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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我们为自己哀婉更为自己骄傲这是《我们的故事》的续集,上一集写了六十几个故事,这一集又写了50个故事,总算完成了要写100个北大荒老知青故事的夙愿。但是,我的心绪还是平静不下来。  今年的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正好40年,各大城市的知青都自发地组织纪念活动。每一个知青自然要对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那段历史进行回顾,但结论却大相径庭。也许历史都是自己写的,而结论要由后人来作。不过今年5月15曰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青春叙事^知青油画展》却石破天惊地对知青运动发表许多精彩的论断,不仅用那些有震撼力的艺术形象,还有诸多名人在展览序言中的表述。  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展览,因发生了四川汶川的大地震,影响力有所减弱,但画家和评论家对知青运动的新认识却长久地写在历史上。这里,我要摘述他们的意见,因为我是纪实文学作家,更习惯用别人的言与行表达自己的思想。  40年前兴起的城市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1700万中学毕业生以及他们的家庭,都深深地被卷入这场声势浩大、无可避让的社会运动中。一代青年由城市而乡村,由学校而社会,告别父母和家乡,走向田野与农村。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他们在中国边远地区和穷乡僻壤中挥洒汗水,辛勤劳作,磨炼身体和意志,收获成熟与坚忍。  ―周禹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黑龙江建设兵团4师42团上海知青)  老三届知识青年以花季年华,参与了农村、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有过欢乐、幸福、爱情的回忆;也有失败、挫折、失恋的回味;他们英勇过,也懦弱过;他们伟大过,也世俗过;但无一不真实过……10年际遇,宛若隔世,巳经云淡风轻,可甘苦犹存。一生难泯,10年无悔,恰宛如隔日,恍然历历在目,造就了一代人的坚毅、质朴、自律和牺牲精神,升华了此生不渝的理想境界追求。  ―冯远(中国文联副主席、原黑龙江兵团5师55团上海知青)  所谓知青运动,是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数千万知青以光荣始而被遗弃终。我们不是革命者,但亲历革命的后果;我们不曾参与建设,但个个目睹了背后的代价;过去30年,社会巳经草草地安顿并打发了知青一代,此后人到中年晚年,一事无成,既不如上一代标榜革命而创建国家,也不及下一代,能以可度量的各种专业标准跻身国家栋梁。从祖国花朵、红色青年,直到回归芸芸草民,其中千分之一,略有所为。  ^陈丹青(旅美画家、原江西宁都黄石公社石子头大队插队上海青年)  在人类历史上有因为战乱和灾荒的人口大迁徙,但从来没有过一次人数如此之众多、时间如此漫长、以纯粹年轻人为主体的如此壮观的生命大迁徙。这样的事情,过去未曾有过,今后也不会再发生。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人类历史上也未曾发生。上山下乡运动,是用青春、热血和生命谱写的历史强音。知青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给荒原带来文明,用自己尚未完全发育成熟的身躯,在党和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了共和国的大厦。他们不仅将青春甚至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了自己为之奋斗、深深挚爱的土地。历史不会忘记知^毛时安(上海美协理论艺委会主任〕我看以上各位从不同角度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大体涵盖了对知青运动的各种意见,说出了我想说又说不好的心里话。对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自己的“发明”。在看电影《集结号》时,我泪流满面,不仅是为连长谷子地的那四十几个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牺牲的战友,也为我们那些为承担国家困难,而在农村、边疆坚守十年左右的2000多万(城市知青加回乡务农的知青)战友难过,如果不是邓小平吹响了“集结号”,我们返回了城市,不知还有多少战友,要在那里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生再献子孙呢!事实就是这样,是以牺牲2000万知青的青春为代价,在国家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的时候,保持了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试想,如果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的2000万青年人游荡在社会上,中国又是什么样子。我的“发明”,没有艺术家和理论家说的那么讲究,但却是大实话。  没想到我写的这些陈旧的“故事”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本书,作家出版社第一版印了1万册,根据市场的需要,又加印了6000本,还有加印的可能。我在哈尔滨和上海搞了几次签名售书,都很火爆。当然买书的多数都是老知青,有给自己买的,也有一次买几十本,要寄给在外地的老战友的。也有“80后”给自己的父母买的,他们是知青的后代。我还遇到一个女孩子买两本,一本给母亲,一本给未来的婆婆,她们都是知青。也有的青年是买给自己看的,他们在网上看到了“我们的故事”的片断,想看全部故事,就买书了。我看到了他们在网上的读后感,很感人的。谁说,这一代孩子冷漠?他们有如火的激情,更有冷静的思想,应该说他们比当年的我们更成熟,这是民族的大幸。  为了提高签售的速度,我事先写好一些赠言供老知青们参考,如“青春永恒”、“情系北大荒”、“艰难岁月美丽青春”、“我们为自己骄傲”等,没想到许多人选了“我们为自己骄傲”这一条,让我写在他们买的书上。可以肯定,他们就是陈丹青所说的那批被社会草草打发的“一事无成”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芸芸草民”。他们没有抱怨,没有遗恨,没有沉沦,而是乐观地对待人生,平静地生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冯远先生赞扬的“坚毅、质朴、自律和牺牲精神”,也显示了他们“此生不渝的理想境界追求”。  我们真的该为自己骄傲。为自己苦难而壮丽的青春骄傲,为自己不屈的“知青精神”骄傲,为自己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骄傲!那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但是最后,我还是把这篇文章的题目确定为“我们为自己哀惋,更为自己骄傲”,因为我们中的多数人在那场“运动”中失去了青春、梦想、前途、爱情,甚至生命,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难道不值得哀婉吗?  但是,我们还要骄傲地活着,骄傲地述说着我们的光荣,尽管都是些苦难的故事。哈尔滨医大的退休教授陈先生是在看了汶川大地震的电视后,看《我们的故事》的,他说一样的流泪,一样的感受。我说,因为这些故事发生时,中国也在闹“地震”,不过那是人祸。  社会发展了,时不时地读点苦难的故事大有禆益。就像吃糖太多容易得糖尿病,适当吃点黄连能消炎和败火。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发展中,是不能不遭遇苦难的,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作为过来人,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后代说出一切,哪怕那是多么痛苦。  也许这就是我为老知青代言这两本书的原因。  我要感谢我书中写到的那一百多个知青战友,无论你们的幸福和痛苦都变成了永恒的历史。  祝愿活着的人快乐安康,祝愿死去的人灵魂安宁。  这本书权当摆在北大荒原野里的知青坟前的一束鲜花吧!  2008年6月5日写于阿城鸽子洞  1.孤独的守望者每当流过这座无名的小山,黑龙江总是放慢了脚步,浪花拍打江岸,哗哗作响。这时小山上的松林也摇动着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在风雨交加的夜晚,这声响就变成凄楚低沉的呜咽,在江面上、在山林中久久地回荡。  在无名小山的不远处,有一个不大的村落,在村落的边缘有一栋低矮的房舍,房舍里住着一个女人。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分,她总是站在自家的门前,倾听黑龙江拍打江岸的声响,遥望那座无名的小山,遥望那山中被山林和荒草掩盖了的7座坟茔。  几十年过去了,她还守望着这座无名的小山,守望着山下那有名的坟茔。山上的树越来越密了,而她的头发越来越稀了;山上的花越开越鲜艳,而她的青春越来越枯萎。想走的人都走了,她不时感到孤独,感到悲凉。  然而,她总是忘不了那一天,也许就是为了那一天,她还要守望下去。  那一天是1970年5月28日。那时她还很年轻,年轻得如山上带露的花朵。她是天津1968届初中毕业生,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带着理想和浪漫来到这黑龙江屯垦戍边。她所在的建设兵团1师独立3营2连就驻扎在黑龙江边。连里有一个打鱼排,排里有一个由女知青组成的织网班,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了织网,而且成了其他青年的老师。她热爱这个工作,每当在江边金色的沙滩上支起长长的渔网,姑娘们穿梭飞线,边干边唱:“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织渔网……”后来她被调到附近的一个连队,去当织网班的班长。  5月28日这一天,她突然觉得应该回老连队看一看,她请假说回去取行李,实际想回去会一会小姐妹。她刚到连队,看见织网班的伙伴正在上船,要到十几里外的“渔房子”织网。她也跳上了船,在船刚要启动的那一刻,她突然想留在家里拆洗被褥。(其实她那天有了“情况”,已经不方便行动了。)这时,站在岸上的北京知青贾延云说:“你不去,我去!”她是姐妹中岁数最小的,本来是留在家里烧水烧炕的。她跳下了船,而让小贾上了船。排长刘长发摇动小船,船上的7个姑娘雀跃着向她告别的时候,当时她真有些后悔。她们都走了,给她留下一片笑声。  不知为什么,那一天她总是心慌意乱的,什么也干不下去,不一会儿就到江边转一转,盼着姐妹们早点回来。傍晚时分,江上起风了,在她望眼欲穿的时候,天津知青杨大丰哭喊着跑回来了:“快去救人,船扣在江里了!”因为她在学校学过游泳,只有她游上了岸,刘排长和6个女知青全被冲得无影无踪了!全连人马都出动了,沿着黑龙江边找边喊,手电筒和探照灯把江面都照亮了。她也在其中边哭边喊。  杨大丰对她说,这一天大伙儿可高兴了,3个小时就把大拉网织好了,然后我们划着小船到江中的小岛上去玩,一起唱歌,一起朗诵毛主席诗词,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中午,刘排长给我们做了一顿吵吵了近一年才吃上的鱼丸子,大家美餐了一顿。  晚上回来时本来要走山路,刘排长说,晚上路不好走,我划船送你们。那是一条小船,坐上7个姑娘,再加上刘排长就有些挤了。当时江上起风了,坐一条船不安全,排长让我们去两个人跟另一条大船走,那船上都是男知青和老职工,谁也不愿意去。  小船走到江中,风越刮越大,天也暗了下来。江水突然涌进船里,船上的人本能地都站了起来,这时刘排长喊:“不要慌,不要动!”但不等我们反应,船就翻了过来……我游出水面时,听到有人在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回头看,那是和她一起下乡的天津知青章秀颖在喊,在为她鼓劲,也是在为自己鼓劲。接着就听着战友们的哭喊声,后来这声音也没有了,江面黑森森的,看不见一个身影,死一般地寂静。  “我拼命地喊,可没有人回答。我游上岸,爬上沙滩,就往连队跑。”  全连人找到天亮,一无所获。这时江畔都是人,团里的领导和师首长都赶来了!这件事惊动了整个兵团,也惊动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千方百计找到知青的遗体。对岸的苏方提出严重抗议,认为中国有意制造边境事端。接着这件事被上升为“政治事件”^“排长刘长发带6名女知青投修叛国,留下杨大丰潜伏,并指使她谎报军情,以乱视听。”  她们牺牲在黑龙江里这个转业军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死里逃生的杨大丰也被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她被迫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事件发生的经过,专案组想从中找出破绽。杨大丰几乎被审问得精神崩溃了,她整宿地睡不着觉,有时大哭,有时惊叫。全连的职工人人自危。当时黑龙江省正进行深挖“苏修特务”的运动,而地处黑龙江畔的黑河地区是这场运动的重点。这个事件被定性为“苏联特务策划的里应外合的叛逃事件”。  大约半个月后,刘长发的尸体漂了上来。接着发现的是班长、哈尔滨青年许淑香,她衣着依旧,像在熟睡中。哈尔滨知青刘毓芳和北京知青李金凤的尸体是在对岸被苏方发现后,又被送回的。哈尔滨知青孙艳漂到一个争议岛上,尸体已面目全非,她身上的一张照片证明了她的身份。天津知青章秀颖4个月后才被发现,尸体竟然完好无损。北京知青贾延云始终没有找到。  “叛逃事件”也没人再查了。他们被草草地安葬在连队附近一座无名的小山上,贾延云的棺材里装着她穿过的一件旧军装。连队的知青和职工流着泪在这座小山上种了许多松树。  安葬的那一天,天黑沉沉的,后来下了雨。黑龙江上烟雨苍茫,狂风呜咽。  从此我们的主人公一天津女知青俞宏茹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吃不睡,整天坐在江边哭。她说:“贾延云是替我死的……”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脸色蜡黄,目光呆滞。她被送到团部医院,怀疑胆被吓破了。又转到师部医院,被诊断为肝昏迷。在小俞得病的时候,连队老党员宋钦柱,总让自己的女儿去看她,有时送来煮好的几个鸡蛋,有时送一碗热面。临到师部医院住院时,老宋让女儿送去50斤全国粮票和50元钱。俞宏茹一直在医院住了8个月,老宋不断派人看她。出院以后小俞又回到了这个连队。老宋还是经常找她到家吃饭,连自家园子里新摘下来的西红柿、黄瓜、香瓜,都给她留着。  这时连里的老职工对她说,人家老宋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报答呀!干脆给人家当儿媳吧!当时她听着脸都红了。老宋的儿子叫宋修江,在另一个连队当农工,她几乎没有见过他更没说过话。有一次小俞在江边游泳,宋修江在江边走过,在两人目光相交的那一刻,两人都红了脸。女伴告诉她,那就是宋修江,你看多精神的一个小伙子,嫁给他吧!当时她的心不禁一阵激动。她本来是有男朋友的,也是知青。可是他回去探家的时候,竟和她连个招呼都没打。也许是因为她得了病。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老宋一家伸出了热情的手!如果在北大荒生活下去,这一家才是真正的依靠。  1973年7月15日,俞宏茹不顾家里的反对,在连队的一间土房里和宋修江结婚了。当时她只有21岁,也许还不懂爱情,但是她在宋修江宽阔的胸膛上感到温暖,在宋修江有力的臂膀中得到安宁。成家以后小俞的病都好了。大家说,她比过去漂亮了。  以后的日子平淡无奇。在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她没有走,说不清是舍不得老宋一家,还是牵挂着那无名小山上的7座坟茔。后来一个跑到江对岸又回来的人说:“我在老毛子那儿,看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给人家喂马,好像你们连的贾延云!”她总觉得小贾没有死,她要在这儿等着她。开始那几年,每到清明节,或是5月28日那一天,她总是和大家一起爬上小山,去给她们7  个人扫墓。可是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了,上山的小路也渐渐长满了树丛和蒿草,她想去也去不了了。  她成了守望者,每天早上和傍晚,她都站在家门口把那座小山遥望,在烟雨朦胧的日子,她好像听到那山里传来她们的歌声和笑声。在雨后天晴的时候,她看到那山里飞起一道彩虹。在狂风暴雨之夜,她突然听到她们的哭声。这时她总是把宋修江叫醒,靠在他的肩膀上,和她一起度过一个无眠之夜。她的泪水浸湿了枕巾。  20年前,我偶然在黑龙江畔的那个叫红色边疆的农场的一个村落里看到了俞宏茹。她和我一路上看到在田园里耕种、在集市卖菜、在自己家门前抱孩子的农妇没有什么两样。她也和真正的农妇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她领我到她家串门,我看到她家门前屋后都种着蔬菜和瓜果,还养着鸡鸭鹅狗。在离她家不远处的江里还泊着一条船。她说,我是靠下江打鱼解决两个在场部读中学的女儿的学费的。她还是自己织网,那网已经很旧很破了。江里的鱼也越来越少了。  那天,小俞和队里还留下的4个知青,请我在一家小饭店吃饭。我们都喝了许多酒,说了许多话。我说,我当年下乡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在你们的上游。喝着喝着大家都哭了,后来又笑了。再后来我们一起来到黑龙江边。我们默默地坐着,谁也不说话,望着那无名的小山,又望着天上悠悠的白云。江边很静,只能听到江水在哗哗地流淌。  我们在守望着什么?  逝去的青春,苦难的岁月,还是那无名山上的坟茔?  又是10年过去了,又是10年过去了。  小俞你好吗?能把你的现状告诉我,告诉读者吗?  这些年,我一直关心着在1970年5月28日遇难的那6个女知青和俞宏茹的情况,后来在网上看到在那次事故中唯一幸存的天津的知青杨大丰的文章,文中对遇难的每个战友的回忆,让我心潮难平,禁不住流下眼泪,那是些多么鲜活而美好的生命啊一哈尔滨姑娘许淑香,死的那年20岁,她是我们织网班的班长,我们亲昵地叫她“许香儿”。她长得漂亮,眼睛又大又亮,总是水汪汪地像一潭秋水般明澈。她爱笑,笑起来两个酒窝勻称地挂在脸上。当年的我们少不更事,有时闹点小别扭,有时想家抹眼泪,她总是像大姐一样帮助我们。许淑香出身很苦,很小父亲去世,她随母亲改嫁,继父是个工人,生活很紧巴,这锻炼了她特别能吃苦耐劳、干脆麻利的风格。在我们班里无论干什么活,她总是第一个上。她一点不偷懒,也不发牢骚。1970年新年刚过,我们全连进人一级战备状态,男生排进人江边的工事,女生排也转移了,只剩下我们班,大家哭成一团。许淑香坚定地说:“大家别哭!我们班9个人生在一起死在一起!我和大丰在前面带路,秀颖的身体不好,她的背包我背。俞宏茹和刘毓芳照顾好金凤、延云!”她领着我们黑夜里急行军,终于找到了连队。“5^28”沉船事件后,许淑香是第二个漂上来的,她的姐姐和哥哥来处理后事。我们把她埋在了刘毓芳的身旁。  你能听到白桦林里她们的笑声吗哈尔滨知青孙艳是我们的副班长,死时也是20岁。她个子不高,身体微胖,嘴巴噘着,笑时一对小虎牙俏皮地突出来。她爱说爱笑,遇事也爱叫真儿地问“凭什么”、“为什么”,她是我们班公认的“参谋长”。孙艳是个争强好胜的人儿,她在我们班的织网技术也算数一数二的,谁若超过她,她一定撵上去。那时我就知道,她跟打鱼排的哈尔滨知青杨和国是表兄妹,她常去找他。在那个年代,男女知青很避讳相互接触。因为他们是兄妹,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出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恋人关系,是两家老人撮合认可的。  遇难后,她的父母和杨和国的父母都来连队处理后事。家长们在连队熬了十几天,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最后失望地在6月18日离开连队了,几天后孙艳漂了上来。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附近的老乡到岛上捡鱼干,孙艳才被发现的。当时她尸首已不全了,就凭她背包里有我们连队食堂的饭票,才知道是我们连的人。当时是杨和国去认领的,因为无法带回来她的遗体,只好在岛上焚烧了。杨和国边烧边哭,然后他把骨灰用麻袋背了回来。后来杨和国认孙艳的母亲为干娘,并一直照顾她,为她养老送终。  哈尔滨姑娘刘毓芳死的时候也是20岁,她高高的个子,虎背熊腰,五大三粗的像个“假小子”。她说话嗓门大,一接触就知道是个爽快的人。她最大的特点是心里放不下任何事,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高兴时,会咯咯地笑个没完,难过时,也会闷闷地谁也不理。毓芳是我们班的壮劳力,班里的重活累活,不用班长安排,她都抢着去干。她心眼实,干活从不惜力,也不偷奸耍滑。毓芳最惦记最心疼的是她的母亲。她总跟我说母亲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前闯关东来到东北,丈夫死后,她领着孩子再婚。再婚的丈夫是个工人,挣钱不多嗜酒成瘾。母亲没有正式工作,以糊火柴盒挣钱养家。即使这样穷困,母亲还会接济比他们更困难的人家。沉船事件发生后,刘毓芳的母亲和继父来处理后事。记得她的母亲第一次来到我们织网班的小屋,抱着毓芳的被褥在炕上打着滚哭嚎,那个凄惨的情景至今不能忘。刘毓芳的遗体是苏方在一个江中岛发现,我去辨认的。那时她的脸部已开始腐烂了。我从她身上取下一枚毛主席纪念章,把她衣服剪下一角,留给了她的家人。  北京小知青李金凤是个“小六九”0969年初中毕业生〉,死时17岁。她长得漂亮,皮肤白皙得出奇,永远是白里透红,招人多瞧几眼。金凤心灵手巧,干活麻利,织网梭子在她手上仿佛像生风一样,你根本看不清她是怎么穿梭眼的。沉船事件后,金凤的父母都来处理后事,她父亲沉默寡言,母亲能言善辩,是家属们的主心骨。7月1日,金凤的遗体也被苏方发现,已经高度腐烂,棺材里往外爬蛆……后来我回天津探亲,还专程去看望她的老父亲,比去连队时老多了,我心里酸酸的。我走时三番几次地回头看他,他佝偻着腰,频频向我招手。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章秀颖是我同校不同班的同学,是我最好的朋友,死时22岁。她中等个儿,体态均勻。瓜子脸,杏仁眼,白白净净的脸庞,常显得有些苍白。她略带忧郁的眼神,常常放出沉静果敢的光。秀颖本来是可以不下乡的,大串联时徒步去延安时落下了毛病,身体不好。但她还是坚决地和我们一起走了。我们俩分到一个连队,又分到了织网班。因为她经常有病,我背着她找连队的王大夫给她开病假条,这样就可以领病号包饭。那时连队生活清苦,成天就是“两个馒头一碗汤”。病号饭是汤面里卧两个鸡蛋,有时还撒上点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闻着都香啊。可我端来后,她以自己不爱吃面条拒绝了。她就是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理想,宁愿吃苦,而不麻烦别人。秀颖死后,她的父亲和妹妹来处理后事,当时家长都提出要追认自己的孩子为烈士,唯有秀颖的父亲提出:找到遗体后,把孩子们埋在一起,给她们立个碑。我返城后,曾和她父亲商量,要把秀颖的坟迁回天津郊区。可她父亲不同意,他说还是让她和那几个孩子在一起吧!她的遗体是4个月后从黑龙江里漂浮上来的,当时遗体居然很完整。  北京姑娘贾延云死时也是17岁,她是我们班最小的,是个没心没肺的乐天派。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像百灵鸟一样鸣唱。开始说她做了什么梦,接着又说小时候的什么事儿。因为年纪小,干活时常被照顾,可她总是拒绝,逞强非要干最苦最累的活。事件发生后,延云的父母亲都来了。他们特别慈祥和善,忍着自己的痛苦还安慰我。后来我去北京时看过他们,他们还专程到天津看过我。我知道,他们每天都在想着延云!看见了我就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女儿。遇难的5个姐妹的遗体先后都找到了,只有延云没有找到。20世纪80年代边境贸易活跃,有从俄罗斯那边回来的人说,对岸的一个村子里有个中国哑巴姑娘在喂马。延云的父亲听说后,还到对岸寻找过,却失望而归。2009年,我们当时下乡的那个农场,要给那次遇难已经找到遗体的5个姐妹修坟。他们找俞宏茹问掩埋的顺序,她打电话问我。我马上给农场打电话,请求他们别忘了贾延云。当时修葺的墓地已经竣工,在我的恳求下,他们又从西边扒开了个口子,给延云修了个衣冠冢。这样延云也算回家了,姐妹们得以团聚。已经在黑龙江边安家的俞宏茹真的成了她们的守护神了。  感1射杨大丰让我知道了那次牺牲的六姐妹的音容笑貌,更让读者为这些美丽年轻生命的丧失而痛心疾首。她还介绍了因为这次事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排长刘长发的情况,他是这次事件中死亡的唯一的男性。这个只有30岁的河南人是1966年3月转业的老兵。他在部队时入党并立过一次二等功,3次三等功。  杨大丰说:刘长发没有什么文化,说话常带脏字,开始我们对他敬而远之,没有好印象。后来发现他心地特别好,特别善良。当年我们去鱼点补网,他很少让我们下江,总是说:“小姑娘家家的,总玩水,将来会得病!”冬天下冰网,撸冻鱼,他坚决不让我们干,生怕我们着凉。捕鱼点有什么好吃的,他总是给我们留着,然后找个茬儿,把我们叫到点上,美美地吃一顿。其实5月28日上岛补网就是为了让我们吃鱼丸子的,刚打上来的鋳鳇鱼肉特别鲜,过去只有皇帝才能吃到。工作结束后如果按他的安排,我们应该上另一条大船,这样再大的风浪也没危险。可我们谁也没上男生坐的那条船,结果悲剧发生了。他和六姐妹一起丧生的,死后又成了罪人。后来他的老父亲和弟弟从河南农村来奔丧,一进屋就给其他死难知青的家属下跪,他的父亲声泪倶下地说:是我的儿子害了你们的孩子呀!他号啕大哭长跪不起。其实刘长发也很惨,他死后3天,他的儿子出生,那时他的女儿也很小,家里又没有了经济来源,后来他的老婆是怎样拖着两个孩子熬过来的呀!刘长发是第一个从江里漂浮上来的,当时就被埋在了不知名的荒山上了。2009年,我回去参加六姐妹墓地揭碑仪式时,听说前一年他的儿子把他的坟迁回河南老家了。我想,那些死去的姐妹可能更想永远和老排长在一起的。  黑龙江边的那位孤独的守望者俞宏茹还在吗?也许读者更关心这个生者的命运。我可以告诉你,她还在黑龙江畔的那座老房子里,和她的丈夫宋修江过着平静的日子。当然,每年的清明和5月28日那个难忘的日子,她会到六姐妹墓地为她们扫墓。有时,她也会去几十公里外的黑河市爱辉镇,那里建了一个“知青博物馆”,陈列着“5‘28”事件牺牲的6位战友的事迹,她去讲解、去告诉远方的客人过去的故事,每一次她都泪流满面。  去年4月,俞宏茹去北京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女儿,可能她太兴奋了,突发心肌梗塞,被送到同仁医院抢救,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知青博物馆的同志在自己的网站发布了她的病情,众多老知青捐款为她成功地做了手术。7月,俞宏茹在网上发出了自己的感谢信,感谢几十个给她捐款的老知青,感谢他们又一次给她生命。她感谢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她的老战友:杨大丰!  在写这篇稿子时,我又打开了黑河的知青博物馆的网站,又看到了俞宏茹的消息:今年〔2012年)的1月19日(腊月二十六〉,知青博物馆的同志们到黑龙江畔她的家中慰问她,给她和老宋送去了1000元。  我看到了俞宏茹的笑脸,她竟比十多年前更年轻了!  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我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但我要告诉你她的故事。不想告诉你她的名字,是因为某种承诺,但是故事肯定是真实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暂时称她为小荣吧。  十几年前,我曾去北大荒采访,寻访那些被遗忘在荒原里的老知青。举世瞩目的中国知青运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尾声。战斗在北大荒(黑龙江建设兵团)的50万知青陆续回到自己曾走出的城市。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二的知青留在了北大荒。当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经历受到人们敬重的时候,留在北大荒的知青还在默默地过着艰辛的日子。当“知青饭店”、“北大荒餐馆”成为城里人最时髦的去处时,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坐在自家的土炕上喝着自己酿造的苦酒。他们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甚至也被自己遗忘了。有时回访的老知青像衣锦还乡的状元一样受到农场职工前呼后拥的欢迎,他们却躲得远远的,不想和老战友见面,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一样无颜见江东父老。其实他们的心里真的很苦。  不知为什么,每次参加城里知青的集会,我总会想起他们。作为一个曾信誓旦旦“扎根边疆”并倾力鼓吹(当时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报社当记者)如今却在城里幸福生活的老知青,我觉得欠他们一份情,欠他们一份债。后来的许多事实证明,越是激情满怀、豪情万丈的人激情冷却得越快,最早离开北大荒的,往往是那些誓言最响的“扎根派”。在离开北大荒10多年后,我悄悄地离开喧嚣的城市,又走进这片曾洒下我青春汗水和泪水的土地。也许我只有为留在这里的战友写点什么,我的灵魂才能安宁。  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30多年前,北大荒的知青就像开遍原野的山花,随处可见,到处可采。可是现在寻找一个老知青,就像采一棵人参一样艰难。我到了黑龙江农垦总局,也到了10多个农场,谁也说不清楚,现在还有多少知青留在了北大荒。有的名在人不在,他们办了退休手续回老家了,但还是农场的人;有的名和人还都在农场,却不想接受我的采访。往事不堪回首,他们宁肯被人们彻底忘记。小荣就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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