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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官厚禄拴不住的心灵  亲爱的读者,在我上手术台之前,我要把我所采访、所亲历的一切告诉你们,希望中国几百万像我一样徘徊于生命边缘的心脏病同胞能认识他——著名心外科专家刘晓程。  愿上帝赐我神来之笔,否则我将有愧于我的主人公,有愧于千千万万亟待拯救的生命,也有愧于我这颗生死未卜的心。  ——作者题记  读者朋友,当你看到这份来自国务院的数据报告,一定会感到振聋发聩,触目惊心。  “心血管病是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主要杀手之一。我国现有四百多万心血管病人等待手术,而全国每年仅能完成四万多例。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建成,将为改善我国心血管的治疗作出贡献,给广大心血管病患者带来福音。”(摘自吴仪发给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开业典礼的贺词)  另据报导:中国每天有一万多人死于心脑血管、癌症等疾病。北京平均每小时就有一人死于心血管疾病。  中国现有四百多万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但得到手术的比例仅为1%,剩下那几百万心脏病患者将揣着“破碎”的心,日夜盼望着白衣天使能拯救他们的生命。但是,或因贫穷,或因昂贵的医疗费用,或因排不上号住不上院,或因庸医的误诊,使多少病人苦苦等了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从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过早地结束了本该延续几十年的生命。而排不上号住不上院、交不起医疗费的,多是那些没职没权没钱没关系的普通百姓,尤其苦了那些贫苦农民和下岗职工。  这种严重的供需失衡现象,深深地触动了一位医生的良知,他因此而做出的一次次惊人之举,像地震一般震撼着中外医疗界,震撼着千百万亟待拯救的生命,也震撼着中国亟待改革的医疗体制——  面对一个个乞求的生命,  他不知该把这张生死牌发给谁  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  生命是美好的,但它属于人只有一次,任何人都扼不住命运的咽喉。  1987年5月,春天带着不可抗拒的骚动与活力,从遥远的天际涌来,冲破坚硬的寒冷,把鲜活的生命撒向枯黄的世界。饱尝了严冬的寒冷与沙尘的北京人,踏着春色,漫步在华灯初放的长安街上,欣赏着绚丽多姿的夜景,享受着春天的馈赠。但在全国唯一一家心血管病专科医院北京阜外医院一间门诊室里,却上演着司空见惯而又令人痛心的一幕。一位中等身材、精明干练、两眼蓄满善良与睿智的中年医生,被一群走投无路的心脏病患者及家属团团围住,一直下不了班。他就是两年前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三十八岁的主治医师刘晓程。  “刘大夫,听说你是佳木斯人。俺是鹤岗煤矿的。咱们是老乡呢。”一个又黑又瘦的下井汉子怀抱三岁的孩子,操着山东口音,跟刘晓程一个劲儿地套着近乎,“刘大夫,求你看在老乡的面上救救俺老婆,俺们再也等不起了。她都快不行了!刘大夫……”汉子说不下去了,低头呜咽起来。他身边瘦弱的女人用胳膊肘碰碰他,嗫嚅道:“要不俺不治了,俺回家。”却遭到汉子的一声嗔斥,“你不治就得死!你死了俺的两个娃咋办?呜呜……”下井汉子挖煤塌方砸断一条腿都不曾掉过泪,现在却被病老婆压得放声大哭。他一哭,女人和孩子也跟着哭起来。  刘晓程刚想安慰那汉子几句,却被一个穿着破旧、满脸沧桑的中年农民打断了。  “刘大夫,俺把房子都卖了,还借了一万多元钱饥荒。俺爷儿俩从黑龙江跑北京两趟了,这次再手术不上,俺们全家就活不下去了!求你看在家乡人的面上救救俺儿子吧,他才十四岁。俺爷儿俩给你下跪了!”  “别别!千万别……”刘晓程急忙上前制止,但晚了,一老一小“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  瘦得像铅笔杆似的少年瞪着满含泪水的大眼睛,可怜兮兮地望着刘晓程。父亲却发出一阵令人心碎的哭号:“刘大夫,求你救救俺儿子吧!救救俺全家吧!呜呜……”  望着这对父子,望着这一张张求生的面孔,刘晓程的眼睛湿润了,一种深深的疚痛与同情,紧紧地攫住了他那颗虽然每天被病人揉搓却依然慈悲的心。他知道,这些普通老百姓本来就很穷,偏偏又患上这样那样的心脏病。他们卖房卖地拖儿带女,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整夜整夜地排队挂号,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但却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苦苦地哀求他,给他下跪,不为别的,只为一张小小的住院单——一张求生的“通行证”。他何尝不想大笔一挥,给每人开一张入院单,让他们痛痛快快地接受手术,痛痛快快地活下去?可他每天只能开一张入院单,一个月只有三十张的权力。一下午就要接待五六十个患者,许多病人都需要手术,他真不知该把这张“生死牌”发给谁?二十多年的坎坷生涯从没有难倒过他,可是面对一群向他哭诉的家乡父老,他却难过得不止一次地掉下泪来。他觉得自己有愧于做一名医生。  这时,药剂科的丁飞主任手拿一包方便面走进来,进门就嗔怪他:“刘大夫,都十点钟了,快吃点方便面吧!你天天这么折腾,早晚会被折腾死的!”丁主任看到刘晓程天天被患者“糊”得可怜,心疼得几次落下泪来。  可是,面对一群看病比登天都难的父老乡亲,面对一个个本应该尽快手术的心脏病人,刘晓程却无论如何也不忍心离开。令他终生难忘的是那位二十七岁的姑娘。此刻,她就像死人幌子似的,瞪着一双美丽而无神的大眼睛,凄婉地望着他。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刘晓程问她。  姑娘的眼泪“刷”地掉下来了,忙从衣兜里哆哆嗦嗦掏出一张已经发黄的入院通知单,双手像捧着命根子似的,小心翼翼地捧到刘晓程面前,啜泣道:“我八年前就来了,开了入院单没有床位,大夫让我回家等通知,可我等了八年也没等到通知,实在等不了啦!”  刘晓程的脑袋“轰”的一声,忙接过那张已经被八年时光磨损出几处破洞起了毛边的入院单,看到上面赫然写着“1979年4月23日”,心里不由得发出一阵惊愤的慨叹:可悲呀!八年抗战都结束了,可一个心脏病患者却手拿入院单没有等来住院通知!一个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怎么能等得了八年?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大好的八年?八年,一个花样的少女变成了二十七岁的大姑娘,而一颗破碎的心却因漫长的八年而失去了治疗机会。现在,她的心脏已经无法接受手术了,等待她的只能是死亡。可她完全可以不死,完全可以活好多年,完全可以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可这一切,就因为八年的耽搁而变得永远不可能了。  这位来自黑龙江农村的姑娘并不知道刘晓程的内心,而是可怜巴巴地乞求道:“求求您刘大夫,让我住院手术吧。我实在等不了啦。我不想死,我才二十七岁,我已经等了八年啦!”  面对这双对生命充满渴求的眼睛,面对足足等了八年却不得不提前告别人生的家乡姐妹,刘晓程无论如何也不忍心用善意的谎言去欺骗她。他怎么能告诉她:“你不能手术了,你只能回家等死了。”他怎么能说出这种没有人味的绝情话?  他想:如果这些病人是我的兄弟姐妹,是我的亲生父母,看着他们得的并非不治之症,只是因为住不上院而一拖再拖,最后不得不提前告别人世,我该是怎样一番心境?该是何等痛苦?他心里忽然发出一阵悲愤的质疑:为什么天远地远初次来就诊的病人就已经是手术禁忌症了?为什么还是手术适应症的病人又要争那张维系生命的小纸片?为什么得到了这张纸片的人还要继续等下去,甚至一直等到死?我这个医生再出这种门诊,再发这种毫无价值的纸片,还有什么意义?我到底是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是误人性命的“罪魁”?我是诚实善良的大夫,还是整天用谎言安抚病人及家属的“骗子”?  宁可再被毁灭一次,也要学习!  刘晓程出生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父母都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医务工作者。母亲是妇产科医生。父亲是佳木斯医学院著名的外科主任刘沛。刘晓程是姊妹五个中唯一的男孩儿。  1968年,刘晓程下乡到宝清县生产建设兵团。艰苦、压抑的知青生活,过分的体力透支,使他得了肺结核,每天咳嗽,低烧不止。下乡的第四个年头,他提前返城了。  不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落实政策,刘晓程获得了一个工作指标,面临当工人和实验员的选择,犹豫再三,他走进了令人谈虎色变的“臭老九”行列,成为佳木斯医学院生理教研室一名实验员。并非子承父业,他并不想当医生,他不喜欢整天跟生理不健全的人打交道。他从小最崇拜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但,正像马克思所说:当年轻人选择职业时,社会早已经为他决定好了。  实验员,就是洗刷各种试管和器皿,把兔子、青蛙、老鼠准备好,供大学生实验时使用。但工作之余可以旁听老师的讲课,这是刘晓程选择实验员的真正原因。一位在文革中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医生气得骂他:“你还要念书?吃一百个豆还不知豆腥气?”但对刘晓程来说,求知成了他生命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他宁可因求知而再次遭到毁灭,也不愿浑浑噩噩地混下去了。他不相信中国会永远像现在这样知识无用,没有知识,一个国家靠什么发展?一个民族靠什么前进?  他一边工作,一边玩命地学习。初、高中学的是俄语,改学英语必须从ABC学起,晚间说梦话都叽里咕噜地背着英语单词。一年后,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1973年,医学院基础研究所以满票通过,推荐他走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成为一名二十四岁的“工农兵”大学生。当他满怀鸿鹄之志跨进校门准备苦读时,却发现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到处都充斥着声嘶力竭的政治口号,以及越来越离奇的“教育革命”,偌大的校园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  1979年,十年浩劫结束后,刘晓程决定报考研究生。当他一切准备就绪,手拿《招生简章》准备填写志愿的那天夜里,父亲突患脑血栓住进医院。紧接着,结婚不久的妻子又因妊娠中毒症,怀孕七个月的第一个孩子流产了。  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一边是需要呵护的亲人,一边是大学学府强烈的呼唤,面对人生的最后一次抉择,他一连数天彻夜无眠。  “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你不要管我,今年你一定要考!为了学本事干事业,你能考到伦敦、纽约才好呢。那才是你对父母的最大孝敬!”父亲对守候在病榻前的儿子语重心长地说。  “你去考吧,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别惦着我。二位老人我会尽力照顾的。”从小同窗、一向贤惠善良的妻子洪依舒也一再鼓励他。  刘晓程含着泪,在研究生志愿栏里一连写下三个志愿:第一志愿,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病研究所阜外医院;第二志愿,阜外医院;第三志愿还是阜外医院!阜外医院是中国心血管病研究和治疗的最高权威机构,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心血管外科医生。  1979年秋,三十岁的刘晓程以骄人的成绩,考进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血管研究所阜外医院,成为一名心血管外科研究生。他发誓:一定要无愧于阜外医院和导师的录取,无愧于父母和妻子的支持,更无愧于自己的选择!  许多研究生同窗跟刘晓程一样,都经历过蹉跎岁月,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刘晓程更是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在广博的医学海洋里没日没夜地搏击,连吃饭和睡觉都变成多余的了,只有学习才是生命中最需要的。听英语录音,一听就到凌晨四点,上课的路上,要背会三十多个英语单词……他决心把空耗的时光夺回来。  三年后,刘晓程以出色的成绩完成学业,并留在阜外医院工作。1984年,阜外医院又破例提前送他去澳大利亚留学深造。  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不如你?  美国前总统卡特说:“我们不可能人人都像牛顿、法拉第或爱迪生那样有伟大的发现,也不可能像米开朗基罗或拉斐尔那样有传世之作,但我们可以抓住平凡的机会并使之不平凡,进而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壮丽。”  澳大利亚很美,碧水,蓝天,风光旖旎秀丽。  但是,第一次踏上澳洲的刘晓程却无暇光顾这一切,第二天就走上了手术台,面临两台大手术,而且要给主刀医生当第一助手。  第一次走进亚布里斯班市查理王子医院心血管外科手术室,一切都是陌生的,金发、碧眼的医护人员;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器械;几位主刀医生各自不同的操作方式;叽里哇啦一句都听不懂的俚语、方言……更糟糕的是,他就像从慢悠悠的牛车上卸下来的一枚螺丝,忽然被拧到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上,一上来就得适应人家那种快节奏、高效率的工作方式,丝毫不存在你是新来乍到给点时间让你适应一说。而且主刀医生盛气凌人,开口就训人:“拿镊子!不不!不是剪刀,是镊子!你懂不懂英语?不懂回去学会再来!”  嗨,别提有多狼狈了,当场他就出现了“文化休克”,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傻眼了,听不懂人家说什么,当然不知道该做什么。按照手术惯例,主刀医生给病人开完胸,建立起体外循环,助手就该从患者腿上取完大隐静脉,递给主刀医生做搭桥术了。可他没有取完静脉,主刀医生立刻嗔怪起来:“太慢了!简直太慢了!”这使刘晓程越发手忙脚乱,大汗淋漓,不知所措了。  主刀的奥布来恩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心外科专家,刘晓程只是一名中国留学生,遭训斥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刘晓程来说,却像童年唯一一次挨父亲的皮带一样。父亲的皮带是抽在他的屁股上,而这次却是抽在他脸上,抽在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上。他发誓:“我就不信你们能做到的我做不到!你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不如你?我一定要把你们的技术学到手,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下了手术台,他急忙把主刀导师的操作程序全部记录下来,把剩下的静脉搜集起来,从护士长那借来手术器械,回到宿舍苦练搭桥术,设计出各种高难度的吻合方法,边缝边做思索,边画图……几个月下来,他不仅把四位导师不同的操作方式背得滚瓜烂熟,而且对四位导师的手术方案采长补短,形成一套自己的独特手术方法。  白天,他要给四位导师当第一助手,常常忙得连杯咖啡都顾不上喝。一台手术下来,导师去喝咖啡,他却忙着写手术记录,填卡片,下术后医嘱,看下一台手术造影片子,没等做完,下一台手术护士又在叫他,“刘医生,手术开始了!”他一天最多跟过五台大手术,从早八点一直忙到晚九点,回到宿舍累得连眼皮都抬不起来了。  在一次主动脉瘤的手术中,患者突然大出血,奥布来恩博士竟然无端地冲刘晓程发起火来:“谁让你把着的(指血管)?”  “你让我把着的!”刘晓程早已受够了导师的傲慢与训斥,破天荒地顶了他一句,心里却愤愤地说,“你牛什么牛?不就是你们国家比我们国家富点儿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国家早晚会富起来的,早晚有超过你们那天!你说你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还说大家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姐妹,其实你根本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跟你一样是人,不是一条狗。你别张口就来训斥我!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你,导师也应该学会尊重人。今后,绝不许你再侮辱我的人格!”  血止住了,奥布来恩主动向刘晓程搭讪,刘晓程却不理睬他。  第二天上班,奥布来恩又主动跟刘晓程打招呼,刘晓程装做没听见。  奥布来恩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权威与人格、傲慢与尊严的较量中,他心理开始失衡了,开口向刘晓程道歉:“对不起,晓程,昨天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接着又说,“晓程,今天你来主刀,我来给你当助手!”  刘晓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澳大利亚的法律严格规定,外国医生只能当助手,不能主刀手术。  “我让你做的,一切后果由我来负。”奥布来恩说。  于是,就在这所世界著名的澳大利亚查理王子医院手术室里,中国医生第一次走到主刀位置,第一次打破澳大利亚严格而冷酷的法律,划开了“洋人”的胸膛……当刘晓程以熟练的技法,稳健而准确、轻快而严密地做完心脏搭桥术,在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奥布来恩绝没有想到这个多次被自己训斥的中国留学生,竟然有这样一手好功夫。  当晚,奥布来恩请刘晓程共进晚餐。两人从此成为要好的朋友。  “晓程,你是我见过的最有骨气、最优秀的中国人。”奥布来恩向刘晓程举起酒杯,“我相信你会成为世界一流的心外科专家。”  “你也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心外科专家,最令人敬佩的导师!”刘晓程回敬道。  奥布来恩虽然傲慢,却丝毫不讲师道尊严。  一次,刘晓程发现奥布来恩没有切开极容易被忽略的薄内膜就要开始做血管吻合,就急忙提醒了他。奥布来恩连声道谢:“谢谢!太谢谢你了晓程。我的疏忽险些危及患者的生命。”  在这里,任何人的脸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是如何做好每一个手术细节,使手术最大限度地获得成功。几位导师还采纳了刘晓程提出的一些改良手术的建议,风趣地称它为“刘氏法”。导师们一切为了病人、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使刘晓程受益匪浅,成为他一生工作的典范。  从此,奥布来恩不顾法律约束,不仅让刘晓程在洋人身上主刀,而且做一些连澳大利亚本国高资医生都轮不到的高难手术。一年内,刘晓程参加了六百多例手术,主刀完成五十多例,仅冠状动脉搭桥就做了二三十例,患者最高年龄八十三岁,无一例死亡或发生合并症。  刘晓程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及高超的医术,终于赢得了同行们的爱戴与尊重。留学一年期限到了,奥布来恩主动带刘晓程去州卫生主管部门打延期,让他再研修一年。  1985年,国际心脏外科会议在澳大利亚召开,走上讲台,代表澳大利亚查理王子医院作学术报告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优秀的炎黄子孙刘晓程。他流利的英语、精湛的发言,令全场震惊,从而成为第一个享此殊荣的外国人。  留学期限到了,奥布来恩让刘晓程把家属接来,一切手续由他办理。他说这里的条件比中国好得多,对刘晓程今后的发展大有益处。  在查理王子医院,一名普通医生的年收入高达几十万美元,而在阜外医院,一名主任医师的年收入也不过几千元人民币。而且,中国留学生陪读热方兴未艾,多少人都梦寐以求地想借此机会搭上出国的列车,从而开始另一番人生之旅。从阜外医院一起来澳洲留学的医生已经把家属接来了,劝刘晓程也如此效仿。可是,刘晓程却忘不了童年时代,父亲多次给他讲过钱学森等科学家从美国归来报效国家的故事。他舍弃不掉对祖国、对家乡的那份刻骨铭心的眷恋。  一次,他跟同事到澳大利亚花城土温巴山去旅游,看到山顶有一只标着世界各国方位的坐标,就面向自己的祖国,迎着落日的余晖,唱起了思乡曲:“乡间小路,引我回家。那个地方,我永远属于她……”唱着唱着,一行思乡的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他知道,他的心永远属于那个虽然贫穷却不能忘怀的祖国,属于那个无论多么优越的条件都无法取代的母亲!  “导师,中国的病人太多,太苦了,那里非常需要医生。如果我们学成了都留在国外,那谁去解救他们呢?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里的条件虽然优越,但并不需要我。我的祖国虽然很穷,但她需要我,我也需要她。”刘晓程婉言谢绝了导师的挽留。  奥布来恩听了很受感动,说:“我很理解你,也很赞成你的选择。回国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需要学什么欢迎你再来。我的邀请永远对你有效。”  随同刘晓程一起归来的,还有整整两箱子国内奇缺的体外循环插管和接头。在查理王子医院,刘晓程看到在国内奇缺的体外循环插管和接头,用过一次就丢进了垃圾袋,而在国内用过几百次都舍不得丢掉,就对同事们说:“我的国家还很穷,可不可以请你们别丢掉这些东西,让我攒起来带回国去用?”同事们不但没有耻笑他,反而帮他将这些东西一根根地收集起来,刷干净,消好毒,替他保存起来。  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看到这两箱东西,高兴地喊起来:“噢,太好了。这可解决大问题了!”  “我那乡土哟,我恨你,我不能不爱你!”  这是巴金老人多年前发出的感慨。  像许多海外归来的学子一样,刘晓程怀着满腔热血扑向朝思暮想的祖国,扑向自己的事业。他的心就像喷薄欲出的朝霞,充满了激情与渴望,渴望把自己所学的医术全部报效给祖国,报效给民众,拯救那些亟待手术的病人。可是,他很快就发现,面对阜外医院原先那种慢节奏、低效率的工作环境,就像当初到查理王子医院突然面临那种快节奏、高效率的环境一样,他同样感到不适应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颗日夜运转磨得锃亮的螺丝,忽然被拧到一辆慢悠悠的牛车上,无论怎样卖力气都快不起来了。  他感到痛苦而茫然,一系列的问题常常叩击着他彻夜难眠的心:阜外医院每年仅能做一千例手术,排号却排到了一万四千例。按照现有的速度,许多病人要等到十年以后才能手术。全国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有三百多万,而全国每年仅能手术的不到百分之一。那三百多万患者不知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手术,而绝大多数病人一直等到死都手术不上。这种尖锐的供求矛盾何时才能解决?在澳大利亚,他一年可以做几百例手术。回到国内,他这位主管四个病区的主治医生一年只能做八十八例。全院上自院长下至年轻医生,都想多干工作,多救病人,可都觉得有劲使不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1987年春节期间,阜外医院派刘晓程带队到黑龙江牡丹江市开展心脏手术。他看到家乡十几万心血管病人处在投医无路、求治无门的水深火热之中,感到很痛心。一天,一个农民带着患有严重先天性法乐式四联症心脏病的十三岁男孩,顶风冒雪找到刘晓程,说他带着儿子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手术不上,求刘晓程救救他儿子。可是,刘晓程带队出来时阜外医院有指示:到条件差的地方开展心脏手术,不要做复杂的,以免发生意外。刘晓程留下父子俩的地址,劝父子俩先回去等候消息。父子一走,刘晓程立刻电话请示阜外医院的导师郭加强院长。郭院长问他有没有把握,他说:“虽然有风险,但我还是有把握的!”郭院长说:“那你就做吧,但一定要慎重,要预防术后并发症。”  于是,刘晓程不顾外面风雪交加,乘着牡丹江励副市长的三菱吉普,立刻去追赶那对父子。吉普车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颠簸了三四个小时,几次险些翻到沟里,晚间九点多钟,终于在距离小说《林海雪源》所描写的“座山雕”威虎厅不远的偏僻山沟里,找到了父子俩的家——一间东倒西歪、窗户上钉着塑料布、房顶压着厚厚积雪的破草房。屋里除了几张瘦骨嶙峋的脸,只有一盏如豆的油灯呼呼啦啦地摇曳。直到许多年后,刘晓程都忘不了这个“家”。  半夜十二点,当父子俩乘火车,搭马车,艰难地跋涉了十几个小时,雪人似的回到家里时,眼前的情景就像一盏灯,猛然照亮了爷儿俩几乎冻僵的心,也照亮了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家庭。  农民汉子一把抓住刘晓程的手,老泪纵横地哭喊道:“刘大夫,你是俺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哪!俺们做梦都没想到啊!”  这个五口之家本来就穷得叮当响,孩子有病更是雪上加霜,四处磕头作揖借了几千元钱,可都扔在铁道线上了,两次去北京手术都排不上号。农民汉子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几次想一头撞死在北京大街上,可转而一想,自己死了一家老小怎么办?现在,北京来的大夫却顶风冒雪找上门来了,来接儿子回去手术,天底下哪能有这么好的医生?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刘大夫,你这北京来的专家,用市长的车来接俺儿去做手术,俺不是在做梦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晓程的父亲冒着坐牢的危险,顶着造反派的压力,抢救过被医生放弃、濒临死亡的农村孩子。今天,刘晓程担着手术风险,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跑了上百里路,为了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农家孩子。因为他知道,在这极其偏僻、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人烟的山沟里,一个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如果不能尽快地接受根治手术,那将意味着什么。如果这次巡回医疗不能为孩子手术,这孩子就不知会等到哪年哪月了。  刘晓程连夜把父子俩接回医院,第二天就为孩子成功地做了手术。这次巡回医疗,他在牡丹江成功地做了八台心脏手术。  巡回医疗很快就结束了,可是,黑龙江十几万心脏病同胞求医无门、备受煎熬的情景,却历历在目,一直蹂躏着刘晓程的心。  回国两年,他的内心苦苦思索了两年,斗争了两年。  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思考,这位海外归来的学子不仅斗胆发出了天问:造成这种日益尖锐的供求矛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穷吗?  “不!我们不单单是经济和科技落后,还有封建思想残余及诸多因素造成的低效率和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存在着的内耗!这种内耗大量地表现在扯皮、推诿、有劲不使,或有劲使不上的工作上。在大城市科研单位里死争死挤,却难以发挥作用的人,何止一二?有了技术人才,宁可自己封存不用,也不肯放走的大单位,何止一二?教了三年打铁,临出徒才放手让他打一把炉钩子的师傅,又何止一二?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可悲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残余……难啊,我们的知识分子真是太少又‘太多’了!  “谭嗣同为了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甘愿献出生命。他在断头台前从容地喊出了‘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千古绝唱。谭嗣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令多少人感慨不已。资产阶级革命家为国为民尚有如此壮烈之举,我们20世纪的共产党人就不能牺牲点儿什么,来治治有目共睹的通病和顽症吗?”(这段激越之词,摘自1993年刘晓程以全国优秀中青年干部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向中直机关和科研院校代表作的报告《人生蹉跎,丹心一片,为国为民,不虚此生》。)  这番令有识之士感慨万端的肺腑之言,无异是对中国医疗体制与传统观念的挑战。但是,他太渺小了,他仅仅是一名留学归来、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医生。他所能左右的仅仅是他自己,而非一个沉寂几十年、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国家医疗体制。于是,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我为什么不能回到家乡,为备受病痛折磨的父老乡亲建一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抉择:回家乡,为家乡父老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  可他觉得,这样做太对不住妻子和儿子了。他和妻子结婚八年分居了六年。现在,妻子刚从东北调到北京邮电医院。孩子被安排在师资雄厚的大木仓小学。阜外医院刚分给他两室一厅的住房,一家三口终于在北京落户了,刚刚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可现在,他却要亲手砸碎它……一想这些,一种深深的自责噬啮着他的心:我有什么权力毁掉这一切?又有什么资格把她们母子再拖回到前途未卜的动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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