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
密码: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们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阿垅的诗  朋友说,现在写文章就是要新。我说,旧就是新。譬如科学与民主,是旧的,即使在中国,1919年就时兴了,但是到了今天,还是新的。  朋友说,现时写文章很难有轰动效应。我说,时代越往前走,人们情绪的宣泄口越多,文学的轰动效应自然就少。  一个能诱发欺侮欲的人  我第一次看见他,五分钟内的感觉是:这是一个能诱发欺侮欲的人。  然而,或许被欺侮有被欺侮的快感呢?!  他把自己几乎缩小到无。他每日只小便一次。因为他不仅不喝酒不喝茶,而且不喝水。哪天要是突然喝起水来,那就是病了。有一次高烧四十度。妻打电话找车,同时翻出一片不知哪年剩下的感冒片让他服下。人们把他抬上汽车送到急诊室,一量体温,怎么只有三十六点六度?他生病从来只需吃一片药就灵。从小没钱吃药,所以任何药对他都有奇效。  他连身体也尽量缩小。体重八十斤。这么一个人也躲不过被打的命运。“我是可以随便被人打的。”他对我说,极平和地笑着。被打的时候自认为态度很好。人家打他之前照例要叫他老实交待:“说!你叫什么名字?”明明本来是同一单位朝夕相处的同事,他也总是诚惶诚恐地大声回答:“我叫陈宗棠!”因为希望人家说他态度好,讲话尤其急,绍兴口音尤其重。打他的人大吼一声:“什么?你叫响叮当?!你要老实交待你的名字!”于是再报,更加“响叮当”。打的时候也越发响叮当——因为他的骨头太多。打他的人打痛了自己:“你为什么这么瘦?!”  连头发也“瘦”。侧面看去,细细的、稀稀的黄发立体交叉地竖着。从来没有用过梳子。微驼着背,凹陷的脸颊,双手紧捂着身上一只布包,好像要把身子尽可能按进椅子里似的,全体往里缩,突出来的只有发黄的门牙。头发、面孔、眉毛、眼珠,全都像水洗布似的,褪色发白,总像漂洗太多,揉搓太多。而人,便像水洗布那么干硬,挤压不出水分。做人做学问都没有水分。一说话,下颌骨突露,像牵引火车头的滑轴,辛苦地一牵一动,可怜得叫人不忍看。  他说他很有孔乙己的穷酸相。可是他这个80年代的孔乙己常常穿得像小流氓。他有几条牛仔裤,都是儿子们穿剩的喇叭腿的,屁股上有一个金色的“牛头牌”,还有很多金色的圆钉。儿子都嫌过时了,他拣过来穿。上身的花格衬衫也是儿子淘汰的。外套一件妻的暗色毛衣。眼镜是他的老父亲年轻时用剩的。镜片破了一块,镜腿只有一条,另一端用一根细绳把这副眼镜搭到左耳朵上。看书时才戴。这副由两个挤在一起的黑圆圈组成的眼镜,把他那本来就窄小的脸越发地挤压在一起。  他像一种小动物那样本能地藏起自身,不引起人的注意,躲避正面冲突。十九岁的时候从报上看到批胡风,明白不能说话,只能治史入手、资料为本。他为自己找了这样一个很多人不屑的立足点。人们当初看不上他:一个搞资料的。等到人们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著作等身,须刮目相看了。  他写一手好字。但不备笔墨,无裕余之心挥毫。登门求字者甚多,一律自备文房四宝。业余爱好有两样:一是集邮。邮票不贬值,只增值。经济利益不受损失,又可留给孩子完整的东西。比如,建国以来跟马沾边的所有的邮票,一张不少。二是美术。尤喜人体画。某日我从他书桌抽屉里拿东西,一页白纸翩翩然飘落而下。他说不用捡,我说要捡的,捡起的是他画的裸体女人像。他书桌玻璃板下压着十二名三围很美的女人像,是十二张月历,但日月在美人脚下黯然失色。他大谈性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当此之时,风把他家的大门吹开了。他走出书房去关上大门,或者说,是掩上大门,并不锁上——怪不得风先生可以突入。他说妻子不在家,凡有异性来,他概不锁大门。他三十岁以前,人家给他介绍异性朋友,见他无钱无貌,介绍一个跑一个。他五十岁以后,他给儿子介绍异性朋友,异性却喜欢了他。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异性?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快点到六十岁吧。  他极规范地生活在妻子的生物场里。他以绍兴人特有的精打细算来支配他的时间,孜孜于著书立说。他十几岁时感慨于那被削、被烧、被烙上印记踩在底下的马蹄。他读庄子《马蹄》篇,深恶对马的前有镳缨之束缚,后有皮鞭之驱赶。从此署名马蹄。马蹄在潜意识里,便兼有服罪感和不服罪感。马蹄寄出二百来篇稿子,纷纷“落马”。“我这个轮胎,就是用别人的嘲讽和欺侮打足气的。”他说。他在“马蹄”两字之后,加一“疾”字。后来学界皆以为他姓马,叫蹄疾。从此他马不停蹄,马踏飞燕。十来年出了十五本著作,还有几本已写完还未出版的书。去年他用四五个月的时间写出我国第一本《胡风传》(二十七万字)。1955年他十九岁时为胡风感到不平,到1988年一吐为快!他会享受自由了。  他拎的那只布包上,印的是马踏飞燕。他胸前的徽章,是马踏飞燕;他卧室的窗帘、床罩、枕头、被子、沙发布,全印满了马。更不用说书柜上的一行马队,墙上挂的马、写的马。他如蚂蚁的形象使他得以营造自己的巢穴。他如奔马的内核使他脱缰而出,甩脱现实世界的纷争和束缚,驰入意识自由的境界。讲到自由,他从全是马的沙发上站起来,弓着背,两臂屈着同时使劲地向前挥着,一下一下的,好像双手拉缰骑马疾驰似的。然后两手一摊,十指插向心间仰天长啸。  这时他是野马,是自由马,是背负重荷的千里马,是被他挡在妻子生物场外的异性眼中的骏马。  马性勃发的时候,他告状了。为什么好几个只写了一两本书的评上了研究员,他这个写十几本书的反而评不上?他觉得这样的事是应该告状了。然而君子坦荡荡,告状之前他找领导谈话,说他要去省里告阁下什么什么。到省里,他又遵照领导的口径“告”领导。然后回到领导那里汇报他“告”了阁下什么什么。他虽然告状,却不希望引起领导反感。于是又自省吾身:“吾异化了。”其实,他也没想认真告状,就是觉得评不上研究员面子上不好看,生气。  知识分子是怎样越来越老实可爱的  1931年10月,胡风加入日本反战同盟,继而加入日本共产党。  1933年2月,小林多喜二暴死狱中。日共机关报《赤旗》被搜出。胡风等被捕。  1933年7月,胡风被驱逐出境。列车开出东京站台时,胡风高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口号。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胡风即往鲁迅寓所,料理丧事,与宋庆龄、蔡元培、茅盾等十三人组成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22日为鲁迅起灵扶柩,抬棺入穴。  1959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收到制锁工人陈宗棠的一封信。信中说哪儿能搞学术研究他就想调到哪儿去,所以希望郭院长帮助他调到北京。工种不限,扫地、看门、收拾厕所都行;工资不计,能勉强维持生活即可。  陈宗棠是绍兴人。儿时母亲总说:钱要仔细花。后来在仔细花钱的人生经验上,又增加一条:仔细做人。陈宗棠十来岁时,二分三分的零花钱,他都仔细地攒下。攒到五六角钱了。从他家到秋瑾烈士纪念碑的轩亭口,不过二百多步,就有四五家古旧书店。他花一角钱买一本旧书,读完后就可能以一角五分钱卖给另一家旧书店。钱要仔细花的——然后再买一两本,读完后再卖出去。可能在三本书的买进卖出中就赚下一本书的钱了。前后七年,他就用这五六角钱做本钱,读遍了绍兴旧书店里的书,自己还攒下两箱书,而手头依然还是那五六角钱。三十年后他在《绍兴日报》上撰文说绍兴人小气,是绍兴经济发展的一大精神障碍。说绍兴人一到市场,几乎没有一种东西不讨价还价的。五十岁的他或许忘了少年时代的他正是发扬了绍兴人讨价还价的优势,才能以五六角钱扫荡全城旧书店的。  他在1951年小学毕业时,得了肺结核。不能考中学,也不能就医——没钱。天天喝搅上鸡蛋清的柏树叶水,也算偏方。正是暑假,他找了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光明文艺社,出了两期《光明报》,每期八开四页。1951年的绍兴,文化尚未开始大规模的流失。但是绍兴市委宣传部没收了这张小学生办的《光明报》——非法出版物。同年报上连篇累牍地批《武训传》。少年陈宗棠惊悸地觉得,这场劈头盖脸的批判和他好像有什么关联。  陈宗棠从此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  1954年的批判俞平伯过去了,又开始了1955年的批胡风,十九岁的陈宗棠读了《文艺报》上发表的胡风三十万言书的部分,然后看到作家出版社出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从1955年5月到7月,三个月里居然以超高速度连续出五集。这在中国,若不是搞政治运动,就不会这样“一抓就灵”,且每集十万册,五集共五十万册,作者是一大批著名的学者、文人。  从此开始了集体无意识。  从此知识分子越来越老实可爱了。  陈宗棠再不想涉及他本来极感兴趣的文艺理论。他没有健壮的身体,时代更不允许他有健全的性格。他只能在读书中寻找他那被压抑了的越人性格的宣泄口——绍兴是越国的都城。越王勾践十年卧薪尝胆终于报仇雪耻。清兵攻下南京时,明宰相马士英想躲到绍兴。绍兴文士王恩任去信痛斥马士英:“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越人陈宗棠选择了具有反叛精神的《水浒》进行研究。他收录有关的版本、续书、仿书、故事乃至纸玩片、扑克等等。但是他在当地再也搜寻不到更多的他要找的书了。他想中国哪个文化人最大呢?郭沫若。那就给郭沫若写信。这是一个饿极了的人不顾一切地写下的呼救号:SOS。  陈宗棠当真接到郭沫若请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代写的回信时,他自己被自己吓了一跳。1961年3月,他被调到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所,而且不是扫地、收拾厕所,是在资料室工作。他总的感觉是:一条憋在脸盆里的鱼,放进大海了。  他每每把本职工作一做完,不参加舞会,不参加党团活动,不参加各种可开可不开的会,包上一个馒头就奔北京图书馆。从春到秋,又迎来了初冬的寒流。终于,资料室主任的面孔上,也越来越凝着寒气。你陈宗棠调到科学院这么些日子了,什么政治活动也不参加,群众还反映你找俞平伯这样的人请教学问,你这是白专道路,以后不准上北京图书馆了。  陈宗棠再开不出单位介绍信去北京图书馆查找善本书、孤本书。科学院图书馆长汪蔚林知道了,说我给你开介绍信!  这天,资料室主任找来陈宗棠:你是不是又在搞自留地了,又去北京图书馆了?  ——我星期天去了。  ——你有没有单位介绍信?  ——没有。  ——那么你是伪造介绍信了?你看看,这是北京图书馆寄来的,是你跟他们要的资料。还有这,让你陈宗棠付款的单子。没有介绍信怎么能给你查寄资料?  陈宗棠的潜意识里,一种犯罪感和不认罪感在厮打。  汪蔚林给陈宗棠开介绍信,支持陈宗棠的个人奋斗,后来被撤掉了图书馆长的职务。  或许因为总觉得不知还会突然遭遇到什么,或许因为虽然到了最高科研机构竟也不能堂堂正正做学问,或许因为越做学问越觉得学海无涯时间有限,陈宗棠越来越深感紧迫,常常想起少年鲁迅在绍兴三味书屋攻读时,刻在桌上用来自勉的那个“早”字。从此他的笔名叫:马蹄疾。  从此,《三槐堂刊本〈水浒传〉》、《西谛残藏嘉靖本〈水浒传〉》等等文章陆续见诸报端。《文汇报》1961年9月14日开始,l0月12日,11月16日,11月26日……都是马蹄疾的文章。从此报刊上马蹄疾、马蹄疾、马蹄疾的,后来很多很多的人知道马蹄疾。后来又后来,陈宗棠这个原名,连单位里的人也不知道了。  1962年,开始了困难时期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国科学院要砍掉三分之一的人。马蹄疾被砍掉去了鞍山。他在北京一年,从二十五岁长到二十六岁,长了皱纹——心灵的皱纹。于是常记起母亲说的:仔细做人。  他在鞍山图书馆工作,有事没事也得在班上呆着。别人做什么他也做什么,不管他内心多么厌烦,多么深恶痛绝!譬如闲聊、打扑克牌。人家叫你一起玩,你不玩的话,就可能是不关心集体、不关心政治、白专道路之类。于是给你设置障碍,制造麻烦,更加影响你做学问。为了做学问,先得学会仔细做人。做人要紧的是不要让别人挑出毛病。每天第一个来打扫办公室;晚上对外借阅不是他的工作,他也常常在帮忙:人家打扑克三缺一,他舍命陪君子,那三位打牌者高声大笑,他心里痛苦不堪。但是无论如何得坚持,坚持下去。如果要社会接受他,他首先就得接受这个社会,包括闲聊、打牌,这打牌的时间,他本来要查多少资料、抄录多少卡片的。现在只能把这些活挪到凌晨三点去干了——凌晨总没有人来找他打牌了。  他已经不是在中国科学院的他了。他从1962年到1965年在鞍山图书馆,年年被评为馆里的先进工作者。有一年还评上全市的先进工作者。他本来是目录员,很轻省的。但他要求去当辛苦的采购员。馆里自然同意。只不过馆里不会想到,他当采购员可不是专拣重担挑。他只有利用采购图书的机会,才能到各地图书馆去收集在鞍山不会有的资料。钢都鞍山只有钢铁。上海、北京、南京、天津等地图书馆的管理员,都认识了这个刻苦又穷酸、谦卑又韧长的体重八十斤的嗜书者——马蹄疾。他的探亲假也用来跑上海的图书馆。没钱住旅馆,所以天热偏往南方跑,可以夜宿火车站,冻不着。这天有人把他推醒。他睁开眼来,一时不明白这是在哪儿?他躺在候车室的长椅上,仰望一位俯视自己的严肃的民警。他是谁?马蹄疾懵懵懂懂的。他是谁?民警也在想。民警已经多次注意到这个一把就可以拎起来的瘦人干,天天晚上蜷缩在上海火车站。倒是不像小偷。可他为什么像个流浪汉?马蹄疾如实招来。民警破例照顾——招待他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大模大样地睡一夜。  马蹄疾少不了还要找到一些大学者家里去查资料。极拘束的、怯怯的,所以敲门极轻,轻得人家听不见。然而又非“打入”这些学者教授的私人藏书室不可。“笃”、“笃”、“笃”、“笃”敲来,敲木鱼似的,念佛朝圣似的。也许,对学术的虔诚,确使他超然于现世的苦痛肮脏之上。当他终于得以走进私人藏书室,面对他一路风餐露宿特来朝拜的著作时,他风尘仆仆而心无纤尘!  于是,三十五万字的《〈水浒〉书录》和三十五万字的《〈水浒〉资料汇编》完成了。连续几年的先进工作者马蹄疾,真正先进的是他的业余工作,自留地活儿。  一个不被现实接受也无法接受现实的陈宗棠逝去了。一个别人挑不出毛病、自己也能把公活私活都做好的马蹄疾,稳扎稳打地站住了,如果没有“文革”的话。  “文革”,他到底还是被挑出了很多毛病,譬如,资产阶级杂家,黑笔杆。  1970年他被分配到鞍山的一个水泥厂当磨机工。当初他在图书馆时还能来个巧干,要求当图书采购员。如今经历了隔离审查和干校劳动的犯人生涯之后能回鞍山当个工人,能够天天回到他的家,能够下了班就不用再惧怕什么人,除此之外,他再不敢有什么非分之想了。他只能更多地向自身索取。他的家,是一间容纳了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岳父共五个人的号称九平米实质只有六平米的屋子。他搭了一个三层的铺。岳父、妻子和小儿子睡下铺,大儿子睡中铺,他睡上铺。他上床时只能把身子与床平行着插进屋顶和床板之间的空隙。实在没有写书的地方。于是他天天去拣砖。拣那不过三分之一块的碎砖。拣一点,砌一截墙。终于接出一间两平方米的小房,是比着他自个的身高盖的。倒像要给他自己做只砖砌的套子。如果来个比他高一厘米的客人。就得弓身而入。好在本来就不考虑接待客人。此乃马蹄疾的书斋。不过,屋顶只一层油毡纸。夏天,屋里气温高达三十五度。屋外杂草乱石的,蚊子太多。越是夏天,越得关紧窗子,活活像用“砖套”做气锅清蒸马蹄疾。  越是压抑自己就越向自我榨取。外表的越来越缩小,内心的越来越扩大。马蹄疾在两平方米里像洗桑拿浴似的蒸腾着大汗,却又像做瑜珈似的坐得住。他不挑剔这两平米的“砖套”;“砖套”也不会挑他的毛病。他接受这两平米,他爱这两平米,连同它的全部缺陷。只有在这两平米里,他再不用去应酬,去敷衍,去看人眼色,去唯唯诺诺,去接受欺侮,去劳动改造,去赎罪!不,他在这个空间里做的不仅仅是他最想做的,而且是非他莫属的事,他才能得到对自我的肯定和确认。他发了一千多封信给全国各地三十几家图书馆,查了上千种书,抄录了上万张卡片。譬如鲁迅书信,鲁迅一生发过多少信?现在能找到的有多少?都在哪儿?和鲁迅通信的一个个人是干什么的?当时鲁迅为什么要给他写信?写的是什么事?看来鲁迅共发过约五千六百封信,能找到的大约一千三百封。由那上万张卡片写成六十万字的《鲁迅书信系年考》,然后方有十二万字的《鲁迅书信札记》。  表面的极其软弱掩护了——而不是掩盖了——内心的极其坚忍,或用鲁迅的话说叫:韧长。到70年代末,北京中华书局要出版他在60年代前期完成的《〈水浒〉资料汇编》了。此时他在鞍山群众艺术馆工作。出版社要他三天后把三十五万字的清样校对出来好立即付印。艺术馆恰恰要派十几个人到鞍山郊区去调查农村文化工作,也是为了逐级上报,做给上级看的。农民知道艺术馆的人要下来检查,临时花个上千元买上一堆书摆好了,等艺术馆的人一走,就把书分了。据说这叫“小共产党”糊弄“大共产党”。本来,干这件事多一个少一个马蹄疾,都无不可。有同事为马蹄疾这三十五万字着急,提出代他去。不行,就是得马蹄疾去。这几近是一种惩治,一种对于别人都没写书就你写出书来的惩治。  同事为马蹄疾愤愤然。马蹄疾却精神勃勃了:“我很高兴。我这个轮胎,就是用别人的嘲讽和欺侮打足气的。”他的“轮胎说”使他鼓胀起来几乎觉得天下没有难得倒他的事。他坐上闷罐子似的长途车,赶一百来里土路的黄沙坨。6月天气,别人在这样汗气袭人的颠颠车里苦不堪言,独独马蹄疾觉得很好,他可以睡觉了。车颠得不能看书,他可以当仁不让地睡了,受之无愧地睡了,不睡白不睡了。不用花钱买“床位”,不用怕民警注意他,不用动脑子,不用干这干那,可以一路睡去。人生难得这样消停!  到了黄沙坨,头一天调查,写完报告——明知无用的报告,然后就校对清样。农屋只有一盏二十支光的灯,还黄红黄红的。清样上全是繁体字,且学术著作一点误差出不得的。然而马蹄疾已具有了越苦越发奋的自我调节机制。三十五万繁体字,就在这二十支光的“彩灯”下,如期校完。马蹄疾提起笔在书末写上“1980年6月l0日凌晨于黄沙坨。”  不过说起这件事,他是兴奋的,为他的“轮胎说”的伟大胜利而兴奋。  1980年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式把马蹄疾从鞍山调去。现在,他可以专一做他想做的事了。这是他自己的时间,这是每一分钟都要计算着用的。好比包产到户后农民有责任田,就要计算着想密植想间种想一年收两茬想从责任田里无尽无休地收获。他的家还在鞍山。文学研究所每星期五上班。他就得清晨三点半起床,四点离家,赶五点十分的火车,七点半到沈阳,再坐公共汽车,八点半到社科院。这本来也没什么,如果上班的确老有事的话,如果人人都得星期五上班的话。但所里有人两周才来一次,因为上班常常也没有事。偏偏马蹄疾就得每周五准时来,否则就是纪律问题。规规矩矩地上下班,实在心疼这来来回回路上的时间和上班闲扯的时间。“来上班也没有事!”他发牢骚了。如果这是当年在水泥厂,或是在鞍山图书馆,他是不会讲这种牢骚话的。他早已失却了讲牢骚话的功能。现在,他如同一个昏睡二三十年的人,给扎了针灸。他的做人的功能正在恢复。他有了做人的意识——不光是做学问,而是做人。比如,他会发牢骚了,虽然只发了那么一点点。  他的发牢骚的功能立刻受到了社会的检验:院里批评他骄傲了,目中无人了。不发给他申报助理研究员的表。而比他上班少的人倒发到了表,更不用说学术成果的多少了。  1981年,在文学所的全所会上,马蹄疾突然激愤地站了起来,说:“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这和他一贯的谦卑恭顺反差太大,于他不啻是在“政变”。加上他说话越激愤,就越本色,绍兴口音越人风味就越突出,大家一时听不清他之乎者也地说什么。这两句话,鲁迅曾四次引用过,认为这于绍兴人是很有光彩的。当然绍兴人马蹄疾在文学所的会上用,譬喻不当。他无非想讲你们背后说我,我是不怕的!有问题为什么不摆在明面上来?为什么别人发了申报助研的表,而偏不发给我?  绍兴人马蹄疾的“报仇雪耻”随着他发言的结束而结束了。秀才造反,没有不失败的。他本来正在和院里一位同志合作写一部书。他“雪耻”之后,有关方面叫他交出全部他收藏的有关这部书的资料,改为集体创作。而马蹄疾,等于成了资料员。  马蹄疾同意了。  他不是在“报仇雪耻之国”长大的越人吗?是的。不过他历经几十年的异化程序,早已是一个怕扣上个人奋斗的帽子、怕得罪头头的当代闰土了。鲁迅的《故乡》中的成年闰土见到儿时的密友,竟是喊过儿子:“水生,给老爷叩头。”明明人家不是老爷,不愿做老爷。所以有闰土就会有老爷,就会有各种“鲁四老爷”。  马蹄疾老老实实地把他积蓄的四五十斤两大捆资料从鞍山背到沈阳,又拉上一位党员干部一起去出版社。他怕他一个人去的话,出什么事也说不清。如今拉来一位党员人证,并由“人证”对出版社说,马蹄疾承担不了这本书的写作,所以要改成集体创作了。  话由别人说,这话的效果不管怎么样,单位里有关方面总不会怪罪于他了。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意思他自己都讲不清?刚刚建立起来的做人的意识,动摇了,崩溃了。秀才造反之后怎么比造反之前还孱弱,还不堪一击?  出版社说,如果这本书改成集体创作,那么,本社取消这个选题。  出版社交给马蹄疾一封信,让捎给原先和马蹄疾合作的那位同志。捎信?好的。给捎走了。信中说马蹄疾的写作可以,希望那位同志的文章也按马蹄疾的写法稍改一下。  把这样一封信亲手递给收信人,不是等于对人家说,我行,你不行吗?  马蹄疾从此又有了新的怕。怕人家误以为是他在出版社搞的鬼,丢了人家的面子,怕人家和他过不去。人家是领导。国人的常规思维方式是:得罪了领导在单位里就不得翻身了。  其实人家可能就没把这事放心上。但是马蹄疾开始了他的“赎罪生涯”。他人前人后地想和这位收信人亲善友好,大事小事和人家讲,尊重人家的意见。这个学会那个学会提名人家当会长,说人家贡献怎么怎么大。人家在不在场,听没听见,马蹄疾不管。马蹄疾的感觉是一直有个很大很大的他。对于马蹄疾,他是无所不在的。  马蹄疾还有不少事都得靠他。譬如,妻子还在鞍山,还没能调来沈阳。马蹄疾在社科院还没分到房子。还要评职称。  后来,1987年,马蹄疾终于登门到他家里:你为我的职称,费了很多心,非常感谢你。现在我爱人的工作问题,又要靠你了,这事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他点头了。没有他的点头,马蹄疾的妻子能在1987年10月调来吗?  他恨不能用钱把她脚下的地砌高  1966年,胡风在狱中曾抄录他1957年写的两首《拟出狱志感》。其二为:  感恩重获自由时,对妇偎儿泪似丝。  桶底幸存三斗米,墙头重挂万年旗。  远离奖苑休回首,学种番茄当写诗。  负荷尚堪糊数口,晴穿破衲雨蓑衣。  马蹄疾的《〈水浒〉书录》后记,题为《一部献给妻子的书》。因为1968年他被关进学习班的那天,妻子薛贵岚对他说:“《〈水浒〉书录》是你十多年的心血,造反派要这本书稿,你就一切向我身上推,我有办法对付他们。”当晚,她即把书稿转移到一个工人成分的亲戚家中。第三天十多名造反派押着马蹄疾到家搜“黑材料”。马蹄疾说早由妻处理掉了。造反派即去妻的单位,说不交出书稿,即以包庇反革命论处。妻说:只许你们造老马的反,不许我革老马的命吗?老马的东西,早叫我一把火给烧了。  他们1966年结婚的时候,马蹄疾三十三元工资,薛贵岚二十七元工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因为马蹄疾尊崇中国的脊梁鲁迅,所以给儿子取名叫陈鲁(读者不会忘记马蹄疾本姓陈)。这位鲁鲁瘦得只有脊梁没有肉。贵岚抱着这根“脊梁”只是哭,哭得奶水都回去了,只好给孩子订牛奶,开销更大。  林彪给注销户口那年,马蹄疾家的户口本上又多了一个儿子。马蹄疾刚给落实政策,虽然拖个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也已感恩不尽。于是给二儿子起名叫陈策,永远不忘党的政策的恩德。  一家三口的时候,偶尔买了苹果,鲁鲁吃苹果肉,马蹄疾吃核,贵岚吃皮。一家四口以后,鲁鲁对弟弟说:你吃苹果把核留大点。从此马蹄疾不知苹果味了。生活也淡化得不知其味。  1978年开始,马蹄疾几度借调到京,经常出差。马蹄疾什么都丢:手套、帽子、提包、钥匙。钥匙,他丢一次自己锉一把。他当年在温州是修锁匠嘛。手套,贵岚用很长的带子,一头缝上一只,挂在他的脖子上。帽子,干脆给他买连帽的大衣,丢不了。  于是一个像母亲,一个像被娇惯、又被严加看管的孩子。有一天,马蹄疾上班时急匆匆地一脚穿他的三十八码的鞋,一脚穿了儿子四十码的鞋。上班时跷起二郎腿,那只四十码的鞋就在脚上打秋千。“老马,你这鞋怎么挂不住?”同事笑道。后来贵岚笑着跟我讲起这件事,好像在讲她的孩子的什么淘气事,很得意的。最得意的是有一回,她下班回家,看见屋里地毯卷起了,地拖得那么洁净。可马蹄疾正忙着写作,怎么可能突然想起去拖洗地毯下面的地呢?这是怎么了?贵岚说。我擦地了,擦地了。这么忙怎么擦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什么,我打翻了一脸盆水。不对!贵岚说。马蹄疾支吾着,嘿嘿着。孩子干坏事是瞒不过母亲的。原来马蹄疾洗手后忘了关水龙头。水漫厨房后漫进过厅然后又漫进铺了地毯的书房。而他一经坐下写作,不喝水,不上厕所,坐化一般。他在水声中写,也没感觉。当年他在鞍山水泥厂最喜欢上夜班。因为夜间没有头头来转悠。一没活干他就抄资料、抄卡片的。在机声隆隆中写惯了,对各种噪音都有了“抗声性”,直到水没了他的脚,他才大惊自己不知不觉中进了“水晶宫”了。  好像马蹄疾闯的祸越大,马蹄疾在贵岚的眼里越发地像个孩子,贵岚就越发疼爱他。贵岚讲述他“拖地”的事迹,那眼神确乎充满了母爱呢。她把甜橙切成四块。塞给马蹄疾一块,马蹄疾吃一块;再塞一块,他再吃一块。如同让机器人表演吃甜橙。  世上最无私的爱,是母爱。妻子对丈夫的情爱发展到最高点,便融进了母爱。这天,贵岚接到马蹄疾从北京寄来的信。信纸怎么有股药味儿?他准是病了。贵岚立即动手包上满满一饭盒饺子,再装上一饭盒酸菜,买了当天去北京的火车票,第二天就走进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招待所。原来马蹄疾发烧、嗓子痛,是吃了药了。不过他是吃一次药就好的。贵岚端着从沈阳带来的饺子走进他房间时,他早已好了。好了就好。贵岚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返回沈阳,带着两只空饭盒。  贵岚对我说:太细心的人是渺小的人。说这话的时候,她竟不无悲哀。  马蹄疾也像儿子报答母亲一样,并不懂得如何体贴入微,只想多多地为贵岚买东西。1979年当他们口袋里全部的钱款有三百元的时候,他花二百六十元买了只“英格”表送给贵岚。只因贵岚说过一句:这表真好看。贵岚拿到这只表,真想把它卖了变回钱!至于马蹄疾自己,他的表修了又修,尽管他的稿费后来多了又多。他终于在修表处看到一只三元的旧表要卖。修表的人看着这个老顾客的皮包骨头的手腕,干脆把表送了他。  马蹄疾去一次广州给贵岚买回三件长大衣。贵岚说大衣穿不完,马蹄疾说你一天穿一件。纱巾、毛衣、衬衫、裤衩、卫生棉、雪花膏什么都给她买,直至买了电剪子回家。贵岚正做饭,只听身后吱的一声,一回头,碰上电剪子了——马蹄疾正要给她烫发哪。脸上先烫了一个疤,再烫头发。  母亲如果能得到儿子这样的爱,可能心满意足了。然而贵岚毕竟不是马蹄疾的母亲,而是妻子。  妻子总希望能有时间和丈夫一起上街走走。家庭生活,也得有余裕,有悠闲。马蹄疾同意了。贵岚觉得那么幸福。马蹄疾说走就走,急得好像身后有火烧,上衣扣子也扣错了。贵岚一看这情景,心冰凉了。待走进商店,马蹄疾弓着背像个小偷一样紧张地转来转去,急于把贵岚要买的东西全买齐了,好赶快回家。一个火热,一个冰凉。还不如根本不上街,让贵岚还可以对上街抱着美好的向往。  妻子总愿意和丈夫共商家政。家庭的点点缕缕的乐趣,就在这共商之中。这天家里运来一只又长又大黑熊似的沙发。贵岚问这是怎么回事。马蹄疾说一个朋友买了这只沙发,朋友的妻子不愿意要,朋友就叫马蹄疾买下,反正二三百元钱,马蹄疾拿得出。但问题不在于二三百元,在于这黑压压的大家伙横陈在窄小的过厅里,又难看又横行霸道的。人家的妻子不愿意要,你的妻子也不愿意要嘛。天天回家看见这个叫人不快的“大黑熊”,就有一种压迫感。即使是你的保姆,你也得体谅一下她的心情嘛。贵岚的心里就是有一种怎么也排解不开的压迫感。生活那么艰难的时候,她挺得过来,勇士一般。现在,马蹄疾一本书一本书下蛋似的出个没完,而且还有那么那么些书要写。两人的文化相差日大。人家一见她就说。这是马蹄疾的妻子,而不是说她是薛贵岚。她干吗是马蹄疾的妻子?她就是薛贵岚嘛!她要完成她的目标,她不愿仅仅作为马蹄疾的妻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不是那种只想依赖男人的妇女。那样的妇女,巴不得丈夫写更多的书,扬更大的名,赚更多的稿费。不,马蹄疾的书越多,她压力越大。她觉得两个人的价值的砝码相差太大,她心灵的天平倾斜了。  偏偏有的女性把马蹄疾看得很高,“人往高处走”,以开放年代的解放精神只管向他们家走来。有的走向贵岚的儿子,有的走向贵岚的丈夫,总因他家条件好,总因马蹄疾的学问好。可是,她们明明知道贵岚不愿意,她们为什么还要找老马?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他?一想起那个眼神,就叫人受不了!就绝对不愿意在自己家里再看见她们!  贵岚呀,只有你和马蹄疾亲密无间——无间就是无间隔无缝隙——那是任何别人也走不进你们两人之间的。还有比马蹄疾更可靠的吗?  贵岚是知道马蹄疾对自己再好不过。可是,她就是受不了“她们”那个眼神。  贵岚头痛,睡不好。马蹄疾要是上京出差贵岚更睡不好。不过她染了发,又穿着马蹄疾不惜工本地从上海、广州买来的这样那样的衣服,她看上去又娇小,又年轻。马蹄疾又给她从深圳买表,买高级眼镜。他恨不能用钱把她脚下的地砌高,让她和他保持心理平衡。然而她还是有一种连着深深的自尊的深深的自卑感和失落感。  然而马蹄疾多么需要一个宁静、平和的家庭气氛。这是他得以专心研究学术的基本生存条件。他希望他能以利他主义,以自我牺牲,不断完善家庭的调节机制,来保持家庭的恒温。  “人也很难做的。”他对我说,“我人前人后不说一句隐瞒我妻子的话,这样,她就能对我放心了。”  他直直地瞪着我,无望而又希望我能给他什么方法。我已经和贵岚谈过了。我已经一无办法了。我垂下头去,看他书桌玻璃板下压着的一行美人。马蹄疾又从书柜里抽出一本《裸体艺术论》。人体的美是最美的。他说。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955年8月初,胡风被带走前,在小儿子脸上吻了一下,深深地祝他做个好梦。然后胡风被人用黑布蒙上了眼睛,用麻绳绑缚着双手,送进监狱。十年后他在狱中思儿,写诗:《梦赞》。  马蹄疾二十来岁的时候,他的绍兴老家有个小名叫毛毛的邻居姑娘,在纺织厂做工。毛毛每月拿到三十多元工资,就送来几元钱叫他买书。毛毛毫不怀疑自己可以养活他,更不怀疑他将来定有出息。在越王勾践点将练兵的越王台前,毛毛静静地听他讲绍兴的人杰地灵。她有了一个工人“不应该”有的——思想。1957年反右开始。毛毛在厂里贴出一张大字报,于是被打成右派。当右派,几乎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偏偏她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工人“破格”当了右派,而且被发配到萧山县当农民。真是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一怀愁绪,几年离索!  后来,1961年马蹄疾调到北京工作后,写信告诉毛毛。毛毛回信说,你现在已在京工作,我们两个一天一地了。我生活挺好,准备找一个农民结婚。我们两个的事就此了结。马蹄疾急急地又寄去一信:我不能忘记我们的感情,我要找你把结婚的事商量一下。这次马蹄疾等了三个月才等到毛毛的回信,撕开信封,抖开信纸:“……我已和一个无知的农民举行了婚礼。我这是在婚礼举行完的当晚给你写的信……”  当年马蹄疾备尝失去毛毛的痛苦,如今他“纵容”儿子们早恋。我说儿子太年轻就结婚,看不准人怎么办?他说不存在这个问题,看错了就离婚。爱情若不能不断更新,婚姻本来就不能一劳永逸。家庭的裂变是社会的进步。  小儿子还在上高中,女同学的来信、照片都放在马蹄疾那里。因为小儿子和马蹄疾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我看到小儿子书桌玻璃板下,美人一个更比一个美,选美似的。还有一张香港“无线”推出的影片《求爱敢死队》的五个泳装姑娘。马蹄疾说,人类的完全解放包括性的解放。  我顺手拿起一盘小儿子的录音带《不稳定的爱》。录音机里响起了年轻的声音:  我开始对自己说话,  说些自己也不懂的话。  身旁的七个数字之后,  只是冰冷的回答……  小儿子确实很新潮,说了,家里为他存的钱他将来一分不要,所以他每天清晨四点钟起来苦读。  大儿子二十岁时,马蹄疾就帮他找女友。一个不成,赶紧补上一个,生怕他独自感伤。所以儿子今年才二十三岁,就结婚了。如此着急让儿子结婚,了却心事,却又像封建社会的男大当婚,父母包办。这个包办,指的是从候补人选到一应物质基础。我从沈阳坐火车到鞍山,特意去看看他大儿子的新房。一进门,眼睛一亮。迎面是那种大约一两千元的CASIO电子琴。淡雅的组合柜上,大彩电、录音机、音乐钟、化妆品,时下“该有的”都有,席梦思床下还有一大卷花地毯尚未铺起来,因为还没正式举行婚礼。贵岚说,二百六十元的床罩还没铺呢。是啊,拐角沙发也蒙着布。门口一边有个大冰箱,另一边是洗衣机,都罩着白色透明的塑料套子。还有鞋架、窗帘盒、高压锅等等一应俱全。家具是马蹄疾去选购的。墙是马蹄疾刷的。钱当然更是马蹄疾准备好的。整个新房便如罩在一个塑料薄膜中的温室,温暖得使人疲软。我禁不住对马蹄疾说:我总的感觉是——不用再奋斗了。  马蹄疾竟是跟着我的感觉走,说,假如没有战争,儿子可以很好地过一辈子了。他自己年轻时太穷苦,不能让儿子再苦。现在年轻人还有个比的问题,总要和现在的水平拉平,还要略胜一筹,不能让儿子的精神受挫伤,也不能让他们以为爸爸是要把钱带到棺材里去。  我想,马蹄疾若不是年轻时受尽挫折,就不会有他的伟大“轮胎说”,就不会有马踏飞燕的马蹄疾。  马蹄疾自己很清楚,新房东西买这么全,是希望孩子家庭美满,是创造条件使家庭稳固。新房里迎面挂着马蹄疾为幸福的新婚夫妇写的条幅,是台湾电影《昨夜星辰》中的话: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另有一行小字:“爱你们的爸爸妈妈。”  整个儿一个中国人。  他的做法和他的婚恋宣言反差太大。怎么解释?他倒又能自圆其说:我们的家庭观,在儿子这一代也不可能有多少改变。  大儿子老实本分,在单位里是先进,在家里是个爱爸爸妈妈的好孩子。爸爸妈妈自然爱他。儿子婚前,爸爸妈妈或是两人一起,或是轮流着每星期日坐火车到鞍山,给他送吃的,给他洗衣、做饭、收拾屋子。马蹄疾自己没有闲暇,也从未陪贵岚去过一次沈阳的北陵公园。这次我在沈阳,他号称陪我去北陵。刚走到北陵雄伟的正红门前,他却来个戛然而止,说就到这儿吧。可是,陵寝全体正在纵深向我撩开神秘诱人的一角呢。我也只能客随主便,兴未尽而归。  关于马蹄疾在儿子身上的“凡事包容”,他开口就用一串串鲁迅的话来回答我: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等等。  然而光明的火炬是用知识、用文化点燃的。  我问马蹄疾,譬如买米,买六十斤苹果,你为什么不叫孩子扛,你这个八十斤的人干吗自己扛?他说他怕孩子累了。他说别看他八十斤,能背起八十斤的东西上儿子那五层楼的家。因为他在“牛棚”时,“牛”们天天背水泥。一百斤一袋的,一次走五十米远。我说你这么瘦怎么行?他说反正“牛”们排着队,人家往一人背上扔一袋,管你瘦不瘦呢。  他当“牛”时开始负责打扫公共厨房和厕所。那时刚一二岁的儿子鲁鲁一见他,颠颠地走过来抱住他的腿喊爸爸爸爸。马蹄疾只不理他。因为按照对“牛”们的规定,是不准和家属说话的。鲁鲁再小,也是家属。马蹄疾不敢说:你走开吧。如果隔墙有耳,汇报给“人”,“牛”是要挨打的。他也不能把儿子的手掰开,把他甩掉,那是他的儿啊。他只能用腿一步一步拖着儿子走。儿子还以为爸爸在逗他,越发甜甜地、没完没了地抱住爸爸的腿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只管拖着这个热乎乎的小生命走着……  后来,“牛”们被关在离鞍山二百来里的潘井干校。便是连拖儿子的机会都没有了。春节到了,“人”要回家,“牛”们给改善一次伙食。每人发一根小麻花和两根油条。马蹄疾把油条和麻花全悬挂在房梁上,但等什么时候“牛”也能回一次家了,好带回去给鲁鲁。  这油条,这麻花,终于干了,坏了,在房梁上颐养天年了。越王勾践悬个苦胆励精图治,越人马蹄疾悬根油条寄托情思。  后来,终于能回家一次取衣服了。鲁鲁却再不认识爸爸,再不叫爸爸了。贵岚教他:这是鲁鲁爸爸。鲁鲁鹦鹉学舌一般,小手指着马蹄疾说:这是堵堵(鲁鲁)爸爸,这是堵堵爸爸……贵岚哭了。鲁鲁爬上妈妈怀里,给她擦泪:妈妈不哭,好宝宝不哭……  二十年后,“堵堵妈妈”在“堵堵”的新房里好像还有忙不完的事情,我在水管冲洗从沈阳到鞍山的火车上的尘土,一直听她在安排什么。我走进新房想对镜擦点雪花膏。贵岚急急地叫着:“哎呀,这屋也没个镜子!”怎么没有镜子?组合柜上一面一面的大镜子,贵岚居然熟视无睹!贵岚和马蹄疾的家里,从来没有镜子。直到去年马蹄疾的父亲送他们一面小镜子,贵岚都没能用心去照自己。没有用镜子的习惯,所以面对着这么多镜子竟然就是看不见就是不知道用!  老子这一代是伟大的。儿子这一代是福气的。那么儿子的儿子那一代呢?  用句套话:社会终究进步了。问题是,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们现在怎样做人?我们现在想做怎样的人?想拥有怎样的人生?  如果国家缺乏平衡机制而个人的平衡机制极其发达……  1954年8月,胡风被送进北郊秦城监狱。  1958年,胡风在狱中自创连环对体诗,怀念亲友。至1965年他六十三岁,写下三千来首诗。  1965年11月,判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  1970年1月,胡风被判无期徒刑。  马蹄疾与一同事在厦门参加《鲁迅大辞典》的会议后坐夜班飞机抵上海机场。从机场到他们要去的招待所有二三十里地。一辆出租车停到他们身边。马蹄疾本能地说不要不要。司机说你们这是末班飞机了,你们不怕赶不上末班公共汽车啊?同事问到招待所多少钱。司机说十二元。这差旅费,本来完全可以在鲁迅博物馆报销的。同事认为十二元的价格是不贵的。不行不行,马蹄疾对司机说:你这是敲竹杠啊!马蹄疾倒也不是一定要给报销单位节约多少钱,他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本能,一种与出租车格格不入的本能,一种做奴隶做惯了的本能,一种活该做奴隶的本能。两人拖着笨重的行李包走到机场门口,已经很累了。再到公共汽车站,还有很长一段路。黑咕隆咚的再要走到二三十里地外的招待所的话……  出租车又跟了上来,说太晚了,已经没有客人了。你们给多少钱算多少吧。  好吧,六元。  马蹄疾自己也知道,奴隶状态是非正常的,是他几十年来为了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而异化的。1983年又评职称。院里规定申报副研究员的,一律不考外语。五十五岁以上的人报助理研究员的,也可以不考外语。只有五十五岁以下,没有大学文凭、申报助理研究员的,要考外语。在这种种特定圈圈内,必须考外语才能申报职称的,院里就只有一个马蹄疾。他当时四十七岁。他如果申报副研究员,本也用不着考外语。但是,有关人士说,假如申报副研究员而评不上,那么,连助研也不会有了。这是一次性评职称,当时马蹄疾工资六十二元。他想,如果从六十元涨到副研究员的工资一百二十二元,一下子涨这么多,怎么可能?他可只有小学文凭。  那张小学文凭,事过三十年,保持得那么新:  毕业证书  学生陈宗棠,系浙江省绍兴市人,现年十五岁,在本校高级部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  绍兴市龙山小学校长王昌涛  1951年7月  甚至小学毕业考试的分数几十年后在他的脑子里,也是“保鲜”的。他一口背来:语文98数学92历史99地理88。  他十几岁得肺结核的时候以为这是他最后的分数。没想到五十来岁了,为了申报助理研究员,只得进教室考外语。  独独他一人得考外语,好似单给他设的“小灶”。但他可没摸过洋文。于是他挂起一墙平假名、片假名,吃饭睡觉都可以读日语。他天天从夜里读到凌晨三点。开始还注意轻声读,不要吵了邻居的觉。越到夜深越读得忘乎所以,想到时间之紧迫,考试之险峻,竞争之不公平,人生之艰难,那绍兴味儿的日语不觉壮怀激烈,慷慨悲歌,那是中国人日本人都听不懂的。邻居们惊起大惑:这是什么声音?  两个月后,他奇迹般地通过了日语考试。这是马蹄疾的“轮胎说”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朋友为马蹄疾后悔:你完全应该申报副研究员的,那就用不着考日语了。马蹄疾不悔。他说一步一步稳一点,还是旱涝保收好。  马蹄疾后来才悟过来,所谓报了副研究员若评不上,连助理研究员资格都没有,这是不可能的。可这是会上公布的,他当然得深信不疑。他的绍兴老乡祥林嫂可以用积存近一年的工钱在土地庙捐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赎此世的“罪名”,消来世的苦难。马蹄疾被片假名、平假名黑天白日地践踏两个月,才“捐了个门槛”,获得助理研究员的职称。事后想来,不评上也不无得意:他一个五十来岁的人用两个月时间就能通过日语考试!——他的另一个绍兴老乡阿Q,关键时刻常常助他度过苦难。  不过马蹄疾可从来也没有喜欢过祥林嫂和阿Q这两位老乡。最能唤起他共鸣的是《水浒传》里的林冲。林冲是个双重性格的人。希望过太平日子,有相当的忍受力,能逆来顺受。但他从本质上偏是个反叛人物。所以林冲一旦被逼上梁山,“参加革命队伍”,勇敢,坚定,不投降,不招安。马蹄疾年轻时要选择一部书研究,他这么一个弱小怯懦的人怎么就选上了《水浒》?三打祝家庄、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燕青打擂、醉打山门、打渔杀家……马蹄疾本质上若不是一种与命运抗争的反叛性格,能有今天?在阿Q、祥林嫂等等后面,站着的是林冲。  或许,闰土的真传,使他能把自己缩小了又缩小,得以在险峻的岩缝里扎下根来。而他不屈地和命运的抗争,又使他得以从岩缝里成长起来,长成松树,等到人家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拔不掉撼不动了。当然,他体内闰土的遗传因子,又使他不可能成为大智大勇的时代风云人物。  1978年他被借调到京,参加《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由他和另两位研究员一起完成两卷半的注释,并且由他主持。那时,他连个助研也不是。后来他再一次借调到京参加《鲁迅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十六名编委中,又只有他不是研究员,虽然他担任了这部大辞典中的六七十万字的写作。  1988年再一次评职称。这次院里又评上七个研究员。仍没有马蹄疾。当时马蹄疾已经出版的著作就有十二种。他不是认为那七位同志不够研究员。他只是认为他自己太应该评上了。居然就不评上他,他太冤了!像这样的事他再不申诉,那他做人做得太屈辱了。他若不告状,从道义上都讲不过去的。  马蹄疾是光用一周一次的上班时间星期五去告状的。上班,反正呆着也是呆着。去告告状,还提高时间利用率。但他不愿在职称问题上真花精力。《鲁迅大辞典》的编写量那么大,顾不上真去干告状这种没有价值的事。真的,他认为这事实在没有价值。说起来,他本来就没想告赢,或者说他已经赢了。他告状的本身就是对院里的职称评定的调侃。他已经笑着向昨天告别了。谁该当什么官还当什么官。他,也要用用三中全会给的权利,可以说说话的权利。  如果国家缺乏平衡机制而个人的平衡机制极其发达,那么,异化就会持续下去。  悲剧意识的产生  1966年2月,聂绀弩的妻子对胡风说:“你1955年不出事,1957年也逃不过这难关的。太多了,没啥稀奇了。我们老是想不通,总觉得心是好的,我是提意见帮助党整风,谁知会被说成反党,划成右派呢。这也好。受了教育,学了乖。老胡呀,今后你就老老实实地听话,没错儿!”  1983年11月,胡风恢复创作高潮。到12月,完成《胡风评论集·后记》,又用半年完成十五万字的《左联回忆录》和二十万字的《抗战回忆录》和四万五千字的《鲁迅回忆录》,虽然他一直在病中。  1985年初,胡风的贲门癌已到晚期。只是尚未被发现。  马蹄疾永远也成不了鲁迅。我是说,不管多少个马蹄疾,比如一百个马蹄疾加起来,也比不上鲁迅。这是不能量比的。马蹄疾式的人物——或许比马蹄疾表面强大,或许远没有马蹄疾对事业的坚韧不拔——但本质上大体上是马蹄疾,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数起来,怕是要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的。但是鲁迅呢?  如果不该戴上帽子的“老右”们当初都不认错、不认罪,那么就会新生一大片一大片的极右、反革命、罪大恶极者。那么,还有多少人能生存到“文革”?如果“文革”时所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笔杆”等等都不低头不坦白不交待不服罪,统统地抗拒从严死路一条,那么50年代的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的存活率还能有多少?可事实是,“保存”下来的是绝大多数,不过很多部件损伤了。比如很多人回弹力不行了。好比一只泄气的皮球,踢上一脚就凹下去一块,弹不起来。如今再怎么给球打气,终究不知哪儿可能又漏气,蹦跶不高了。  1968年3月马蹄疾被“造反派”踢打了一夜后回到家里,贵岚一看他身上全是脚印。问是不是给踢给打了?马蹄疾说:“没有。打我干啥?我态度很好的。”他作为“牛”,态度一直很好。那次是“人”开恩,放“牛”们从干校回家一天。当晚放的,第二天晚上必须返回。第二天清早突然下起暴风雪。贵岚说晚走一天行吗?不行。马蹄疾说。贵岚也知道不行。  马蹄疾下了鞍山发出的郊区火车,已是晚上七点钟,还要摸黑走十五里地的雪路,才能到干校。晚九点钟的时候他走上了一个堤坝。坝两边没栏杆,坝下的河水还未结冰,狭窄的堤坝上厚厚的初雪又冻又滑,简直不可能不滑到冰河去。不上坝,就不能按“人”给“牛”规定的时间赶到干校。总要在半夜十二点之前到达,总算还是这一天之内;过了零点,可就是下一天了。今天不上坝?不行。  上坝,就等于可能投冰河自杀。爬!对,在坝上爬过去!风太猛,爬也差点把他这几十斤之物资载体吹下河去。爬爬停停,停停爬爬,马蹄疾的身下,是冰雪;马蹄疾的身上,是劈头盖脸的风雪。黑天雪地之间,就他这一个几十斤的活物在蠕动。天地之间他不过是一个小虫子一只小蚂蚁。万一不慎掉进河里,他喊救命都不会有人听见,不过如一块石子掉进河里,然后像一根鸡毛漂上河面。记得他六岁的时候,在绍兴的河里看见一根公鸡毛。这根鸡毛在他这个什么玩具也没见过的孩童眼里,是梦幻般美丽的。他想用竹竿去捞这个梦,结果自己滑下河去。没有梦幻,只有恐惧,他大叫救命。那是水乡绍兴。如今是冰雪封盖的原野。他仔细地爬啊。仔细做人啊。越是怕,他六岁掉进河里捞梦的镜头,越是在他眼前闪现。仔细做人啊。仔细爬啊。  终于爬到终点,却又面对一座坝桥。还要爬!  爬到干校,总算不到零点。他受到了表扬。  他的外形充满了服罪感,他的内心偏燃着生命不屈的火。所以他尤其地尊崇脊梁精神和脊梁精神的传人,譬如胡风。他十九岁的时候震撼于胡风的被剥夺发言权。1985年胡风去世以后,马蹄疾把他汇集的胡风所有的信件编上年月,编成年谱,不觉惊诧得拍案而起:原来当年胡风的一大罪状就是这样炮制的?!  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把胡风和友人的通信分类后按时间顺序编排。所有的信都写上年月。只一封最关键的信,却标明“195×年8月26日胡风给张中晓的信”。到底是五几年呢?这封信给编在第一类的第七封,所以在此书靠前的五十一页。对照此书的第一百一十页,第四类的第四十一封信,是“1951年8月22日张中晓给胡风信”。张在信中说毛著《论文艺问题》一书,“帮闲们奉之若图腾”。而胡风8月26日给张的信中有“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一句,显然是回张8月22日的信。所以此信应是1951年。本来按时间应在张信之后的,编者有意把此信隐去年份远远挪到前边。这样,“图腾”一说(何况胡谴责的不是毛著而是解释毛著的人)成了胡风的发明。于是激怒了伟人,提笔当锤,一锤定音。  这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1955年一次就印了七十万册。胡风转眼就成为全国共诛之的阶下囚。  冤案啊!马蹄疾一定要写《胡风传》。也许,这是他十九岁时就有的潜意识。他抄录一段鲁迅《寸铁》中的话作为《胡风传》的题词:“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马蹄疾够不上“先觉的人”。但是在他过去那爬行生涯“服罪”生涯中,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是影子似的跟随着他的。  马蹄疾坐上火车到武汉,坐上六七小时颠簸的公共汽车到湖北蕲县,再坐上一天只有一趟的更破旧的汽车到五六十里地外的乡政府,住一宿,第二天再走到距乡政府十五里地的村政府。这个小石潭村便是胡风的老家了。马蹄疾掏出在武汉买来充饥的饼干,给村长的小孩和另几个两三岁、三四岁的孩子们。村童们捏着饼干,看着,不知道这是玩的还是吃的。父母们说,这是饼干,是吃的,吃吧。村童们很具探索意识地一口一口小心地咬起来。马蹄疾的心,被村童们咬痛了。胡风家乡的幼儿,居然没吃过饼干!胡风家乡的家家户户,都没有一只收音机!只有一个村政府广播站装在每家的有线喇叭。那时是二三月的天气,马蹄疾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村里人全光着脚在雨地里走。省鞋吧,那冻得红红的光脚啊……  这就是前三十年“阶级斗争”权力斗争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的你争我抢的斗争的结果。这就是批胡风批三家村批人性论批人道主义批这个批那个的结果。不批就犯烟瘾,一批手巧心灵,批得轻车熟路信手拈来,批上癖,批上瘾,批成精!  如果说,马蹄疾从某种意义上讲早就是个悲剧人物。那么现在,他具有了深重的悲剧意识。  我们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  1949年7月1日,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当晚在北京先农坛举行了万人的庆祝党生日大会。开会不久,雷电交加,风暴雨骤。全场歌声大作,红旗更加鲜红,如烈士的鲜血。此刻,毛泽东步入会场,会场达到欢乐狂喜的顶点。事后胡风作长诗《欢乐颂》,其中一小节:  诗人但丁  当年在地狱门上  写下了一句金言:  “到这里来的,一切希望都要放弃!”  今天  中国人民的诗人毛泽东  在中国新生的时间大门上  写下了  但丁没有幸运写下的  使人感到幸福  而不是感到痛苦的句子:  “一切愿意新生的  到这里来吧  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  在等待着你!”  四十多年前胡风写出那样一往情深的诗篇。这些诗篇,到1987年终于得以结集出版,我才得以读到。胡风自己是读不到了,哪怕再早二年出版呢?哪怕到1985年他去世前让他看上一眼这本他耿耿于心的诗集呢?!  “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吧。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1989年4月,我在鞍山到沈阳的火车上想着胡风的诗句。胡风的等待和等待着胡风的,竟是这样的“错位!”等待着胡风的是什么呢?是使他只能寄希望于等待。等待,终于成为一种国民性,成为一种比闰土更闰土的被动性格,一种比阿Q更阿Q的自我胜利法。等待摘去“右派”帽子,等待夫妻不再两地分居,等待上调回城,等待落实政策,等待分配房子,等待普调工资,等待党风转好,等待加快民主的进程,等待公共汽车,等待不对号的火车车厢干净一点。  不过,我看看周围的旅客,似乎连“等待意识”都不太具有,似乎觉得这种硬座车厢从来就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这样的。他们“挥洒自如”地往地上喷吐着瓜子皮、烟头、梨核。卖杂志的边走边吆喝边往地上吐痰,与这样的车厢“浑然一体”,我坐下不久就开始咳。我的气管炎还没断根,一遇上烟味或污浊空气就咳。这次是重量级的咳,完全与空气的污浊度成正比。连连咳来,心口疼痛不堪,此时但见眼前又扬起一团尘土,是对面座上一位壮妇举起一个塑料薄膜的棉被卷,这个棉被卷,好像刚在粉尘里蘸了蘸,稍一动就粉尘飞扬,呛得我越发大咳,人也差点咳得蹦了起来。  我用软包装饮料来镇压咳嗽,这才能说说话。我们对面的座位上,有一位壮汉。他脸颊上那种执著的红,一望而知是日出而作的农民。他对和我同行的马蹄疾说,你讲话带浙江口音;又看看我说,你讲话带香港口音,不过样子完全像上海人。我惊讶于一个北方农民的观察力。他又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笑指马蹄疾,说是浙江乡镇企业的,这是马厂长,我们是他的两个兵。他说知道知道,你是秘书,她(指贵岚)是会计。你们去鞍山干什么?我说去鞍钢。他说你们去鞍钢找的是谁?我们一时语塞。他说你们还保密?他拍着马蹄疾的肩膀:老厂长啊,现在我们农民不是吃饱饭的问题,是怎么活得更好。我跟你讲……化肥……江苏南通有一个……山海关……  车厢的嘈杂,使我听不清他的话了。他都没有注意到他身边的“马厂长”一听生意经就像听催眠曲一样,睡着了。他遇着“马厂长”就想打进鞍钢呢。农民再不等待上苍了。我看一眼他打开的一本杂志,上面有一个小标题:要邓丽君不要柴可夫斯基。  能喊出自己要什么,比起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乃至以为自己什么都不要,着实是进步了。要过好日子,要美。鞍山的新建筑很新潮。鞍山的姑娘们穿着各色毛衣、长裙,像早春的花儿似的引人注目。我在鞍山一路经过胜利路、胜利宾馆、胜利剧场、中华路、为民路、市人民公园、市人民商场……所有这些名称,都像一往无前似的。如同胡风的诗句:“一切愿意新生的,到这里来吧。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在等待着你!”  人民商场边上,当年“文革”时把全市重点批斗的人的“罪行”全张贴在那儿,组织大家参观。马蹄疾也跻身于这个重点行列,名字被打上大大的叉。  几十年非文化和反文化的报应,是全国性的文化危机或者说无文化危机。解放以后旧书店在绍兴似很障眼,逐一消失。后来又后来,明代大画家徐渭的故居青藤书屋也迁入了粮食加工厂。陆游写《钗头凤》的沈园,四周被各厂家围歼。《阿Q正传》中写到的长庆寺、土谷祠,只剩几根石柱。真是“东风恶,欢情薄”。到80年代文化古迹开始修复,但是什么时候绍兴才能再产生著名的文化人呢?倒是非文化的迷信达到大盛。小学校长白天教书晚上当道士,给死者超度;工厂书记率队给菩萨许愿,求菩萨保佑工厂的效益,错错错,莫莫莫!  马蹄疾去年从北京到成都去校对《胡风传》的清样。北京方面问他:差旅费你自己能承担吗?马蹄疾说,行,行。四川方面问他:你要是在北京不能报销,我们这里给你报。马蹄疾说,我能报,我能报。马蹄疾哪里也没有去报销。人说他太老实。他说他也不是老实,是讲点道理。人家出书赚不了什么钱,甚至可能是赔钱,怎么还能去找人家报销旅差费?有求于人得低三下四。所以,虽然各出版社对他很好,但他不愿意在一家出版社出第二本书。“出了我一本书,已经很对不起人家了。”他说。他怎么就不明白,这样的学术著作就是赔钱也值!不,不是他不明白,是这个社会不明白,社会不需要。他的手头还压着两部书稿。他说他不想四处投稿,要出版社正好和他谈起,才给。怕给人家增加麻烦,怕别人厌烦他。也许人家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书呢?  不过,如今连一个普通东北农民都能知晓山海关、南通的商品信息,绍兴人马蹄疾自然也有了商品意识。他自费铅印了他的三本新书的征订单:《优惠预订启事》。凡订阅一至五册的,一律九折优惠。六至十五册的,一律八五折优惠。十六至五十册的,一律八折优惠。五十册以上的,一律七五折优惠。邮寄费在内。他那征订登记表上划着一个个栏目:邮码、单位、地址、经办人、书名、定价金额、折扣、实际金额、备注。这要花多少时间?这三本征订的书是:《胡风传》、《李辉英研究资料》和记述鲁迅、胡适、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徐志摩、巴人等四十余名现代作家的轶闻遗事的散文集《文坛艺苑轶话》。  这样的轶话,这样的传记,居然还要靠自己征订!莫非以为不要文化也能赚钱也能强国也能走向现代化?  文化人面对没有文化的有钱人,只好孔乙己般地自嘲:君子固穷。一位学者写了一部书:《我的读书生活》。出版社要他自己包销三千本方能出版。出版社也不能不算经济效益。马蹄疾对该学者传授销书秘方,说待书卖完后,你可再写一部书了:《我的卖书生活》。  更有一位朋友积几十年的学识,用毕生之心血,写成一部厚书。他一生清贫,如今两个儿子都要结婚,等着为父的用这笔稿费赞助婚事。这位六十高龄的仁兄问马蹄疾可有什么办法免去那巨额的书税?马蹄疾正好看过一部什么电视剧,剧中某人出书署上几个人的名字,人均稿费就少了,就不用上税了。朋友一听,如醍醐灌顶。于是那部厚书出版时,作者的名字有三:为父的和两位犬子。  至于马蹄疾自己,“我如果卖不出我的书,我就上街叫卖!”  但是他活得太累了。他的手捏着笔写字捏住了就松不开,得慢慢地才能使手指头离开笔杆。就像弹簧绷得过紧,坏了,松了,弹回去很困难。单位里本来今年要委任他一个什么职务,不知怎么吹出一股风,传言他十年前出版的书《许广平忆鲁迅》是抄袭别人的《鲁迅回忆录正语》,侵犯了版权。可是马蹄疾的书是1979年4月出版的,而别人的书是1979年11月出版的。哪有先出的书抄袭后出的书?而且当时他让出版社把该书稿费直接寄给周海婴,不要通过他来转寄。绍兴人的精细使他不想经手别人的钱。他自己只拿抄稿费。一万字才拿十元。五十六万字的书,一共得到的“经济效益”是五百六十元。而他查找资料、抄卡片、写成书、校对,多大的劳动量!关于他的侵犯版权等等,他是事后从党内人士那儿听到的。他不能不澄清自己侵犯版权的罪名。他要申诉。然而他的潜意识里偏偏还去不掉服罪感。在无罪和服罪的苦苦挣扎中,他又是先请示,先把告状信交院党委过目。院里在党员会上为他肃清影响。但是原来要委任他职务一事,早已成为过去了。时间已过,机会不再,没他的戏了。  如果党内人士不泄露党内机密,马蹄疾不知此事反倒心静。对于马蹄疾,或许莫如不知道。他本来也只想做他的学问,销他的书本。他的命运本来不掌握在他的手里,但是他到底掌握了他的命运。他体内新生的人的意识动辄嘲弄他老朽的服罪意识。  胡风呢?从50年代等待到80年代,不就是等待一个无罪的宣告?!1980年,胡风因精神病复发,住在医院里。周扬走进了他的病房。1955年周扬的一篇《我们必须战斗》,揭开了批胡风的序幕。后来周扬重复了胡风的命运。有关人士叫胡风投井下石,胡风没有遵命“战斗”。这一对30年代“左联”时期共同战斗过的同志,都是时代的悲剧人物。周扬更可悲,后来竟成植物人。也许,对他来说,停止思维比不停止思维更福气。当时在医院里,他们的手握在了一起。周扬告诉胡风,中共中央做出正式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胡风已病得不能对平反文件过目,也不能在平反决定上签字了。他的泪水在眼眶里颤动着,说:“我感谢党,感谢。不过,三十五年来,我还一直没有一个家。现在,我想安个家,安个小家。”  先于胡风去世的七月诗人阿垅早为胡风写了悼词: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们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快捷键←) [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 (快捷键→)

| 写评论 | | 返回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