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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家祖传“八宝饭”  曾家是中国旧家庭的典型。曾国藩既承继了他祖父、母亲的坚强刚毅的性格,又将他父亲拙诚、忠孝的品格发扬光大。曾家的崛起堪称是个典型。他们认为,耕是吃饭的本事,读是人世取功名的根本,世代不忘耕读之本。曾家的家规至少到曾玉屏时已具雏形。他创立的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其中有的是普遍见之于中国农村家庭的祖训。如“男子耕读,女必纺织”。男耕女织是旧时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读书是发展的阶梯,进可求取功名,退可凭借男耕女织维持生计。有的则是曾玉屏独特的创意,如,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祀、敦亲睦邻。  曾国藩为人处世、秉性风格与他的家庭根基和教育有着直接关系。  对祖父曾玉屏创立的家规,曾国藩归结为八个字,后人戏称为“八宝饭”: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就是读书。旧时代的中国家庭,不管境况如何,都一定有一个祭奉祖宗的神龛,设于堂屋的正中。神龛两侧,大多张贴这样一幅对联:把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  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  农业社会的真实反映就是耕读文化。按照儒家“天下之本在家”的解释,一个人的一切作为都始于家庭。而保持家庭兴旺的根本就是耕读。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人总要读三年五年的书,即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二年,俗称“三代不读书,一屋都是猪”。曾国藩的诗作中,也多以“耕”、“薪”之句,如早年诗作:“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是耕读生活的写照。  蔬:就是蔬菜。曾星冈说:凡蔬菜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这并不是为了安慰家人所说的冠冕堂皇的话,而是一个社会现实。在重农抑商的农业社会里,商品交换关系非常落后,更何况曾国藩的家处于山区,交通并不便利。因此自给自足十分重要。一个耕读之家,田有谷米,园有蔬菜,除盐以外,可谓无所求于他人。  鱼:鸢飞入天,鱼跃于渊,天机活泼,是兴旺气象。曾国藩说:“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相承以来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足见养鱼不仅供应口福,而且可以增加生气,生气勃勃,则家道兴旺。  猪:生猪至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更可想几百年前的农村了。早在清前期,即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每年腊冬之月,宰牲祭祖,阖家相聚,享受劳动的果实,自有一番田园乐趣。  早:就是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几乎与太阳同起落。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颇合养生之道。俗话说:天道酬勤,而勤字之本是早。在农业社会里,本来没有严格的时间概念,但早起却是勤劳的象征。  扫:实际是讲究卫生,减少疾病。在几乎没有医疗条件的早年农村,人的生命几乎是依赖于自然的。为了减少疾病,讲究清洁干净就很重要。扫,就是扫除,包括洒洗。这一工作大多由妇女为之。妇女早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洒扫工作。庭阶秽物,桌几灰尘,要洒扫干净,虽至贫至苦人家,也不例外。年终的时候,屋前屋后,还要来一次大清扫,以示万象更始,一个新的年轮开始。  考:就是祭祀。曾国藩曾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早起;第二打扫清洁;第三修诚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这其中,就有祭祀祖先的传统,对祖先的敬祀既是习惯,又是潜意识的一种心理行为。因为追念远祖,自然不敢为非作歹,民德自然归于淳厚,这与孝顺父母是一样的道理。  宝:就是善待亲族邻里。曾星冈曾说:“人待人,无价之宝。”这就是说,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庭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的关系息息相关,假若与亲族邻里不能和睦相处,这一家庭便成怨府,迟早是要毁败的。曾星冈一面操持家庭,一面善待亲戚邻里,这是一个居家的法宝。他还常教育子孙:“济人须济急时无”,“君子居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他对周围一些“孤嫠衰疾无告者”,总是尽自已力量之所为,“随时图之,不无小补”。曾国藩曾说:“祖父平时积德累仁,救难救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于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这虽有歌颂之嫌,但一个人威信的建立往往是由近及远的。  这八件事,家里无论老幼必须做到。同时要求家庭成员禁绝疏远六种人:算命的、看风水的、巫道、巫医、和尚、闲客。后来,曾国藩继承家教衣钵,为之编成顺口诀:“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曾氏的家庭教育、“八字家诀”,尤其是祖父曾玉屏的家教家规对曾国藩影响甚大。他终生没有忘怀祖父的遗训,时刻用祖父的家诀教育子孙,要求属下。直到自己的兄弟成了地方大吏,仍旧要求曾氏子弟媳侄勤俭持家,不许脱离生产劳动。他虽然有穿不尽的官服朝靴,但日常穿戴仍要求女儿、媳妇为他做衣、做鞋,以此要求子女、考查自家女儿和媳妇的女红。曾国藩点了翰林,全家欢庆。而祖父却向家庭成员宣布:我家虽出了翰林,但仍要以耕田、种菜为生,不能靠做官吃饭。到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时(曾国荃也成了浙江巡抚),给家里去信,说曾氏“极盛”之时,更不能忘祖宗家法,牢记不能靠做官吃饭的家教,不能丢“八字家诀”,要在“作田上用功夫”。曾国藩在日记、家书中时常记述祖父组织的“耕织家庭”,认为那时家里虽贫苦些,但却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家庭成员间的友谊和敬爱。他说:这个家庭给他的是礼义廉耻,给他的是勤俭质朴,给他的是孝悌尊友,给他的是忠君爱国。  除“八宝”外,曾玉屏还给后人留下了“三不信”,即不信医药、僧巫、地仙。自古楚地多巫祝。在农村信巫术之风很盛,这些“把戏”大多是愚弄没有知识的人,混一口饭吃。但这个“职业”坑害了无数人家。因此,走南闯北的曾玉屏告诫家人不可信医药、僧巫和地仙。这里的“医药”主要指没有医术专治怪病的“游医”。僧巫即是巫婆、道士和尚之类。在曾玉屏看来,这些人“不劳而获”,不应受到礼遇与尊重。地仙即是风水先生之类。  曾氏数代都克勤克俭,因而对后代影响很大。不但曾国藩一生受此薰染,而且还常以此教育后辈。他说:“吾家累世以来,孝弟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竞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竞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一文,尚余九十九文,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尤亲自种菜、收粪。  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为元吉公修置祠堂,寄信京师,命曾国藩记其原委。作为六世孙的曾国藩,对于祖上的元吉公“行事不尽悉”,只好把从祖父那里听来的“传闻”记述下来。在铭文中有这样几行字,确实道出了渐积渐累方才有成的道理:昔日龟业,源远流长。服畴食德,寝炽而昌;蓰茏(xIlong)郁积,有耀其光;千秋宰树,终焉允臧。  几年之后,过继给曾骥云的曾国华生有一子,对叔父喜得长孙,曾国藩说,“叔父近年于占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造新屋,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留下的家法并不多。大概是属于身教多于言传的一类。但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述及的,每当曾国藩在面临大的抉择时,曾麟书都能及时督导,不但使曾国藩兄弟们受益良多,而且连左宗棠等人对曾国藩之父都敬佩不已。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咸丰帝的上谕中也几次提及曾麟书,并称赞曾氏“一门忠义”。晚年的曾麟书命长子曾国藩书写的一句联语,颇能代表他的希望和寄托: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麟书在曾氏家族史上,堪称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把良好家风传承下来,他把自己乃至曾氏家族的抱负交付给了下一代。这是另一种传承。曾国藩兄弟们能接好这个传承吗?  总之,正是湖南湘乡秀美的山水,曾家勤俭而严正的教育,加之封建的国度,偏僻的山村,传统而落后的文化习俗,造就了曾国藩复杂的性格,造就了这个清朝的“中兴第一名臣”和屠杀农民起义的“曾屠户”,一个令世代评说、争议不休的历史人物。  家庭和睦是根本  老祖宗说:家和万事兴。曾国藩深深认识到这一点。他强调家庭和睦的重要,是有其极深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为了镇压天平天国,他们兄弟四个都从了军,而且九弟曾国荃还为破天京立了头功。试想,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里,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吗?他写道: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之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家庭和睦非常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和”?曾国藩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之则立获殃涡,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残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  凡事皆从省裔,独待者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占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在这段话中,曾国藩认为欲“和”则必“孝”、“友”,并且将“孝”、“友”这两个原则细化到日常的做事中。关于“孝”,曾国藩还讲到:凡子之孝父母,必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犊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  能像曾国藩所说的这样去做的,家庭关系必然和睦,这是处理家庭事务的根本原则。当然,时代不同,“孝”、“友”的具体内容必然有异,然而从整合的角度去看,要做到“和”,要达到“万事兴”的目的,必然要处理各种家庭关系,而“孝”、“友”必是首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有了“孝”、“友”,但无更具体的治家之法,家仍不能兴。曾国藩在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致澄弟》的信中这样写道: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前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日“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进周旋,贺喜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日:“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为八字诀日“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  曾星冈,也就是曾国藩的祖父,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对曾国藩治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连妻子王氏也难逃他的责斥。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的脾性虽然暴烈,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对子孙们的严厉却有助于他们的成长。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  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儒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曾国藩对于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从以上可看出曾国藩对齐家的重视程度,其重要性在于齐家是修齐治平中不可缺少之一环,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大后方。  孝而不愚德之本  每个人都有两面或多面,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有杰出的一面,狞厉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个凡人,也有普通的一面,狭隘的一面。他有超过一般人的反省气质,只要他有错,认识到了错,他就会反省自己,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曾国藩身上宝贵的品质。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为了一点小事,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  这事对曾国藩的震动很大,以至过了好久,他还表示深深的悔憾。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此事,曾国藩就郁郁寡欢,心里十分难受。并且,他以此事教诫儿子纪泽,希望他能体谅自己这番苦心。  这番心意大概有这么几层意思,一是自己以前在这方面做得不好,希望纪泽引以为戒;二是我有对不起弟弟的地方,你做儿子的应该代替父亲去弥补;三是你做下辈的在叔祖父和各位叔父面前应多尽一些敬爱之心。  如果一个人能够常存休戚一体、利害相关的想法,而不存有彼此歧视的念头,那么老一辈的人必定会很器重你、喜爱你,兄弟姐妹必定会以你为学习的榜样。这样,大家越处关系越密切,越处相互越尊重,其情切切,其乐融融。孟子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如果曾氏家族和乡亲们都说纪泽的度量比他父亲的度量还要大,那么曾国藩应当会感到非常欣喜。俗话说,望子成龙,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不仅教导儿子尽孝行道,而且也敢于以自己的失误去教导儿子,更是显得难能可贵。  《孝经》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又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以由生也。”意思是说,人的德行,没有比孝道更重要的。  孝是德行的根本。在这里,孝有两层意思,一是晚辈对长辈永远只能百依百顺,儿子对父亲只能言听计从;即使当长辈犯了错误,晚辈也要对他的错误毕恭毕敬。另外一层意思是,如果长辈在晚辈面前犯了错误,晚辈应该规劝他,这才是孝。前者是愚孝,后者才是真孝。曾国藩之所以向儿子抖落自己的错误,显然是希望儿子引以为戒,切勿重蹈覆辙。《孝经》云:“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就是说,假如父亲做了不义的事,儿子就应当规劝他,这时候还随顺父亲的意思,又哪里算得上孝子呢?  兄弟之间互谦让  人与人之间难免会发生矛盾,就算是手足兄弟之间,也不例外。龙生九子,子子不同。每个人对人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弟不必贤达于兄,兄也不必敏于弟。兄弟之间产生一点矛盾、隔阂也是难免的事。要想让家庭和睦,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有一次,曾国荃与曾国藩谈心,谈话中大有不平之气。曾国荃一下子给曾国藩提了很多意见。最大的意见是说他在兄弟之间,不能造成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不能使他们心情舒畅。曾国藩虽然稍稍劝止,但还是让曾国荃把话说完,一直说到夜至二更。在此期间,他还给曾国藩提了许多别的意见,这些意见大都切中事理,曾国藩在一边倾耳细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既然是人,就会有缺点,有错误,曾国藩也不例外。他最大的毛病或许还不是曾国荃说的那一条,而是喜欢教训人,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好为人师。这一点是曾国藩自己也承认的。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对兄弟子女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一严,就难免提意见的时候多,表扬的时候少。  曾国藩还是一个责任心和道德感十分强的人,凡看不惯的,有违家法的,他都会直言不讳地给予批评。曾国荃给他提的意见,实际上是说哥哥太严肃了。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理论,也不辩解,而是让弟弟把话说完。  既然人家有意见,你就让他把话说出来,说出来了心中就没有了不平之气;如果你把他的话卡回去,这只能使他的不平之气更添一分,于人于己都没有好处。更何况曾国荃也说得在理呢?  曾国藩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就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并不因为自己是兄长,是大官,就以势压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只要对方说得人情人理,就没有不能接受的道理。曾国藩这样做,无损于他做兄长的尊严,反而使曾国荃产生了一种亲切之感,在尊严和亲切之外,更有一种大度。  正是因为曾国藩有这样的胸怀与气度,曾氏家族才能老有所尊,幼有所爱,兄弟和睦,邻里相亲。  曾国藩做人有一条原则:兄弟之间应该互谦互让,互帮互助,彼此发展,共同进步。  他认为:作为人子,如果使父母觉得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比不上自己,这便是不孝;如果使亲戚称赞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不如自己,这便是不悌。  季四弟曾来信责备曾国藩,曾国藩读信后心中大震,不禁为之惊出一身冷汗。  曾国藩以为,兄弟之间都应德才兼备,不应彼高此低,就像陈氏的难兄难弟一样。  东汉时期,河南许昌有一个名叫陈寔(shi)的人,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陈元方,一个叫陈季方,兄弟两人都很有德才。一天,陈元方的儿子陈长文和陈季方的儿子陈孝先,在一起争论谁的父亲功德更高,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仍然相持不下。最后,他们决定请爷爷做评判。陈寔对自己两个儿子都很满意,听了孙子的问话后,笑着答道:“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此后,这对兄弟的故事被人传为佳话。  曾国藩表示,从今以后,愿我们兄弟五人,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彼此相互谅解。哥哥以弟弟得坏名声为忧,弟弟以哥哥得好名声为快。哥哥不能使弟弟得好名声,这便是哥哥的罪过;弟弟不能使哥哥得好名声,这便是弟弟的罪过。  兄弟之间应该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有的兄弟,只能有福同享,不能有难同当。还不说有难,只要有一点点麻烦,就想方设法避开,生怕自己卷入其中。这样的兄弟不是真正的兄弟。  有一年,曾国藩所部军饷极少,这是很多年都没有的现象,加之流言外侮纷至沓来。曾国藩恐惧异常,似乎大祸即将临头。在这种紧急关头,他对弟弟说:就算是兄弟同心协力,抵御外侮,还担心墙倒众人推,事情办不好呢,哪里敢在心里生一点点芥蒂?哪里敢因弟弟语气稍直而心怀不满?外人的千万指责我都能承受,难道就不能容忍胞弟的一句过头话吗?请老弟千万放心,千万保重。  此时的兄弟实在是患难与共的兄弟,只能互相鼓励、互相劝诫、互相维护。  曾国藩就是这样,和弟弟一起渡过了难关。  曾国藩曾说,在兄弟之间,即使有一句欺诈的话,最终也不会隐瞒多久。这话似乎有些绝对,但思来却不无道理。因为有些话是可以隐瞒很久的,甚至可以隐瞒一辈子。但不能保证每一句假话都可以隐瞒。一旦你的某句假话被人识破,那么你将来即使所说的全是真话,也会被人怀疑。所以曾国藩说,索性有话直说,一语道破,虽然眼下嫌太直,难以承受,但将来肯定能被谅解,知道我的良苦用心。  下面是曾国藩的一席话:  “在几个弟弟中,国藩我对待温弟(曾国华)似乎过于严厉,但扪心自问,觉得还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我不是信口开河,大凡做大官的人,往往对妻子儿女特别照顾,对兄弟则失之刻薄;往往私肥自家,对亲戚同族则失之刻薄。国藩我从三十岁以来,就一直把升官发财当做一件可耻的事情,把官囊积金留给子孙享用看做可羞或可恨的事情。所以我暗中发誓决不靠做官发财,决不把做官得来的钱财留给后人。苍天在上,神明鉴临,我决不食言。  而今国藩我侍奉高堂父母,每年仅寄回为数不多的银两,以供双亲大人吃喝零用。对同族中贫穷的亲戚,我每年也酌情分送少许,以表达我区区心意。因为即使我多给家里寄钱,父母所衣所食也不能因此更为丰厚;与其独肥一家,使同族亲戚因此而怨恨我以及我的父母,哪里比得上分给一些亲戚,使他们对我父母感恩戴德,并且更加钦佩和尊敬呢?  如果将来在地方上做官,俸禄会比较丰厚,国藩我发誓:除了俸禄以外,一分钱也不多拿。如果俸禄越来越多,就周济更多的穷寒亲戚,决不为子女的衣食积蓄贪求。”  曾国藩如此坦诚,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作为兄长的一种责任,更是为人的第一要务。  “无信不立”的先哲教诲,曾国藩总是刻骨铭心。成大事者,犹以信、诚为其立业之本,曾国藩于此深信不疑。他在致诸弟的书信中,反复告诫的就是“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且言“只要能够谨守”,“不管世道是治是乱,总不会失掉上等人家的地位”。曾国藩的这种告诫,其中的暗示对家道兴盛、位高权重的人来说似乎有更多的警醒意味:诚信可以立业,保业尤须诚信。一个人在他卑微的时候保有诚信并不难,最难的是当他功成名就之时犹不失诚信。而这一点,却常常是富贵人家所不易做到的。曾国藩说:“地位高了,并不一定是福气,恐怕徒然成为人们说三道四的张本。”在他看来,“树大招风”,“楼高易倒”,以诚待人,或可消弭怨隙,化解不测之灾。  立德、立功、立言,向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也是一个人成功的标志。曾国藩以自己多年的体悟,时时劝勉兄弟们立德在先,在修身上多下工夫,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书说: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太小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所忧虑的,是因为自己不如舜皇帝,不如周公而忧虑,以德行没有修整,学问没有大成而忧虑……  曾国藩作为兄长,他对兄弟的爱是多方面的,爱之以德,对德的苛求,这是曾国藩的突出之处。他自知出身贫贱,得志之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应在品德修养上齐头并进。宦海生涯,曾国藩看透了无德之人为人诟骂的本质,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于心的崇高境界。  曾国荃攻下天京后,起居奢华,言语傲慢,行为放纵。曾国藩写书直言相告,劝其顿去恃功享乐之心,重修德业反省之课。  他的严词责备是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尖刻的。他始终认为: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剩一文钱。只有德和业都增进,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而成功亦不足恃…  曾国藩在兄弟们的眼里是令人敬畏的。他代父教弟,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更以德行服人。一次,曾国藩和友人小珊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虽过在小珊,曾国藩事后仍内疚不已。兄弟几人劝曾国藩勿以为怀,曾国藩却道:一朝之忿,不近人情,我德有缺损,可想可见。他不顾兄弟们劝阻,坚欲登门谢罪…在曾国藩遗世的家书中,他写给诸弟的教诫充斥其间,俯拾即是。在信中,曾国藩反复叮嘱的亲近良友、莫负朋友、周济贫民、爱惜物力、勤俭为主、戒骄去奢等等,无不是一个“德”字。这是曾国藩兄弟的福分,以“德”育人从来是圣贤所推崇的最高育人之道,更何况这些书信有的竞写自两军对阵的战场上!  兄弟亲情,爱到极处,往往是口不择言,令人难以接受。曾国藩的兄弟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受。由于曾国藩的名望所在,兄弟们很少向他表达这种真实想法。  曾国藩对此有很深的忧虑,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十日给诸弟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讲道:“骨肉之情越真挚,盼望的心情就越殷切,责备的言词就越尖锐……所以不能不发出怨言骂你们,感情达到极点了。然而,为兄长的虽说‘糊涂’,也不能不责备你们,不是责备你们的情感,是责备你们的不检点,这有什么耿耿于怀呢?”  虽说如此,曾国藩仍是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地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一语破的,曾国藩的兄弟之情,源自他已将自己的一切和兄弟们完全融为一体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谁也无法分开。”  第二篇为官就是做人——成功要读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他以并不超绝的资质,挽狂澜于既至,扶大厦于将倾,再造满清“中兴”大业,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仍令人回味无穷。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就连我们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独服曾文正”。那么,曾文正公在官场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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