在“白席”的色香味面前,有没有自控能力。  即便管住了自己的嘴,也还有吃“白食”之嫌,因为你仍奔走于“白席”之间,仍被食客包围着,俗语道:“裤兜子抹黄酱,不是屎也是屎”,你无法分辩清楚。  为了避免魏公那般的尴尬,其实很好办:离“白席”远一点。  这也许是幼稚天真之说。  读《郑板桥集》  读《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其《十六通家书小引》为诱因。小引云:  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叙。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叙为!  从小引中,透见板桥为人之朴质古道,为文之诚实洒脱,给人以逼人的魅力。  今人作文者众,有不少人,每草草写上几篇,便仓促成集,再匆匆乞名人要人作序,以序托文名。我有买书癖,见坊间新著如林,很是欣喜;再一看书的序,名家赫然莅止,称誉之词凿凿,便将书买下。回头展卷,却不堪卒读,便弃之屋隅。我的藏书中,有不少的次劣货,概因为此。序之于书,正如人之眼,是极该珍惜的;被虚荣名利假借得久了,便失了清澈和坦诚,便让人感到惋惜,甚至生出厌恶。所以,读到板桥小引,便被吸引,自是情理中事。  板桥集中,最甘醇处,是其论读书作文之道的书信。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他认为:“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板桥所系,即对好书,须耐久展玩,其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无可穷尽。其旨已属不新,但他把匆匆读书,比作“如看场中美色”,却如雨后新竹出,生动特辟。今之市井“美人”,脂粉味浓,观其皮相皆美艳无比,欲辨美人真假,那匆促一瞥便很靠不住。若为真“美人”,欲赏其丰韵,亦非匆促一瞥所能及,眼观总不如心仪是也。所以,读书之趣,不在眼读,而在心读。  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中,对堂弟郑墨决意学诗之事,板桥手示曰:“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吾弟欲从事于此,可以终岁不作,不可一字苟吟。”这是很有分量也很苛刻的话。而鲁迅谈文章写作,也曾说过:选材要严,挖掘要深,行笔要洁。概文章大家均严格地遵奉着这样的原则,以致文章不朽。  但以这样的原则为圭臬作文,作为文人,须有大毅力,耐得住大寂寞,有一颗向佛的心。这要吃很多的苦头啊!目下,追求物质的人多起来,文人也有些贬值,文人的心难免要浮摆;好在报章杂志林立,发表文章不太难,得一些虚名也容易,这对文人是个安慰。但寻求安慰之途有多种,何必依仗穷酸的文途?所以,要做文人,还要有大理想,还要把境界超拔起来,还要磨出好文章。好文章是文人的命根子啊!做不出好文章,莫不如做个好商人,好商人不也很让人尊敬么?  郑板桥对于“文章”,有他极个性的主张。他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体“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不是徒托空言就能为社稷民生解决问题的。只有“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晰圣贤之精义,描摩英杰之风猷”,这才够得上“文章”。此外,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没有多大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他说:  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劳而无谓。五经、左、史、庄、骚、贾、董、匡、刘、诸葛武乡侯、韩、柳、欧、曾之文,曹操、陶潜、李、杜之诗,所谓大乘法也。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六朝靡丽,徐、度、江、鲍、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谐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拈断黄须,翻空二酉,究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  他把“文章”的品位以佛教的大乘、小乘作比,崇大乘而黜小乘,崇六经而黜百家,很显然是他儒家思想的体现。他还不止一次破口大骂一班不务经世之学的文人才子:“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并说:“古人以文章经世,吾辈所谓风花雪月而已。逐光景,慕毅色,穷嗟困,伤老大,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板桥的话,不无偏激处,但做文章,着眼经国大业,反映时代大潮;贴近万物生民,歌咏百姓勤劳;不做浮飘文章,不无病呻吟,不自哀自怜,当应俯身掬心而取之。  另,看不起“锦绣才子”者,非板桥一人,历来为世人诟病。这并非公允:文章不一定都要经世,不经世的文章,只要不谬,便对人伦世情有滋润的作用在,“锦绣才子”便仍有存在的必要。但,若“锦绣才子”入世一些,感情“粗砺”一些;而一些陷入物欲声色、渐渐走向感情荒漠的所谓世人,心中多一些“锦绣”之气,我们的世界可能会更美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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