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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我风尘仆仆地来到三江平原腹地的一个农场,这是1958年王震将军带领10万转业官兵最早创建的大型国营农场之一。这一带兵团时期叫“建设兵团3师”,现在为红兴隆农场分局。从1963年开始就有知识青年来这个农场屯垦戍边,到70年代初,这里的知青达2万多人。农场宣传部张部长说,现在还有知青大概不到百人了。他说,我认识一位女知青,是你们哈尔滨老乡,经历坎坷,在生产队当老师。明天我领你去采访。我说,最好先打个电话,否则到时找不着她。张部长说,没问题。  第二天,场里派了一台吉普车送我们去小荣所在的生产队。北大荒无垠的原野让人心醉,我们的吉普车像快艇一样在绿海里航行。景色依旧,然而农场的境况已今非昔比了。农场已划分为若干个家庭农场,显示出新的活力,但由于粮食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农场的经济还面临许多困难。半军事化的乌托邦式的田园诗已成为遥远的回忆,在新的生产关系组合中并不是每一家都成为富足的小农场。一个小时后,我们赶到了小荣所在的分场,领导说,已给生产队打过电话,小荣在队里等你们。10分钟后我们赶到生产队,曾是小荣学生的队长说,我已通知她了,让她在家等着。可是家里外头都找不到小荣。  张部长突然想起,刚才我们来的路上好像有两个女的正往分场走,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小荣。说着他领着司机开车回头去追。不一会儿,张部长把小荣“抓”了回来。原来小荣有意回避我们,她听说我们要到队里来就往分场跑,走到路上发现后面有车来了,马上钻到路旁深沟的蒿草里。张部长把车停在路旁,大声地喊:“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张部长在分场当过副书记,管过教育,和她很熟。小荣从草丛里出来说:“我哪还像个知青,没脸去见作家!”张部长说:“作家也是老知青,大老远来看你,怎么能不见呢!”就这样,张部长用车把她拉了回来。一路上小荣还是叨叨咕咕的,满心的不情愿。  在小荣和我握手的时刻,她泪眼迷蒙,我也不禁一阵心酸。岁月给她留下了太多的痕迹,她的穿着和形象与村妇无异,脸色黑黑的,皱纹深深的,头发像荒草一样凌乱,对她来说,“知青”只是一个历史概念而已。  “你原来是哪个学校的?”  小荣和她的孩子“你是哪年下乡的?”  “下乡在哪个团?”  和所有的老知青一样,只要唠起这几个话题,马上成了无所不谈的老朋友。就像全世界的无产者,只要唱起《国际歌》,就成了一家人。在挂满灰尘的生产队办公室,一问这几个问题,小荣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和我谈起她从不愿意对别人说起的故事:  “我是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下乡的。当时也是豪情满怀的,是一路上唱着歌来的,和电影《军垦战歌》的情景一样。‘迎着晨风迎着阳光,爬山过水到边疆。’可是一到农场就傻眼了,什么兵团?和农村也没啥两样,都是一片大雪覆盖的土房,然后就是一望无边的雪野,一点生气都没有。来到连队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是在雪里扒苞米,又冷又累,干了一天还看不到地头,我坐在地里就哭,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都冻在了脸上。  “后来我就当炊事员,天不亮就起来做饭,大冬天到井沿挑水,一气要挑十几担,开始一步三晃,肩膀都压肿了,后来挑水也不觉累了。以后我又到猪号当饲养员,这也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又是挑猪食,又是起圈,一天也是紧忙活。到了猪下崽时整夜守着,有时把小猪搂在自己怀里。我养的猪又白又胖,可好玩了。”  说着她笑了起来,我依稀还看得出一个活泼天真的女知青的样子。她笑的时候,满脸的皱纹都化成了花纹,让人高兴。  “反正连队什么苦活累活脏活我都干过,一直干到1976年3月,我被调到连队学校当老师,小学、初中,我都教过。我本来只有初中文化,为了教好孩子们,我真是下了不少功夫,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因为连里教师少,我放弃了许多出去进修的机会,结果连个大专文凭都没有,职称也没评上。没有职称,就不算干部,待遇和其他职工一样。最宝贵的机会让我失掉了,但并不后悔。  “随着年龄的增长,婚姻问题也提出来了。当时追求我的男知青也有,我却爱上了我们连的副连长老陈。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其实老陈也不老,只比我大6岁。他哥哥是1958年转业的军官,他初中毕业从广西来到农场当工人,也算个知青吧!他刚刚离了婚,那女人不愿意和他在北大荒受苦,扔下两个孩子走了。那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才10岁,小的是女孩,只有7岁。老陈工作很累身体又不好,拉扯两个孩子很不容易,看着让人心疼。当时,我对老陈说,我年轻身体好,什么活都能干,我帮你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吧!老陈说,那怎么行!你这么年轻,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你赶快返城吧,回到哈尔滨什么对象找不着!老陈说得特别诚恳,他越这么说,我越心疼他,越离不开他了。那时像我这样心眼实的女知青很多。  “当时是1977年,大批知青返城了,我爸也给我办好了回城接班的手续。可是我坚持没走,和老陈结了婚,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结婚很简单,没有操办,因为老陈没有那个实力。我一进家门就成了两个孩子的妈!连里谁都知道,我待他们特别好。他们也把我当成他们的亲妈妈。  “没想到结婚才几个月,老陈就得了病,到城里一检查是肝癌。我是泪水往肚子里咽,只能半夜里偷着哭。我领着老陈到处看病,花没了我们的所有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当时我正怀孕,什么也舍不得吃。我生下儿子还没满月,老陈就去世了。他临死前说:‘我真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一年多,给你扔下3个孩子,太难为你了……’我说:‘你放心吧,这3个孩子我一定给你抚养成人!’  “老陈死的时候都没闭上眼,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抱着我哭成一团,我对他们说:‘你爸死了,还有妈妈,我已对你们的爸爸作了保证,一定把你们养大成人!’  说到这儿,小荣已是满脸泪水了。我强忍着泪水,可心里如刀割一样难受。  “那以后的日子你们娘几个是怎么过来的?”我难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子。她用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淡淡地笑了笑。  “我也说不清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我每月只有37元的工资,要还老陈生病欠下来的债,还要抚养3个孩子,真是难得没法说,可是我们总算过来了。在最困难的时候,1985年我又和队里开康拜因的老王结婚了。我们俩是苦命相连,他原来的爱人是个知青,因车祸死了,扔下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别人撮合说,你也太苦了!老王人好,帮你一把,日子也会好过一些。这回我成了5个孩子的母亲,有老王和我共同支撑,我们的日子虽然很苦很累,但总算像个家的样子。现在这5个孩子都长大了,老陈的大儿子,我一直供他读到中专毕业,现在我们附近的六队当副队长,是个很有能力的小伙子。老陈的大女儿长大后,让她生母接走了。老王的大女儿按政策回城工作了,常回来看我们。我的小儿子和老王的小女儿都在场部读高中,他俩正好在一个班,像亲兄妹一样互相帮助。”  “你现在还当教师吗?”我问小荣。她说:“早就不当了。生产队的学校都撤了,集中到分场去办了,有学历、有职称的老师都调到分场。我啥也没有,只能留在队里。别人说,你应该到上面找一找,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怎么一下子变农工了!我说,算了,在哪都一样干活吃饭。再说,还有一个婆婆是精神病,还要我照顾,我哪也不想去了。我现在的活是看麦场,你没看我晒得这么黑吗?!这都是老头干的活儿,队里也算照顾我了。场里有好几年没给我们开工资了,一共欠我们4万多元,补发后,我又从哈尔滨的家里借了1万多元,用这些钱我们从队里买了一台康拜因。老王用这台机器在麦收和秋收时给别人家干活。我们家的日子不比别人差。”在农场小荣家算农技专业户,为别人家代耕代种代收,收入很高,应该是队里最先富起来的人家。我从心眼里替小荣高兴!  从她舒展的笑容中看出她的几分满足。  “难道你不后悔吗?下乡,还有婚姻?”  她想了想说:“也没什么后悔的。下乡是我自愿的。别人返城时,是我不想走的。这些年也没白干。别的不说,就说我教的学生吧,有的考进了北京,还有的在农场都当了队长了。培养了这么多有用的人才,我也算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嫁过两个男人,我真爱他们,他们也给了我爱。我为他们抚养了孩子,?亥子们也爱我。作为一个女人,我知足了。”  在分手的时候,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一最好别写,写也别写她的名字,怕城里的亲人看见了心里难受。  她站在路口向我们挥手,眼看着我们一点点消逝在绿色海洋的深处。在翻滚的绿浪中,那红色的砖房格外的鲜艳夺目。我回望站在村头的她,她却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清晰……  2010年7月,我又重回北大荒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仰视你,北大荒》,我曾在小荣所在的农场采访。当年接待我的张部长早就退休了,我向场宣传部的人打听,他们说像小荣家这样的农技专业户,每个队都有,不知你说的是谁家。你放心吧!他们的日子都不错,每年几十万元的收入,在场买别墅的人家都不少了!  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我在心里祝福着小荣一家!  山路弯弯她飞奔而来,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沿着完达山盘旋的山路。春风撩起她的短发,她好像在云中飞翔。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而它的发端竟是宽宽的北足长安大街。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65年11月初的那一天的傍晚,已经高中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并在外文书店工作了的郭文魁,鬼使神差地和3个女同学出来散步。她们从灯市口走到王府井,从王府井又走到长安街,那悬在头上的标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竟让她们心潮激荡。  第二天,她们来到东华门街道办事处报名;下乡前的郭文魁 第三天,竟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当火车在鞭炮声和锣鼓声中启动的那一刻,同行的知青哭作一团,而她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向北,向北!火车、汽车、马车,把她送进完达山怀抱中那弯弯山路尽头的云山农场。她和伙伴们住进了推开窗子能看见远处的山影和近处荒原的土坯房。  因为是高中毕业生,她可选择的岗位很多,比如可以在连部当文书,也可以当连队的小学老师,她却选择了让女孩子望而却步的岗位^当兽医。她的第一个伙伴就是那匹枣红马。她骑着它去场部取药,在山路上奔跑的时候,她对着大山唱歌和欢笑。在大山的回声中,她听见了天使般的自己的声音;在飞越小河时,她望见了自己水中飞驰的身影,是那么的潇洒英武。  然而兽医这活儿又脏又累又危险,连勇敢的男生都不愿意干不敢干。给有病的马做内诊,得把整个手臂都伸到马的肛门里,为此她呕吐不止,几天吃不下饭。她还要干过去只有男兽医干的活一劁猪。第一次她按倒一头公猪,累得满头大汗,而且羞红了脸,拿刀的手都在颤抖。经过好一番的磨炼,她终于练就了一身好本事,她可以给奔跑的猪打针,给各种大牲畜治疗疑难病症,而劁猪是她的拿手好戏,队里的职工都信着她的心细手快。她成了远近闻名的女兽医。  弯弯的山路好长好长,又洒下她长长的泪水,这泪水是苦还是甜,她一时也说不清。那一年她21岁,他29岁。他是友谊农场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拖拉机手,来到他们队里搞“社教”。任务完成了,他要走了。队里舍不得这个技术能手,他们想留下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队里给他找一个对象。队里领导想到了郭文魁,当时队里岁数最大的女知青。  “小郭呀,岁数不小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队长来找她。  “不,我现在不考虑这个问题。”她回答得很坚决。  “早解决好,对工作有利。要听组织的话!你看友谊农场来的高本琦怎样,人老实,又有技术。”  她想起来了,高本琦,那个拖拉机手,不爱言语,干活有一套。她还知道,他19岁从山东来北大荒,现在还抚养上中学的弟弟妹妹,心肠挺好。  “你还是考虑考虑吧!”还没等她回答,队长走了。  第二天一早,高本琦来找她,给她一封介绍信一介绍他俩到场部办结婚手续。她一看发火了,然后哭起来。  他不知怎么劝她。她在屋里哭,他站在门口等她。  路旁停着送他们去场部的马车。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半天过去了。他在等着,马车也在等着。她终于擦干眼泪,慢慢走出房门,和他一起上了马车。是同情他,是被他的真情打动,还是屈服于一种压力,她也说不清。  山路好长啊,好静啊,只有马蹄声声。大山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愁容满面的姑娘。一路的好山景,可是美丽的姑娘无心观赏,她默默地流泪,她不知道,这是她通向幸福的路程吗?  在办登记手续时出了麻烦。办事人很认真:“你们互相还了解不够,怎么这么草率就结婚!”她哭了,他也哭了。男人的眼泪很少,但比女人更有力量。后来,连队的领导给场里的领导打了电话,场里领导又给办事人打来了电话:“行也得办,不行也得办!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无论什么事,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都要开绿灯。在领导看来,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既留下了一个技术骨干,又解决了一个大龄女知青的婚姻问题。这真是一件大好事,连队的领导为此特别高兴。  工作人员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郑重地盖上大红公章时,他笑了,她大哭起来!她为自己的命运大声地哭泣,她不知道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子。那一刻,她没有任何喜悦,只有悲伤和无助。  在回连队的山路上,这对合法夫妻竟没有说一句话。高本琦真希望她骂自己几句,打他几下,那样他的心情也会好一些。  平静艰辛的生活开始了。队里给了一间土房,他们自己动手建了一个家。两套行李,两个板凳,是他们最主要的家当。搬家那天就举行了婚礼,她买了两斤糖果招待知青战友。老高在地里收大豆,没有赶回来。那一夜,她躺在湿乎乎热腾腾的土炕上,流了一夜的泪。  这一切都好像天方夜谭,可是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故事就发生了。没后来她怀孕了,含泪放弃了当了4年的兽医。再后来她随老高调到了场部,他在机务科工作,她在托儿所当所长。开始她教孩子唱歌跳舞,以后又教他们学英语。孩子们回家叽里哇啦说个没完,家长不明白说的什么,去问郭老师。她说,放心吧,孩子们说的是英语,不是骂人的话。  “我们的孩子会说英语了!”家长们笑了,这大荒原上的孩子会说英语成了奇闻。场里领导知道了,她马上被调到场部中学当英语老师。这一来,郭文魁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她非常胜任,因为她的初中英语老师在国外当过领事,她高中有想到,他们就这样过了一辈子。  和北大荒的战友在一起英语老师的母亲是英国人,郭文魁的英语在读书时就是一流的。很快,她成了场部中学的优秀教师、牡丹江农管局的优秀教师。1983年,她在场部中学教的高中毕业班有31个学生,当年高考30人被录取,另一个第二年也考取了大学。这是当地教育史上的奇迹,她成了当地的教育名师。  北大荒的孩子真幸运,他们遇上了这么好的老师!多少年过去后,在多少知青离开后,北大荒人说起当年知青的贡献,大家说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带来的文化影响。不仅是因为北大荒的孩子在知青老师的教育下,许多人考入大学,现在成了各种专门人才;同时,在知青的影响下,当地人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现在农场和各级领导的技术骨干,都是知青的学生。  这时,郭文魁才觉得真正的生活开始了。她要把自己的青春都变成知识,给北大荒留下文化,这才是永久的财富。如果说,她并不满意自己和老高的奇异的婚配,但通过这样的婚姻她得到了贡献自己才能的机会,她也就认了。因为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已经成了农机专家的老高参加了开发抚远荒原的战斗。他们在人迹罕见的荒原深处建起了一个垦荒新城建三江。新城发展文化教育需要一流的教师。这次,他们“扣下”了已经完成任务的老高,就为了调来优秀的英语教师郭文魁。在她没调来之前,这里已为她家准备了一套新建的楼房。她到建三江中学工作一年就被评为全国农林系统优秀教师。她在努力地用自己的爱心和精湛的教学方法,把缺少文化渴望知识的转业军人农场职工和知青的后代培养成国家和垦区急需的人才。为了工作方便,她经常住在学校,节假日她的家里也挤满了学生。在建三江,郭文魁是位特别受人尊敬的人,当地的孩子以能成为她的学生为荣,因为她的努力,改变了许多孩子的命运。  在知青大返城的时候,北京的亲人在召唤着她,北京的同学也在召唤着她。1989年7月,她利用假期回京参加同学的聚会。在杯盏交错的时刻,有的同学说:“郭文魁是全国优秀教师,是我们的光荣!”有的同学说:“我们不是全国先进,但我们在北京!”这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她不肯在北京多住一天,她想北大荒,想老高,想自己的两个孩子,更想自己的学生!  那一天,同学们都到火车站为她送行。本来同学们商量了,一定想办法把他们的团支书调回北京,可她II丨绝了。在列车开动那一刻,大家都哭了。  那一夜,在建三江宾馆,我和郭文魁聊得很晚。第二天清晨,我在建三江宽阔的大街上散步,又碰到了郭文魁,她去赶学生的早自习。她脚步匆匆。  2011年夏天,我又来到郭文魁的家乡建三江农管局采访,我在我的报告文学《仰视你,北大荒》中这样写道:  “今天,我们终于走进这个已经住着10万人的农垦新城,我只能用‘震惊’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们的感受:像北京长安街一样宽阔的十里大道让我们震惊,沿街高耸的鱗次栉比的楼群让我们震惊,正在建设的职工住宿小区那一排排造型新颖的别墅让我们震惊,街头上走过的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让我们震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只是建三江垦区的中心,而在她那1.235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已经开垦出572万亩的土地,15个装备精良的国营农场以高出全国52个百分比的机械化程度,每年为国家生产近百亿斤的粮食,这才是最值得我们震惊、值得北大荒人骄傲的。见多识广的外交部部长杨洁簏在参观过建三江垦区后兴奋地说:我到过许多国家,建三江的现代化大农业可以说是世界领先!”  我们都老了,还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作为建三江第一批开拓者,作为这个农垦新城的第一代市民,郭文魁和她的先生老高的贡献当然是彪炳史册的。这是他们一生的光荣,因为这个城市在他们的手中升起,因为他们开垦的土地成了国家最重要的粮食基地!  已经退休的郭老师来到宾馆看我,别看她已是满头的白发,但一点不像花甲老人。作为中心中学的教学权威,学校里还有很多的事离不开她;老高更是闲不住,这个作为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的农技专家,他还有许多事在做。更让郭老师自豪的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女儿又回到了建三江,已经在局中心医院当了内科主任,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也将回到这座新城里贡献自己的青春。郭老师说,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在建三江工作和生活。我说,因为他们的父母的青春都献给了这片土地,而他们又生于斯长于斯吧!  回首往事,郭文魁好像对自己当时的婚姻还是有些耿耿于怀。我说:“没有和老高的婚姻,哪有你两个优秀的孩子!”  她笑了。是呀,婚姻是多么神秘的事情,看着特别般配的婚姻不一定长久,但强扭的瓜有时也很香甜。  “都退休了,你怎么不回北京?”我问她。  “你看我们建三江,哪儿不如北京?”她问我。  我一时无言。看来在哪儿生活幸福,全在自己的感受。  4,倒在春雨里死亡不属于生机勃发的青年。然而他们死去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风雨中。尽管死亡是经常发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们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时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更让人不安的是,他们的冤魂还飘荡在山林和原野之中,找不到安托之处。  1969年5月,早春的兴安岭刚刚脱去白色的冬装披上绿色的新衣。在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密林深处,一个兵团连队(黑龙江建设兵团1师独立1营6连〉,正执行搬迁任务^把“木刻愣”的营房拆掉,然后把搭房子用的原木抬上汽车,拉到新的营地。那一天,天刚亮就下着雨,是很缠绵的春雨。  他个子不高,很痩弱,总是用笑眯眯的眼睛望着别人。他是这群知青中的老大哥,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毕业于东北农学院,分到兵团,又从兵团分到师部,师部又把他分到这个全兵团最边远的独立营,营里又把他分到连队。  向北,向北,一直向北,再向北,就到黑龙江边了。说是把他送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大学生就是要很好改造世界观!这样这位大学毕业生成了和我们一样接受再教育的兵团战士。他长得很年轻,也很痩弱,和知青站在一起看不出比我们大几岁。他说话有点慢声细语,知青们常和他开玩笑,说他像个大姑娘。当然他是个纯爷们,家乡有一个大姑娘,是个小学老师,正等着他早日回家成亲,他一拖再拖。这一天他本来感冒了,还和大家一起抬木头装车,几个人抬一根木头,他显得很吃力,腿都在颤抖。好不容易熬到了午休,当哨声吹响时,他说:“咱们再争取时间多装一车吧!”他又领着大学生金学和大家干起来了。  在汽车就要装满的那一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削去了皮的桦木上面有一层胶液,很滑,再加上被雨水一浇就更滑了,在关上车厢板的那一刻,原木突然向下滑动,而车下正站着6个抬木头的知青。眼看滚落的大原木就要砸在这几个青年的头上。他突然向那滚动的原木扑去,企图用自己的肩头顶住、顶住!  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他大呼一声:“快闪开!”这声音如惊雷一般,全无平日的细弱。在车下的知青惊闪退后的那一刻,原木“哗啦”一下滚落下来,如洪水一样把他冲倒,一根粗大的桦木砸在他的胸口,他紧紧地抱着它。血从他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也没说一句话。他苍白的脸上挂着水珠,那不是泪水,而是点点春雨。  那一刻,雨停了,天也晴了。太阳透过树林,把一束强光像舞台追光一样照射在他的身上。嚎哭声打破了山林中长久的宁静。  当我从营部赶来时,他已被停放在松枝搭起的灵棚中。他的脸上没有痛苦,还是穿着他平时最爱穿的那件旧军装。他的周围摆满了女知青们从山上采来的刚开的紫色达子香。  我哭了,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营部当农业技术员,我当通讯报道员,我们睡在一铺土炕上,晚上在黑暗中,我们一起朗诵郭小川的《大风雪歌》;我想起,他在我们的屋子的窗台上摆满了木盆,里面长满了绿苗;我想起,我们一起组织营部的知青大合唱,他领诵,我领唱……  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追求,有抱负,我们所在的这个营地处深山密林中,有利于戍边,但不利于屯垦,基本没有多少地可以开垦。他和熟悉农业生产的柴营长跑遍了周边的山河,寻找可以耕种的土地;因为这里无霜期太短,他立志要培养一种早熟的小麦品种。在最严寒的季节里,他开始了在窗台上的试验。  他很浪漫,喜欢文学,能背许多诗,自己也写;他爱唱歌,会识谱,他是营部这些知青的精神领袖,逢年过节领着我们排节目。我们甚至排了一部小话剧《站台上》,是反映中苏人民友好的,他演一个苏联老工人。那是在珍宝岛事件之后。那剧本是我写的,他改的。  葬礼在营部前那片白桦林里举行。他的弟弟和他的未婚妻从伊春赶来了。他的弟弟比他高壮,像一个男子汉一样默默地流泪;他的未婚妻哭得没有站立起来的力量,由两个女知青搀扶着。全营的战士排着队,每人向深深的墓坑扔下一锹土。渐渐地他那桦木制作的棺材被掩没了。那几个几乎被倒落的桦木砸倒的知青痛哭失声。那是我经历的最难过的时刻。  那一天阴沉沉的,山林里起风了,呼啸着好像在呜咽。  那之后,奉营首长之命我写的关于这一事件的简报,送到了师部。根据首长的指示,师政治部组织了他的事迹的报道组,我自然身在其中。先在营里和他工作的连队进行采访,然后我领着报道组,去了他的母校伊春一中、东北农学院,他的老师都说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为他的死而惋惜。在“文革”中,因为是好学生也受到冲击,可他还是积极向上。毕业分配时,他是主动要求去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我去看望了他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流了许多泪,说自己的孩子为救别人而死,死得光荣!他的弟弟到山上采回鲜蘑菇,用鸡炖了给我们吃,说他哥最愿意吃这个菜。我没有去看他的未婚妻,不愿意打扰她刚刚平静的生活。  回来后,我写了长篇报道《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发表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兵团战士报》上,兵团政治部作出决定号召全兵团向他学习,省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在那篇报道中,我写他舍生忘死的壮举;我写他积极要求下连队锻炼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写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知青,他跑十几里的路,回营部取回他的新雨靴,剪成一块块,为大家补漏雨靴;我写他一次次为了工作推迟婚期,在牺牲的那一天早上,拿出一块准备结婚做被子用的花布,请一个女知青给连队每一个人做一个牙具袋。  死后,战友在他没寄出的家信背面看见了这样两句话:努力奋斗,与工农相结合,其乐无穷。为人民献青春,我心甘情愿。  我还写到,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主席“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的教导响在他的耳边,刘英俊、王杰等英雄形象耸立在他眼前,“随时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入党誓言涌上他的心头……  我还写到,他这一扑,表达了一个革命青年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这一扑,标志着一个知识青年沿着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攀上了共产主义高峰!这一扑,闪烁着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伟大精神的光辉!  我用现在看着都让自己脸红的虚华词句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一这个悲剧的发生完全是人为的事故。前面说到我们这个独立营是因边境斗争的需要而建立的,周围没有多少可以开垦的耕地,已经开出的土地打的粮食,连我们自己都养不了,更说不上给国家做贡献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跑马占荒”,把连队建在了林场的林地里,结果引发了土地纠纷。在土地官司中我们败诉,新建的连队不得不搬迁。在搬迁中发生了悲剧,他是这个悲剧的牺牲品,尽管他成了让人敬重和学习的英雄。我们时代造就了许多这样的英雄,英雄舍己救人的事迹不容置疑,但造成英雄的条件是值得反思的。这些年因为事故还不断涌现英雄,一些人总是把丧事当作喜事办。因为出了英雄,其他就微不足道了,这是更大的悲剧。这样的悲剧还让它演下去吗?!  在那篇报道中,我没有写一个专业水准很高的农学系毕业生,整日无所事事,只好在宿舍的窗台上进行栽培试验。他不得不要求下连队锻炼,在送别的路上,他对我流下了忧伤的眼泪。我也没有写他时刻思念着未婚妻,渴望着早一天回家完婚,却不好意思请假,也没有人关心他的婚事……我在想,如果他不死,也许早就当了农学专家、大学教授或农场的领导。他也会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我们现在得到的一切,他都会得到,荣誉、地位和相应的待遇。因为,他是我们之中的优秀者。  他所在的连队的知青爱他,自编了一部歌颂他的歌剧,在许多兵团连队演出,编剧和主演是我的同学,现在是一家旅游公司的老板。  那歌剧的主题歌中有他日记中的几句话:“站,就往高处站,站在时代的高峰。看,就要往远处看,看到共产主义未来。干,就要大干,彻底解放全人类:  那歌剧中还有一首歌《歌唱英雄金学和》在知青中流传许久,歌词是这样的:  是谁站在高山顶哎,好似青松挺拔郁葱葱。  俯首遥看万山红,红旗翻卷舞东风。  一曲高歌响四海,传遍大地震长空。  天上群星洒泪舞,巍巍兴安春雷滚,滔滔龙江作合声。  千山万水一个声,学习英雄金学和。  为人民而死重泰山,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紧跟毛主席向前进,誓让全球一片红!  这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英雄赞歌,现在唱起,还让我心潮澎湃。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接受这样的颂歌,但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强音。你可以不理解,但不必嘲笑你的前辈。  和金学和一个连队的战友舍不得他,在连队整建制南迁时,把他的坟也迁走了,打开棺材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的棺木下面还结着冰,遗体完好如初,表情还是那样安详。他们在黑河把他火化了,然后又埋在新连队附近的山坡上,原来他葬在兴安岭的北坡,现在葬在了南坡,真的温暧了许多。每到忌日和清明,连队的战友们都为他扫墓和烧纸。那已经成了这个连队的自觉行动。  现在这些知青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他的坟还孤零零地留在那个小山坡上。还有人为他祭扫吗?  去年他已经当了伊春市党史委主任的小弟弟金学权来找我,让我看一看他又重新整理的他哥哥的事迹材料。我说,不看了,心里难过。  亲爱的战友们,你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我还记着:金学和。  和父亲及兄弟在一起以上这篇文章发表于2008年初,先登在我的博客中,后被报纸转载。有的网友(刘德〕留下这样的话:“许多悲剧的发生,都伴随着英雄的出现。借英雄的高大身影掩盖悲剧责任人的自责,甚至用烈士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戴花领。虽然是无耻的行为却屡见不鲜。”还有的网友(石树〕这样说:“金学和活着肯定很有作为。他死得很壮烈,救了好几个战友,但那毕竟是场事故!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尽量减少死后再做文章。”  当然也有人不满意这篇文章,他们是非常热爱金学和的战友,他们不愿意我把这件产生了英雄的事件说成事故,他们认为这样写贬低了英雄。热爱英雄和尊敬英雄的人是永远值得尊重的。我爱金学和的那些战友,因为他们也是我的战友。我理解他们的意见,但我坚持认为恢复事情的真相,恢复历史的真相也很重要!为保护人民挺身而出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永远都是英雄。而保护这些敢于为人民而牺牲的人是我们更重大的责任。我们不能总失职。当然金学和牺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但是这样的事现在还在发生!不忘记过去,是为了不再发生。  5^叶落白桦林我所在营部的后面,有一片静静的白桦林。那林子中的树并不粗壮,也不密集。但每棵树都很美,树身挺拔,枝叶向上伸展,树干白得如雪,叶子青如碧玉,每个都是心的形状。那里是知青们精神的家园和爱的伊甸园。每天下了工,大家都往林子里钻,开始是一伙儿一伙儿的,后来就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在他们坐过的地方,有时你能捡到糖纸和果皮。自从发生了那件事后,谁也不敢再进这片林子了。  大约是在1969年秋天,那正是白桦林最美的季节,那绿色的叶子变成了金色,风一吹过,沙沙作响,好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早上我被撕裂人心的喊叫声惊醒:“有人上吊了!快来救人!”我衣衫不整地跑出去,跟着许多闻声赶来的人向营部后边那一片新盖的房舍跑去。跑近一看,一个人吊在房框子上,身体静静地垂着,头仰着,脸像纸一样的白,眼睛睁着,无神地望着那一片白桦林。  “快摘下来,堵住他的嘴,别泄了气,堵住肛门……”明白人指点着,这时闻讯而来了许多人,却谁也不敢上前。那时,我很勇敢。我冲上去,抱着他的腿往上举,以解脱脖子上的绳子。他的腿已经很凉了,但还没有硬,裤子、鞋、袜子很整洁。又过来几个人帮忙,我们把他从房框上摘下来,平放在地上。营部的领导也赶来了,指挥我们给他做人工呼吸。我有节奏地上下拉他的手,压他的胸腔。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气,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身体也慢慢地僵硬起来了。营部的医生又为他打强心剂,用氨气熏他……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他还是死去了。  这么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就这样完了吗?昨天我还看到他在这片工地上劳动,那身古铜色的肌肉,在阳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我的心不禁颤抖。  没有举行葬礼,也没人为他送葬。当天他就被埋葬在营部后面的白桦林里,他是我们营第二个死者,第一个是这一年春天为保护知青而牺牲的大学生金学和,也埋在这片白桦林里。为他我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后死者就不行了,他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换,他的棺材很薄很窄,这是连队的小木匠急急忙忙给他打的。他在哈尔滨的亲人没有来送他,他最亲密的女朋友也没有来送他。  这一切都因为他犯了“罪”,他正在接受审查,审查他的不是国家司法机关,而是营里领导派去的和他一样的知青。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营清查组成员,后来因为家里出了事,父亲被定为“走资派”,我从要害岗位清理到报道组了,专为报社写营里的好人好事,有政策水平的领导是把我当成“可教育好子女”安排的。清查组由一位东北农学院农技系的毕业生领导,他手下还有几个知青。他们很努力,一心要在这个以知青为主的青年农场抓出几个特务。当时,我们所在的黑河地区正进入大规模的“清查”运动,建设兵团也不例外。我们这个营所在地职工很少,结果知青也被审查了。他是在审查中“畏罪自杀”的,他的死是比“鸿毛还轻”的。这就是当时的逻辑。  他也是哈尔滨知识青年,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片密林深处的荒原。那时还没有大规模地动员上山下乡,但为了安置没有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就在这里建设了一座“哈尔滨青年农场”。这里离最近的城市黑河市,还有280里的车程,处于大山深处,边远偏僻。但100多位和我们一样豪情满怀的青年,来到这里开荒种地打井盖房。两年后,我们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来这里屯垦戍边,这里也被收编到兵团一师的一个营,大家都是兵团战士。  他没有成为被我们后来人尊重的“开国元勋”,是因为犯了错误,他和另外7个老知青拜把子兄弟,被定为“八哥们集团”。这8个人有工人子弟,也有干部子弟。他们的主要错误是聚在一起称兄道弟,打拳习武,喝酒抽烟。他是其中的二哥,这几个人都服他,人长得精神,又练得一身好肌肉,对朋友讲义气,还会吹笛子。在他们之中,他是德艺双全的。傍晚时分,这八兄弟常躺在白桦林的草地上,听他吹《苏武牧羊》,吹《满江红》;然后又大声地唱歌,唱“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唱“送君送到大路旁”,唱“呵,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唱“今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歌唱”……当时这些歌曲都是“黄色歌曲”,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反动歌曲”!这无疑使他们的错误更严重了。  不过知青们并不恨他们,还有人爱上了他们。也许这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有一个一起来的哈尔滨女孩子,爱上了吹笛子的二哥。她当时是这个农场的才女,人长得漂亮,还会写诗,她发誓要写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小说。二哥经常背着其他兄弟,领着她往白桦林里跑,他们跑得很远,回来得很晚。也许是为了丰富她的小说。她很喜欢苏联小说,比如《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写苏联共青团青年垦荒队的,那里面最让她感动的是青年们浪漫的爱情,这方面她还没有太多的体验。  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们集团”,清查组总是给他们派很重的活,伐木、打井、盖房、挑水,他们有的是力气,干得有滋有味,并没有消沉。然而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当时地处边境的黑河地区开始了以深挖“苏修特务”为重点的清查运动。军分区的一个领导在动员大会上说:“黑河地区可能有一个加强师的‘苏修特务’!”于是开始了“挖地三尺”的运动。连我们这样的知青农场也不能幸免。  刚刚从“文革”前线“解甲归田”的红卫兵又重新燃起斗争的激情,他们把“怀疑一切”的目光注视着仅有的几个老职工和先他们而来的老知青。农场一个姓栾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怀疑为对岸派过来的情报员,而“八哥们”可能是她发展的小特务一因为他们喝酒时说过,“将来有钱了,到对岸看一看”。他们还经常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做着投修的梦想。这样一来,老栾太太被抓了起来,“八哥们”也被隔离审查了。老栾太太挺刑不过,用罐头碎片剖腹自杀了。这样“八哥们”就成了重点,不分昼夜地提审,然后就是更重的劳动惩罚。然而他们怎么也说不出来是怎样当特务的。后来,老八挺不住,开始编故事了,把老栾太太如何组织他们为对岸提供“军事情报”,说得神乎其神。而爱吹笛子的老二默默地忍受着,从来不乱说,但是作为重点人物的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时他盼着她能来看他,然而她没有来。也许是不敢来,也许是人家不让她来。  他终于盼来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长长的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也许是劝他认识错误,坦白交代;也许是宣布他们爱情终结……也不知道这信是自愿写的,还是别人要求她写的。  当时,我们报道组和清查组是邻居,一栋板夹泥的房子,他们住那头,我们住这头。那边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听清查组的人说,那女的写给老二的信特感人。谁看了都得掉泪。  迟景铁没有死,他像山上的树一样还站立在风雪中看完信之后,他默默地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拿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让看守他的小知青到小卖店买了几瓶罐头,有肉罐头,也有水果罐头。然后他请关在一起的小哥们吃了一顿饭。当时他没吃多少,只是静静地望着大家。天黑之后,他整理了自己的东西,把能穿能用的都装进了一个黄背包,然后又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了。天亮之后,看守他的小青年发现他没了,就大声呼喊起来,我披着衣服就跑了出来,后来在那间新盖的房框子里找到了他。  在度过一个漫漫长夜之后,大约是在黎明时分,他离开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唯一维系他希望的爱情线也断了,他沉落了,如那片白桦林中轻轻飘落的一片叶子。  他的死使他的女朋友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以后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再也没有了消息。没有人追查他的死因。后来黑河地区那场清查运动,以数百人的非正常死亡为代价,草草收场了。因为有城市“革命经验”的知青的参加,黑河的清查运动更加惨烈,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清查组那几位知青哥们看侦探小说太多了,他们在心里编织了一个特务联络网,他们还让我看他们绘制的一张图,上面有附近林场和居民点的位置和每一个点的联络人。他们判断,“八哥们”是通过“二毛子”老栾太太和对岸挂上钩的,然后“八哥们”和附近各点的特务联系,目的是收集驻军和建设兵团的兵力部署。他们很有信心,如果在最单纯的“哈青农场”能突破这个特务网,整个黑河地区的特务就可以一网打尽了。我的战友们按老八的交代,老二是核心人物,据说还有一部电台!他们梦想突破哈青农场的特务网,然后立了大功,到北京受奖,最后调到边防部队,成为真正的军人!他们的想象力和逼供信的能力毁了老二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当然他们不是元凶,就像“文革”中许多红卫兵逼死人命一样。但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否应该忏悔?在许多许多知青回忆文章中,我们都是受害者,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害人者。作为当时这个事件的见证人,我没有和他们一起干傻事,不是我成熟,而是已经不被组织信任了。其实在清查的初期,在我还没有被清理出清查组前,我是批斗过农场的走资派的,性质和我的战友批斗“八哥们”是一样的,只是没逼死人命而已。这也是我永远的悔。  两年以后,我们所在的营因无地可开,全部撤走了。英雄金学和的坟被他所在连队的知青迁走了。他的坟,没有人迁,即使迁也找不到了,当时没留下任何标记。草绿草黄,树枯树荣,岁月无情,淹没了许多美好或痛苦的记忆。后来“八哥们”所在的连队迁到了五大连农场0师5团〉,大家还干着种地的活。那时清查运动已烟消云散了,那位领导清查的大学毕业生也回到家乡农技站工作了。有一年他出差到五大连池农场,住在招待所里,半夜时分突然有一些蒙面人冲进他住的房间,把他一顿暴打。第二天清晨,伤痕累累的他悄然离去了。这是谁干的?没有报案,也没人查案。有人分析,可能是因为“八哥们”的那个案子,他得罪了许多人。其实,他也是代人受过。  3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叫迟景铁,那个健美多才的哈尔滨知青。我也还依稀记得起他女朋友的样子。不过我不想说了,怕引起他们亲人的痛苦。  前些年我曾回“故乡”看过,当年的营部现在是个村落了。村后的那片白桦林还在,树高了,林密了,那草地上还星星点点地开着不知名的小花。我远远望去,仿佛听到了他的笛声,听到了他和她的笑声。  这篇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当年当过我们连连长的陈永祥给我打过电话。他1966年春天带领着100多个哈尔滨青年在那片残雪未消的山沟里刀耕火种,挖井建房。他曾是迟景铁的直接领导,返城后在哈尔滨的一个区的工商局工作。他说,哈青的老知青许多人看到了这篇文章,他们特别感谢我说出了历史真相,给了迟景铁和“八哥们”一个清白。他说,迟景铁的女朋友也看到这篇文章,返城以后她隐名匿姓落户在一个小县城里,她不想再见到当年的战友。但这篇文章让她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回到哈尔滨找到了老陈,请他把她写的关于哈青生活的书转给我,也许想让我知道更多的历史真相,也许想让我知道她和迟景铁之死的关系。  那是用青春和眼泪写就的文字,让我感动让我伤怀。她的文字确实不错,但那是一部尴尬的作品。说是纪实,她没有说出所有的真相,连人名都是虚构的;说是小说,又缺少文学架构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我写信对她说,是写纪实,还是写小说,你要有勇气做出选择。我又说,无论怎么写,你不是罪人,而是受害者。忏悔可以,但不必缠绵于痛苦的自责中,光明在前,应该为死去的人活好现在的每一天。  她没有回信,也没有再通过老陈和我联系。  6^迟到的怀念我们离开北大荒巳经40多年了,可是他永远留在了那片黑土地里。如今他的坟和碑也被山林和荒草深深地掩盖了,留给我们的只有迟到的怀念。  我和他在一个地方下乡,都是1966届老高三的。他小学和中学是在上海读的,高中毕业于哈尔滨9中。他比我们早两年来到这大小兴安岭交界的密林深处,参加了创建这个哈尔滨青年农场的最艰苦的劳动。因为他是“开国元勋”,我们这些后来人对他都很尊重。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圆脸上挂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言语不多,见人总是先笑,很儒雅的样子。但眼神很忧郁。他衣裳很破旧,上面总是沾满泥土,显得很劳碌。和他一起来的同学都说他很能干,不怕吃苦。我和他不在一个连队,只是擦肩而过的时候相视一笑而已,好像一句话也没说过。  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69年春天,那时珍宝岛战斗已经打响,地处黑龙江边的我们兵团连队已进入紧张的战备状态。临江的老百姓正在后撤,一列列的军车正向边境集结。我们这些带着保卫边疆的誓言而来的知青个个义愤填膺激情燃烧,已做好了为祖国献身的准备。那时大家已没有心思种地,就准备打仗了。这时上级来了命令,要把“8种人”撤到30里外的后方,防止在未来的战争中这些人“反水”。何为“8种人”?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这些人在那个时候都被当成了小学生闫启庸“敌人”。可我们这个清一色知青的部队,哪有这些人?最后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领导,把这“8种人”家庭出身的知青,一律撤走了。  这对这些热血青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说实在的,这些青年,当年积极报名下乡,就是要回避城市里的“文革”运动,摆脱家庭的影响。他们拼死拼活地劳动就是想争取一个和其他青年一样的政治前途。然而在他们要为祖国献身的时候,他们被当成了失信的“另类”。他们的脸上好像被刻了字。他们的心在流血!我们也为之难过。当时,我很紧张,生怕被撤走,后来领导说,你父亲是“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和“走资派”还有区别。真的很悬,我吓出一身冷汗!  他也在被遣送的二十几个人中,据说是因为他早已去世的父亲是伪官吏,他的姐姐、姐夫是技术专家、“反动学术权威”,当时正在被审查。和他一样命运的还有我的几个同学,都是因为所谓的家庭“政治历史问题”被撤走了,如省劳动局长的女儿、当省政协委员的资本家的儿子。我们是一起主动报名下乡的,其实他们都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女,我知道他们的血和我们一样鲜红!1969年的6月20日,那一天下着雨,烟雨苍茫,大山也隐没在雾霭中了。被遣送的知青在营部集合,他们背着行李,提着脸盆,低着头站在雨水中,泪水和雨水一起在他们脸上流淌。我们许多人都赶到营部为他们送行,大家像生离死别一样痛哭不止。他没有哭,夹着一个小行李卷上了汽车,脸色苍白、双目无神地注视着远处黛色的山林。  他们早上从我们的哈青农场出发,站在敞篷大卡车里颠簸了一整天,先到了黑河,然后又背着黑龙江南行,晚上才到达马场(独立2营他们刚下车就一个个被保卫组找去训话,女知青害怕得要命,可他不卑不亢的,很镇静。第二天,他们被分到新的连队,又开始了更艰苦的劳动。  我们没被遣送的这些兵团战士,期待的为国捐躯的时刻没有来临。边境又趋于平静,又恢复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劳动。一年以后,我离开了哈青农场(独立1营〉,调到佳木斯兵团总部的报社工作。后来听从黑河来送稿的通讯员说,他死了,死于一次打井的事故,怎么死的不得而知。通讯员也没写关于他的稿子。当时我难过了一阵,感叹人生的不公,后来渐渐淡忘了,因为更多知青的先进人物记在我的脑海里,连他的名字也渐渐遗忘了。  岁月如梭,不经意间我返城也快20年了。我常心怀不安,因为当年我曾通过宣传知青典型,拼命鼓吹扎根边疆,可我自己1976年就返城了。在北大荒的8年经历成了我革命的资本,可还有许多知青也许是信了我的话而留在北大荒,他们还过着艰辛的日子。我的良心时常隐痛。这时在省作家协会当主席的我,下决心要为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写一部书。1994年夏天,我又来到了锦河农场,当时我下乡的哈青农场和后来他们被遣送的那个马场都划归了锦河。我在翻看场史的时候,在革命烈士的章节里发现了一个名字:  阎启庸。  啊,就是他!我的眼睛一亮,然后又被泪水模糊了。  当知青时的主人公那悲壮的一幕发生在1970年2月20日。阎启庸和3个青年执行打井任务,那是一种最古老的方式,要用人工刨,然后再用筐向上运土。当挖到6米深的时候碰到了岩层,需用炸药爆破。阎启庸领着17岁的鹤岗青年姜云雷背着包扎好的炸药包,通过缆绳下到井底。他们仔细埋好炸药和雷管,阎启庸又认真地检查一遍,然后被井口的战友摇了上来。正在井下的高云雷点燃导火索后,阎启庸又和另外两个知青迅速把他用辘轳摇上来。  当姜云雷解开绳子就要离开井沿的那一刻,他脚一滑又掉进黑森森的井里。这是千钧一发之际,导火线在丝丝冒烟,摔昏的姜云雷危在旦夕!阎启庸毫不迟疑地抓住辘轳上的井绳就往下滑。一下子就落到了井底。  这时井下烟雾弥漫,也许他首先想到是拔掉导火索,但是没有实现。他马上用绳子挂住了姜云雷的腰,拼命呼喊井上的人快摇辘轳,他双手托着小高往上举。边推边喊:“快!快!”  当小姜刚离开井口那一刻,井下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沙石和炸碎的阎启庸的躯体从井口喷出,染红了那一片雪地。巨响之后,一片宁静,接着是让天地动容的哭声。姜云雷和两个战友得救了,而阎启庸永远地融化在这片黑土地里。  那一年他只有25岁。  全连的战士都赶来了,他们都跪在那片染着阎启庸鲜血的雪地上痛哭。他们的哭声在冰冷的荒原上久久回荡。  这时天上的太阳暗淡无光。  噩耗传到哈尔滨,阎启庸的二姐阎启芳从哈尔滨赶到连队处理他的后事,全连的青年都围着她哭。他们说,启庸是我们最好的哥哥。他们对二姐说,冬季上山伐木,他总是把工具扛在自己肩上,来回70里路,他的棉衣都被汗水湿透了。晚上我们睡觉了,他还为我们磨锯。春天盖房子,他下到没膝深带冰碴的泥水里搅拌。关节炎犯了,疼得睡不着觉,他用烤热的砖热敷,第二天照样跳到泥水中干活。他曾用自己省下来的钱买奶粉送给生病的战友。有时吃饭时班里分的菜少了,他只拿一份干粮悄悄退到一边去吃。出事的那一天中午,他也没吃菜,拿着两个馒头提前来到工地。  但是,他们没有说到,阎启庸一直受到歧视,他总干最苦最累的活,但从来没有受过应有的肯定和表扬。他看到一个知青吃不饱饭,主动把自己的粮票送给他。连里有的干部在全连大会上公开批评他,还警告其他知青不要被他拉拢腐蚀。  启芳对大家说,弟弟从小就是这样助人为乐。他在上海读书时,我们住的四川北路有条小巷地势低洼,一下雨那里的水没膝深,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启庸,总在那里扶老人过路,背小同学过水。在新泸中学读初中时,一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他爬起来就往学校跑,回来时浇成了落汤鸡。第二天,学校出早操,老校工走到他的面前说:“就是他!”他红了脸。校长当着全校同学,表扬他昨天晚上在风雨中把学校所有没关好的窗子都关上了。  阎启庸像一头牛背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赎罪般地辛勤地劳作在北大荒的土地上。他以真诚的心善待每一个人,甚至为了保护战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可在当时他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当时,他所在单位也向上报告了他为掩护战友而英勇牺牲的经过,可是上面不同意追认他为烈士,不能对外宣传他的事迹,连知青们写的“向阎启庸学习”的标语也被撕掉了。连里只是简单地开了个追悼会,他就被草草地埋在了连队附近的一片树林里。一切因为他复杂的家庭出身,他父亲是当过县长的伪官吏。  但是,亲眼所见他为战友牺牲的干部战士不断向上级反映他的情况,基层组织也尽了最大的努力,5年后的1975年11月11日,省政府下发文件批准阎启庸为革命烈士。  因为当时已经查清阎启庸的父亲阎伯时先生是一位进步人士,他在担任蒙江县(现靖宇县)县长时曾为杨靖宇将军资助过军用物资,因此受到日伪政府的追捕,他只身逃往兰州,客死异乡。  尽管知青都走了,但农场的职工并没有忘记阎启庸,他们把他的事迹写进场史,印成材料教育后代。农场医院的医生郝文东历时10年收集阎启庸的生平事迹,并积极建议在场部的锦山公园为烈士立碑修墓。我那次采访时就住在公园旁。这里有座小山,绿树葱郁,亭台楼阁掩映其间,山顶上还有一个当年知青挖的人工湖,碧澈清幽。有朝一日,阎启庸能安睡在这锦山湖畔,当是令人欣慰之事。  战友们来到他的墓前悼念  2009年夏天,我又回了一趟锦河农场。这里交通方便,和黑河市只有半小时的车程,进了农场首先被一座古香古色的门楼吸引,上面有作家梁晓声题写的“锦河农场”几个大字。他也是在这里下乡的哈尔滨知青,后来到复旦大学读书了,那时阎启庸的事迹他还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把他写进知青小说的。现在这个农场已经成了向对岸俄罗斯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出口蔬菜的基地,也成了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影视拍摄基地了。我又向场部的领导说起阎启庸,问到了他的墓地,他们说,还保留在原来他连队所在的那片山地里。那个井已经废弃了,但坟还保留着。保留在原地,将来也可能成为旅游点。  这么多年过去了,最思念阎启庸的是他的亲人。10多年前,我最早在当地报纸上宣扬他的事迹时,他的二姐阎启芳就给我打过电话,表达了他们一家的谢意。我说,我写得太晚了。我和阎启庸也是战友啊!看了我的文章后,当年他的战友中许多人又回到了马场当年的老连队寻找阎启庸的墓地,还好,当地的老乡还有人记着这个地方。坟已经荒芜了,但形状还可见。一伙又一伙的回访知青为老战友的孤独和寂寞而泪洒山林。  2011年8月10日,76岁的二姐阎启芳夫妇终于在分别41年后来到了弟弟阎启庸的墓前。哈尔滨知青联谊会的10多个老知青陪着他们进行了这次安魂之旅。他们坐着场部派的汽车来到公路的尽头,然后又换乘小型农用车,摇摇晃晃地穿过泥泞的乡间路。他们又徒步走进这片长满松树和白桦的树林,终于看到了耸立在林间那个简朴的墓碑和一座盘坐在林地的坟墓,那上面新添了土。昨天场部已派人清理过了。阎大姐和知青们在林子里采了些野花,然后编了个花圈,摆在了阎启庸的坟上。他们又燃起黄纸,那纸灰如蝴蝶一样飞上天空,飘得很高很远。老姐姐说,启庸啊,我们来看你了!  老知青们说,启庸啊,我们经常想着你!我们就是活着的你,大家还会来看你!  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英雄终于等来了迟到的怀念。  一个屈辱的灵魂终于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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