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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就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马克思  夏时制与变革的强制性  “从北京开往西安的35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八点零六分。”  “从成都开往西安的238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九点十二分。”  “从太原开往西安的425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九点五十二分。”  “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3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十一点十六分。”  “从广州开往西安的273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十二点五十六分。”  “从郑州开往西安的475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四点十四分。”  ……  每次播音员的话音一落,列车里便站起一个个激动不安、迫不及待的记者和学者。1986年5月,从四面八方开往西安的列车和飞机上,突然冒出了这么多“心动过速”的人们——他们的心,早就超越了火车和飞机的速度到达了西安。《人民日报》的记者心急火燎地从北京开着皇冠车,星夜兼程地驰向古都西安。《羊城晚报》的记者,一听说我国本世纪以来发掘的最大的墓葬揭椁开棺,跳上小车去赶广州开往西安的飞机。  两千六百年前建造的这个秦公一号大墓,为研究中国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铁器是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一种标志。然而秦公一号大墓,一方面以一百八十多个殉葬的棺椁把秦国的奴隶制社会无可辩驳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另一方面又以已经出土的十多件精良的铁器,撼动了关于铁器的标志说。难道秦人也要向马克思主义挑战?  我夹杂在“发掘热”的人群里走进了西去的列车。不过我不是想去发掘秦俑的。我要去发掘一个也许是当今了不起的经济理论家。我相信这个人的探索可以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5月4日。我搭乘的279次列车是晚八点多开车。我掐着时间走进列车,一看表,怎么才七点多?是不是我家里那只钟走错了?还是我糊里糊涂地早走了一小时?可我也不至于这么错乱啊!现在到底是七点还是八点?  车窗口的两位穿着蓝西服和灰西服的公民同时亮出表:八点。  但是蓝西服说:“我也搞不清几点了。”  灰西服也说:“我也搞不清几点了。”  表上明明显示着八点,为什么又说搞不清?莫非我走进了一个荒诞派小说的规定情境?  又有一个乘客蛮在行地说:“现在时间不是往前挪后了一小时么。”  往前挪后?到底是挪前还是挪后?  “今天开始实行夏时制,”终于有了一个大致正常的人,“时针不是往前拨了一小时么,所以现在的八点就是原来的九点。”  “不对,现在的八点是原来的七点。”  对了!我的表没有拨过,所以才七点。我自己清醒过来后,这才注意到乘客们愕然不解的眼神,迷乱惶恐的眼神,忧烦不耐的眼神,而在这些眼神的后面,是一种不愿意适应、又不能不适应夏时制因而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被动心理。  夏时制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又有人喊了一嗓子:每天得提前一小时起床,乱了套了!反正,活的活。死的死吧!  有那么严重吗?实行夏时制,又不会像涨工资似的,谁多涨一级,谁少涨一级——谁也不会因此而亏了一小时。绝对的平均主义!明明谁也没有吃亏。明明谁也不用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明明按照日地运动的规律办事,就可以节约能源,所以夏时制又叫经济时制。明明在1916年,德、法、英、意等等国家就已采用夏时制了。但是1986年中国的夏时制,还是招来了那么多的惶惶然和愤愤然。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对我重复着这句话的,自然是鲁迅了。  车厢里响起了很新潮的歌:  阿里,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不管阿里是不是快乐的青年,反正听这种歌就是感受一种情绪。感受到这种情绪的,便都成了快乐的青年。  实行夏时制的中国,也正像一个快乐的青年,一个处于思想活动期的青年。  车厢里的灯突然全黑了。怎么这么早就黑灯了?我跑到车厢过道的灯下看表,可不,才九点嘛。应该十点熄灯的嘛。哦,对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拨过手表,我以为反正知道夏时制就行了,连表都懒得拨一下。结果是一下熄了灯,连上床的思想准备都没有。我摘下手表,乖乖地往前拨快一小时。看来变革往往带有强制性。不可能都有了思想准备才变革的。  不过,等我结束了在西安的采访回到北京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因为时针的拨动而引起的汽车误点、火车脱轨、飞机相撞或者神经错乱。人们按部就班,安定团结,再也没有人谈起夏时制。好像夏时制不是从1986年5月4日开始的,而是在公元前就开始了。  只要能下决心变革,中国人的适应能力也是非同一般的。  我在变革的时间和时间的变革里,到达了西安站。  到底怎么写改革  一个逃犯。  我走出西安站,看到一个高人一头的黑大汉,高举着一块“接陈”的牌子。这是我们的“联络暗号”。因为我不认识他,但又希望一到西安就能见到他。应该说一切都很顺利。凯撒大帝有句名言: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战胜了。现在我来了,我看见了,但是我失望了。  我觉得我看见了一个逃犯。  我的第一感觉是害怕。那张长脸好像从来也没洗干净过。他五十岁。可我觉得他大概从来也没有年轻过,他大概一生下来就这么老了。那莫测高深的三角眼,那阴沉的高鼻。鼻翼两旁像刀刻石凿似的有两道深沟直通向嘴的两旁。而嘴,直接地就像平放着的两把刀。  他的布鞋上打着皮革的补丁。我有几年没见到这样打着大补丁的鞋了。我也愈来愈少地见到他这样黄的眼白。或者压根儿就应该叫做眼黄。这补丁,这眼黄,立刻使我想起贫困、拮据、坚忍、过去,不过他穿着过去不穿的西装。但这西装质地之差,之软绵绵,之皱巴巴,都使人败胃。倒好像是仓促之间从哪儿借来套在身上乔装打扮的。干脆那种油污的旧工作服倒能给人带来一种粗犷的美。  他的头发所剩无几地徒劳地盖在秃秃的头顶上。后来听他说这是染黑的,要不都白了。我想又何必染呢?这么几根头发也值得染吗?  但他说这事儿的时候是自信的,很值得的样子,就如他自信他干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3月份收到这个陌生人的第一封信的时候,就决定写完手头一篇报告文学后就去找他。我相信不会虚此西行。他给我的信,一开头就使我预感到我将要经受一种新的思想的撞击:“不管在文学作品中和宣传报道中树立多少光辉的改革者形象,都不会使无所作为和反对改革的领导变为果敢锐敏的改革者。改革者的形象只会鼓舞那些希望并赞成改革的人。然而具有彻底改革思想的人并不一定就会是改革家,原因在于他们无权左右局势。因此不在于号召占据领导地位的人成为改革者,而在于使改革者走上领导岗位。……改革成功的体制应能保证使最适合做领导工作的人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但我对这个人毕竟一无所知。他真值得我采访吗?他和常规的好人形象相距太远。我身上揣着《人民文学》的旅差费。我要是虚了此行,《人民文学》固然不会追究经济责任,可是我也得讲究时间效益啊。  他接过我的旅行包:“这个包,我不用叮嘱你不要毁坏,不要丢失,你自然会爱护的,因为你拥有这个包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你是这个包的主人。根本用不着对你进行主人翁思想的教育。我们三十多年来一直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主人翁思想教育这件事,恰恰证明了国营企业的职工还不是企业的主人。”  我立时精神起来了,我想起他那封长信的内容——改革的关键,关键的改革,是所有制问题。  他这个人,执拗地叫你想起过去,过去。他又顽强地站立在现在,现在。  精神取代物质和意识决定存在  天安门前站着一个高大黝黑的光头青年。上穿蓝粗布衣,下穿用家染的黑粗布做的抽带肥腿裤。那裤带偏是白的,又偏偏捣乱似的从腰部溜了下来,大模大样地突出在黑裤子中间。但这个光头青年的神情是那么自信、自豪。本来么,那年——1954年的《群众日报》登了陕西省考上高校的全部考生的名单。第一名,韩城县中学的党治国,考上了清华大学。党治国到清华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天安门前照这张相。  只是那两条白裤带,使照片上的党治国在威风中又透着滑稽。这也没什么。清华大学一年级新生党治国就不信还会有什么事情难得住他。白裤带么。用墨水一抹不就黑了?行了。很好。不能更好了。至于留头发是不是比光头更好看,制服裤是不是比家织抽带裤更好看,他没想过。他从来不注意服饰。三十二年后,他知道我要专程到西安去找他时,他才为没有一件过得去的外衣而有些不安。于是就匆匆添置了那身使我一看就败胃的西装。  一个从青少年时代就以为精神万能的人,最后连购置一套像点样的西装的物质基础都没有。  党治国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和同学们在韩城中学连夜排节目。三九天的夜晚,不生火就过不去。但教室外是半尺厚的雪,想搞点煤吧,又觉得冷得出不去——来回得走两里雪地呢!怎么去扛煤啊!多厚的棉鞋陷进雪地里也是冻脚。同学们倒抽着冷气往后缩了。  党治国啪啪地扔下他的棉鞋,又扒掉他的两只袜子。  “嗳。你脱鞋袜干什么?”  “为了证明在雪地里走路不冷。”  “你快穿上吧!我们跟你去扛煤就行了。”  “我说出话就要算数。”  党治国光着两脚走向无情的雪地。不过他连雪地的无情也感觉不出,因为他的双脚很快就冻木了。当然,这毕竟只是两里地,所以他的双脚还能存活。如果是二十里地,二百里地,十六岁的他怕也是会光脚走去的。那么他的一双脚当然要为他的无视客观物质存在而付出代价了。  50年代初的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物质不充足,但人们的精神状态是安适的。中国人,自我需求总有所节制。不过用精神补充物质的不足,把思想作为物质的代用品,只能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限度内。长此以往,乐此不疲,便可能从以精神取代物质发展到以为思想意识可以决定物质存在。一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抛却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决定意识。三十年后,党治国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用社会意识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好的社会现象是好的社会意识的产物,坏的社会现象是坏的社会意识的产物,于是全部问题被归结为对一种思想的宣传和对另一种思想的批判。”  1957年,这种批判像火灾似的在清华大学里蔓延开来,烧向钱伟长,烧向黄万里……党治国走上台辩论:他们不是右派!党治国走进校党委办公室:他们不是右派!  “正是为了真正拥护党的方针政策,”他在会上说,“可以允许人们先怀疑一下。怀疑以后再把自己驳倒,这才是真正的信任,真正的拥护。”  党治国讲话没有一点顾虑。他这个来自黄河边的人,像黄河一样古朴。他对党的感情、对党的忠诚,连一点杂质也没有,自然用不着担心自己说“错”话而成为右派。  但是,根据意识决定存在的“原理”,有“右派言论”的人,就是右派分子。  无限制地强调意识的作用,结果必定是走向反面——取消思想自由。党治国步他的老师们的后尘,也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他的一个同窗好友是个结巴,原先一见他老远就叫:“党党、党、党——治国!”憋上半天才憋出“治国”两个字,实在累人。结巴老弟就把他的名字简化成一个字:“党!”现在自然不敢再叫他“党”了。当着人连话也不敢说。只在没人注意时不用称呼地对他说上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两个月后,没想到结巴老弟也成了“浪子”——右派。浪子二号见了浪子一号,只能摇着头说一句:“往事不堪回首。”  党治国成了“极右”后,三天没吃饭。他怎么会是右派呢?不过,党是不会错的。绝对。那么只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实在无法想通。只好先接受这个结论——是自己错了,再慢慢去想。  1957年的右派里边,有多少人恰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到1957年,先进生产力就亟待爆发出来了。但是,对不起,请君入瓮吧。你们不应该有思想的自由,因为用不着你们思想。  有计划的盲目生产  西安郊区有个新丰砖瓦厂。该厂取土制砖时发现了舍利精室。舍利,是指佛的骨灰。迎舍利,供舍利,是佛家,也是朝廷的大事。释迦牟尼火葬后,八国争夺舍利,百姓求分舍利,分不到的,用金、银、水晶、玛瑙等制作舍利。砖瓦厂发现的舍利精室,就是用水晶做的舍利代用品,水晶舍利装在玻璃瓶里,玻璃瓶装在饰有鎏金狮子、珍珠团花的金棺里。金棺置于饰满翡翠、玛瑙、珍珠、猫儿眼等等的银椁里。释迦如来涅槃后,他的骨灰的代用品都能住进造价这么高的圣地,足见百姓对佛的虔诚。  把自己的命运系在对佛的信仰上,这大约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祖传吧。“右派分子”党治国看到报上关于亩产水稻六万斤、亩产红薯一百二十万斤的报道后,不禁对党心悦诚服——国家现在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自然和清除右派有关系。自己成了右派,也值得了。  就是买东西很不方便。以前可以招呼售货员:同志,请你给我称点什么。现在怎么可以叫人家同志呢?你已经不是人家的同志了。可是,一上去就没头没脑地说,你给我称点什么,又觉得不礼貌。  其实,售货员谁知道你是右派?你自己干吗老给自己念紧箍咒?问题是党治国的确相信了自己是右派。因为他至诚地相信党,相信党的每一项运动,不再相信自己。  既然相信自己是右派,就应该保持当右派的自觉性,丝毫马虎不得。  清华大学的右派师生们被送到北京木城涧煤矿改造。打风钻。放炮。挖煤。背煤。1960年底,被开除了学籍的党治国回到家乡韩城县。这就是他的家乡吗?棉花掉了一地没人拣;红薯地里,农民们只拣面上的,不管地下的;干活不记工分;吃饭不要钱。每家的小锅都砸了大炼钢铁了。1959年的誓师会上已经喊出了小麦亩产一百万斤。1960年的韩城人每天的粮食却不够半斤。然后是吃榆树皮磨面。然后是甘肃饿死人了,河南饿死人了,山东饿死人了……西安火车站挤满了从各地逃荒来的人。  这就是亩产多少万斤的结果?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想有多好,产量有多高。这些荒谬的事,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提意见?反右的损失首先不是把几十万人打成右派,而是否定了一个民主原则——让人讲话的原则。  唐代长安诗人写过一首有名的《宫词》:  寂寂花时闭院门,  美人相并立琼轩。  含情欲说宫中事,  鹦鹉前头不敢言。  面对“鹦鹉前头不敢言”的局面,党治国认真地开始了他的怀疑。一天吃不到多少东西,所以也干不了多少活。他开始大量读书,尤其是读马列著作。三十多年后他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当不承认重力规律的人从高山上往下跳的时候,重力规律不因为得不到这个人的承认而退避三舍。同样,当个人意志、国家意志以至全社会意志不承认某一经济规律的时候,这一经济规律不仅仍然要发生作用,而且发生作用的方式是相当无情和揶揄的。”“有计划的盲目生产比之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对生产的破坏更大。”  计划经济要是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违反,而是整体的、“有计划”的违反,后果自然严重。  党治国在发生一种变化:由当右派的自觉性向做人的自觉性变化。他那长自黄河边的古朴而青春的体内,自信心正在恢复。他写了一副对联:  常保数百卷书千载不做小人  时缺几十斤粮一身仍是大汉  “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根源  胸挺腰直,血液畅通,大脑能得到丰富的血液供应,人的思维能力便能达到最佳点。党治国为了获得思维的最佳点,每天劳动回来,必定端坐在床前读《资本论》。或者说,是因为需要啃下《资本论》,他才找到这个最佳点。  这是1970年2月,“右派”党治国在理所当然地历经批斗、游街等等“文革”系列把戏之后,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我说老党,”同室关押的犯人问他,“你判刑最长,怎么不见你发愁呢?”  “愁什么?”  “等你二十年刑满释放出来,你都五十多岁了!”  “不会的。”  “怎么不会?你现在三十五岁,再过二十年,不是五十五岁?”  “不会关这么长。二十年是他们的意志。但社会的发展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相信规律。我相信我最多坐十年牢。”  “嘿!那你整天看《资本论》,演算数学题干什么?瞧瞧,什么价值、增长额、工资、劳动目的!”  “我要研究资本家有多少钱,”党治国狡黠地一笑,“将来我好管理这些钱。”  自然这是一句戏言。不过他在潜意识里认定自己只要不死,就要研究经济问题,研究尚被忽略但非解决不可的经济问题。因为问题已经愈来愈清晰地显示出来了:一切社会变革的后面,都有经济规律的作用。他党治国落到二十年在押犯的地步,中国落到全国上下“脱产闹革命”的地步,绝不仅仅是错误思想的产物,而是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的。  (当然,那时的党治国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四人帮”——本文侧重谈经济。)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汲取了一些教训,采取了一些措施。经济得到发展后,必然要求上层建筑有相应的变革。发展了的生产力必然要求生产关系有相应的变革。这就激化了变革的力量和反变革的力量的斗争。于是批“三自一包”、批“修正主义”,于是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热昏的头脑是无从知道自己的疯狂行为后边的真实原因的。党治国知道。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比人家清醒,而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感受为他提供了他需要弄清的思想。1957年他在清华眼睁睁地看到那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专家、教授被专了政。他自己本是满怀着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理想而报考了清华水利系。他受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小说的影响。他要远离大城市。艰苦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与困难作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就是一种吸引力。为伟大理想献身就是一种吸引力。一个全省第一的学生满怀献身的热情出现在清华水利系,这在50年代自然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一个分子,因此也难逃被专政的命运。  后来党治国长年在陕西铜川当井下掘进工。下煤井的活,以前被称为“三块石头夹一块肉”——危险。当时在井下炸煤层,都是正向爆破。就是在煤层打好洞,放进五六个炸药包后,先引爆最里边的那个炸药包,然后一个个往外引爆。爆炸时高压气体膨胀,往外冲出,分散了爆炸的力度。为什么不能倒过来,先引爆最外边的那个炸药包搞反向爆破呢?那样不就可以爆力集中了吗?党治国违反了操作规程,搞起了反向爆破。开始是悄悄地。在30年代,人们会认为反向爆破的道理是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但是在60年代,谁第一个提出把正向爆破改成反向爆破,是很难得到认可的。  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试验成功了,也就得到认可了。  1965年,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党治国成了当地煤炭先进技术传播团的一个分子。党治国运用这个爆力集中的原理,集中他的精力,一个时期搞一项技术革新。但是,生产力要求发展的结果,是又一次遭到“革命”。“突出政治”,“再论突出政治”。人人政治化,社会泛政治化。生产力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压制。  于是,党治国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辅导大家学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等。三十年后他自嘲地对我说,那时候他其实是个空想共产主义者。不过那时候他可是实实在在地进行他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他连篇累牍地写文章,不仅批右,而且批“左”。他只能打着批右的旗号来批“左”。这种逆向思维比反向爆破还危险。所以对有家室的好友,他一个都不让他们参加这个共产主义小组。他只要单身男子。果然不久他就被抓起来了。妻子被逼离婚。于是他也成了单身男子。不过他得侍奉一双父母和一个孩子。  这位判了二十年徒刑的单身男子挺胸直腰地坐在监狱的床前,运用爆力集中的原理攻读《资本论》。《资本论》的扉页上。赫然写道:马列主义者党治国。  “你还看马列,人家就是用马列把你关进来的!”  “不。那是违背了马列才把我关进来的。”  后来,党治国在他的文章里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绝不是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使全社会成员都变成无产者,而是要改变自己的面貌,使自己和社会全体成员都变成有财产的人,最后使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全体成员所共有。”  “‘左’倾路线认为对个人利益的窒息才是对整体利益的维护。而当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时,所谓‘整体利益’就变成了一小撮人的特权。社会主义并不是一部分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解放的科学。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只能用每个社会成员的解放程度、自由发展的程度和富裕增长的程度来衡量,而不能用这个社会对自己的评价来判断。”“‘左’倾路线的二十余年,就是不断发起政治运动抑制矛盾、打击改革要求的过程。”  是的,极“左”路线下固有的、一成不变的所有制,不可能随时调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大跃进、大锅饭、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践踏经济规律的结果,是经济规律迫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然后还得按经济规律办事。  我登上西安城南大雁塔六十四米高的顶层向下望去,便想起白居易的诗:“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从大雁塔通往西安车站的十里长街如同一条直线,很像围棋盘上的棋格。西安的街道使人联想到规规矩矩的单向思维。大雁塔下的景致使人感到单调和缺憾。当年玄奘从印度带回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就在此地译经十载。公元648年,唐太宗为玄奘所译诸经写总序。唐太宗实行均田制、租庸调法等经济改革,发展外贸和文化交流,乃至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终于出现盛唐局面。盛唐的长安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交往。满载丝绸的商队从长安出发,路经中亚、南亚、西亚,直抵欧洲。丝绸之路沿线的古城楼兰,人称“沙漠中的庞贝城”,是商品集散地和中转贸易站。  唐朝经济的发达,和思想文化的发达是对称的。中国人从小就背《唐诗三百首》,历来都研究唐代文学,可惜太少研究唐代经济。儒家传统主张以德治国,有没有经济一样治国。但是就算十亿人都能背下《唐诗三百首》,也依然不能在这个世上立足的。  一千三百多年过去了。解放三十多年了。人们向我介绍西安,不是讲兵马俑,就是讲李白醉卧长安,再就是背诵谪仙的诗:“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使我想起老年人,老人的心态是喜欢回忆过去。  今天的西安即使不和发达国家作横向比较,即使只是自己和自己比,变化是不是也太小了一点?有人对我说:西安地下的比地上的好看。这天,我走进城郊一家饭馆。满地的碎骨头剩菜!油垢的饭桌,污浊的塑料酒杯,发黑的香肠和发干的松花蛋。如果唐代的诗人墨客到此一游,恐怕会拂袖而去吧。李白大约会仰天长啸:吃饭难,难于上青天!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顾客们,习惯地熟练地在这里痛饮饱食,而我觉得难以下咽。更何况跳蚤像小人一样在对我进行防不胜防的袭击。我应该入乡随俗?我应该改造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脾胃?不,我不想去适应这些今天不应有的落后的、不文明的一切。中国人不应该在80年代的今天还坐在碎骨头、剩菜间吃黑香肠。我们必须改造这样的饭馆,使之适应更文明的需求,而不是让我们去适应它。  党治国在他的经济论文中写道:“当社会不是从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而是从原则和原理出发,动员思想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力量同客观经济规律进行斗争的时候(十年动乱就是这样典型的时期),社会付出巨额的经济代价,得到的却是败坏的社会风气和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  头脑比心脏重要  1975年,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了。在押犯党治国感到好像自己刑满释放一样地高兴。他觉得这下自己的思想轨迹能合上中央政策的轨迹了。本来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发展生产力就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国家的转机来了,他党治国的转机就会来。他把他的希望全部系于小平同志的身上。  但是他等到的却是批邓。  他的头发一下子全白了,稀疏了。  他这个铁铮铮的黑大汉,一下变成了老汉。以前他不管在游街时,在监狱中,他的心里经常回荡着他最喜爱的《斗牛士之歌》的旋律。可是从此他再也想不起他那斗牛英雄了,他只记得《伏尔加船夫曲》了:哎嗨哟,哎嗨哟……  他并不怕死。准确地说,他最不怕的就是死。但他怕绝望,尤其怕从希望的顶峰突然掉进绝望的深渊。  社会上大批右倾翻案风,监狱里党治国首当其冲。一个彻底绝望的人,就是一个可怕的人。你们不是要批我翻案复辟吗?好,他自己带头批自己——他不仅要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要复辟封建主义,而且复辟原始共产主义。他从头坏到脚,从脚烂到头。  他实在没有生之留恋了。  他本来就不重视他这个躯体的物质存在。1967年西安武斗,有一天他把两手插进大衣口袋,大模大样地走向射击密集地。他当时只不过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人中了枪弹是什么感觉?事后想来,那三四十米的射击区里,只他一个人在做死亡游戏,实在也觉得后怕了——不是怕死,是怕死得没意义。  1968年,他在“牛棚”里给吊打得晕死过去。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说:“把党治国打死了也没关系。他死了更好,少了一个反革命。”不,他可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地死去!  1970年,铜川市把他判了死刑上报省里,省里那次共有七个死刑犯的名单。但据说这一批只枪毙四个。党治国的名字是第五个。又活了过来。打右派有指标,抓现行反革命有指标,枪毙人有指标。那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有罪才杀你,而是因为要杀你你才有罪。  前四个人当时都给枪毙了,后来都给平反了。如果将来科学发达了,平反的人都能复活就好了。不过这四个人已被打得脑浆迸裂,怕是怎么也复活不了啦。  党治国听到前四名死刑犯的命运后,不寒而栗。现代医学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死亡,首先是看脑子,而不是心脏。头脑比心脏重要。人要是不能思索,不让思索,那就活像是精神的殉葬。西安郊区的前朝古墓里,当初有多少宫女殉葬,多少工匠被活埋!不过秦朝已经比过去进化了,用大量的“俑殉”代替大量的人殉。秦始皇墓附近三个兵马俑坑。光是一号坑,就有六千件陶俑、陶马,将军俑、武官俑、战袍俑、铠甲俑、跪射俑、立射俑等等。武士俑排成三十八路纵队,保护着秦始皇的僵尸,保护着僵硬的封建体系。  兵马俑馆的一侧,停放着一大溜前来参观者乘坐的汽车。汽车的式样是五花八门的,汽车的产地却只有一个——日本。偌大的兵马俑馆天天吸引着成千成千的参观者。大约每天有一千多外宾。香港报纸说里根拍中国马屁,因为里根摸了一下陶马的屁股。法国总理希拉克说世界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八大奇迹了。不过,发掘违反经济规律的教训比发掘古迹更紧迫。较之馆内的兵马俑,馆外的奇迹更给我以强大的刺激—— 一字长蛇阵摆着的日产汽车,强化了的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  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是互为作用的。体制的生命力在于自身有新陈代谢的功能,自身能不断选择和更迭各个层次的领导者,自身能不断调整和更新生产关系。党治国写道:“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还应扩大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的,我们不仅要生产出更多的工农业产品,我们首先要生产出更科学、更合理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  文凭可以补发,思维不能重复  活着的头脑是不能停止思索的。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夕,党治国在监狱里提出他也要向科大献礼。他在狱中写了《凿岩机最佳轴推力的研究》和《评皆吉斯朵夫的风钻轴推力公式》等论文。搞了水玻璃淬火机、铿盘的复活技术、自动淬火筛等好几项革新。1980年,他一出狱,浮肿着脸就到处搞科技资料,四方出击地发表了关于热处理、轴承、电炉和风动工具等十来篇论文。  1984年底他调到西安市民用煤研究所工作。他这个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进入右派生涯后,有十年就是在煤矿里打风钻(即凿岩机)。当初风钻没有支架。往高处打洞时,党治国本可以搬个随便什么物件,站上去打。但他嫌费事。他总是急急地想多干活。他一见活就着急。他举起六十斤重的风钻顶在头上打洞。他那大高个子就是一个活动支架。不过风钻开动时那每分钟震动一千八百次带来的噪音,整整伤害了他十年。为什么还要听任这种伤人的声波在矿里继续肆虐?!  党治国把气动凿岩机的设计图纸送到一些有条件生产的工厂。技术人员一看就明白,可是领导们说:这只不过是图纸,没有样机来证明。  可是,党治国是测试过数据,证实了原理的。  可是,连风钻的使用单位也不想关心这种新型风钻的产生。因为制造和他们无关。  正儿八经搞制造的工厂,一想生产新机器要投资新设备,投资本身就带有冒险性质。冒险的事不干。  洛阳有个厂或许有可能生产。党治国用上他四年一次的探亲假赶去了,住在洛阳一个旅馆里,每天的伙食是四个烧饼。这每天四个烧饼,引起了同屋一个人的注意。他是江苏泰兴县一个乡办厂的负责人。乡镇企业有自主权,有变革自己落后面貌的愿望,有靠开发新产品闯出路子的需要。他先是为党治国的四个烧饼所感动,后是为党治国的凿岩机所打动。决定把这个项目带回江苏去搞。  小厂很有积极性,当下投进两三万元的资金。但是,这么一个突破传统结构的凿岩机,让一个乡办小厂搞,从资金到人力,都难以继续下去。具有研制能力的大单位,又不想列入计划。那么,党治国自己集资?  清华大学的教授们,黄万里已经寄来了一百元,钱伟长就要寄钱来了……  中国几十年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近几年小心翼翼地提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党治国哪里去找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党治国怎么能筹集这上万上万的资金?  他原先以为出了监狱就是解放了。1980年他是被提前释放的。如果按原判二十年的话,他本应服刑到1990年。既然对他是错判,那么能不能还他时间呢?  当然这是幻想。清队时有个人分不清“幻”字和“幼”字,以为意思相通只是读音不同。每每在对党治国们训话时,用上他以为很有学问的话:“一切幻想都是幼想!一切幼想都是幻想!”一个“党治国专案组”,五个人一年就得花一万多元钱,应该有人做个社会调查——全国有过多少专案组、调查组,用了多少人力,用了多少金钱,解决了多少问题,制造了多少冤案。侵犯的人权,要不要追究法律责任?浪费的金钱,要不要承担经济损失?  不该查不该调的内查外调所花的巨额投资如果用来开发新产品,那么开发的岂止是产品,而且是积极性,是人!  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用公家的钱去整人,是不会心疼钱的;为了企业的发展多揽一件事,又何必找这个麻烦?企业搞不搞新产品,于个人有什么利益?  我站在秦陵二号铜车马跟前,不胜感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工艺水平!一共三千多个部件,根据铸件性能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合金比例,青铜的冶铸技术和现在基本相仿,机械连接采用的是现在仍在广泛使用的键连接、铰链连接等等。马身上装配的金当卢、金银泡等饰件和用具就有两千五百多件。铜车马在地下埋了两千多年了,至今链条非常灵活,车的门窗开关自如!  我们的先人在公元前就有这样的科学技术水平。那么两千年后的今天,进展如何呢?  进展也好,不进展也好,反正照样拿工资。  我打开清华大学第002150号毕业证书。证书上是一张像出土文物似的老人相片。不知是因为五十来岁的党治国照得比他实际年龄更老,还是因为他现在的相片放在大学毕业证书上实在不相称而愈发显老。50年代的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在80年代拿到了补发的毕业文凭。不过他已经不想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科技上了。文凭可以补发,思维不能重复。他积几十年之教训,感到首先要面对的是——生产关系。  没有主人的企业  那些国营企业为什么不想创新产品、不想要人才?农村改革势如破竹,为什么到城市以后改革就步履维艰了?乡镇企业拳打脚踢,生气勃勃,国营企业为什么缺乏活力?原因是什么?症结在哪里?  党治国的回答是:“企业中没有真正的主人。”  工人不是企业的主人吗?解放初,我们就宣传工人当家做了主。三十多年过去了,难道还没成为企业的主人?“三十多年来一直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主人翁思想教育这件事本身,恰恰证明国营企业的职工不是企业的主人。”党治国写道,“一对年轻夫妇买了一台彩电。等不到走出商店的大门,对于这台彩电的主人翁思想,便像铁钉一样钉入了他们的脑海。根本用不着对他们进行主人翁思想的教育。”  我们不是承认思想是第二性的吗?那么,主人翁思想也应该是被物质存在决定的才对。党治国的思考路向带有科学性。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场面。一个工厂突然停电了,或者是机器坏了,工人们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因为既可以早回家,又算是出勤了,工资照发。企业的亏损或盈利和职工的利益没有多大关系。群众不能多得,但是可以少劳。职工对企业的冷漠态度,不过是企业所有制关系在职工意识中的反映。  企业的领导是不是主人?当然我们有很多优秀的领导,但是为什么报纸上经常有这样的披露:  新华社长春7月21日电:吉林铁合金厂九名厂级干部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平均每人晋升五点二八级,其中最高的涨了七点五级;1984年,每人平均得奖金一千七百七十多元,……是职工奖金的四点四倍。(1985.7.22《西安晚报》)  鞍钢钢铁研究所联合实验厂三名领导干部“以官论奖”乱分奖金严重。他们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每人平均分得奖金八千六百余元,相当于工人奖金的十九倍,在职工中造成恶劣影响。(1985.8.6《工人日报》)  “这类国营企业的领导人,他们作风上的损害国家及职工利益以自肥,和工作上的极端不负责任,说明他们也不是企业的主人。主人不盗窃自己的财产。”  “主人不盗窃自己的财产。”党治国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实质。  他进一步论证说:“主人就是人格化的所有权。作为企业的主人,他个人的利益和命运应该同企业的兴衰和前途是息息相关的。他在企业中的利益,决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量。例如对于一个拥有一千万元资金和一千名职工的企业来说,每个职工推动的生产资金为一万元。而如果每个职工仅仅以社会全体成员之一,也就是说作为我国十亿人口之一的身份享有对企业的所有权,那么企业的资产对于每个职工来说就只有零点零一元。企业的倒闭只使职工个人损失一分钱,又怎么能期望每个职工把企业的存亡当做自己性命攸关的事情呢?”  当一个人对于企业财产拥有的数量,足以影响他的生存并决定他的贫富的时候,他方才称得上企业的真正主人,而不仅仅是观念上的主人。主人的权利表现在参与企业的决策和管理的权利;在企业按劳动参加分配的权利;按对企业财产占有量参加利润分配的权利。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成功,有人便以为承包万能,在城市里也大搞承包。但“包字进城”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党治国找出了其中的原因。农民承包成功,关键是权利和义务的对应。超产固然使农民首先得利,歉产也使农民首先亏损。经营责任者没有责任能力(赔偿能力),是国有企业严重存在而又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有的厂长说:我给国家亏损了几十万。可有什么办法?把我这一百多斤交给孙二娘卖人肉包子,也卖不了几个钱么。  没有责任能力的时候,就可能不负责任。好比叫一个三岁的小孩上街买彩电,他在路上把钱丢了,你也无可奈何。因为小孩没有这个责任能力。  党治国把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说明国营企业缺乏持久的活力,是一个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性问题。我们在理论上承认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却不知道主人的财产权究竟在哪里?主人,这是一个确切的经济事实,而不是一个思想概念。它确定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使职工看到关系着自己的命运的可变的经济利益,唤起职工的负责精神!  “走后门”和经济规律  主人不在,后门洞开。  有些紧俏商品,例如名牌自行车,凭票证供应。票证本来是无价的。但是人们通过送礼、行贿从后门搞来的票证,就是有价的了。交换越发展,票证就越能得到它的充分价值。最后,一张票证甚至可卖到一百来元。  名牌自行车的供销矛盾,本来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来解决。如果原来值一百五十元一辆,可以提高到二百元、二百五十元,提高到一定程度,供销就会趋向平衡。每辆自行车多卖的钱,就用来扩大名牌自行车的生产。  但是我们却用票证来限制购买。结果是一百元钱从前门送不进,只好从后门送给了私人。自行车的充分价格,通过曲折的道路实现了。  所以,经济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反过来还要转移人们的意志。党治国发表了他的论文:《经济规律在行动中——论“走后门”是经济规律遇阻时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  “‘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不过是国家花巨款买来的社会祸害。它是经济规律遇阻时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也是经济规律对于诸如‘物价稳定’、‘等价交换’、否定‘地租规律’等固定观念的惩罚。”“人们所能改变的,只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而不能改变经济规律本身。”  我走到西安的城墙下,城墙周长十一点九公里,高十二米,顶宽十二至十四米。真是庞大的防御体系,给人安全感和封闭感。这是明朝朱元璋修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后来我们继承传统,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结果是即使称霸也未必具有威慑力量,至今吃饭还要粮票,西安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改装成了低档的游乐场。洞内墙壁剥落,洞里传出粗重的迪斯科乐声。售票员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廉价的化妆品细细地对着小镜子抹脸。好像她的工作不是售票,而是作化妆讲座。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水准和精神素质。经济规律活动在我们的各个领域中。  尤其突出地活动在住房问题中。我走进城郊党治国的家。屋顶是一根根劈开的树干,有一根树干上写着一行字:“公元1985年金秋9月3日正午新屋上梁大吉”,自然是农民房了。这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如果在别处就得收月租三十五元到四十五元。但这里近处是铁道,噪音不断。窗后是煤厂的大煤堆。一年四季不敢开窗,免得刮一屋子煤灰,所以月租是二十五元。  “这就是‘地租规律’。”党治国对我说,“这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不过住房商品化至今难以推行,总是有人反对吧。人的本能就是利益的本能。现在有些地方,盖房用了一年时间,分房倒用了两年时间。分房比盖房还难。因为违反了地租规律、经济规律。  “用行政手段分房,来代替经济规律平衡人口的分布,结果是人们将为之付出活动费和贿赂。这只不过是社会自愿放弃的房租的转化形式。贿赂的多少不是由特权者的贪欲或是行贿者的经济状况决定的,而是由地租规律及其受阻程度决定的。”  我想起我走进党治国家之前,附近不少农民在盖房,自然又是商品房。我乘坐的那辆汽车差点和一辆运砖的马车相撞——太挤了。人、砖、水泥、木料。而这个盖房大竞赛的总指挥是:经济规律。  思想的局限  “两栖人”党治国在继续研制气动凿岩机的同时,又在经济理论的岩层上向更深的层次开凿:他的经济论文《论剪刀差》、《经济规律在行动中——论“走后门”是经济规律受阻时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一个重要的经济规律——论基本分配规律》等一篇篇地发表了。不过都发在科技刊物上。这未必是经济规律受阻,而是学术空气受阻时发生作用的一种形式。  党治国抓住了事物的根本——经济规律的指挥棒,他便能听清思想工作中的不和谐音了:  公有制下的企业,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即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党和那些受到革命鼓舞的群众还保持着革命热情和充满着革命理想那样一个黄金时代,才能正常运转和迅速发展。随着革命热情被利害的打算冷却,革命理想为日常的现实所冲淡,这些企业的弊病就出来了。  我们曾经把共产主义简化为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并且宣布是马上就可以进入的“天堂”。当这种共产主义的幼稚幻想被残酷的事实粉碎后,又代之以“阶级斗争要搞一万年”的极度悲观的论调,并由此诱发出人整人的狂热。人们对一万年以后的共产主义无从稽考,所以光用共产主义的豪言壮语难以普遍地激发人们的热情了。  对于未来,我们更多地谈及的,往往是多少产量、多少收入等等物质生活的提高。很少论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将有什么发展,我们的所有制、生产方式、分配关系、政治制度、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思想观念,到时候是什么样子。  当我们常常用未来物质生活如何丰富的数字来充塞人们的头脑时,又怎能希望只用思想和劝善来填补精神的匮乏呢?  现在常常听到责备人们“向钱看”。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的。权利超过义务,就会不负责任,以权谋私;义务超过权利,人们就会推卸责任而变得冷漠,并变着法弥补自己被忽略的利益。这两类表现,可以归之于“觉悟不高”或“思想落后”吧。不过这种道义上的谴责和政治上的批评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撤销职务和法律惩处虽然儆戒未来。却无助于弥补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何况被撤掉的职务本来就不属于被撤职者自己。  主人公的责任感,说到底,首先不是一种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只有当每个社会成员清楚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才会真正关心社会主义经济的现状和未来,才会真正以主人的身份行使自己的支配权、劳动权和分配权。  在这种情况下,反复对人们进行主人公思想教育,将只会使他们感到诧异。如同你在路上突然被人拉住,向你宣传你要对自己的身体倍加爱护一样。既然人们事实上是社会的主人,并且每个人无一例外地从主人的地位中得到了实际的利益,他们自然而且必然会关心生产资料的正确支配和合理使用,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看做与自己性命攸关的事情。  不能把共产主义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科学等同于自古以来就有的舍己为人,公而忘私乃至降格到积德行善的水平。原始公社时期那种“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人际关系,并不是思想觉悟的表现,而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关系决定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品质,而是一种标志着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科学。这就如同买菜时很会算账的同志未必懂得高等数学一样。  理想和热情必须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不可能附着在过时的体制上。列宁说:“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这里还要加上一句:这在经济上也是完全不严肃的。  这里丝毫不包含轻视思想的作用,而是说观念是和利益连接在一起的。马克思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离开了具体的物质利益,单纯靠思想工作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  党治国企图说明和坚持的,是意识由存在来决定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经济一团糟的经济理论家  党治国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研究,主张要严格区别公有和共有这两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的性质。”党治国由此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所有制,即共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共有制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共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然趋势。公有不能量化,共有可以量化到个人。  公有也罢,共有也罢,党治国自己是一无所有。  他1980年出狱后,到现在已经搬了六次家,这才搬到这间靠着煤山、傍着火车轨道的符合“地租规律”的农民房里。杜甫当年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代寒士党治国和他的父母、儿子的衣物连同他们四个人,加起来用一辆东风三轮就可以拉着跑了。所以尽管东搬西挪地到处借房,倒也不算费事。  1986年的中国,城市里居然还有这样穷困的角落。一眼望去,这间屋里不是板子,就是绳子。旧板子搁在长凳上,是党治国和他儿子的床。他父母睡一张借来的旧板床,床腿绑着绳子倒也能站得住。凳子的腿也绑着绳子。破写字桌上,又是用一根白绳子系着一个自己用烟纸卷就的灯罩。  还有大案板和小板箱。  党治国这三十年,从精神到肉体地挨板子,从精神到肉体地被捆绑,总算安定下来了,陪伴他的又多是板子和绳子!我只觉一阵苦楚。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是最大的经济学家,可是他自己的经济一团糟。  一位朋友为说话而说话:“今天天气很好。”  “1970年的时候,我弟弟唯一的愿望就是但求有个好天气。”党治国说,“当时已经决定判我死刑了。家里人有什么办法?只求能从刑场拉回我的尸体。弟弟借好了架子车,可是我老家韩城离铜川有三四百里地,要是赶上雨天,那一趟泥地够我弟弟拉的!我既然必死无疑,家里人就退一步只希望有个好天气了。”  党治国好像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淡淡的,也许他遇到的悲剧太多了?也许他们韩城人有判刑后发奋的传统?他的书桌旁贴一幅韩城人司马迁狱中写《史记》的画。党治国在狱中通读《资本论》三遍,自然还读凡能入狱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监狱里来了新犯人,每每叫党治国来一个节目——背诵《矛盾论》和《实践论》,一字不差。  读书之余便是写作。他这间板子加绳子的屋里,唯一可以进入80年代的,是他妹妹送他的一只红皮箱,箱里全是他写的经济学论文的手稿。在剪刀差、所有制等等的中间,扎眼地珍藏着一部精装本的《简·爱》。这是他第四次买《简·爱》了。抄走一本,再买一本。以他现在还欠债一千来元的经济条件,去买一本不知读过多少遍的小说锁于箱里,足见他对《简·爱》这个女主角的偏爱了。我不由望望箱边堆着的脏衣服,那么,箱里的《简·爱》便是这屋的单身男子的妻子。  没有一个个人问题是超越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的。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  1957年以前国家是发展的,他个人是顺利的。1957年国家受损失,他个人受挫折。1962年国家开始恢复元气,他摘掉了“右派”帽子。1965年国家兴旺了,他参加了先进技术传播队,能力得到发挥了。“十年浩劫”,他十年监狱。现在他落实政策不那么顺利,因为国家头绪纷繁、问题重重。  “国家、社会解放的程度,就是我自己解放的程度。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对我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  这就如同他说的,我们搞社会主义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优越,而是因为这是一种规律。优越是指方案而言的——哪一种方案优越。而规律无所谓优越不优越——必须遵循它,早晚得遵循它,不遵循也得遵循!  党治国不能说已经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如同我们的生产力也没有从不适合的所有制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  “我们固有的体制适合搞政治运动,不适合经济发展。”党治国简直成了一个理论狂人。一开口就是体制、所有制,再不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党治国咄咄逼人地、愣头愣脑地要人回答这些他整日思考的而别人未必感兴趣的,他以为是最重要的而别人认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他醉心的而别人无心的,他津津乐道的而别人无动于衷的问题。  他慷慨陈词,满脸涨红。别人应付他:“哎哎,是啊是啊,喷啧!”再不就是把别人吓得怯怯的,一下子从大人变成了站起来回答老师问题的小学生,讷讷地:“我觉得吗……”  他满脑门的政治和经济,满脑门的规律和所有制。但别人是凡人,需要了解一些趣闻,一些轶事,一些消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现实问题,需要吃喝拉撒睡。  而他似乎只需要吃着政治,睡在经济上。他要和他周围一切的人探讨政治经济。他会吸引一些人,也会吓走一些人。  他的见地每每是独到的,但他过于急急地阐述他的观点,乃至近乎要强加于人。对于“经盲”,他的发问更是近乎发难。  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是有些不一般;他和正常人不一样,他可不是不正常。  他关心的正是大众的利益。但是大众未必接受他的关心。  他希望大家都能透过现象关心本质。但是大家往往喜欢谈论现象,而无心顾及本质。谈论现象是一种情绪发泄的需要,顾及本质却需要苦苦地开动大脑。  他不是那种可以用计算机程序计算出来的人。他欠稳妥,欠含蓄。但他“虽有小偏,终有大成”。任何社会变革首先要找到实现变革的社会力量。要打土豪分田地找到了贫农,要打倒老革命找到了红卫兵。今天的改革如小平同志所说是第二次革命,我们需要透辟的经济理论家。  我找到了党治国。不过不是我找他,是他先写信给我,打动了我。我采访受苦受难的人的时候,容易掉泪。但不知为什么,采访这个经济状况一团糟的经济理论家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有。是他不需要别人同情,还是和他在一起的人都会变得只剩下粗线条了?  “我不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科技人员!不是要人同情的人!”他冲着我大喊,“我是个好汉!是个男子汉!是有思想的!尤其是经济思想!”  思想使党治国永远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中,有时他为了理想忘却了现实,有时现实又催促他去追求理想。前不久他又写完一篇专门探讨所有制的论文:《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文章观点大胆、新颖、独到。他提出的观点未必就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但是,即使其中包含一些真理的萌芽或片面的真理,也可以活跃我们的思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多年了。一个宽松的、发展人们思维成果的环境,正在形成。党治国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和他这个理论狂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人为的呼唤和扼杀,不过加速或延缓产生的时间。  能不能搞一个共产主义特区?他想。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不能都搞先破后立,需要先立后破。只有实践自己的经济理论,把理论立起来,形成强烈对比,才可以春风至而冰雪消。  他是不是还带有空想的色彩?那么,马克思同志,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您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怎么搞?  马克思会说,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靠中国人自己来探索。改革催促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呼唤着经济理论家。  终于,《文汇报》上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我们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文中写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比‘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或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更为紧迫。”文章又写道:“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浪潮当是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时代和国度。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正呼唤恰当的人。”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说大话的人,吹嘘自己曾经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故事,他说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就是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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