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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根夫妻的文化情结  我和我的妻子,自幼生长在科尔沁农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是传统的,也是朴素的。  童年时代,我们对文化的认识就是上学读书,认为读书就会让自己有文化。我曾经非常羡慕我的伯父:他能写会算,当过村上的会计,写一手好的毛笔字,还能画什么象什么,好些年以后,在十里八村儿都能发现他创作的作品,伯父是村子里的名人,在我的心里他是很有文化的。那时,对文化的理解就停留在学习文化知积的层面上。  也正是抱着让自己将来很有文化的想法,就开始认真地读书了,后来,改革开放了,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大背景下,就更加拼命的读书、读书、再读书,当然,因为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经常获得老师的夸奖,赢来同学们的羡慕。但是,这时对文化的理解并没有改变。  大学毕业以后,来到哲盟博物馆从事了地方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哲盟博物馆隶属于哲盟文化处,因为身在文化系统工作,开始对文化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和认识,认为文化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以外,还应包括更广泛的内容,因为文化处主管着音乐歌舞、文学艺术、文博、图书等。  我个人系统地对“文化”一词的思考和全面认识,是通辽市提出了要创建文化大市之时。记得当时市文化局组织了一次关于如何创建和打造文化大市的研讨会,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会上宣读,文章的题目不记得了,就是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才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大量的查找,并在此基础上,对什么是“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理解和阐述。也知道了文化从广义上讲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资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真正的理解了文化的内涵。  随着这些年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对文化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化,多是指精神层面的或是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包括政治、法律、道德、风俗……等等,是包罗万象的。也是值得我们倾注毕生精力去发掘、去探索的大事业。  我和妻子缘分不浅,虽算不上是青梅竹马,却也在读高中时就已经成了要好的同学,她是学师范教育的,我们大学毕业后不久就结婚了,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她就调离了所热爱的学校,来到文化系统的图书馆工作。这样我们夫妻双双都从事了家乡的文化工作。  平淡的好时光飞逝,转眼间,我们的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了,而我们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  我们都是做事勤勉、肯于钻研的人,工作中每每遇到问题,都喜欢研究,喜欢一点一滴地累积,一天,一月,一年,经年累月地坚持,就有了不菲的收获,积累下很多关于科尔沁文化的资料。  我们不喜欢追逐商海大潮而又淡于权势名利,在我从事文博工作近30年间,从没有收藏或倒卖过一件文物,有人说我傻。但是,出于对家乡历史文化的热爱,我愿意就这样一直傻下去。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本来就不多,我们绝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作为后来人,我们要把这仅有的遗产守护好,加以研究利用,使之发扬光大。这是我的人生信条,也是我妻子的生活理想。  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望,这些年里,我也从考古学的角度陆续写了一些文字,并进行了出版。  《科尔沁童年》是我写作的第3本关于科尔沁考古学的书,也是第一本关于科尔沁史前考古的专著,在该书拟出版运作的过程中,我妻子王彩凤女士《科尔沁民族地方文献概说》一书的书稿也杀青了,这两册书的主题虽然不同,但写作的基本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留史料于人间,遗精神于后人,让更多的人们研究科尔沁文化时有资料可考,有资料可用。也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听取了出版社同志的建议,将这两本书并入《科尔沁文丛》,以丛书的形式出版。  回想伏案研读的日子,有妻儿相伴,加上朋友们的鼎力支持,也就没有了孤狼望月般的神伤,反倒是让我们常常于纯净与悠然之中,走入一种境界——蔚蓝的天、碧绿的草、悠悠的白云,还有背后矗立的、高耸九天的现代文明。常有一种“此间风情不得忘,夕阳红树尚草原”的享受和感慨,这是沉睡的古老文明与现代文化相衔接时所产生的巨大反衬,是一种大有希望的文化的味道。  与科尔沁文化对话的日子,我们深为科尔沁史前文化大发现所震撼,也深为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不懈努力而感慨,这是科尔沁文化令人震彻的味道。此时此景,我们所有的劳顿也都邈然无存了。  我和妻子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用当下流行的词皆属草根之人,把工作之中的所学所得整理成册,加以出版,也不过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尽了我们作为普通文化工作者的本份罢了。  《科尔沁文丛》即将付梓时,我们夫妻是十分高兴的,特别是我的妻子,多年的辛苦终于得以回报。  非常幸运的是,《科尔沁文丛》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我妻子大学同学现任通辽市政府主管文化的副市长高忱先生和深圳海天出版社苑景慧先生的鼎力支持,市文化局有关领导也给予了大力帮助,我们对他们的鼎力相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郝维彬  2012年4月写于通辽家中  绪 论  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我们终于找到了科尔沁地域文化的源头,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我们更正了旧文献里的一部分残讹文字,还是运用考古学精细、缜密的方法,我们揭开了古远时期科尔沁的神密面纱,让我们可以尽情地观赏科尔沁童年天真与稚嫩,享受科尔沁童年带给我们的梦幻般感觉......  —题记  童年是梦,充满奇幻色彩;童年是最美的春天,孕育着生命和希望。科尔沁的童年,也是充满梦幻般的色彩,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它是科尔沁草原文明的初始阶段。是科尔沁文化的源头所在。  科尔沁童年是什么样的?科尔沁牧业文明是如何发生和成长起来的?是独立发展还是受外界影响?对于这此问题,本书试图以独特的视角对其加以阐释。对了解科尔沁历史,对打造科尔沁文化品牌,将会有所帮助。  那么,怎样才能知道科尔沁童年的基本情况呢?因为那时没有文字,更不可能有文献资料可以借鉴,我们只能用考古的手段来探寻科尔沁童年的珠丝马迹。随着近年科尔沁草原考古成果的取得,科尔沁童年的成长线索也赿发的清晰起来。  我们知道,在文字产生以前的漫长时期,被人们称为“史前时期”。这个“史前时期”就是科尔沁草原的童年时期。尽管说,这是一个渺茫而久远的时代,但毕竟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必不可少的一大段儿里程,是科尔沁草原上人类历史的源头。科尔沁草原同其他地区一样,也有一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历史。但如今,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些早期遗物被发现,一部分遗址被成功发掘,那些斑痕点点、又依稀可见的科尔沁草原人类童年的足迹,在我们的视线里变得越来越清晰了,让我们循着科尔沁考古工作的足迹,走进蒙昧时期的科尔沁童年。  一、对科尔沁“童年”的界定  童年是相对于成年而言的,科尔沁草原的童年就是指文字产生以前的蒙昧,原始、野蛮的时期。在历史学上把这一时期叫做“史前时期”。  在中国历史学的断代中,一般把夏代以前的历史,称为“史前时期”的历史。随着夏王朝的建立,史前时期也宣告结束了,中国开始进入了古代文明时期。中国的史前时期,时间跨度最大,从大约170万年前有人类活动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1世纪。因为在这个时期,人类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主要是打制和磨制的粗糙石器,人们过着极为艰难的原始生活,所以,在考古学上,人们习惯地将这一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这一时期,没有国家,也没有形成民族的概念,只有以血亲家族为纽带组成的一个个氏族或部落,初期的氏族社会以女性为主导,晚期的氏族社会以男性为主导,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人们又把这个时期称作氏族社会时期,在氏族社会中又将其划分为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我们通常也把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类社会称作原始氏族部落,也就是原始社会。  有文字记录的历史,通常被称作“历史时期”。科尔沁草原是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活动、更跌的历史舞台。同中原地区相比较,这里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开始的比较晚(这里所说的“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是指用汉文史料记录的历史,在这个地区生活过的少数民族,他们自己创造和使用的文字更晚,契丹文字是这一地区最早创造和使用的文字,可是,契丹文字是在五代时期才创造和使用的),从东胡族开始在中原史籍里才有了些许的记载,因此,关于科尔沁的历史分期也不应和中原相同,科尔沁的“史前”和 “史后”时期的分界线应晚到春秋时期东胡族兴起之后,在东胡族兴起没有文字记录之前,都应算做通辽地区的“史前时期”,这一时期大约从已发现的有人类活动开始(距今约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到青铜文明中晚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约距今2700年前)止,大约经历的时间是5300多年,因此,科尔沁地区的史前时期,与中原地区相比向后延1400多年,因此,科尔沁草原进入“历史时期”的时间比中原地区要晚一些。  有考古资料证实:在童年时期,科尔沁地区同中原相比,其发展是同步的,甚至要比中原还要进步一些。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就是发生在这段大约5300多年的漫长历史,由于从东胡族开始,科尔沁草原的历史就有了文字记载,其历史线索清晰。因此,在本书中,不涉及进入“历史时期”以后的科尔沁历史内容,只考证“史前时期”的科尔沁童年。  二、已发现的科尔沁“童年”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在考古学上,一般把旧石器和新石器的分界线划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距今一万年以前为旧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以后至青铜时代到来之前为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相对于旧石器时代而言的)从青铜器的出现开始人类就进入一个新时代,这就是青铜器时代。  到目前为止,在通辽地区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迹或遗物。关于科尔沁地区旧石器时代情境,我们只能结合周边地区人类活动情况做一些大致的勾勒。但是,有考古资料证实,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科尔沁草原的原始氏族部落,都是从周边地区的旧石器时代人群发展壮大后迁徙到这里来的。因此,借助周边地区旧石器考古资料,也可以推知久远的旧石器时代生活科尔沁草原上的人类活动讯息。  在科尔沁草原上(今天的通辽市地区)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类型有:兴隆洼文化(距今8000多年)、红山文化(距今约有5500~6000多年)、哈民茫哈文化(正在发掘中,还没有正式命名为考古学文化,本书为了叙述方便,暂称其为“哈民茫哈文化”)、南宝力皋吐墓群和居址群(属小河沿文化,距今约4000~5000年),还的青铜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  兴隆洼文化遗迹,是已发现的、科尔沁草原上(今天的通辽市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兴隆洼文化,也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类型,经碳14测定,距今约有8000多年的时间,这种文化类型因其最早发现于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而得名。兴隆洼文化在科尔沁草原上(今天的通辽市地区)只有零星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内蒙古通辽市南部地区,如奈曼、库伦、后旗等地。  红山文化,最早发现于赤峰市,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有5500~6000多年的历史,在通辽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南部,红山压印“之”字纹陶器、红山彩陶、红山玉器等重要文物在通辽地区都曾大量出土。今天通辽市博物馆收藏的勾云形玉佩、红山玉蝉、玉觿(觿:音xi, 也称勾形器,用于解绳结,绳子在过去一直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也是人们随身携带的用具,因此,解绳结就成为当时的一大难题,于是,人们发明了解绳结用具“觿”,有玉、骨、铜、铁等材质)等,都是典型的红山文化玉器,另外,在民间收藏者手中也发现了在科尔沁草原上(今天的通辽市地区)出土的玉猪龙等标志性的红山文化玉礼器。  从上述两种文化遗址的整体分布上看,通辽地区属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的北部边缘地带,并且在这些遗址中,还融入了来自周边其它氏族部落的文化因素。因为科尔沁地区自古就是东北地区通往中原的交通要道,为南北多种文化在这里的交融发展提供了条件。在史前时期,这里就是南北多种文化的汇聚地,来自东北和中原的多种文化因素,在这一地区经过相互碰撞、吸收、融汇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科尔沁史前文化。  在通辽市地区,专业性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晚,由于受种种条件所限制,一直没有系统地对这类遗迹进行过正规的发掘。以上所述及的科尔沁草原上(今天的通辽市地区)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类型,均原自于1975、1988和2010年三次田野文物普查资料,是通过地表采集得到的,据文物普查、田野调查等从遗址地表采集得到的这些资料,不能反映出科学的层位关系,也很少见到完整的器型,甚至在认识上,还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谬误,对有些考古资料的认识也可能还不够精准。笔者在已出版的《走进科尔沁草原》、《科尔沁历史考古》两本著述和已经公开发表的一些专业论文及文章中,所引用的资料也都是这些田野普查、调查等从地表采集得到的资料,利用这些资料来探寻科尔沁的史前史,虽然说还达不到精准的程度,但它毕竟是原始的、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考证、研究科尔沁草原(今天的通辽市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是具有决定性价值的,也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利用这些资料,可以为科尔沁草原捋出一条真实的历史发展线索,也可以依据这些资料,推远古时期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情境。  但是如果过渡依赖这些普查和地表采集得到的资料,企图来还原科尔沁草原童年(今天的通辽市地区)的基本史实,就有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偏差,如果据此想要得出关于“童年”时期的一系列科学结论,同样也会生出许多谬误。  因为有了考古学,我们才有机会了解了科尔沁“童年”时期,也因为考古工作必将日益深入,“童年”时期的科尔沁才有可能生动起来。因此,作为从事30年考古工作和科尔沁历史研究的我,非常渴望对科尔沁“童年”印迹有一次正式的、大范围的考古发掘,非常期盼那一天的早日到来,以解决一直存于心中的困惑。2006年秋天,内蒙古考古所对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史前遗迹和2010~2011年对左中哈民茫哈遗址的正式发掘,让我激动不已。  三、南宝力皋吐遗址发掘的价值  2006年5月,在通辽市扎鲁特旗道老杜苏木南宝力皋吐村,发现了一处大型史前时期的墓葬和居址群,笔者有幸和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的同志在遗址上进行了实地调查,当时,采集到一些陶片、石器和贝类饰物,还发现了1件双耳陶罐。此后,经过内蒙古考古研究所近三年时间的发掘,发掘面积总计1万多平方米,清理墓葬395座,出土各类精美文物1800余件。经专业人士对出土文物抽样碳14测试,此墓葬群年代约在距今4500年左右,房址距今5000年左右。墓葬群和房址群属于同一文化内涵,说明这批人群在此处先后生活长达600年的间时。他们几乎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同一时期,但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属于两个不同文化类型的族群。在南宝力皋吐遗址还发现了许多不一样的史前人类活动信息,这是通辽地区第一次对史前新石器时期的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也为研究史前时期的科尔沁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南宝力皋吐遗址发现之前,研究者一直把科尔沁草原上(今天的通辽市地区)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类型,混同到其他考古学文化类型之中,比如:将类型相似的石耜(图一)、石斧等混入红山文化之中,将同类的齿轮状石器(权杖头)划入夏家店下层文化之中等等(图二)。南宝力皋吐遗址的发现和被成功发掘,让考古工作者可以依据这些出土器物,将以往错误归类的那些器物,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科学地分离出来,因此,南宝力皋吐遗址的出土器物,为进一步认清科尔沁草原上(今天的通辽市地区)的史前文化提供了具体的参照。使科尔沁草原上(今天的通辽市地区)的史前时期有了丰富的内容,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和还原科尔沁草原上(今天的通辽市地区)延续达5300多年的史前文化。  南宝力皋吐遗址的发现,带给考古工作者的是系列性的新课题和新思考:  1、已发现的这几种文化类型相互关系如何?与周边文化类型的关系如何?  2、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地处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草原还有哪些文化类型?  3、多种文化为什么能在科尔沁草原上交汇?  4、墓葬中出土的孕妇形陶罐,造型独特,形态逼真且具有实用性,为何工匠会做一个这样的陶器?  5、墓中出土的陶刺猬是工匠的一时兴起还是有意为之?  6、把孕妇形陶罐和陶刺猬埋入墓葬中是出于一种信仰还是为了纪念某件事情?  7、在墓葬随葬品中出土的齿轮状石器,又称权杖头或石骨朵,又究竟有什么用途?象征着什么?  8、早在南宝力皋吐早期的文化就是开放的吗?  上述系列性的新课题有待于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研究,也有待于史前遗址发掘的进一步交互印证。  南宝力皋吐墓群随葬品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以往的考古发现里是不多见的,完整的骨冠、骨管状器、骨柄石刃刀等许多新发现。都为我们了解科尔沁草原史前人类的生活形态,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南宝力皋吐遗址还出土大量玉器,这些玉器多为佩饰,能明显感觉到,与红山文化玉礼器用途不同。这一方面表明:红山玉文化的衰退,一方面也体现出南宝力皋吐人在生活中对美的追求。  另外,在南宝力皋吐遗址中出土的陶刺猬、陶乌龟等动物形陶器,小巧玲珑,形象逼真,表现了当时制陶人的技术和艺术素养,也表达了在艰苦环境下生活的人们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  南宝力皋吐遗址的发现和成功发掘,告诉我们:对科尔沁草原(今天的通辽市地区)史前历史的认知也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975年以前,我们对于科尔沁草原(今天的通辽市地区)的史前时期还一无所知,对于家乡历史认知还只是局限于科尔沁部蒙族的成长史,1975、1988和2010年三次文物普查,让我们眼界顿开,欣喜地发现了发生在这里的五千年历史的轮廓,现在这种轮廓越来越清晰了,特别是南宝力皋吐遗址的发现和成功发掘,让我们有充分实物资料来证明:早在5000多年前,科尔沁草原就是我国古代北方先民生息繁衍的摇篮,就是中国重要的历史舞台之一。  四、哈民茫哈遗址  2010~2011年,在科尔沁草原上,又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考古发掘,这就是对“哈民茫哈遗址”的发掘。  “哈民茫哈遗址”位于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哈民艾勒嘎查(村)附近,据发掘者讲,到目前为止,该遗址比南宝力皋吐墓葬群要早,时间上与红山文化时期相当,遗址规模大,居住址为圆形半地穴式。据悉:同样类型的遗址在吉林省榆树县也正在发掘中,最终哪个遗址能获得考古学文化命名,取决于哪个遗址先发布考古发掘报告了。  凭多年的工作经验,笔者断定:“哈民茫哈遗址”是和红山文化并存在科尔沁草原上的文化类型,它同时受来自南面的红山文化和来自于北方的处于混合经济期的影响,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它比南宝力皋吐遗址在时间上要早许多,南宝力皋吐类型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哈民茫哈遗址”的发掘,定会对科尔沁草原的史前文明提供更丰富的实物资料,为我们研究史前时期的科尔沁同样具里程碑性的意义,我们期待着发掘工作的顺利完成,期待着发掘材料的早日发表。  “哈民茫哈遗址”的发掘证明,在距今天5000年以前,通辽地区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一种是在南部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红山文化类型;一种是北部的以渔猎采集和农耕的混合经济类型。进一步证明在5000多年前,通辽地区是红山文化的北部边缘区。  “哈民茫哈遗址”的发掘进一步证明:在通辽地区,从蒙昧的“童年”时期开始,就是来自南北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之所,是沟通南北的桥梁和纽带。一直到今天,通辽市仍然是沟通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五、由混合经济向牧业经济的过渡  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哈民茫哈文化”和南宝力皋吐文化类型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科尔沁草原(今天的通辽市地区)的史前文化,还包括继新石器时代文化之后出现的青铜文化,这种铜青文化包括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两种类型。在通辽市境内发现的青铜文化内涵清晰,也有正式的试掘资料,依据这些资料,可以得出科尔沁草原(今天的通辽市地区)青铜时代历史的准确、科学的结论。  在“童年”时期的科尔沁草原上,文化成份复杂,即有偏南部的兴隆洼文化以、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系列;也有北方草原的“哈民茫哈文化”、 南宝力皋吐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发展系列。这两种不同文化性质的发展系列,都是以兴隆洼文化为基础,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发展系列所处位置偏南,受南来农耕文化的影响大些,逐渐从混合经济中分化出来,走向了以农业为主的发展轨道;“哈民茫哈文化”、 南宝力皋吐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发展系列所处位置偏北,受北来渔猎文化的影响大些,仍然保留着兴隆洼文化的渔猎等混合经济。可见,在5000多年以前,通辽地区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汇地,是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的交锋、争夺区。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距今约有4000~3500年左右青铜时代的早期文化类型,因其最早发现于赤峰市夏家店村而得名,夏家店下层文化在通辽市地区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地区,与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大体相当。在库伦旗、奈曼旗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分布更为集中,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层有的厚达几米,我们认为,库伦旗和奈曼旗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中心区。  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因为与下层文化分布的层位不同,它叠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面,从出土器物上看,下层和上层两种文化的内涵明显不同,下层文化是农业文化,而上层文化则是游牧文化,因此,为了区分两者,考古界把这种叠压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上面的文化命名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从“渔猎农耕”的混合经济形态向牧业经济形态过渡时期的文化类型,是科尔沁草原(今天的通辽市地区)最终成为牧业文化摇篮的前奏。  从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在科尔沁史前时期,这里并不比中原地区落后,这里与中原地区的发展是同步,甚至比中原的发展得还要进步一些。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才真正开始,由于在考古工作起步阶段,在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遗迹多,在南方和北方史前遗迹发现得少一些,因此,当时人们都认为中原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考古发现不断增多了,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发现了良渚文化,在辽河流域发现了红山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时间都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体相当,它们之间虽有相互影响,但各自的独立发展是主流。如今,考古界都把中华文明的起源说成是多元一体的,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辽河文明,后来,辽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先后进入中原,同中原的黄河文明交汇,三大文明相互作用,彼此融合,共同发展,形成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  地处辽河流域的科尔沁草原,在史前时期,是孕育辽河文明的重要地区之一,这里的史前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华夏文化的形成曾起到重要作用。辽河文明南迁中原之后,科尔沁草原(今天的通辽市地区)开始进入牧业经济时期,成为牧业文化的摇篮。  五、展现真实的科尔沁“童年”  人们常说:了解过去,才能面向未来,文化是明天的经济。将一部考据科尔沁美丽童年的历史读本展现于人们的面前,是为了让科尔沁史前文明更切近人们生活,拓展人们的视野,让古远的文化走进人们的心灵。让生息在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了解与掌握科尔沁童年时期的文化,其目的更在于重新认识科尔沁草原,使之更好更快地前行。特别是让知识层和决策者们知晓一些本地区的历史,以礼敬、自豪的心态善待科尔沁悠久的历史文化,对谋划、建设通辽市的未来也是很有用的,对提高本地区的文明程度,也将是大有裨益的。  写作本书,是将出土于通辽市这块土地上的零散的史前考古资料,进行一下系统的汇集和梳理,并加以粗浅的研究,一则为后人保存这些史前资料,为后来者进一步加深研究通辽地区的史前历史保存一点有用的资料和线索,因为每一次的考古发掘都是对古遗址的彻底破坏,如果只是挖掘而对所挖资料不予整理、保存的话,实与盗掘古墓无异,加之近些年,通辽市盗掘之风盛行,仅存的遗迹本来就不多,现在几乎被盗掘殆尽,后人是难以再看到这些历史古迹的,保存这些资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赿来赿凸显它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在宣传本地区的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科尔沁地区也是重要的文化摇篮,这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引以自豪的事情。关于科尔沁草原,在古代是“蛮荒”之地的说法,也就会不攻自破。  本书除了采用1975、1988和2010年三次普查资料以外,更多的是采用近几年通辽市考古重要发现的资料,特别是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的考古发掘资料,因此,更具可靠性和科学性,更能接近通辽市史前时期的实际。本书以时间先后为顺序,通过对史前遗迹、出土文物的考察与筛选,对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与周边史前文化的关系、科尔沁史前文化的流向以及史前人类生活状况、牧业文化的最终确立等进行科学地、深入地研究探索。尽管如此,在科尔沁草原(今天的通辽市地区),关于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遗址至今尚未进行过正式发掘,还有很多器物尘封于荒野之中,要完善史前时期的科尔沁还需要当地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共同付出努力。目前,虽说仍然受到考古资料的制约,不能完全复原通辽史前历史的全貌,只能把目前所知的呈现给大家,希望能引起大家对通辽史前历史的思考和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笔者从事考古工作近30年,从第一次接触史前时期从地表采集的陶片开始,就产生了一种想要弄清通辽地区历史的冲动,就想把人类久远长河中那个属于科尔沁的“美丽童年”,呈现给关心家乡历史和文化的人们。之后的30年来,我克服种种困难,精心搜集资料,苦苦思索,但由于水平有限,或认知上的肤浅,不能用灵动飞扬的文字道出科尔沁久远的美,但足可以还史前时期科尔沁的一些来龙去脉,这是很值得欣慰的。  书中所说的“科尔沁”不是历史时期那个广阔的科尔沁草原,而是指今天(2011年)通辽市(1999年以前称哲里木盟)所辖地区,包括科左后旗、库伦旗、奈曼旗、科左中旗、科尔沁区、扎鲁特旗和霍林郭勒市,总面积6万平方公里。实际上称作“通辽市的史前时期”更准确些,但是,在科尔沁文化建设的进程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喜欢上了“科尔沁”这一词汇,因此本人还是遵重人们的习惯,仍将本书称为《科尔沁童年》。  全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集历史、考古及学术性、通俗性于一书之中。追求可读性。希望她能成为普通读者了解科尔沁“童年”史的一本好书,希望大家能喜欢阅读她。  作者  2011年3月于通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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